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女儿信：孙文晚年已做了苏俄傀儡

心平常

其实他们党的内部，早已是G党做了主人翁。共党也断不敢抛弃“国党”这件外套，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共党也不能得真的胜利——不全象俄国那样，但是这种毒菌深入社会，把全国搅到一塌糊涂，人民死一大半，土地变成沙漠，便算完事。



梁启超先生真神人也!

马赫迪

读到文献，十分新鲜

经士

国父怎么可能甘心做傀儡，国父怎么说也是超轻量级人物，必有后续动作。

不动明王

孙中山要是傀儡的话苏俄直接支持声势浩大的国民党就行了，正是因为放心不下孙中山这个两面三刀的政客，苏俄才会假国民党行借尸还魂计

马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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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再认识

    说到段祺瑞，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个刚愎自用、穷兵黩武的大军阀。尽管解放之初，当章士钊将段祺瑞的历史书呈毛泽东时，毛阅后呵呵一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毛的意见反映了党对段的基本态度。但是，长期以来，一些政治书籍中还是对他肯定的少，否定的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的进步，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逐步趋于客观和实事求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趋于全面和立体化，这样的人文环境有利于对段祺瑞的再认识。我在研读了段祺瑞生平历史后觉得，人们对于段的了解也罢、认识也罢大多停留在平面的、浅显的和脸谱化的层面上，都是远远不够的。在此，我本人有些粗浅的心得，愿与读者交流。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省合肥市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与冯国璋、王士珍一起，并称北洋“三杰”，其名望仅次于袁世凯。袁死后，以国务总理身份，长期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历经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四任总统，行“夹天子令诸侯”之实，最后成为集总统和国务总理于一身的“国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达到其权力顶峰。段祺瑞断断续续控制国家政权长达十余年之久。
   一般否定者认为，段祺瑞在控制北洋政府期间，一是对外实行卖国政策。亲近日本，力主对德宣战，大量向日本出卖主权，借款练兵；二是对内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打击民主势力。利用“安福系”操纵国会，在担当临时政府总执政期间，抵制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1926年镇压北京各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三一八”惨案。事实真是这样吗？下面，我来逐一进行分析：
    ——段祺瑞是不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卖国政策？
   段祺瑞与日本交往较多不假，但交往不等于投靠，更不等于卖国。段是从旧军队成长起来的一代枭雄，他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果让他这个“军阀”超凡脱俗，具有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就不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冷静观察那时的中国政治，似乎没有哪位政治家或政治团体能够摆脱掉依靠外国力量的，军阀如此，政客如此，孙中山的国民党亦如此，就连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如此！
    我们应认真审视段祺瑞依靠日本都干了些什么？
   他力主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使中国成为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对国家显然是有利的；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达成共同出兵俄国的协议，表面上似乎要干涉苏维埃革命，其实是他的政治策略，“段祺瑞并不是真正想出兵俄国，他的目的是想利用这个机会，从日本那里获得大笔军械和借款。”（季宇《段祺瑞传》）后来事实证明，北洋政府也根本没有出兵苏俄。我们不能把政治策略与实际政策混为一谈；还有段祺瑞政府大量向日本借款是有的，据史料记载，1917年1月20日～1918年9月28日，先后6次8项，总计向日本借款为日金1.45亿元。这些借款都是以兴建铁路、有线电报和金矿等名义拆借的。日本国之所以愿意出借，除了希望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拉拢外，还有经济发展较快，“对外贸易大大出超，国内货币过剩，形成通货膨胀局面，因而积极鼓励向外国投资。”就是当时日本寺内政府热衷借款，而“条件并不苛求”的主要因素（周叔廉：《西原借款》）。借款过程中，段祺瑞政府并没有出让多少国家利益。段私下对亲信说过：“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就完了。”（王楚卿回忆）后来，这些借款中，除了第一笔500万日元清还外，其余1.4亿日元真的变成了一大笔死滥账。
