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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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举行了南昌起义。接着，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会后，党中央派毛泽东、彭公达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后，在毛泽东等领导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转战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部队约万余人。七月，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第五军。十二月，第五军向井冈山转移，与第四军会合。一九二九年一月，两军前委决定，第四军出击赣南，在外线实施机动作战，第五军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四月，两军在瑞金会合后，第五军返回湘赣边界坚持斗争。十二月，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会召开，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一九三○年六月，第四军与赣西南的第六军和闽西的第十二军组成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全军团两万余人。与此同时，第五军与第八军（由第五军五纵队和鄂东南地方武装合编）和第十六军（湘鄂赣边独立师和一部分游击队合编）组成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全军团共一万余人。八月，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会合，两军团召开党的前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第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第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军团，约三万余人。十二月底到次年一月初，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五天之内连打两个胜仗，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歼敌一个半师，胜利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反“围剿”。此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央红军在十五天内，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胜，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支，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同年八、九月，又歼敌三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同时，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十二月，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多人在宁都起义，成立红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央红军复称红一方面军，朱德兼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九三三年春，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领导下，歼敌三个师，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以下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五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组成并兼第一方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兼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兼方面军政治委员。十月，中革军委组建第七军团和第九军团。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兼第一方面军总部合并于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九月，中革军委组建第八军团。



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政府又集中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五十万。敌人分四路进攻，北路顾祝同，西路何键，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棠。敌人首先占领黎川。中央红军由福建将乐、顺昌北上，与敌遭遇，歼敌三个团。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以此为据，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在进攻敌人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浒湾遭到失利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被敌人优势兵力和堡垒政策所吓倒，转而采取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不敢主动地诱敌深入，使红军陷于被动。在福建事变中，博古、李德拒绝毛泽东等关于红军转入外线作战的正确主张，实行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左”倾政策，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敌人进攻广昌时，博古、李德实行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使红军遭受很大损失。广昌失守后，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又错误地实行分兵把口、全线抵御，使红军和根据地继续受挫。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从而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一九三四年



五月



广昌战役失败后，临时中央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全线抵御敌人的进攻，同时，开始考虑保存有生力量的问题。



六月



下旬　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关于斗争的前途，“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



七月



上旬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在政治上宣传抗日主张，在军事上威胁敌人的后方，以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决定派红七军团长期的到福建、浙江去行动”。命令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一步到闽江地域，第二步到杭江铁路兰溪地域，第三步在浙江、皖南创建根据地。中央指定曾洪易（后叛变）为中央代表，与寻淮洲、乐少华领导抗日先遣队工作。七月七日，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进军福建。



23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及创建新的根据地，并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中央指定任弼时、肖克、王震组成军政委员会，任命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代表，领导红六军团行动。



29日　中央中共给鄂豫皖省委发出训令，“中央与军委认为前次的训令仍然是有效的”，“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可深入河南”。同时，“要广泛宣传北上抗日”。



八月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制定《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提出战略转移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但同时又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在战略转变关头，还继续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遭受严重的损失。



7日　与此同时，红六军团继五日以一部兵力攻占敌人封锁线上的据点衙前后，全军团两个师和红军学校共九千七百余人，由遂川县的横石、新江口地域出发，在地方独立团的配合下，从湘军和粤军的接合部衙前至五斗江间一举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又连续通过了敌人数道封锁线，于十一日进到湖南桂东以南的寨前。



12日　全军团在寨前召开誓师大会，宣布红六军团领导机关成立，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并进一步作了战斗动员。



中旬　鉴于敌人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以约五个师的兵力和大批民团进行围追堵截的严重情况，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放弃在桂东停留的计划，乘敌围攻部署尚未就绪和湘江防御比较薄弱之机，迅速西进，抢渡湘江，进至新化、溆浦地区。红六军团于十二日从寨前出发，经资兴、郴县、桂阳等县境西进，二十日占领了新田县城。



下旬　当红六军团于二十三日到达零陵以北蔡家埠以东的湘江右岸，准备西渡湘江时，敌人九个团已到达东安、零陵、祁阳一线，封锁了湘江。围追之敌亦相距不远。红六军团遂放弃在零陵地区抢渡湘江的计划，迅速向东转移，进至阳明山区，依托有利地形，打击追敌，建立新的根据地，求得暂时立足。二十五日，红六军团进到阳明山地区后，才发现当地民贫地瘠，区域狭小，不便于建立根据地，于是采取兜圈子的战法，摆脱敌人，离开阳明山区，相机抢渡湘江。二十六日，红六军团进至白果市，发现敌人迫近，便立即出发，先向东进，绕过敌人，然后急转南下，于二十九日到达嘉禾附近。敌人尾追而来，红六军团又转而向西，兼程前进，于三十一日在道县以南徒涉沱水，经湘桂两省边境的永安关进入广西。



九月



3日　红六军团于九月一日进至广西灌阳东北地区后，敌人判断红军必经全县西北的黄沙河西渡湘江，于是急忙部署兵力，企图于黄沙河地区进行围歼。红六军团发现敌人的企图后，决定在全县以北的界首地区乘虚渡过湘江。军团在灌阳县的文村一线展开，占领有利地形，将尾追之桂敌第十九师和湘敌第十六师共八个团击溃。



4日　上午，红六军团在界首地区顺利地渡过了湘江，向西延地区前进，以步、机枪火力击落敌机一架，于五日进占西延县城。



8日　红六军团在西延县的车田接到了中革军委的补充训令：“在目前情况下，红六军团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是不利的，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红六军团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红六军团至少要于九月二十日以前保持这一地区，力求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尔后，再沿湘黔边境转移到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根据地。这一训令虽未提及中央红军准备突围之事，但目的是以红六军团的积极行动，吸引与调动大量敌人，直接配合即将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的行动。



9日　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和湘桂两省敌军集结重兵企图围歼我军于城步地区的情况，由西延地区西进，求得在城步、武冈、绥宁地区暂时立足。十一日进至城步以西的丹江口地区，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接着，继续西进，准备在绥宁地区打击湘敌，但未能得手。这时，湘桂两省敌人主力已到达绥宁、靖县地区，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为争取主动，红六军团遂改变计划，转兵向南，于十七日乘虚袭占通道城，打乱了敌人的围攻部署。



10日　《红星报》发表文章，号召苏区人民做二十万双草鞋送前方，并要求在十月十日全部完成。



19日　当红六军团于十八日进至靖县新厂等地时，湘敌补充第二总队两个团由靖县以南追来，并于十九日拂晓分路抢占新厂东北的岩崖山，企图袭击红军。鉴于该敌孤军突出，且兵力不大，红六军团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迂回、侧击敌人，经激烈战斗，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予敌以歼灭性打击。



20日　红六军团由平茶进至贵州清水江以南的黎平地区。该地属苗族、侗族聚居区。苗、侗族人民由于长期受反动政府和军队的歧视、压迫，同汉人矛盾很深。红军初至，他们误认为是反动军队，手执刀矛弓弩，扼山守寨，持敌对态度。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苗、侗族人民的支援，红六军团广大指战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并积极团结争取土司头人。红军每到一地都露宿野地，不进民房，不违禁忌，还免费为群众治病。经过几天的工作，迅速消除了隔阂，取得了当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当红军北渡清水江时，苗、侗族人民主动协助勘察渡口，收集船只，绑扎木筏，架设浮桥。



在苗族、侗族人民的支援下，红六军团于二十三日分由锦屏县的瑶光及清江县的南孟两地渡过清水江。接着又渡过？潕水，拟向铜仁、江口方向前进，同位于思南、印江附近的红三军取得联系。此时，湘、桂两省敌军主力已抢先赶到？潕水以北地区，企图阻止红军北上。红六军团遂于二十五日撤至？潕南岸，准备西进黄平绕过？潕水，寻隙渡过？潕阳河，再向铜仁、江口方向前进。



26日　红六军团在清江地区遭湘敌补充第一总队和桂敌第二十四师的伏击，经英勇战斗，将其击退。战后，将第五十四团建制撤销，部队分别编入第五十二团和第五十三团。接着，红六军团经镇远县的梁上和台拱县的施洞口西进，三十日到达黄平县的瓮谷垅地区。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集结十八个团的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镇远以南，？潕阳河、清水江之间地区。



29日　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指出，“马克思主义无条件的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暗示战略思想和斗争方式将有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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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1日　为了迅速摆脱敌人，红六军团于施秉、黄平间抢渡大沙河，一举突破黔敌防线，于二日乘虚袭占老黄平。四日进到瓮安县的猴场。



