禁书解题之《尚书；春秋；左传；国语》

清风居士

禁书解题之《尚书；春秋；左传；国语》



　　●《尚书》



　　◇一在古老的原始社会里，由于没有文字，因而就无文献可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也随之出现。到了商代，据文献记载，已经有了正式的文书记录和司掌此职的史官。西周以后，史官制度渐渐完备，各个朝代的文献也被收集起来，这就形成了《夏书》、《商书》、《周书》、《虞书》。这些文书统称为《书》。这部合虞、夏、商、周四朝文献于一体的《书》，到了西汉时，就被称为《尚书》了。“尚”就是“上”的意思。称之为《尚书》，实际上就表明了这是一部记载上古历史的书。
　　《书》在西汉时不仅改名为《尚书》，而且还被列为五经之一，因而它又被称为《书经》。
　　为什么《尚书》被列为经典呢？这是因为传说这部书是孔子整理编纂而成的。事实上，这种说法未必可靠。从宋代开始，这种说法就遭到了人们的普遍怀疑。因为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尚书》中的某些篇章出于战国后期，也就是在孔子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有的，这就说明孔子没有编纂整理过《尚书》。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尚书》是古代史官集体编写的。
　　◇二西汉流传的《尚书》分为《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两种。所谓《今文尚书》，就是用西汉流行的隶书书写的。据载，《今文尚书》主要出自老儒生伏生。伏生本来是秦朝博士，秦末战乱时，他把《尚书》竹简藏在墙壁里。等到战乱平定以后，他重新取出，但已断烂不少，只得二十八篇，用以教授学生。汉文帝曾派掌故晁错到伏生家里学习，把伏生讲授的《尚书》记录下来，带回朝廷。经过相互辗转传授，伏生的弟子形成了《尚书》学三家，即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在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期间，先后立为博士，列为学官。汉武帝时，民间又献出《泰誓》。这样，《今文尚书》一共有二十九篇。
　　所谓《古文尚书》，就是用先秦六国时的文字书写的。汉武帝末年，鲁共（恭）王刘余扩建宫室，坏孔子宅，从壁中得到了用科斗文书写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经过孔子的后裔孔安国校读整理，除二十九篇外，多得十六篇。其实，《古文尚书》的来源并不只是孔子壁中书，还有孔安国家传本、刘向的“中古文”、河间献王所得本等。
　　由于《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存在着来源、版本、书目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引发了汉代著名的今古文之争，这场争斗几乎与东汉相始终。
　　自从孔安国将孔子壁中所得的《古文尚书》加以整理并献给朝廷后，由于《今文尚书》为一般学者所信赖重视，《古文尚书》一直得不到重视。到西晋永嘉之乱时，《古文尚书》全部亡佚，仅存书目。当然，在永嘉之乱中，《今文尚书》也没有逃脱厄运。
　　然而，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又献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多出二十五篇，又从伏生所传的各篇中分出四篇，并作序，共五十九篇。此书流传极广，唐代孔颖达为之作疏。但从宋代以来，很多学者都怀疑此书是伪书。到了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　引经据典，　列举了182条证据，　终于揭穿了梅赜所献的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多出的二十五篇是伪作。梅本《古文尚书》被学术界定为伪书，称为伪《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尚书》本是《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与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的混合本。一般认为，伪《古文尚书》篇目为：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汤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泰誓、武戍、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皆命、君牙、■命等篇。其中太甲、说命、泰誓各有上中下三篇，共二十五篇。
　　《今文尚书》篇目为：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共二十九篇（梅赜从《尧典》中分出《舜典》，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增加四篇，成为三十三篇）。
　　今天，学者一般认为，《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是可靠的材料，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不可信。
　　◇三《尚书》中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各部分的篇目如下：《虞书》：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
　　《夏书》：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
　　《商书》：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城、洪范、旅獒、金?、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君牙、■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如果剔除伪《古文尚书》的篇目，《尚书》中《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所属的篇目则是：《虞书》：尧典、皋陶谟，共二篇。