   从以上段祺瑞与日本交往所做的几件事情以及后来他拒绝日本利用，毅然移居上海的举动来看，段与日本主要是利用关系，而非勾结关系。段的作为主要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本集团利益，我们不应得出卖国的结论。诚然，北洋政府借得这些款项并未真正用来发展经济，而大部分则用于编练4个师的“参战军”，加强了段内阁的控制力。我认为，在当时军阀割据的特定国情之下，段有心加强中央集权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国家也是有利的。
    ——段祺瑞是不是打击民主势力，实行武力统一？
   比较北洋的冯国璋、吴佩孚等，段祺瑞确实是力主武力统一的，并且是一贯制的。但说武力统一就是错误，我倒不敢苟同。当时的军阀政客们，不外乎几种情况：有的是把“和平统一”作为笼络人心的政治手腕；有的是先主“和”后主“武”；段祺瑞的表里如一和言行一致，我倒认为不仅比那些政客们光明磊落，而且更具远见卓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那种大小军阀满天飞的年代，“和平统一”国家仅仅是人们美好的愿望，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武力统一”则是必由之路！君不见最后还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才开创了中华大地的一统天下么！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也验证了毛主席倡导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真理！
段祺瑞是不是打击民主势力呢？我认为不应简单用“是”与“非”回答。作为统治者，显然希望中央集权。尤其对于刚从封建社会蜕变而来脆弱的共和政权而言，离成熟的民主政治尚有很远距离，段祺瑞政府的某些独断措施，其实是政治斗争的必然产物。我们要判断段的思想倾向，最好方法就是解剖具体事件，以洞察其本质。一为安福国会，是段的手下大将徐树铮收买议员借以操纵国会的一个怪物，并不是由段亲为。此做法虽不太地道，但仅是段祺瑞与冯国璋之间北洋内部斗争的产物，并不是民主与非民主斗争的结果。二为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是执政府的卫队旅开枪杀害进步学生，造成46人死亡，150余人受伤的惨剧。虽然谁下令开枪至今仍是谜团，但是我们可从事件发生后段祺瑞的表现，来分析判断他的责任：“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刘新生摘自《大众文摘》）。”甚至在去世前不久身体极度衰弱时，‘医生劝他开荤以增加营养，他仍执意不肯：“人可死，荤不可开。’”（季宇《段祺瑞传》）我认为段对此事件似乎只应负“领导责任”，而不该负“具体责任”。段祺瑞后来联合国民党和奉系反对直系，邀请孙中山北上，召开善后会议等表现，对国家统一以及推进民主政治进程，都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那么，段祺瑞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一生清廉。段祺瑞个人生活相当简朴。从年轻到年老，他在家里总是一件长衫，头上一顶瓜皮帽，谁见也想不到他会是个国务总理。家里经济经常运转不灵，有时还要借钱花。等到他下野隐居天津后，经济状况彻底窘迫下来，住不起“公馆”，只能借住“私宅”，还得亲自过问日常开支。一日三餐多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布衣，仆人也养不起。多亏魏宗瀚邀约一些当年的老兵，自愿轮流站岗放哨并帮助料理杂务，宅中才不至于到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他的家教严得近乎苛刻，门房从来不收红包。来了客人，见不见由他当场决定，谁也当不了他的家。如果哪个人胆敢勒索来客，马上拉出去枪毙。如果有人给他送礼，他只会挑选一两样不值钱的留下，其余一概璧还。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围屏，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半夜爬起来摩挲。可他只轻轻一挥手，就叫人把东西抬出去了。只有冯玉祥送的一个大南瓜他是全都收下的，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再切一半退还。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在民国初年的所有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王枪手《醉心权术的“清官”》）

   ——“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这就是段祺瑞。平日他除了在书房里下棋、打牌，没有别的任何嗜好。面对灯红酒绿，金黄银白，世间俗人哪个敢说自己不动心？尤其是在浓重腐败习气的中国官场中，段祺瑞就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视金银如粪土，实属难能可贵。段祺瑞的“清廉”完全可以让今天对历史知之不多的年轻人瞠目。