这时，红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关于“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二军团（即红三军）已占印江。六军团应迅速向印江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的命令。遂于五日从猴场向东北前进，准备经石阡附近东进江口地区。



7日　红六军团在石阡西南的甘溪街，同桂敌第十九师遭遇，经激烈战斗，红军被截为两段，主力被迫向东南转移。此时，红军处于敌人二十四个团的封锁包围之中，情况十分严重。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利用当地山高林密的自然条件，在石阡、施秉、余庆之间地区，实施机动作战，同强敌进行周旋。这一地区山高路险，人烟稀少，特资匮乏。红军人生地疏，没有地图，没有向导，有时缺粮断炊，行动极其困难。在强敌围追下，第五十团和第五十二团相继被敌人截断，受到了严重损失。红六军团广大指战员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发扬了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打不垮，拖不烂，于十七日击退湘军独立第三十二旅的堵截，突出重围，十九日在石阡县境又击退了湘军和黔军共两个团的堵截，越过石阡、江口大道。



与此同时，10月上旬中革军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谋求粤军“让出我军西进道路”。谈判取得粤国“某种允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博古、李德等，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革军委先后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突围前部队集结位置图》和《野战军（即中央红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红军第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秘密地脱离战场，分别向雩都（今于都）、瑞金、古龙岗、古城地区集结。



8日　中革军委确定参加战略转移的部队有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第一、二纵队；共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并完成转移部队人员的武器弹药供应工作。



9日　红军总政治部由代主任李富春署名（主任王稼祥在反“围剿”中负伤）发布政治动员令，要求部队加强政治工作，迅速补充物资，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和作战。中央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陆续向兴国、雩都、会昌地区集中。



10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第一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军委第二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邓发任副司令员）从瑞金等地出发，向战略转移前的集结地域开进。“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决策军事行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随红军总部行动。中央先后派陈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作为中央代表分别到第五、八、九军团工作，加强政治领导。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临时中央决定留红二十四师、十多个独立团及地方部队共一万六千余人，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党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十月二十二日，又成立了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及闽浙赣地方的斗争。留在中央苏区的还有瞿秋白、陈潭秋、何叔衡、贺昌等负责人。后来瞿秋白在福建武平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在长汀英勇就义。何叔衡、贺昌在转战途中壮烈牺牲。



13日　中革军委规定军委及各部队对外均用代号。如军委代号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第二纵队代号红章。



17日　中央红军根据军委制定的南渡贡水计划和渡河地点图，分别由十个渡河点南渡贡水，向突围前集结地开进。



18日　军委发出战役命令，令赣南地方部队向指定区域游击，并封锁消息，断绝交通。同时，总政治部为战役胜利发出政治训令。



20日　一军团到达双芜（园）地区，九军团到达茶梓、河石地区，三军团到达牛岭附近，八军团到达长罗（洛）、大平地区，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到达仁凤、小溪地区。



21日　晚，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一军团为左路前卫；九军团随一军团左侧跟进，并掩护左翼；三军团为右路前卫；八军团随三军团右侧跟进、并掩护右翼；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五军团担任后卫。这既是突围的部署，也是行军的序列。部队从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向敌发起进攻。敌南路军稍作抵抗，即全线撤退。



22日　红一军团向安西追击，红三军团进占坪石，红八军团过桃江，向新城前进，红九军团进至石背。二十三日，红一军团绕过安西向桃江发展，红三军团向大塘前进。二十四日，红一、三军团占领桃江（信丰河）东岸。先头部队开始渡桃江。二十五日，中央红军未经大的战斗，全部渡过桃江，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24日　红六军团主力经过艰苦转战，终于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印江县的木黄同红三军胜利会师。在此之前，红六军团被敌军截断的部队，也单独到达黔东，同红三军会合。



25日　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向汝城、城口方向前进。第一步前出到大庾（今大余）、南雄地域，主力由此通过。第二步则前往沙田、汝城、城口地域，并相机占领妆城。



26日　中革军委得知粤敌集结大庾、南雄间，企图阻截中央红军西进。为了避免大的战斗，军委命令野战军改道向北，占领大庾、贤女埠，从大庚、崇义之间西进。



红三军和红六军团进至四川酉阳的南腰界，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



两军会师后，红三军经党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称第四师，辖第十、第十二团；原第九师改称第六师，辖第十六、第十八团；全军团约四千四百人。红六军团编为三个团：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三团、约三千三百人。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从而，红六军团胜利地完成了历时八十余天，行程五千余里的战略转移任务，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并与红二军团一起，转入到创建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下旬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时，中央红军已撤离中央苏区，正沿粤赣边境向湘南开进。“追剿”红六军团的湘军和桂军奉命东调，参加围堵中央红军。留在湘西凤凰、保靖、永顺地区的敌人，主要是战斗力不强的地方军阀陈渠珍的第三十四师。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和开辟新的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于二十八日从南腰界出发东进，向湘西发动攻势。黔东特委和一个独立师留下就地坚持斗争。三十日，红军占领了酉阳县城。陈渠珍急忙将永绥、保靖地区的三个旅一万余人北调，企图阻止红军进入湘西。为调动敌人，红军遂经湖北咸丰县的百户司向龙山前进。当敌北进至龙山以南招头寨附近时，红军突然急速东进，甩开敌人，于十一月七日乘虚袭占湘西的永顺城。



与此同时，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是在黔东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九三二年十月，红三军在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离开湘鄂西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经豫西南、陕南和川鄂边境，于十二月到达湘鄂边。接着转战湘鄂川黔边地区，几次准备建立根据地均未实现。一九三四年六月至九月，红三军经过艰苦努力，在黔东的松桃、印江、德江、沿河和四川的酉阳等县边界，建立了纵横约二百里的黔东革命根据地。这为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一九三四年十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红二、红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发动攻势，接连攻城略地，迅速打开了斗争局面，创建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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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1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入湖南。一军团左纵队进至广东长江地区，右纵队到乐洞水湾。三军团左纵队至塘口、铁炉湾，右纵队进至集龙，左右纵队均向当城前进。五军团左纵队进至铅厂，右纵队进至沙溪。八军团进至上堡。九军团到达聂都。军委第一纵队到官田，第二纵队到沙溪。



　　2日 红一军团二师占领广东仁化县城口，开始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3日 红三军团包围当城。



　　4日 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当城到城口间分三路西进。



　　5日至8日晨 中央红军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野战军分左中右三路前进。一、九军团走左路，三、八军团走右路，中路是一师当先锋，接着是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一军团殿后。



　　7日 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宜章南北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进。



　　8日 红三军团为右纵队，从良田、宜章之间通过敌人封锁线，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军团、八军团随后通过，一军团为左纵队，从宜章、坪石间通过封锁线，九军团随后通过。



　　11日 红三军团占领良田、宜章。



中革军委表彰红军团英勇迅速的通过汝城、城口和宜章、郴县封锁线。



　　12日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所部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专事“追剿”。同时另电令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贵州军阀王家烈，各派有力部队分别到湘粤、湘桂、湘黔边堵截，企图在湘江以东“围剿”中央红军。



　　13日 敌人三个旅逼近永顺城。为诱歼该敌，红二、红六军团主动放弃永顺城北移，并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且战且走，但几次寻机歼敌未竟。敌军由于连日追击未遇顽强抗击，便越发骄纵懈怠，穷追不舍，一直追奔逐北到永顺城北九十里的龙家寨。红军侦知龙家寨以北的十万坪谷地，南北长约十五里，东西最宽约四里，谷底平坦，无险可守，谷地两侧则森林茂密，山势较缓，有利于部队荫蔽和多路出击。于是，决定在此设伏。



　与此同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作为红四方面军主力（红四、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以原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的两个团和红二十七师的三个团为基础重新组建。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辖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共五个团又两个特务营。全军约七千人。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敌人动用了十五个师的正规军和大量地方反动武装，对鄂豫皖苏氨酸进行了连续的“清乡”、“清剿”和“围剿”。红二十五军在省委领导下，依靠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战争，歼灭大量敌人，坚持了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以及敌人的疯狂围攻，红军损失很大，根据地人口锐减，兵源枯竭，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派程子华到鄂豫苏区工作。十一月十一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党委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问题。程子华传达了党中央关于鄂豫皖地区红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指示。中央对如何选择新的根据地也明确指出：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充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



　会议根据当时的敌我情况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一、省委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苏区而斗争；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目标；三、为宣传党的抗日庄严地张，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一部分武装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会议还讨论了部队的整编问题，决定由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



　　１３日　1934年11月13日，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罗山县的殷家湾、何家冲地区进行整编，撤销了师一级组织，军直辖第二二三、第二二四、第二二五团和一个手枪团，共二千九百八十余人。同时，部队进行了政治动员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