　　《夏书》：禹贡、甘誓，共二篇。
　　《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共五篇。
　　《周书》：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多方、立政、顾命、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共十九篇。这些篇章用诰、谟、誓、命、典等名称，记述了虞、夏、商、周统治阶级的各种政治活动。诰是国君对臣下要求的训示；谟是臣下对国君的谈话；誓是国君兴师动众的誓词；命是册命或者是国君的某项命令；典记载重要史事的经过或某项专题史实的记录。
　　就可信的《今文尚书》二十九篇而言，它们涉及到了上起尧舜，下至春秋秦穆公，比较可信地反映了上古时代我国的政治、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情况，具有不可否认的文献价值。
　　《虞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反映的是尧舜时代的政治历史。《尧典》记录了几次议事会的情况。尧在一次会上提出了三项议题，即讨论主管历法、政务、治理洪水的人选。于是四方酋长展开讨论，最终决定了几项重要的人事安排。《皋陶谟》也是一次会议记录，舜和他的助手皋陶、禹畅所欲言，就政治、人事等问题发表见解。会议终了，音乐奏鸣，舜与大家唱和酬对，相互勉励。这两篇作品都反映了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的民主议事制度。
　　《夏书》中的《禹贡》和《甘誓》反映了夏代的两件大事：禹治洪水和夏王伐有扈。《禹贡》不仅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同时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古代地理名著。文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山水、物产、土壤等方面的情况，也记载了当时以冀州为中心，将全国划分九州的行政划分情况。对研究我国农业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甘誓》反映夏王伐有扈的战争情况，表明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已被废弃，战争代替了民主协商。这是研究中国上古社会制度演变的可贵资料。
　　《商书》中的《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反映了商王朝的发展过程。《汤誓》记载了商王朝的建立；《盘庚》、《高宗肜日》记载了商王朝的中兴；《西伯戡黎》、《微子》记载了商王朝的衰亡。其中的《盘庚》尤受后人重视。它记载了商王盘庚在迁都问题上的三次谈话，完整地记叙了迁殷的经过及其在迁都问题上存在的各种矛盾。这是一篇殷商时代的原始资料，是今天人们研究殷商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周书》中的十九篇，在《尚书》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从《牧誓》到《顾命》的十五篇，是周初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历史记录。《吕刑》、《文侯之命》、《费誓》所写的历史，现在还不能确定。《秦誓》非常明白，是秦穆公在与晋国的■之战失败后，有感于自己一意孤行，不听劝阻，结果一败涂地，因而自责悔恨的作品。《周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写周王朝建立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周王朝建立后所采取的巩固政权的措施。周朝历史上有名的事件，诸如灭商战争、平定武庚禄父及三监的叛乱、周公执政、周公还政于成王、成王之死与康王受命等，都记载在《周书》中。通过《周书》，我们基本上可以掌握周王朝由兴而盛的全部过程。
　　《尚书》是我们研究上古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学者研究上古史，很多史料就来源于《尚书》。因此，千百年来，它一直深受人们的重视。西汉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就引用了《今文尚书》中的二十二篇。有的全载，有的节取一半。由此可见其史料价值。
　　同时，《尚书》又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在《尚书》中反映出来的许多思想与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至今还闪耀着光彩。例如原始的民主思想、天人感应观念、明德保民思想、大一统思想、五行观念等，它们在《尚书》中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反映。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就不会不发现它们的影响。
　　《尚书》自古以来都以难读艰涩著称。唐代韩愈在《进学解》中就感叹过：“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这一方面是由于时代久远，社会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再加上《尚书》在流传过程中不断错简、漏简，出现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与口语有着巨大差别的缘故。
　　尽管《尚书》是一部历史著作，也尽管它语言古奥难读，但是，它还是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如《盘庚》中的一段话：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