   ——“八勿”遗嘱。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弥留之际，留下亲笔遗嘱“八勿”，阐述复兴之道。其中说：“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告诫国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反映了段祺瑞一生忧国忧民，至力振兴华夏的思想感情！
    段祺瑞性格爽直，有不同意见，向来都是直来直去，不搞阴谋，不搞暗杀，光明磊落。敢于抗上，爱护下属。甚至迎接“老佛爷”慈禧，也敢于不跪。这一点，在当时军阀政客中，如鹤立鸡群。从人品德行而言，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做人的楷模！
   我们不仅应该推倒强加在段祺瑞身上的不实之辞，还应该对他在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做出客观定位。尤其是“三造共和”，功勋卓著。一是1912年1月26日和2月5日，率北洋各军统兵大员40余人两次电请清帝退位，并以“率全军将士入京”相威胁，迫使宣统皇帝于2月12日退位，在埋葬清王朝统治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二是袁世凯酝酿称帝时，段祺瑞极力反对，甚至辞职苦谏，是北洋集团高官中敢表态度的第一人。袁被迫取消帝制后，又是他废除封建政治机器，恢复共和政体。三是1917年7月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拍案而起，亲率大军讨伐，剪除了封建最后一个余孽，保证了共和政体的顺利延续。“三造共和”绝对是“功在千秋，名垂青史”之壮举！
    滚滚红尘，浩浩青史。大凡历史长河中的伟人，都肯定能够经受住时间和舆论的考验。在大浪淘沙之后，剩下的才是赤诚真金和无瑕碧玉。我想，给予先辈段公祺瑞一个公正的历史定位，既是历史真实的需要，也是精神信仰的需要，更是民族进步的需要。让我们共同做出努力吧！

马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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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跪的段祺瑞与暴怒的蒋介石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06-22 16:59:51/ 个人分类：轻松小站
查看( 105 ) / 评论( 0 ) / 评分( 0 / 0 )长跪的段祺瑞与暴怒的蒋介石
                            ——“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若说民国史，会给人以“两多”的印象：战争多和惨案多。而惨案最为人们所熟悉，经常提到的，便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三.一八惨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李闻惨案。这两个惨案，衍生出了两篇名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与闻一多的《最后的演讲》，都是大陆中学语文课本里重要的学习内容。从那时候就打上的烙印，恐怕终生也难以抹去。
　　不过，在三.一八惨案发生80周年和李闻惨案发生60年后的这篇文章，笔者想把一直关注于遇害者的眼光暂时收回，投向施暴者－－段祺瑞和蒋介石。两起惨案发生相差20年，都是悲剧，是中国国运的悲剧，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悲剧？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倒台，李闻惨案发生三年后，蒋介石政府退出大陆。若说在这两起惨案发生之前，人们对于这两个政府还有幻想，那么之后，便是“失尽民心”了。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难辞其咎。两起惨案的始作俑者，自然是段、蒋二人，而人们在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这两位在惨案发生后都表现的极为无辜。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36年其身体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而蒋介石在李闻惨案发生后，暴跳如雷，下令缉拿凶手，调查真相。
　　沈醉所著《军统内幕》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唐纵日记中也说：“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据后来的考证，对于两起惨案，段蒋二人都确实有点冤。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抢，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无实际证据。反而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而李闻惨案则已有了定论，乃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希望让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而擅自派手下特务行凶。
　　段祺瑞在长跪不起后，严惩了凶手，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作为执政的段颁布了“抚恤令”。蒋介石在暴跳如雷后，撤了霍揆彰的职，下令枪毙直接行凶者－－在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
　　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态度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记载，仅仅从３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关“三.一八”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达十八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等撰写的有关文章一百零三篇。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几乎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李闻惨案后，更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如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认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时的知识分子们也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大公报》用“闻一多之死，各方震动”来总结知识界对于这一暴行的震惊和愤怒。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一多近年来之行动最有招致之可能，一旦果竟实现，而查其当日之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朱自清在给闻一多家属的信中表示：“这种卑鄙凶狠的手段，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杨振声也在《大公报》上表示“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并相信其他友人亦系如此。”，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在唁电中表示“无任痛悼”，沈从文发表《忆北平》，表示“实在象征国家明日更大得不幸！”。7月18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民主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大公报》同日刊载闻一多之子闻立鹏、闻立雕的《是谁杀死了我的爸爸？》。举国上下，“舆论界以及社会无不同情闻一多氏之不幸遇害。”连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的53名教授也联名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美国学术界莫不为之震撼”，要求“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８月间，民盟中央委派梁漱溟、周新民单独去昆明调查。９月底，民盟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这一法西斯暴行。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在1924的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排名竟在胡适、梁启超等人之前。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大学生对于其评价之高，可见其人望。
　　而蒋介石在当时，更是获得了从他执政以来最为崇高的地位。随着日本战败投降，中国与苏、美、英并肩成为“四大强国”。其当仁不让的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人并立于世。43年１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内民众欢欣鼓舞，称为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国内对于蒋介石本人的歌颂与崇拜，可说无以复加。  
三•一八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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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以武力镇压群众运动的一场惨案，此后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背景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经过
1926年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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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群众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时与军队对峙
结果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同时执政府通缉徐谦等人假借“共产学说”谋乱，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兆雄、易培基等5人。朱家骅、蒋梦麟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张作霖查封《京报》馆和一批报刊，邵飘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刘清扬，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禁书，搜捕。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抚恤令”，国务院“阁员总辞职”。但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失殆尽，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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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警正在殴打学生
影响