　　14日　湖南军阀何键在衡阳就任“追剿军”总司令。他网罗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五路“追剿”中央红军。



　　15日　中央红军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进至嘉禾、临武、蓝山一带后，本应在湘南寻找战机歼敌，但博古、李德等人采取逃跑主义避战方针，错误场子认为，应先到湘西怀红二、六军团会合，然后放下包袱转入反攻，这样使红军失云歼敌良机。



　　16日　中共鄂豫皖省率领红二十五军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并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红二十五军从此离开了坚持斗争两年之久的鄂豫皖苏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17日　红二十五军在罗山县朱堂店地区击退鄂豫皖三省追剿队第一支队等部的拦阻，于当日晚在信阳以南东双河至柳林间，越过平汉铁路，经青石桥、金桥等地进入鄂豫边的桐柏山区。



　红二十五军进至桐柏山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鉴于该区靠近平汉路，敌军调动方便，加之回旋余地较小，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于是决定：北上伏牛山区，如伏牛山区不宜立足，就改往陕西省南部。接着，红二十五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枣阳，调敌西援，庄严地力则乘虚取道沁阳、方城，向伏牛山区急进。



　　16日　拂晓，红军伪装继续北撤，当进至十万坪谷地隘口时，红六军团秘密转到谷地东侧山上展开，红二军团转至谷地北端的山林中。下午，当敌人两个旅毫无觉察大摇大摆地全部进入伏击地域后，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敌军措手不及，顿时混乱，失云有效的抵抗，有的甚至还未拉开枪栓就当了俘虏。红军经过两个多小时战斗，死敌两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此战，给陈渠珍部主力以歼灭性打击，对迅速打开湘西局面有重大意义。



　　17日　红军重占永顺城。



　　17日　蒋介石发布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规定湘桂黔各军在红军渡湘江以前，赶筑工事，相机堵剿。湖南军阀何键，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18日　中革军委决定将部队分成两路西进，红一、三、八军团及军委第一纵队为右翼队、经嘉禾、蓝山间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前进，然后向道县及其以南地区；红五、九军团及军委第二纵队为左翼队，经蓝山向江华前进。



　　19日　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省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工作，执行中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争取少数民族青年参加红军。



　　21日　中革军委准备在宁远、道县间消灭追敌。是日占领道县，二十四日占领江华。　　　　　　　　　　　　　　



　　24日　龙家寨战斗以后，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乘胜南下，准备渡过酉水，争取在永绥、乾城、松桃、凤凰等地建立根据地。当进到酉水北岸时，敌人已加强了防备。这时，红二军团指挥部接到中革军委要红二、红六军团“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的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行动”，“两军团为取得协同动作，暂归贺、任统一指挥”的电令，遂率部回师北进，于二十四日乘虚占领大庸、桑植两城。



　　25日　中央红军在道县至江华段，全部渡过潇水。同时，中革军委决定，野战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渡过湘江，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向全州、兴安西北前进。其具体部署：红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向全州以南前进；红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红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然后根据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红三军团、军委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先向灌阳，后向兴安前进；红八、红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向灌县、兴安前进。



　　26日　中央红军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前进时，广西军阀白崇禧一度命令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其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入广西。此时，湘敌刘建绪部还未到全州。红军一、三军团主力已到文市地区。



　　同日　红二十五军进至方城县独树镇以东与阻击之敌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遭遇，激战终日，打退敌人数次猛攻。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手举大刀，高呼口号，带领部队冲锋陷阵，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当日晚，红二十五军趁风雨夜暗突出敌围，经叶县保安镇以北地区，越过许（昌）南（阳）公路。继而在拐河镇以北地区击退敌人庞炳勋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第五师等部追击后，进入伏牛山区。但鉴于该区敌人统治较严，地主围寨众多，创建苏区困难，遂改向陕南前进。



同日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接着，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等率领红六军团第四十九、第五十三团和红二军团第十六团留在新区建立根据地；由贺龙、关向应、肖克等率领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继续发动攻势作战。



　　27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和红四师各一部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此时，先头部队与后卫前后相距一百公里，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渡过湘江，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中央红军猛攻，妄图夺回渡河点，阻止西进。



　　29日　中央红军在湘江东西两岸，抗击敌人的进攻，战斗十分激烈。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指红军放弃根据地），不难就擒”，写信给前线部队打气，“毋容红军再度生根”。



　30日　军委第一、第二纵队渡过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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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1日　敌人从全州和兴安对进，企图夺回渡河点，切断后续部队过江。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命令，要求消灭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保证后续部队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山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还向全军发出指示，号召野战军克服困难，坚决打退敌人，开辟西进道路。



　中央红军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渡过了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进入西延地区。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第十八团被敌阴于湘江东岸，以后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战斗是突围后最激烈的一次战斗。至此，红军减员至三万多人。



　　2日　蒋介石撤销五路边“追剿”军番号，改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企图在湘西围歼中央红军，并令贵州军阀在锦屏、黎平一线阻击红军西进。



　　4日　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向通道（今县溪镇）、播阳和长安堡（今通道县附近）前进。



　　5日　中央红军继续沿西延、龙胜山区西进。桂敌派出大批特务，在红军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嫁祸于红军，破坏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同日　红二十五军到达卢氏县的叫河后，发现敌人第六十师在卢氏县城的下城子、朱阳关、黄沙镇赶修工事，企图堵歼红军，便以一部兵力进至朱阳关以东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主力则从卢氏县城南星夜西进，顺利通过敌人堵截线。



　　7日　中革军委命令，各部队到达宿营地后严密巡查，发现火警，务必扑灭，救济受难群众。捕获纵火奸细，应交群众公审，揭露敌人的阴谋。



　　同日　红一军团主力经广南向通道前进。十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到达龙坪、广南。



　　10日　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庚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研究红二十五军行动方针等问题。会议提出了《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决议案》，决定创建鄂豫陕边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改称鄂豫陕省委。



　　同日，红二十五军在庚家河同空袭之敌第六十师恶战半日，经二十余次反复冲杀，将敌击退，毙其八百余人。红军伤亡二百多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此战，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对于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立足有重要意义。



　　同日　红二十五军在雒南县的蔡川进行整编，将第二三四团分别编入第二二三、第二二五团。尔后，红二十五军根据庚家河会议精神，抓住陕军杨虎城部北攻陕北红军，南拒红四方面军，西同蒋系朱绍良、胡宗南部矛盾重重，暂时无暇顾及陕南红军的有利时机，积极活动于雒南、郧西、镇安、卢氏之间地区，大力从事开辟苏区的工作。



　　13日　中革军委命令部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北上。并命令夺取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



　　14日　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继续向沅江上游行动，由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



　　15日　中央红军突破黔敌防线，占领黎平，准备渡过清水江，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16日　十二月初，中央红军已从全州、兴安之间突破敌人的湘江防御，继续向西转移。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红二、红六军团继续发展攻势，由大庸向南进袭沅陵，未克，旋即改变计划，沿沅江顺流东下，向常德、桃源进攻。



　当红军向常德前进时，蒋介石令独立第三十四旅由湖北黄陂赶到常德地区。该敌摆出决战防御的架势，企图守住常德、桃源两城，并阻止红军威胁和进攻长沙。十六日，红军突然向防守浯溪河之敌第七○一团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将其消灭，并消灭前来增援的第七○○团两个营，接着直取河洑，将守敌第七○二团击溃。此战，红军共歼敌一个团又两个营，击溃敌人一个团，沉重打击了敌人。



　　18日　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指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坚决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



　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去湘西的错误意见，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在此期间，部队进行了整编，中革军委撤销了第八军团的建制，将其人员编入第五军团。原兼任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调回军委工作。任命陈伯钧为五军团参谋长，罗荣桓为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抗战时叛逃）、政治委员黄甦（直罗镇战斗中牺牲）调回军委。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



　　19日　中革军委为了贯彻新的战略方针，决定中央红军分左右纵队继续向西前进，首先占领剑河、台拱（今台江），然后进军施秉、黄平。同时要求红二、六军团在湖南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北援，然后再向永顺西进，拟钳制在铜仁地区的薛岳部队。军委还提出第四方面军应在川北重新发动进攻，以便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能钳制四川全部敌军。



　　20日　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相继占领剑河、台拱、施秉镇远等城，完成了第一步计划。二十八日，进至黄平、余庆等地，完成了第二步计划。二十九日占领瓮安，迫近乌江。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红军“如入无人之境”。