　　这段话是商王盘庚对群臣的训话，大意是说：不是我失德，是你们对百姓隐瞒我的美德，让他们不怕我。对你们的用心我清楚得如同观火，你们以为我没办法，因而胡作非为。你们要知道，像网结在网绳上，方可不出乱子；像农民辛苦种田，秋天才有好收成。这段话中用了三个比喻，非常形象。洞若观火、有条不紊成了今天还常用的成语。此外如《秦誓》中秦穆公的感叹：“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难哉！”不仅传神，而且还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禁锢人们的思想，　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史官非秦记者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禁毁书籍事件，《尚书》与《诗经》等一道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被禁毁书籍。

清风居士

　　●《春秋》



　　《春秋》是中国古代的“五经”或“六经”之一，其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子。据《孟子·滕文公》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杀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这就是说，孔子是有感于人心不古，世衰道微而写作《春秋》的。然而，东汉的班固又另有说法：“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班固没有直接点明是孔子作《春秋》，而认为是古代记事的史官写的，而且《春秋》与《尚书》是两部侧重点完全不同的书。过去，人们对孔子作《春秋》深信不疑，因为孟子已言之凿凿，但近代以来，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并提出了许多证据，说明不是孔子所作。但是却又认为，《春秋》可能经过孔子的修改。不管《春秋》是孔子所作还是他修改的，在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否定他的著作权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认为，《春秋》的著作权部分属于孔子。
　　《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以鲁国为中心，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大事，全书共一万六千余字。
　　《春秋》按照鲁国的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的顺序来编年写史。它基本把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大事反映了出来。记载了这段时间内发生在各国的政治、军事活动及一些自然现象，同时也体现了孔子对历史的看法。从书的内容看，政治活动，特别是诸侯争战和会盟所占的比重较大。其中征战占百分之四十，会盟占百分之二十，朝聘占百分之二十，日月食、病虫害等灾异占百分之十，婚丧祭祀等占百分之十。
　　《春秋》的一大特征是简略。它记事每事一条，每条最多不过几十字，少的只有一字。短的如隐公八年的“螟”，僖公三年夏六月的“雨”等。最长的一条是定公四年所记的：“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总共四十五字，其中近四十个字记的是诸侯或周天子大臣的名字。《春秋》所记载的事仅仅是纲目，不叙史实过程，类似大事年表，索解很困难，所以王安石斥之为“流水帐簿子”。
　　说到《春秋》，就不能不说到后世许多人都认为是《春秋》最重要的特点的“微言大义”。什么是微言？就是后人读《春秋》时，说孔子写作或笔削《春秋》这部书的目的在于用历史事实褒善贬恶，但不明言褒贬，而是在字里隐藏着。因为用意深藏不露，所以叫微言，说这是《春秋》的“书法”。所谓大义，就是指孔子在微言中隐含的用意，即用史事的表述体现出来的孔子的思想态度（按传统的说法，孔子的思想态度是贬乱臣贼子、大一统、尊王攘夷等）。概言之，微言指的是《春秋》的语言特点，大义指的是孔子的思想态度及用意。
　　最早提出微言大义的是战国西汉的学者。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因为“周道衰废”，所以就要“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也就是要“拨乱世反诸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方法是“据鲁、亲周”，就是尊崇周室之意，“故殷”，一作“故宋”，宋为殷后，用意相同，即以宋为故国，待遇比其他诸侯国为优。“拨乱反正”就是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世。更早的《公羊传》、《谷梁传》则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大义是尊王攘夷，王是周天子，夷指楚、吴。同时还认为，孔子有“大（推尊，尊崇）一统”、“讥世卿”等等。
　　对于《春秋》中有没有微言大义的争论自古以来就停止过。一派主张有，这以战国、西汉的公羊派学者及一部分儒生为代表；一派主张无，这以唐宋的一批疑古派和近现代学者为代表。
　　我们认为，不管《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其中的某些地方确实存在着“微言”。例如鲁隐公是被鲁桓公杀掉了的，《春秋》在隐公十一年书为：“冬，十有一月王辰，公薨。”这个“薨”字没有提到死的地方，也没有提到死的原因，好象是正常死亡，显然作者是有难言之隐，不敢直书。然而，这种以一字记事的办法，跟《春秋》的一般写正常死亡的写法，诸如“公薨于路寝”、“考终吉”不一样，给人一种非正常死亡的感觉。又如践士之盟，这是晋文公召集周王以会诸侯，是典型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举动。晋文公是周王之臣，但晋文公却以臣召君，这于礼是不合规矩的，但周天子又不敢不应召。于是，《春秋》就书为“天王狩河阳”。这表面上看似是周王的一次寻常出狩，但细致一想，河阳距王都脘，按理不是周王寻常的出狩之地，细究自可体会出其深意。又如一些词的运用，如征、伐、讨及小归、取师、弃师、歼、戕、用等，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不同的感憎爱分明倾向。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后人的穿凿附会。为什么呢？这不能不从《春秋》的史料来源谈起。《春秋》可以肯定不是孔子的独立创作，在孔子之前，可能有一部类似于《春秋》的著作。这部著作中，记载的都是鲁国的旧史。