《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加入谴责暴行的行列。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
纪念

在北京圆明园西南面“九洲清宴”遗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墓，这座墓园占地约100平方米，正中修筑一米多高的石砌圆形台基，台基上竖起通高九米六面体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镌刻着“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从正南面开始，自右而左，镌刻北平市长何其巩所写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所在单位和职业等。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坟茔，其余烈士葬于别处。这处烈士墓是在“三•一八”惨案3周年时建成的，当时北平市近万人参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礼。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东北角，有一座三公尺高的三棱形石质墓碑。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这三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北京工业大学师生在1926年3月21日举行了祭奠仪式，28日举行了追悼大会和纪念碑奠基礼。这座纪念碑建立在西城区端王府夹道的工业大学校园。三棱形的纪念碑上，三面分别刻有“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1970年代，工业大学早已迁走，当地因施工建设而将纪念碑迁到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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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士毅
在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高约2米的石碑，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为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本校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里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园。在校园的西跨院内，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两层方形碑座上是方锥形的碑身，上刻“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碑座上刻着两位烈士的生平传略。碑身阴面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杨德群曾在国立武昌高师肄业，后转入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当时也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的楼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汉白玉方锥形纪念碑，碑座正面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写的“碧血丹心”四个字，还刻有三位烈士的生平。碑文叙述了建碑缘起。和平门外师大院内曾建有范士融纪念碑。
在北京大学西部化学南楼后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烈士牺牲一年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建立了这座方锥形的汉白玉碑，碑身正面镌刻着“魏士毅女士纪念碑”八个大字。碑下的三层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纪念碑铭”。与“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并列而立的是“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克仁、李家珍、张仲超纪念碑”。1982年3月，北大团委从原北大三院（在东城区北河沿）迁移来的。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惨案。纪念碑为方锥形，四面分别用篆书刻写着：“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君克仁／李君家珍／张君仲超纪念碑”，“中华民国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与此相对应的碑腰四面，分别刻着三位烈士的简历和铭文。
在清华大学内“水木清华”北面土山之阴，建有“三•一八烈士韦杰三纪念碑”。这是清华学生在1926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理石断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碑座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本校学生会同人立”。清华同学曾将烈士遗骨安葬于清华园内，三周后移至圆明园与三•一八诸烈士合葬，于是在原墓址竖起断碑。
在崇文区幸福大街汇文中学校园内，建有“唐耀昆、谢戡烈士纪念碑”。是从汇文中学原校址建国门船板胡同迁来的。碑身正面镌刻着“为国死义唐谢君纪念之碑”，碑铭全文是：“举幡伏阙，自古有之。惟义与此，匪党匪私。何渎于天，市朝陈尸？！舍生报国，千古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