　　24日　浯溪河战斗后，红二、六军团进占桃源，同时围困了敌人湘西的政治、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常德诚，使湘鄂两省的敌人极为恐慌。湖南军阀何键深怕红军攻克常德，南渡沅江，进取益阳，威胁长沙，一面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向友军乞援，一面急令在湘南同中央红军作战的三个师调往湘西。蒋介石命令从江西抽调一个师增援。鄂军徐源泉也自行改变了蒋介石让他率部入川作战的命令，把三个师又两个旅部署于湘鄂边和鄂西，防止红军向湖北发展。



　鉴于敌人对湘西红军“围剿”部署正在形成，红二、红六军团遂停止攻势行动，于二十四日撤离桃源、常德地区，回师占领慈利，尔后西返大庸。



　红二、红六军团从黔东根据地出发，经过近五十天的攻势作战，共消灭和击溃敌人四个旅，调动和牵制敌人十一个师又两个旅，胜利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西移的任务。同时，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工作，先后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县部分地区，并在永顺、保靖、大庸、桑植等县发动群众，建立了政权，组织了游击队。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湘鄂川黔苏区初步形成。在攻势作战和建立苏区的斗争中，红二、红六军团经受了锻炼，军政素质得到了提高，并扩大了四千余名新战士，新组建了第十一、第十七、第五十团三个团和红军学校等，为尔后斗争创造了条件。



　　31日　中革军委命令一军团分两路抢渡乌江，一路在江界河附近渡河，派总部张云逸协助架桥（带两个工兵连）；另一路在袁家渡附近架桥。同时令三军团在清水口渡河点架桥，准备突破乌江天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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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

　　一月



１日　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立即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与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苏区，然后向川南发展。并指出，必须用战斗的胜利去创造新苏区，反对一切逃跑倾向与偷安情绪。决定还说，必须争取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以适应新的作战要求。决定最后指出，要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建立政权，扩大活动地区。会议责成军委对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加强领导，以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２日至６日　中央红军先后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顺利渡过乌江，摧毁了被敌人吹嘘的“重叠坚固，可保无虞”的乌江防线。敌江防司令星夜向遵义地区狼狈逃窜。红军乘胜追击。遵义守敌王家烈部三个团弃城逃跑。当时《红星报》刊登抢渡乌江的战斗英雄有：罗有保、毛正华、林玉式、王海云、钟锦文、江大标、杨尚坤、王家福、王有才、唐占钦、羽辉明、赖采芬、曾传林、刘昌华、钟家通、朱光宣、林文来、温赞元、刘福炳、罗家平、丁胜心等。



３日　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决定，发出政治训令，要求部队最大限度地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完成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伟大任务。



４日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发出关于反“围剿”作战动员指示。



６日　省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进一步作反“围剿”作战动员工作，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会上作了报告，讲明了当时的战争形势，提出了争取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必须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在群众中造成一切为着战争胜利的热潮；加强党对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消灭苏区内的地主武装，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后方；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政权，改进领导作风。会后，加紧进行了苏区建设和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



７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



９日　党中央、中革军委进驻遵义。刘伯承兼遵义警备司令员。



月初　红二十五军由蓝田南下，准备到鄂豫陕边的镇安、山阳、旬阳、郧西四县发动群众，开展反捐抗税斗争。



９日　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歼灭国民党保安部队一部，并打开监狱释放出“抗捐犯”，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贫民。接着，红军在镇安、山阳、旬阳、郧西四县边区，消灭地方反动民团、保安队，镇压豪绅恶霸，争取和改造“大刀会”，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债、抗粮、抗伕、抗丁”的斗争，分配土地财物。同时，红二十五军进行了休整，扩大了四百多名新战士。部队面貌一新，士气旺盛。



11日　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同志致电军委，报告反“围剿”的方针和作战计划。决心集中两军团主力于大庸、永顺之间地区，等待敌人前进，并从正面迎击由沅陵北进之敌，尔后再迅速转移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之“围剿”。



15日至17日　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帮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博古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把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他对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根本没有认识，并为其错误辩护。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批评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统一了认识，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由常委审查通过。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明确指出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决议指出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他们以单纯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代替了运动战，以分散兵力代替了集中兵力作战的原则，不敢诱敌深入，搞什么“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在反“围剿”中与敌拼消耗，搞冒险主义，错过了突围时机。在退却中又犯逃跑主义错误。决议在批判“左”倾冒险主义的同时，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决议提出了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和方针，号召全党反对一切张惶失措和悲观失望的情绪。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红军的作战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党中央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随后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的情况。



１９日　党中央离开遵义。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前进。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急电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封锁长江。又令云南军阀龙云派兵入黔，封锁横江。令王家烈、薛岳尾追红军，企图在乌江以西川黔边消灭红军。



20日　中革军委为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决定由黔北地区经过川南，渡过长江，转入四川西北，协助第四方面军实行总的反攻。要求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活动，钳制四川东南之敌，配合中央红军。命令中央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夺取泸州上游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过江到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根据地。



中旬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的行动，动摇了国民党在该区的统治。蒋介石命令驻河南省的第一五五旅两个团进驻陕南，驻胡北省均县的第四十四师一三０旅三个团进至上当真、白河，统归杨虎城指挥，配合陕军第一二六旅、警二旅、警卫团，发动第一次“围剿”，企图消灭红军。



22日　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电令四方面军向西进攻，以策应一方面军渡江北上。但张国焘发动广元昭战役后，又发动陕南战役，致使敌能集中兵力沿川黔边布点防，



24日　中央红军右纵队一军团击溃黔敌教导师的抵抗，攻占土城。二十六日，又占赤水河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中纵队第九军团攻占习水，五军团拜攻占三元场、左纵队三军团进至土城东南回龙场地区。



此时，川军六个旅也先后到达赤水、温水、习水、土城，阻击中央红军北进。



27日　红二军团在在庸的丁家溶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原红三军政治委员夏曦的错误展开斗争，红六军团主要领导干部亦参加了这一斗争。会议集中批判了夏曦在根据地建设、军队和党的建设，以及肃反工作等方面的错误。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任弼时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夏曦“由于不信任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没有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使红军长期过着流荡游击的生活”。指出夏曦搞肃反扩大化，使很多干部受到迫害，“这种情况的严重，的确可以走到自己解体的危险前途”。同时还指出夏曦“解散党和团的组织，取消党把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政治工作”的错误。并明确规定了红二军团的建设任务：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党的组织，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机关；注意培养和使用工农干部，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努力扩大部队，创建新的师、团等。这会议在红二军团的建军史上有积极作用。



28日　中革军委命令三、五军团及干部团拂晓前包围歼灭进至土城东南之敌。三、五军团和干部团从南、北两面向川敌发起进攻，激战一天，给敌以重创，但未能全歼。敌四个旅迅速增援，中革军委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前进。



中央红军分三路从元厚（猿猴）、土城南北地区第一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此时敌已加强了长江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向我进逼。



下旬　敌人第一二六旅、警二旅进至镇安县境，从东南两个方向分路逼近。红二十五军为争取主动，各个击破敌人，遂由山阳、郧西交界地区北上柞水县城以东地区，突然威胁敌人侧背。敌人随即掉头追击，红军转移至蔡玉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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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1日　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红二十五军以一部兵力袭击柞水城，吸引警二旅西进，分散了追敌，主力在蔡玉窑歼敌柳彦彪第一二六旅一个多营，战后，红军转移到蓝田县葛牌镇。



１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对红二、红六军团的反“围剿”作战发出指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尽善尽美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并规定在湘鄂川黔苏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等为委员。



2日　蒋介石为了加强对红军的“追剿”，也调整了战略部署：将第一兵团改为第一路军，任命何键为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在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以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部队组成第二路军，任命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吴奇伟（第一纵队）、周浑元（第二纵队）、孙渡（第三纵队）、王家烈（第四纵队）四个纵队，专事“围剿”中央红军；以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负责“围剿”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



3日　中革军委鉴于川敌处处截击，要求部队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集结。



5日　中革军委要求野战军在长宁以南集结，进行渡江侦察，若渡江不可能，准备留川滇边机动。



同日　敌第一二六旅主力向葛牌镇进攻，红二十五军事先得到人民群众的报告，即冒着风雪严寒抢先占领了葛牌镇以南文公岭一带高地。下午，敌第二五一团首先向红二十五军发动进攻，被阻于阵地前沿。接着，敌第二四八团赶至增援，又被红军猛烈的机枪火力阻滞。红军遂分别从正面和左翼向进攻之敌实施猛烈反击，经奋勇冲杀，打退敌人数度进攻，歼其两个多营，余敌不支，仓皇退走。战后，在鄂豫陕边北部开展群众工作，先后在蓝田、柞水、山阳等县部分地区，建立了基层革命政权，并以部分枪支武装群众，组建了第三路、第四路游击师。同时，红军还加紧进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开展了瓦解敌军的工作，使陕军警一旅的一个连起义加入红军。