由于这部旧史的作者出于不敢直书以及材料来源本来有限，再加上流传过程中的脱简漏简等原因，孔子用来写《春秋》时已错漏百出。《春秋》写成后，本身又存在着一个不断脱简漏简等问题，所以，后人看到的《春秋》就有了很多脱漏。我们这样说，实际上是认为，《春秋》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其实是《春秋》本身由于文体的简略、流传中的错漏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格■不通，不易索解，而非孔子的主观行为或明确的写作目的。例如《公羊传》和《谷梁传》以《春秋》书日月与否为褒贬。因此，在解释《春秋》中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营，辛未取郜，辛已取防”的时候说：“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公羊传》往往说《春秋》中记载诸侯取邑是不记载具体日期的，《春秋》中的这条记载打了他的嘴巴。为什么别的地方不记载具体日期，而这里又记载了呢？《公羊传》的解释是一月之中取两邑，而且这样写，是为了显示出鲁隐公罪恶的严重。然而，《公羊传》又一向认为，《春秋》是一向“为尊者讳”的。这不禁让人提出疑问：在这里为什么《春秋》又不“为尊者讳”了呢？由此可见，《公羊传》的解释实在过于牵强附会，也太互相矛盾了。其实，《春秋》有的地方不书月日，不是作者不想书，而是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连作者也不清楚了。公羊家据此大作文章，实在有点可笑。又如，公羊家说，孔子作《春秋》的大义是为了尊王攘夷，据此还认为孔子具有“大一统”、“讥世卿”思想。先秦并无“一统”观念，三代虽有最高国君，但各国林立，并不统一。春秋时代，吴、楚等国先后称王，与周王室并列，孔子亦未主张一统天下，只是要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从而维持着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制度。一统说当出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汉代的一些公羊家根据秦汉间流行的一统思想，认定孔子也具有一统观念，这就与事实严重不符，违反历史的真实了。
　　从汉代以来，《春秋》就被人推崇备至，被列为经，认为是史家修史的理想范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千百年以来，人们用尽心力去研究学习它，却多不得正解，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恐怕该是对它进行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清风居士

　　●《左传》



　　《左传》，亦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书名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这部书的不同看法。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的记载，这部书原名《左氏春秋》，意思是一位姓左的人写的“春秋”。“春秋”在当时是史书的通称。称之为《左氏春秋》，实际上是认为，这是一部与孔子的《春秋》没有任何关系的独立的历史著作。西汉末年，刘歆改称这部书为《春秋左氏传》。传的意思是解释，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对经作解释说明。称之为《春秋左氏传》，实际上是认为，这是一部解释《春秋》这一经典的传，而非一部独立的历史著作。所谓《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从汉代以来一直就争论不休，迄今尚无定论。
　　此书的作者是谁呢？历史上的说法出入很大。司马迁和班固明确地认为，《左传》的作者是盲人左丘明，并说左丘明是鲁国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不过，很多人都不同意这一说法。清人认为，《左传》是西汉刘歆从《国语》中取出材料，然后按照《春秋》编年而成。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吴起所作。说法纷纭，莫衷一是。《左传》所记的年代与《春秋》相似。《春秋》记载的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而《左传》记载的是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　比《春秋》多十三年。看起来两书所记的历史时间差不多，但《左传》的篇幅和内容远非《春秋》所及。
　　与《春秋》一样，《左传》也是一部编年史。它广泛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各主要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文化、商业等方面的情况。它具有以下文学特征：首先，《左传》描写了大量的战争，而且很善于描写战争。春秋时期一些主要的战争，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ゾ之战、晋楚■之战、齐晋■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等，都在书中有非常详细而生动的描写。作者在描写这些战争时，都不是单纯地描写战争，而是把战争放在政治、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激烈冲突中去描写，而且写得跌宕起伏，首尾完整，重点突出。例如晋楚城濮之战，这是发生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决定晋文公霸主地位的一次大决战。作者先把晋、楚两国的政治、君臣情况、外交斗争以及兵力、士气等作为重点加以介绍，写出晋国的主动与楚国的孤立，然后再用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战争过程，中间还有一些戏剧性的描写。这样写来，读者对人心的向背、战争的准备等看得清清楚楚，不等双方交战，早就意料到了战争的胜负，从而显得重点突出。又如齐鲁长勺之战，《左传》中是这样描写的：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这一段文字仅有二百多字，却写得有头有尾，情节起伏跌宕。作者写战争的过程只有短短的一段，而其他三段全描写战前战后的情况。既有战争基础的探讨，又有战后的深刻总结。语言简洁精炼，不枝不蔓。而且曹刿的自信谨慎，有勇有谋的形象跃然纸上。
　　其次，《左传》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具有独特的成就。它所刻划、描写的人物很多都性格鲜明，生动传神。作者往往把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简短的语言行动的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而不是作静态描写。例如现在常常出现在各种课本中的那段对郑庄公与共叔段斗争的描写就很说明问题。郑庄公虽然做了国君，但却受到了母亲姜氏和弟弟共叔段的内外夹击，当共叔段在自己的封地内大肆扩张，扩大势力，许多大臣都在替郑庄公的命运担忧时，郑庄公却不动声色，只简单地对大臣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等到共叔段自认为羽毛丰满，与在都城中的母亲姜氏里应外合，准备进攻都城，把郑庄公赶下台时，郑庄公知道消息后，只说了两个字“可矣”，并一举粉碎了姜氏与共叔段的阴谋。本来，郑庄公已发誓一生不见母亲姜氏了的，并说过“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话，不久，却又挖地道，在地道中与母亲相见。郑庄公不动声色，是因为觉得铲除弟弟的时机还未成熟。“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的话表明了他深有城府，老谋深算。等到共叔段正式起兵时，他说的“可矣”二字表明了他已等了很久了。为什么郑庄公要等到共叔段正式起兵时才收拾他，而不早早动手？这也是他老谋深算的表现。他这样做，可以表示自己是不得已，自己不必担当任何罪名，舆论无话可说，否则太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了。当他在后来发现与母亲有裂缝，有损于自己的形象，可能担当不孝的罪名时，他马上改变了初衷，与母亲重归于好，向公众树立起自己孝子的形象。在这段描写中，郑庄公的一言一行无不表现出他那老谋深算、虚伪狡诈的性格。《左传》中，类似于郑庄公这样的描写可以说比比皆是。
　　《左传》还注意描写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而不是静止不动的。晋文公重耳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重耳年轻时，重耳的父亲晋献公听信了宠姬骊姬的谗言，逼死太子申生，因而连累重耳。在随舅父和大臣们奔狄，经过卫、齐、曹等国时，重耳还是个花花公子。如在狄和齐时，娶妻生子，贪图安逸。在齐国，他又娶了姜氏，临走时不听妻子劝说，喝醉酒后，还用戈追刺舅父。这些情节，说明重耳天真、幼稚，且胸无大志。但是，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使他逐渐成熟，返国后终于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创立霸业的国君。他在城濮之战中“退避三舍”以报楚，在“践士之盟”中“出入三觐”等，无不表现了他的成熟与老谋深算。他的成熟与老谋深算使他最终成了春秋五霸之一。这样写来，不仅勾勒出重耳一生的大致轮廓，而且表现了他性格的发展演变。在《左传》中，有很多类似于重耳这样的例子。
　　另外，《左传》的语言既有精练传神的一面，又有善于辞藻的一面。在前面所引的齐鲁长勺之战的描写中，曹刿的语言简短而富有个性。如开头写曹刿答复乡人的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平静中含讥讽，表现了曹刿对达官贵人的轻视与自信。写入见后与庄公的问答，曹刿的语气舒缓冷静，表现了曹刿耐心探寻，并加以思考的情状。战场上，曹刿所说的“未可”、“可矣”、“未可”、“可矣”，充分表现了曹刿的果断有主见。最后曹刿在总结战争胜利的原因时，又表现了曹刿善于言辞，对战争有着深刻的见解。在叙述语言上，也充分表现了精确、简炼、传神的特点。如用“乃入见”表现毅然入见；用“公将鼓之”、“公将弛之”，表现庄公那种急于求成的急躁性格；“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用“视”、“望”分别表示下看和远眺，等。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表现简炼传神的特点。所以清人冯李骅《读左■言》说《左传》“凡声情意态，缓者缓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同时《左传》又有追求辞藻的一面。例如，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论乐：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这里，作者用了大量的排偶句来排饰语言，显得华美而流利。季札仿佛不是在评论《颂》，而更像是六朝人在作赋。正因为如此，所以韩愈在《进学解》中说“《左氏》浮夸。”
　　《左传》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及思想价值。
　　《左传》的史料价值主要有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史料的真实性。《左传》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它所写的一些人物和故事以及军事、外交、宗教、贸易、经济等方面的情况，都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有史料来源的，其中的大多数都是真实可信的。而且由于产生的时代较早，又不是官方史书，因而较少忌讳，可以比较自由地写作，不必为尊者讳，书中大量有关各国统治者丑行的描写可以证明作者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环境中写作的，这就可以保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不虚恶，不隐恶。跟后世的官方史书相比，它更具真实性。