7日　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在川滇黔边创建新苏区。



8日　蒋介石在围攻中央红军的同丼，又集中正规军十一个师又四个旅共十万余人，开始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围剿”。敌军除以部分兵力加强沅江、乌江沿岩防御和封锁通向长江各要道，防止红军南下湘中和向西同中央红军会合，以及北进湖北外，以六个纵队分路向苏区进攻。陈耀汉纵队由新安、石门向桑植进攻；郭汝栋纵队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大庸进攻；陶广比邻队由沅陵以北地区分两路向大庸、永顺进攻；徐源泉纵队和张振汉纵队由来凤、龙山地区向塔卧推进。敌人第一步合击的主要目标是大庸，企图将主力迅速推进到江垭、溪口、四都坪、大坝、茨岩墉这环形防线上，建立堡垒封锁线，然后压缩包围圈，寻歼红军主力，彻底摧毁苏区。



此时，红二军团已发展到六个团，约六千五百人；红六军团已发展到五个团，约五千二百人，两军团共约一万二千人。新组建的地方武装三千余人。这样，双方兵力对比约十比一。此时，根据地还不巩固，地主武装和土匪猖獗，形势十分严重。



是日，东面敌郭汝栋一个旅进至溪口东南地区，威胁大庸。红军遂临时政变部署，将集结在大庸、永顺和四都坪之间地区的主力，调到东面迎击溪口方面之敌。溪口战斗是反败为胜“围剿”的初次战斗。但由于仓促就敌，执行阻击任务的部队没有按时抢占有利地形，担任攻击任务的部队，兵力不集中，动作不致，结果战斗失利。红军遂返至大庸、永顺之间地区，继续准备打击南面陶广纵队。



9日　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并先后进行缩编，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十六个团，第一军团为两个师六个团，第三军团为四个团，第五、第九军团各为三个团。



10日　各路敌军纷纷向扎西逼近，中革军委决定：迅速东渡赤水河，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黔北进攻。



11日　中央红军分三个纵队由扎西地区掉头东进。



16日　中革军委关于在川滇黔创造新苏区致电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当野战军进入川黔边地区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以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同时，党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说明中央战略方针为什么变化，要求全体指战员消灭贵州、四川、云南及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在云贵川区域内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党中央提出，为了寻求有利的时机和地区消灭敌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由川南回师东进的政治工作指示。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18日至21日　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即二渡赤水）。



蒋介石认为红军北渡西行均遭阻拦，回师向东一定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急令吴奇伟由贵阳驰援王家烈坚守遵义、娄山关，又令川敌尾追红军，并令何键注意黔东防堵。



19日　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县二天门附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确定边区建设和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会议批判了对创建根据地缺乏信心、主张入川的思想，通过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决议要求扩大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设基层政权，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至少相当于三个县版图的根据地，为了有利于部队的发展和度过春荒，主力要“打到富足的地方去”。



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思想，明确了行动方向，对于打破敌人第一次“围剿”，加速根据地建设，开展游击战争，具有重要作用。



会后，省委将镇安、郧西、山阳等县部分地区的抗捐军和游击队，整编为第五、第六、第七、第九路游击师，并建立了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统一领导鄂陕地区和各路游击师的斗争。



24日　中央红军占领桐梓。贵州军阀王家烈慌忙赶到遵义“督剿”，把部队布置在遵义与桐梓之间，企图凭险固守娄山关。



26日　中央红军在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击破王家烈的防线，二十八日凌晨再次占领遵义城。在攻占遵义的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光荣牺牲。



同时，中央红军在遵义以南击破前来增援的吴奇伟两个师的进攻，并乘胜猛进，直达乌江北岸。吴奇伟慌忙向南溃退，由于惧怕红军继续追击，没等残部全部过江，便下令砍断了乌江上的浮桥，把一千多人和大批辎重甩在乌江北岸，全部被红军俘获。



这次遵义战役，红军在五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两岸千多人，俘敌约三千。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个胜利。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下旬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创建新苏区，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红二十五军除以第二二三团第七连扩编为战斗营，就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对敌斗争外，主力由郧西地区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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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2日 蒋介石飞往重庆，策划对中央红军新的围攻。但他错误地认为，红军是“大的方针未定”，故在黔北徘徊。便命令龙云、刘湘、薛岳各部，修碉封锁，步步进逼。



　　3日 红二十五军攻克宁陕城，消灭守城保安队。



　　4日 红二十五军占领佛坪县城，消灭了守城保安队。



　　4日 中革军委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5日 中革军委决定以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东。主力红军则由遵义向西寻机歼敌。



　　8日 红军进到洋县的华阳镇。这时，追敌警二旅亦跟踪进至华阳镇以东地区。红二十五军首长为了消除后顾之忧打开华阳地区局面，决心消灭该敌。



　　10日 拂晓，红二十五军进至华阳镇东南石塔寺附近设伏，当警二旅进入伏击地域后，红军从山林里突然出击，向敌猛攻，一举打垮敌人五个多营，毙其二百余人，俘敌团长以下四百余，缴枪五百余支。敌旅长张飞生负伤后混在死尸堆中装死，幸免被俘。



战后，红军乘胜开辟华阳地区，迅速建立了革命政权，组织了游击队、抗捐军，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华阳地区的开辟，军在鄂豫陕边区西部有了立足点，并可相机沟通与川陕根据地的联系，但该区不宜大部队活动。



　　13日 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对象。对川敌、滇敌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才应与之作战，求得全歼或歼其一部。



　　13日 敌第十六师一部和两个保安团由王村渡酉水北犯，红二、红六军团转到西南方向去作战。



　　14日 红二、红六军团首先在高梁坪击溃敌两个保安团，接着又予援敌第十六师的两个团以沉重打击，歼其一部。此战，由于敌人尚未深入，红军采用正面迎击的方针未达到全歼敌人之目的。



　　15日 大庸被敌人占领。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它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及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为基础组建，辖第四、第二十五军，共约三万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建立后，趁敌人第三次“围剿”尚未开始之际，连续发动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战役，经过半年多的作战，消灭敌人近六万人，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并同皖西的红七十三师会合，使鄂豫皖苏区东西两部连成一片。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调集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三十余万人，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始则采取“坚决进攻”的错误方针，继则实行退却逃跑，于十月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苏区。十二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地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川陕苏 区初步建成。尔后，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方针，经过四个月的作战，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会同杨森和刘存厚等部对川陕边根据地进行的三路围攻，歼敌一万余人。接着，红四方面军举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战役，歼敌近二万人，并占领了仪陇、营山、达县。十月，方面军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这时，红四方面军 发展到八万 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至翌年九月，红四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川军约二十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二万余人，保卫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继陕南战役之后，又发 起了嘉陵江战役，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歼敌一万余人，攻克阀中、南部 、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九座县城。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打乱了敌人原定的“川陕会剿”计划，扩大了川陕苏区，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张国焘错误地认为，由于中央红军西进，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将会很快压到四川来，“与其被敌赶走，不如主动撤走”。于是将后方机关和部队移至嘉陵江以西，擅自放弃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川陕苏区，使红四方面军处于无根据地的困境。这样，红四方面军便开始了长征。



　三月上旬 红四方面军继广昭战役和陕南战役之后，拟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为了扫除渡江作战障碍，红四方面军首先以第三十军和第九、第三十一军各一部向苍溪、仪陇之敌发起进攻，于五日克仪陇，十一日克苍溪，共歼敌约五个团，俘敌三千余人。



　　15日 中央红军对鲁班场之敌周浑元第二纵队发起进攻，由于敌人三个师不易分割，我军进攻未能得手，而援敌吴奇伟纵队迅速到达，为了避免被动，遂主动撤出战斗，向赤水河东岸转移。



　　16日 中央红军为了进一步迷惑、调动敌人，在茅台一带，第三次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



　　18日 军委警卫营在茅台长坝槽用步、机枪击落敌机一架。



　　19日 中央红军攻占镇龙山，击溃川敌阻拦，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长江了，令薛岳和四川、贵州的军阀部队向川南前进，企图在川南围歼红军。



　　20日 中革军委决定秘密迅速，出敌不备向东，到赤水河东岸寻求战机。为迷惑川，滇敌人，派一个团伪装主力西进，限期折回，指出部队继续西进与我不利，只能坚决向东。要求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完 。



　　21日至22日 中央红军由二郎滩，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向南急进。蒋介石被红军东向回师弄得莫名其妙，不知红军主力向东还是向西，无所适从。