　　第二，记事详赡。春秋时代由于年代久远，今天我们已很难了解其详情了。要研究这一段历史，只有借助于《春秋》及《左传》等书了。而《春秋》记事过于简单，有时一件事只用一个字来写，多的不过十多字，读者在读《春秋》时，往往不知它所记事情的起始本末，因而如坠烟雾。相比之下，《左传》就详细全面得多了。而且《左传》与《春秋》所记载的年代基本相同，两相对照，就更能显示出《左传》的史料价值了。如描写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之间的矛盾冲突，《春秋》只有“郑伯克段于鄢”六字，而《左传》不令说明了郑庄公与母亲姜氏、弟弟共叔段之间矛盾的起因，更详细地描写了姜氏与共叔段如何内外勾结，准备把郑庄公赶下台，以及郑庄公如何粉碎母亲和弟弟的阴谋，结尾还有郑庄公与母亲如何和好如初的戏剧性描写。首尾详备，清楚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假如没有《左传》，我们无论如何是难以明白“郑伯克段于鄢”的具体过程的。所以桓谭说：“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太平御览》卷610　）桓谭虽然是从解释《春秋》的角度来评价《左传》的，实际上也指出了《左传》史料详赡的特点。第三，记事全面。《左传》不仅记事详赡，而且记事全面。由于它的字数比《春秋》多得多，因而《春秋》中许多没有记载的事，在《左传》中却有记载。假如没有《左传》的记载，这些事就很可能永远湮没无闻了。从涉及的范围来说，《左传》的涉及面很广，大到军国大事，小到家庭琐事，政治、经经济、外交、宗教、天灾、贸易等，无所不包，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的各国情况提供了大量史料。它所引述的古代史料如鲁昭公十七年的郯子论官、鲁襄公四年的魏绛论和戎、鲁昭公二十六年的王子朝告诸侯等，为我们研究上古图腾崇拜，夏初的后羿寒浞，西周王室兴衰提供了难得的史料。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春秋时代的历史状况，主要就是靠《左传》提供的基本线索，再由其他资料配合加以说明。所以，没有《左传》记事的全面性，春秋时期的许多事情就只能付之阙如了。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表现出来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是十分可取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对统治者的一些暴行、丑行作了无情的揭露。如在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而熊?番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揭露了晋灵公的残暴。正因为作者认为晋灵公是一个“不君”（不合为君之道）的国君，所以，以后晋灵公被大臣所杀，作者也认为理所当然。又如宣公十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命似女（汝）。’对曰：‘亦似君。’”陈灵公君臣与夏姬通奸，所以以夏姬的儿子征舒开玩笑。这里写出了陈灵公君臣的无耻。第二，比较重视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本思想。《左传》常常通过一些历史事件，说明民在政权得失上和战争胜败上的重大作用。如鲁国大臣季氏由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的措施而取得了鲁国的政权，鲁昭公却因为失掉民心而被逐出国。于是作者在昭公二十五年借乐祁的话说：“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又借史墨的话对这件事评论道：“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说鲁君因失掉民心死在外面，也不值得同情，其感情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又如襄公十四年记载师旷就卫献公被国人赶跑的事对晋悼公说：“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这样的君主是不会被赶走的，而像卫献公那样的“困民之主”，使民绝望，弗去何为？”公开主张将“困民之主”赶下台。又如在鲁哀公元年记载逢滑对陈怀公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是否重视民，是福祸的根本所在，这就把民放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第三，比较重视人的作用。殷周以来，有神论的天命思想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并成了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天神或上帝是天地间最高的主宰，所有自然现象的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的活动，都是受天或上帝的意志支配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天或上帝、神支配一切的观念开始动摇了。《左传》就反映了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天人相分”，天道或神不能干预或者不能完全干预人事的思想观念。如昭公十八年，记载郑国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由于大风，宋、卫、陈、郑几个国家都接连发生火灾。郑国大夫裨灶主张用宝物祭神以■除火灾。而主持郑国政事的子产却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天道远不可及，不如不去管它；人道近在眼前，为何舍近求远？后来的事实证明，子产的看法是正确的，郑国并没有因为没有祭神而发生了火灾。又如桓公六年，记述了季梁与随侯的一段对话。当时楚武王正要伐随，随侯要大举祀神，认为这样就可以取胜，而季梁却劝说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听从了劝说，没有祀神，而是努力“修政而亲兄弟之国”，楚国知道后，就不敢进攻随了。这里实际上是用事实证明了国家安危全在人事，而非神道。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左传》的作者已很重视人的作用，而对天道、鬼神则有一定程度的怀疑。此外，《左传》对爱国主义的赞扬也是很明显的。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了郑国商人弦高犒赏秦师，从而解救了郑国。定公四年记载了楚国申包胥哭秦庭，终于说服秦国出兵，拯救了祖国的危亡，等等，都表明了《左传》对爱国主义的赞扬。当然，《左传》有不少地方宣扬了封建道德思想和某些宿命论的观点。但是，瑕不掩瑜，《左传》作为一部在史学、思想、文学上具有重大价值的历史名著，将永不失魅力。梁启超认为《左传》的出现是“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中国历史研究法》）这话一点也不过分。

清风居士

　　●《国语》



　　◇一《国语》一名《春秋外传》，又叫《左氏外传》。西汉时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说过：“左氏失明，厥有《国语》”。古人据此认为《国语》与《左传》的作者一样，都是左丘明。因《左传》是左丘明的主要著作，而《国语》的内容与《左传》有相似处，所以称之为《左氏外传》。《国语解·韦昭序》说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因《春秋》作《左传》，因“雅思未尽，故复兴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论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但从唐代开始，人们怀疑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原因是，《左传》的作者不一定是左丘明，《国语》的作者也就不能肯定了。从《国语》和《左传》两部书的风格看，不像是出于一人一手，而是两部风格截然不同的著作。就是在《国语》本身，各部分的作者可能就不一样。例如《周语》、《鲁语》语言平缓，而《吴语》、《越语》语言恣放。《国语》各部分的起讫时间和记载方式自成系统，并多有重复的记载。这些都说明，《国语》不一定出于一人之手，很可能是各国史官的记载，经过某人的整理编纂而成。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在体例上与《春秋》和《左传》不同，它是分国记事，而非按年记事。它全书共二十一卷，内有《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国语》所记的事，各部分有所差别。《周语》始于穆王，终于敬王；《晋语》始于武公，终于昭公；《楚语》始于庄王，终于白公之乱；《鲁语》始于庄公长勺之战，终于春秋末年；《齐语》专记管仲辅佐桓公称霸的事迹；《吴语》、《越语》主要记吴越争霸、夫差与勾践的事；《郑语》仅记郑恒公的事。年代及内容各不相同。总的说来，《国语》所记的事，上起周穆王征伐犬戎（约公元前967年），下至晋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共约五百多年的历史。其中，除《周语》、《郑语》记有少量西周历史外，多数记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春秋时期，各国争霸，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五霸，在这五霸中，晋国称霸的时间最长，所以《国语》中对齐、楚、晋、吴、越这五霸兴衰的过程都有详细的记载，尤以《晋语》为最详。虽然《晋语》最详，所占篇幅最多，但并不意味着全书是以晋国为中心来记事的。
　　《国语》虽然以国家为线索来记事的，但在编排上并不是没有一定的顺序和全面的安排的。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指出，《战国策》的编排主要按照两个原则：一是以周王朝为中心，按周与鲁齐晋郑的关系，诸夏与蛮夷的关系来安排；二是以各国兴起的先后顺序为顺序。首列《周语》，显然反映了作者尊崇周的意思。其次是《鲁语》、《齐语》，这是因为这两国是西周建立的股肱之国，鲁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齐是姜尚的封国，先鲁后齐，这是由于鲁跟周王朝的关系更加亲密。再次是《晋语》、《郑语》，这两国是在西周末年逐渐兴起的，曾对周平王东迁尽了力，是东周建立过程中的两个股肱之国。最后是《楚语》、《吴语》、《越语》，这三国是所谓荆蛮之国，自当排在中原各国之后，而在三国之间则按兴起的先后为顺序。
　　与《左传》和其他先秦史书相比，《国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侧重于记言，记事则比较简略。例如，《左传》与《国语》都记载了齐鲁长勺之战。《国语》用了一百九十三字，《左传》用了二百一十八字，篇幅基本相同。《国语》记载曹刿问战与曹庄公对话用了一百七十一字，对于曹刿问战的原委、长勺之战的经过基本不记，仅用“长勺之役”四字交待曹刿问战的时间和背景。《左传》则完全不同，写曹刿为什么问战的原因用了四十三字，长勺之战的经过用了五十二字，分析长勺之战齐败鲁胜的原因用了五十四字，而记载曹刿问战与鲁庄公的对话仅六十一字。由此可见《国语》与《左传》的不同。下面的这段文字可见《国语》的特点：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在这段二百三十多字的文章中，记载了周厉王被流放的原因、经过。其中，邵公的说话（言）占了几乎百分八十的篇幅。而事情的缘起及结局则写得十分简单，往往一笔就带过。这可以看出作者的重点所在。
　　当然，《国语》中的言并不是残丛琐语，而是有关国计民生、国家兴亡的“治国之善言”，从上文所引“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所讲的话可见一斑。《国语》在写法上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每件事情的议论结束后，往往要点明这一事件发展的结果或它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例如上文所引“邵公谏厉王弭谤”，在邵公的议论之后，写了周厉王不听劝谏的结果：“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又如《国语》中记载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以“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写出周宣王不籍千亩的结局。这种卒章显其志式的结束方式，一方面显示出作者的感情倾向，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议论，以事实证明了议论中心的观点。