　　21日 高梁坪战斗之后，红二军团总指挥部鉴于四面敌人逐渐深入，红军活动范围日益缩小的情况，决定发起一个战役，以扭转被动局面。计划集中八个团的兵力，首先在后坪地区歼灭李觉纵队，再各个击破他敌。二十日，令一个团扼守后坪以东的鸡公垭高地，主力隐蔽待机，拟乘敌刚渡过澧水，立足未稳，一举将其歼灭。但由于这个团未按时占领阵地，致使敌军先头部队两个团于二十一日拂晓渡过澧水，抢先占了鸡公垭高地。红军发起进攻后，遇到顽强抗击。战至黄昏，援敌迫近，红军遂撤出战斗 。后坪战斗，虽歼敌近五百人，红军亦伤亡七百余人，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22日 桑植被敌人占领。在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于二十二日向党中央和军委请示报告：“根据目前情况，我们以最大决心争取这一地区的巩固，以与西方军配合。（我们）正集中全力，在保持有生力量条件下，首先求得侧击郭敌。必须取得两次伟大胜利，方能保持新区巩固发展；否则，二、六军团将被迫退出新的地区。”



　　24日　蒋介石由重庆抵贵阳“督战”，他认为红军“前遭堵截，后受追击”，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企图迫使红军决战，最后给以消灭。



　　27日　中革军委以第九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积极向长干山、枫香坝之敌佯攻，以引敌向北。主力则乘敌人未弄清我战略意图之际，继续分路向南急进。



　　28日　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嘉陵江沿岸及其纵深地区，由川敌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防守。其中有五十三个团布防于沿江一线；其纵深地区兵力空虚，仅在涪江沿岸之绵阳、江油地区有第二十八军军部和其主力一部驻守。红四方面军首长根据敌人防御面宽大和后方兵力空虚的情况，决定集中主力，选择敌人防御薄弱部分，首先突破敌人的江防，尔后再向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红四方面军第一梯队各部，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手段，分别从苍溪以南塔子山、苍溪以北鸳溪口和阆中以北等地段实施渡江作战。当夜，第三十军于塔子山附近首渡成功，歼敌一个营，击溃援敌一个旅；第三十一军于鸳溪口强渡成功，攻占要地火烧寺；第九军亦于阆中以北地区顺利渡江。接着，第一梯队迅速向敌人两侧和纵深发展进攻，第二梯队第四军也从苍溪渡江加入战斗。三十一日连克剑阁、阆中。至四月三日，先后克南部、剑门关、昭化，突破了敌人沿江三百余里的防线。



　　31日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把围追的敌军甩在乌江北岸。红军这一战略行动，使蒋介石在乌江以西消灭红军的企图又成为泡影。

下旬　红二十五军离开华阳地区经柞水、蔡玉窑等地东返，留下游击队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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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2日　中央红军以一部佯攻息烽,主力进占狗场、扎佐，前锋逼近贵阳。这时贵阳及其附近兵力单薄，正在这里“督战”的蒋介石既怕红军围攻贵阳，又怕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急令云南军阀部队前来贵阳“保驾”，又命令薛岳兵团一部尾追，一部沿乌防堵，令湘军到余庆、石阡等地，阻止红军东进，又令桂军在南面防堵，同时下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准备随时逃跑。



　　3日　中央红军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从息烽、扎佐之间继续东进。五日，到清水河西岸。为了迷惑敌人，还派出少许部队在清水河架设浮桥，虚张声势，摆出全军东渡的姿态。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急令湘军开赴黔东、桂军到清水河以东堵截，又令薛岳兵团向东急追。其实红军既不是攻占贵阳，也不是去湘西，而是要经云南渡金沙江北上。在红军部署这次战役行动时，毛泽东同志当时曾说，只要能够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蒋介石给我们把滇军调出来了。当滇军从滇　　黔边开向贵阳以后，云南境内敌军兵力空虚，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提供了有利条件。



　　5日　中革军委在给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的复电中指出：“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仍应尽力在原地区争取胜利。至于你们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问题，我们可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这个指示的主要精神，是要红二、红六军团在苏区继续坚持斗争。



　　8日　中央红军乘各路敌军向贵阳以东开进之际，突然急转南下，分两路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军封锁线。因无重兵拦阻，很快越过青岩、定番（今惠水）、长顺、紫云等地。



　　10日　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敌纵深发展，连占梓潼、青川，渡过涪江，围攻红油。至四月二十一日，先后攻占平武、中坝、彰明、北川等地。至此，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十二个团一万余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接北川，南由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



月初　红二十五军到达蓝田县葛牌镇，与杨虎城所部陕军警三旅接触。



　　9日　红二十五军由葛牌镇南返九间房设伏，将警三旅大部歼灭。结束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第一次反“围剿”。



但是，警三旅是一支有着我党多年兵运工作基础的倾向革命的部队，因而，歼灭警三旅的战斗也是有深刻教训的，特别是不该错杀已经公开自己中共党员身份的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同志。



同时，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接连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对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认为“川北是挤掉汁的柠檬”，困难最终是无法克服的。于是，不经任何会议讨论，不同在前方作战的红四方面军首长商量，也不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就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向西转移。早在战役准备期间，他就借口前方需要兵力，逐步把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西调。当部队胜利渡江并向纵深发展时，他即率领后方机关和部队撤离苏区，仅留下三百余人枪，由原绥定道委书记刘子才等领导，坚持当地的斗争。这样，经过两年多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川陕苏区，便在红军接连获胜的情况下被张国焘葬送了。红四方面军从此被迫开始了长征。这时，红四方面军辖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连同地方武装和随军行动的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等，共约十万人。



　　12日　敌人于九日占领永顺城后，从四面向根据地中心区推进。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会鉴于大庸、桑植、永顺相继失陷，认为我军已不利于在原地区作战，遂决定红军退出湘鄂川黔苏区。拟经陈家河、仓官峪，从香溪北渡长江，向湖北之南漳、兴山、远安地区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转移前，在团以上干部中传达了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红军的转移行动，必须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不能是“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要把战略方针“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上”，“准备于必要时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这些，对红二、红六军团的转移行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四月十二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率红二、红六军团离开塔卧、龙家寨基本根据地，向北转移。



　　13日　红二、红六军团转移后，敌陈耀汉纵队派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由桑植出发，沿澧水西进，企图同张振汉纵队打通联系，以阻止红军北进。十三日下午，红军先头部队第四师进至陈家河附近同第一七二旅警戒部队遭遇，遂抓住战机一举将其歼灭，并占领了有利地形。



　　14日　红二、红六军团抓住当面之敌态势孤立、立足未稳之机，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敌第一七二旅全歼于陈家河地区。这时，第五十八师师部率第一七四旅增援陈家河，刚进至两河口即发觉第一七二旅被歼，便慌忙南逃。红军乘胜追击，于十五日将该敌大部歼灭于桃子溪地区。



　　16日　红二、红六军团乘胜收复桑植城。



中旬　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以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肯定了入陕四个月以来的成绩，提出了准备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和加紧根据地建设的任务。会议改选了省委，新的省委由十人组成，徐宝珊任书记，吴焕先任副书记。



　　18日　傍晚，红二十五军攻克雒南县城。部队入城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晚露宿街头。并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的“抗捐犯”七十余人，将没收豪绅的粮食、财物，分配给穷苦群众，度过春荒。这些，都是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8日　在白层、者坪渡过北盘江，并相继占领贞丰、安龙、兴仁等县。中央红军经过的长顺、紫云、贞丰、安龙等地，绝大多数是布依族寨子。由于汉族的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这里民族矛盾很深，甚至发展到武装冲突。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布依族的风俗习惯，不拉夫，不派粮派款，受到布依族群众的欢迎。他们积极为红军带路、送信息，使红军顺利通过布依族地区。



留在乌江以北的第九军团，此时已到黔西水城附近。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可能要与九军团会合，然后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入川，于是命令“追剿”军主力在宣威、威宁地区围歼红军。



中革军委为了调动敌人，决定九军团继续单独行动，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敌向北，配合主力红军西进。



　　20日　红军不断取得的作战胜利和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使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命令原进攻鄂豫皖苏区的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三个师、驻郑州的唐俊德第九十五师开赴陕南，同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一部，共计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归杨虎城统一指挥，向红军和鄂豫陕边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三个月之内将该区红军全部消灭。



下旬　陈家河、桃子溪战斗后，各路敌军惧于被歼，纷纷后撤。红二、红六军团遂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乘势发起反攻。以一部兵力在国营企业区牵制敌人和开展地方工作，主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江垭、石门方向发展，以威胁敌人重镇津市、澧县，迫使湘敌后撤，以恢复苏区。