　　◇二《国语》在写作上有鲜明的特色，同时又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著作。可以说，其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国语》基本上勾画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政治变动的大致情况。《国语》与《左传》在内容上有一致的地方，但由于《左传》是编年史，因此，受体例的限制，一些完整的历史事件被分割开来了。而《国语》则可以更完整更连贯地反映出事件的全过程。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的重要历史事件基本上得到了反映。以《晋语》为例，它先记载了武公伐翼、献公伐骊戎、献公作二军以伐霍，描述了晋的兴起过程，再记载献公死后晋国内乱、惠公与秦的战争以及失败、文公重耳的流亡以及回国后称霸、灵公中衰、悼公复霸、平公时诸侯叛晋，霸业衰落，最后以韩、赵、魏三家分晋，完整地反映了晋国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的历史，线索非常清楚。又如《越语》不仅记载了越国是如何被吴国灭亡的，更生动地记载了越王勾践如何经过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最终灭亡了吴国的全过程。
　　二、《国语》中包含着丰富的反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资料。例如，说明当时土地制度、赋税变化的：“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堇，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逐。’”（《齐语》）这里“相地而衰征”，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土地征收不同数量的税，这是春秋时的一种征收赋税方法。这就为研究春秋赋税制度提供了资料。说明当时冶炼情况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晋语》）说明当时刑制的：“刑五而已，无有隐者，隐乃讳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鲁语》）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宝贵资料。说明当时乐制的：“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大小器用于是乎生，故圣人慎之。”（《周语》）由于《国语》反映的社会生活很广，内容很丰富，所以梁启超说：《国语》“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对于“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择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辈以颇明了之印象”（《中国历史研究法》）。
　　三、在《国语》中保留了许多远古传说，是研究中国上古史及神话传说的宝贵资料。例如《郑语》中载：“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栗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又如《鲁语》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以上材料是研究夏、商、周历史的宝贵材料。而《鲁语》中记载的防风氏被舜杀后，其骨专车的传说，则是研究上古神话传说的可贵资料。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国语》中不计其数。
　　四、《国语》可补《左传》之不足。总的来看，《左传》的内容要比《国语》丰富，但是，《国语》又可在很多方面补《左传》之不足。例如，《左传》对周王室记载得很简略，而《国语》则有三卷《周语》，从周穆王开始，经恭、厉、幽、宣、襄、定、灵、景、敬，共记载了十王大事，完全可以从中了解西周后斯周王室的衰弱，东迁后五室的内乱以及各大诸侯国对周王室的干预。又如《左传》对吴、越两国的记载很少，《国语》则相当完整的记载了吴、越两国的兴衰。从文学价值来说，《国语》在整体上不如《左传》，这是因为《国语》侧重记言，缺乏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刻画。但《国语》也有其长处和特色。其具体的表现是，在语言上，《国语》较平易晓畅，不像《左传》那样古奥。《国语》在结构上更完整系统，叙事有始有终，无支离破碎之感。由于以议论为主，其中的很多议论实际上是相当完整的论说文。在描写上，《国语》也有其生动传神之处。如《晋语四》写晋公子重耳流亡齐国时，其妻姜氏勉励他回国：“有晋国者，其子而谁？”重耳胸无大志，贪图安逸，却说：“吾不动矣，必死于此。”其妻苦劝不听，只得与重耳的舅父子犯商量，采取了以下措施：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知餍乎？”对曰：“若无所济，吾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子犯）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这一段记述，具体而有趣味，人物的言行、性格栩栩如生。相比之下，《左传》也写到了同样的内容，但不如《国语》生动。再如《越语》中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过程，栩栩如生地写出了越王勾践不屈不挠的性格，因而使之成为中国历史文学中的名篇。而正因为其生动性，所以卧薪尝胆等成了今天还袭用的成语，勾践的故事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图强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越语》塑造了一个百代不朽的形象。
　　《国语》无论在写法还是内容上都有创造性的贡献，既是史学名著，又有一定的文学价值。然而，秦朝焚书时，它也属被毁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