　　27日　红二、红六军团攻占江垭，一部前出到慈利城北，造成夺取慈利、石门，进攻津市、澧县和北渡长江之势。湘敌急忙抽兵回援慈利等地，以防红军东进或南下；鄂敌则慌忙抽兵退守长阳等地，以防红军北渡长江。



　　27日　中央红军攻占马龙，接着攻占寻甸、嵩明，一闻占领杨林，前锋直逼昆明。此时，云南军阀龙云的主力部队，东调增援贵阳未回。龙云为了保住昆明，一面电催其部队取捷径速返昆明，一面向蒋介石呼救求援，同时调集各县民团增援昆明。这样，就削弱了金沙江两岸的防御力量。



　　29日　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指出，中央过去决定转入川西创立根据地的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中央号召全军充分认识渡江转入川西的政治意义，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分三路由寻甸、嵩明转向西北前进。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渡；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到皎平渡。



　　下旬　蒋介石为阻止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新的苏区，命令四川军阀刘湘抽调十三个旅以上的兵力，分别由罗江和绵阳、三台地区向北，胡宗南部由碧口、文县地区向南，夹击红四方面军，企图围歼红军于江油、中坝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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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3日　晚，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在皎平渡偷渡成功，全歼对岸守敌，控制了渡口。一、三军团抢占龙街渡、洪门渡后，因水流太急或江面太宽，不能架桥，渡船又少，大部队难以渡江。中革军委决定：除留十三团在洪门渡过江外，一三军团主力全部由皎平渡过江。



　　月初 中共鄂豫陕省决定建立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特委书记郑位三（后为李隆贵）,师长方升普，政治委员曾焜，统一领导该区的斗争。这时，红二十五军已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地方武装已拥有二千多人，并在蓝田、柞水、镇安、山阳、旬阳、雒南、商南、商县、郧西、卢氏和洋县的华阳地区，建立了四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两个特委、五个县党的工委和两个县的革命政权，苏区人口近五十万人，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４日　红二十五军在商县龙驹寨（今丹凤县城）进行短期整训，对部队进行了形势教育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开展了战术技术训练，并整顿了支部和领导作风，进一步加强了部队建设。



　　７日　鉴于苏区内只剩下敌人第六十二师和新三十四师各一部、第十五师的一个旅和一些保安团，红二，红六军团于月初西返，寻机消灭苏区内的敌人。七日，在塔卧至永顺间的茶陵坡，歼敌第六十二师的一个营。



　　９日　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在龙驹寨病逝，使省委和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遗职由吴焕先代理。



　　９　中央红军全部从皎平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与此同时，九军团在东川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了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的狂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当薛岳的“追剿”军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已在会理地区休整了一个星期。



　　１２日　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会议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进，迅速越过大渡河，向四方面军靠拢。



在会理会议之前，犯“左”倾错误的个别人，对毛泽东领导红军并不服气。当时曾流传毛泽东指挥也不行了，要撤换领导。林彪诬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走弓背路”，会“拖垮部队”，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倔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同时也受到聂荣臻同志的批评。后来林彪又写信给中央，要求朱、毛下台。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等人反对毛泽东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维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



会理会议还决定刘伯承同志任先遣队司令员，以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上旬　红四方面军首长鉴于中央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并准备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及敌情严重、新区群众尚未发动等情况，决定率部向岷江地区转移，以摆脱不利处境，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争取两个方面军会师。



　　15日　中革军委为了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方针，决定主力北进，九军团为右翼，向西昌前进。



　　17日　一军团击贵川敌西康边防军一个旅的阻拦，占领德昌。



　　19日　一军团攻占礼州。接着九军团在礼州附近与主力红军会合。



　　20日　中革军委发出训令，指出目前的战略方针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大路、经越嶲（今越西县），大树堡，到富林。另一条是小路，经冕宁，过彝族区，到安顺场。中央决定主力走小路，派刘伯承总参谋长为先遣队司令，聂荣臻为政委，率一师一团和工兵连抢占大渡河安顺场渡口，为主力开路。另派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率五团和侦察连担任佯攻任务，向大树堡、富林挺进。



　　中旬　红四方面军主力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公潘、理县、茂县西进，途中击溃邓锡侯部五个团，相继攻占茂县、威州、理县，　以及松潘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从而控制了以茂县、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为两个方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中旬　鄂豫陕苏区第二次返“围剿”开始。红军为把鄂陕边、豫陕边两苏区连成一片，创造战场，于十四日进攻山阳城，未克，遂改变计划，南下郧西地区，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中旬　湘敌兵力雄厚、战斗力较强，鄂敌兵力分散、战斗力较弱的情况，军委开会决定，红二、红六军团将对湘敌取攻势、对鄂敌取守势的方针，改为对鄂敌取攻势，对湘取守势的方针。



　　21日　担任佯攻任务的左权、刘亚楼领导的部队攻占越嶲城，打开监狱，释放数百名彝族同胞，得到他们的协助，二十二日顺利通过彝族区。二十三日占领大树堡渡口，佯作架桥准备，扬言红军在此渡大渡河芳打富林，进军雅安，解放成都，使四川军阀加强了富林的防御，达到了钳制的目的。



　　22日　刘伯承、聂荣臻领导的先遣队攻占了冕宁，进入大凉山彝民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军阀推行反动的民族主义政策，对彝族同胞进行残酷的压迫和掠夺，造成彝汉民族之间很深的矛盾。红军取道彝族区，起初遭到强烈的抵抗。由于刘伯承、聂荣臻领导的先遣队模范执行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终于获得了彝族山胞的凉解和支持。刘伯承与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使利用，不断对红军袭击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在广大彝族同胞的帮助下，先遣队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后续部队也安全通过。



在通过彝族区时，中央红军帮助沽基族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武装：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族支队。这支部队深得彝族人民的拥护，曾发展到一千多人，坚持斗争达五年之久。



　　24日　中央红军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大渡河水流湍急、河宽岸陡，易守难攻。据传太平天国石达开数万大军因北渡未成而全军覆没。当时中央红军处境也很困难，前有四川军阀扼守大渡河所有渡口，后有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猛追。蒋介石扬言要使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



　　25日　先遣队挑选十七名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在红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乘一条小船，冒着枪林弹雨，战胜激流险滩，首先强渡成功，击溃敌人一个营的守备部队，巩固了滩头阵地，取得了强渡大渡河的第一个胜利，当时一军团《战士报》表彰了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名勇士。他们是熊尚林、曾会明、刘长发、张克表、郭世苍、张成球、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名、张万清，同时还表彰了六个模范特等射手：李得才、夏天海、邱神坤、刘桂子、袁行安、宋远海。



　　26日　中革军委鉴于安顺场附近水流湍急，不便架桥，只有四只小船，迅速渡过全军部队十分困难。遂决定刘伯承、聂荣臻领导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在安顺场渡河，沿大渡河东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四团，两天半赶到泸定桥。



　　27日　红四团由安顺场出发，沿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行进，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湍急河流，沿途还有敌军小部队阻拦。红四团翻山越岭，且战且走。二十八日凌晨，又接到军委命令，要求提前赶到泸定桥。红四团赶了一天路，黄昏时到达了磨西面，这里距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部队没有休息，晚上点燃火把断续行军，终于在二十九日晨六时到达泸定桥边，占领西桥头。



泸定桥是四川通康藏地区的咽喉，由十三根铁索组成。桥面是在九根并排铁索上铺上木板，两边各有两根铁索做桥栏。桥头刻有“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的诗句。当红军到达泸定桥时，桥面木板已搬去，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



　　29日　下午四时，先头部队红四团发起夺桥总攻。敌人凭险据守。红四团组织一营火力，封锁东岸敌人增援通道，另挑选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攀踏着悬空的铁索链向敌人冲去，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东桥头、为后续部队渡江打开了道路。接着与刘伯承、聂荣臻领导的右纵会合。



　　下旬　张国焘在茂县擅自成立“西北特区委员会”，内设政局，俨然如中央组织。并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向全国以至全世界发表文告，一面暗示今后中国革命中心将向西康、西藏、青海、新疆边远地区转移，一面把陕北、陕南、川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都划归自己统辖。



红四方面军命令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该军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军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北，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行动。

　　下旬　中共鄂豫陕省委根据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和红二十五军反“围剿”的实践，针对陕南山高沟深、交通不便和敌人机动困难的情况，决定：各游击师就地坚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则乘东北军刚到，首先北上，争取歼其一部，再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方针，寻机歼敌一两个师（旅），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打破敌人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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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1日　中央纵队宿营化林坪，张闻天召开干部大会，报告渡河以后的形势与任务。他说，中央红军能迅速渡过大渡河的根本原因，一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二是有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三是我们的方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他谈到今后任务时，提出要巩固和扩大红军，加强瓦解白军，做好赤化工作。他还提出要批判过高估计敌人、过低估计自己的右倾错误。



　　2日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蒋介石在昆明策划的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彻底失败，他妄图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幻想随之破灭了。



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指示，提出中央红军“进到了预定创立根据地的地区”，要求用一切办法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加强瓦解白军工作，把地方工作提到实现战略任务的高度。



　　3日　中央红军决定迅速夺取天全、芦山战略要地，以便与四方面军会合。命令部队三路前进：一军团及五军团为右纵队，三军团、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九军团为左纵队。



　　6日　中革军委命令部队“以破釜沉舟精神，坚决迅速手段，于六号夜以前不顾一切牺牲渡过天全河”。



　　7日　红军占领天全。



　　8日　党中央、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中央红军迅速占领懋功（今小金）、理番，不顾一切困难与四方面军会合。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又歼敌一部。接着，红军指战员战胜了冰雪严寒，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此时，李先念同志率领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攻占懋功，先锋已达懋功东南的达维地区。



　　8日　中革军委作出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着重指出：“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卭崃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开展新局面之目的。”



同日，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一部攻克懋功。



　　9日　红二、红六军团采取攻其必救的手段，突然以一部兵力进入敌纵深，包围了宣恩城，并强攻可以瞰制该城的南山铜鼓堡；以一部兵力切断宣（恩）施（南）大道，佯攻宣恩城北的敌重要外围据点椒园；主力隐蔽集结于城南二十里处，准备打击由来凤、李家河增援之敌。



　　12日　鄂敌张振汉指挥约四个旅的兵力，分三路增援宣恩，计划于十六时前在忠堡集中。红二、红六军团指挥部获悉敌人计划后，当即决定留一个团继续围攻宣恩，主力南下忠堡地区截击敌人。遂于十五时在忠堡东北之黄牛棚附近，歼敌后卫一部，接着将敌第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个旅包围在构皮岭山谷。



　　12日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地区同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12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第四团在达维与四方面军先锋部队会师。



　　13日　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提高战斗力，解决粮食困难，加强组织纪律，克服松劲情绪。



　　14日　党中央、中革军委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镇。当晚，驻地两个方面军的部队举行胜利会师庆祝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号召一、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所赋予的一切任务。



当时苏联《真理报》评述一、四方面军会师的伟大意义说：“中国红军力量在四川的会合，给中国苏维埃运动打开了更广大的前途，现在这种运动已到了发展的新阶段。四川已成为中国苏维埃更重要的根据地。”



　　14日　党中央、中革军委到达达维镇。当日晚，两个方面军举行庆祝大会，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出席，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号召红一、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所给予的一切任务。



两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红军的计划，而且壮大了红军的力量，鼓舞了士气民心，为发展革命战争，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上旬　红二十五军由郧西的二天门出发北上，直插商县地区。这时各路敌人正分路向东南开进，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四日夜、五日晨，红军先后在商县夜村及商洛镇附近，同敌第一一○师和第一二九师遭遇，毙伤敌团长以下二百余人，缴轻机枪四挺、步枪百余支。战后，红军继续北进，几次寻歼敌人，未竟。鉴于敌人队形密集，不易分割，决心放弃先打东北军的计划，转兵东南，继续在外线活动，创造战机。



　　14日　红军攻克富水关，继而进占青山街，俘敌第四十四师营以下官兵一百七十余人。红军这一突然行动，使敌人纷纷尾追而来。红二十五军首长决定继续向东南行动，远程奔袭敌人后方补给站荆紫关。



　　14日　拂晓，红二、红六军团集中四个多团的兵力，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激战至十五时，全歼该敌，活捉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



　　15日　中革军委命令五军团坚守宝兴，抗击尾追之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指出，蒋介石已将等于半个欧洲的中国领土双手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动员百万白军拦阻红军北上抗日。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海陆空军、商人、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爱国志士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



　　16日　党中央、中革军委到懋功地区。军委总部和总政治部规定部队休整三天。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方面军致电四方面军，热烈祝贺两大主力会师胜利。



中革军委致电四方面军：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宜在岷江以东，给敌人以坚决打击，向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同时指出，以懋功为中心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16日　荆紫关为鄂豫陕三省边界要地，有敌地方武装一个营驻守。为了出敌不意，红二十五军以手枪团化装冒充敌人第四十四师的部队，经一百三十余里急行军逼近荆紫关后，不费一枪一弹混过敌人警戒线，直逼城下。守敌发觉，急闭城门，向红军开火。红军第二二三团迅速赶到，搭人梯登上城垣，占领全城。此战，歼敌一个多连，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余敌溃逃。



荆紫关战斗，调动了敌人四个师又一个旅蜂拥而至，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



　　16日　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方针。



　　17日　红二十五军撤离荆紫关，甩开密集之敌，挥师西进，诱敌至根据地中心区，伺机寻歼。



　　17日　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竭力夸大由岷江向东或向北发展的困难，说川北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由岷江向东发展条件不具备，向北则地形、粮食困难很大。他提出从阿坝过草地西进北上，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并说如果遇到困难，再向南进攻。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懋功会见李先念等同志，询问了四方面军的情况，表达了中央对四方面军的极大关怀。



　　18日　总政治部发出赤化川陕甘任务大纲。指出，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广大地区，是今后两大主力红军的基本任务。要求部队勇敢作战，消灭敌人，用战斗胜利来实现这个基本任务。



同时，中革军委复电张国焘，指出：“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卭（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的为要。”



　　18日　党中央针对张国焘北上西进和南下逃跑的方针，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否则以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进入甘肃、青海，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卭崃、大邑南山，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



　　20日　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



　　20日　中革军委又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并指令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23日　红二、红六军团以一部兵力围困龙山，主力分散开展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扩大红军，休整部队，准备拿下龙山，逼走来凤守敌，以这两个城市为中心扩建苏区。但是，自七月初起，三次打援均未大量歼敌，而来凤守敌得到了加强，陶广纵队又集中了十个团的兵力，继续增援龙山。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于七月二十七日撤龙山之围。



　　25日　红二十五军经过一个多星期急行军，冲破敌人拦阻后，进至根据地边沿黑山街。



　　25日　总政治部发出征粮通知，要求部队在收购粮食时，必须很好地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愿意将余粮卖给红军，并指出，群众自己吃的粮食，不能强迫购买。对于逃跑不在家的群众，购买他们的粮食时，一定要找邻近群众同去，将粮钱付给邻近群众，并留信给本人。通知还规定禁止私人购买逃跑群众的鸡、猪及其他东西。



　　26日　为了统一战略方针，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只开了一天。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等。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战略方针、战略行动以及战略指挥问题的报告。他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关于战略行动，他指出：向南，地形、给养有困难；向东，敌兵力较强，对我不利；向西北，是杳无人烟的大草原；因此，只有向北一条路。首先到甘肃南部，以实现战略方针。在作战指挥上，他要求部队应集中统一，指挥权应集中于中革军委。同时强调要加强政治工作。



张国焘首先发言，他强调北有雪山草地，又有胡宗南二十多个团阻截，如果打不败胡敌，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他主张依手托懋功地区，避开胡敌，先向南进攻成都，然后向川康发展。



毛泽东发言指出，应迅速北出松潘，力争在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消灭胡敌，进入甘南。建议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和军委解决。



由于与会多数同志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同意首先向甘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张国焘最后也不得不表示赞成。会议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政治局决定。



　　26日　党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28日　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同时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接着，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28日　中央政治局正式指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还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决定最后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方针，必须反对退却逃跑、保守偷安的右倾情绪。



这个决定为实现北上抗日奠定了基础。



　　29日　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时局问题。会议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确定两个方面军主力乘敌军尚未集中之际，迅速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的道路，规定三十七个团分三路向松潘及西北地区开进，消灭松潘地区胡宗南部队。以八个团在岷江两岸，四个团在懋功地区，钳制东、南两面的敌人，掩护右翼和后方安全。战役计划规定后方机关设在卓克基，中革军委和总部随中路军前进。预计七月十一日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



为了统一思想，党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同志组成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帮助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29日　张国焘违背中央决定。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兵力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的错误主张，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别无良策”，竟然同党中央对抗。



　　29日　敌警一旅孤军深入，进到黑山街附近。红二十五军为诱敌深入腹地，同敌稍一接触即转至山阳县的袁家沟口，决心利用该地有利条件，歼灭该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