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关成：简析秦昭王时代

己所不欲

作者：王关成
　　
　　秦昭王时代是秦国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秦国从大国迈上头等强国的地位 。秦昭王执政五十六年，是历代秦君中在位期最长的一位。贾谊《过秦论》云，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一定天下。六世者，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也，其中 孝公、惠文王、昭王三世是由弱转强最后统一六国的重要时代。
    孝公变法使秦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并在军事上有所建树，是秦国发展史上的转折期。惠文王杀商鞅而不废新法，对外战 争成果辉煌，主要业绩是攻占关中东部和陕北部分地区，兼并巴蜀、夺取汉中，大拓疆土，迎来了国家的重大发展期。武王在位时日很短，贡献是夺得东方重镇宜阳，使秦势力真正进 入中原。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昭王时代，昭王成功的外交策略和凌厉的军事打击，使秦疆域之大，六国罕有匹敌者，楚、齐、赵三强被秦严重削弱，楚、赵几乎被灭国，“韩王入朝， 魏委国听令”[1] 。秦对六国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秦统一天下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这个时代是秦的强盛期和决胜期，是秦统一大业的奠基时期，其后诸王，在此基础 上巩固胜利扩大战果，是昭王统一事业的继续，是水到渠成的收获期。
    总之，在消灭六国的斗争中，昭王时代是极为重要的朝代。

　　一、昭王在中央决策层的权力地位
　　由于范睢说词的影响，易使人以为在昭王四十一年驱逐魏冉等人前，秦国大权垄断于宣太后 和魏冉之手，昭王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犹如傀儡[2]。其实并非如此，太后 姐弟二人确曾有过专擅国事的权力，但昭王继位开始就是位颇有作为君王，并没被他人玩之 股掌之上。
　　武王无子，诸弟争位，在宣太后和魏冉的支持下，这位年已19岁的庶出公子登上王位。第二年，便爆发了以惠文后和公子壮为首的反对派的叛乱，昭王凭借魏冉等人之力，平息事变， 巩固王位。当时的形势是惟魏冉力能立昭王[3]。因此，后党势盛掌握相当 大权是必然的。不过昭王此时已非小儿，出质燕国的历练加上粉碎叛乱的血与火洗礼，锻炼了昭王，上台伊始，就已非任人摆布的玩物，他利用中央权力格局矛盾逐渐掌握军国大权。 从几项重要人事安排便可窥见一斑。
　　首先，昭王元年，魏冉只担任将军，保卫咸阳。这与子楚登上王位时，吕不韦马上占据相国 之位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昭王有相当的人事权力。否则，魏冉以拥立之功出任相国也顺理成章，大概这也是太后和魏冉所希望的。事实上担任相国的却是严君樗里疾。樗里疾系惠文王 之弟，足智多谋，在武王时已与甘茂分任左右相，早在惠文王十三年就以战功卓著受封为严君。他出将入相历任三朝，地位声望权势远在魏冉之上。
      昭王元年，甘茂受排挤出走魏国， 左相一职空缺，而未授予魏冉，只有右相严君在位，他的权力更加重大，正如《史记•樗里疾传》所言：“武王薨，昭王即位。疾又益尊重。”他不仅在朝高居相位，而且经常领大军 东征西讨，手握重兵。作为三代老臣受如此重用，他必定是支持昭王的，但他不属后党，任用他的人只能是昭王，当然，因疾早已有右相之尊和显赫的战功，昭王继续予以重权高位也 十分自然。这样的人事安排就形成中央决策层权力结构的制约和平衡，给昭王以居高临下驽驭的方便，可以削弱后党代表人物的势力和影响。
　　第二，是对向寿的任用。向寿虽为宣太后外族，但与昭王自少年时便是好友，得到昭王重用 ，向寿奉命出使楚国，“楚闻秦之贵向寿，而厚事向寿”。后来，向寿又被委以将军重任，领兵镇守宜阳，筹备伐韩大计。宜阳是当时秦东进的前沿重镇，“宜阳，大县也，上党、南 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4]。当年，韩曾以大军十万镇守，秦、韩数次争夺此城，在秦惠文王三年时曾夺占此地，后被韩夺回，武王三年，历经半年的激战 才又夺回。向寿守宜阳不仅责任重大而且握有大量兵力。这样，朝中樗里疾居百官之首，朝外，昭王亲信又手握重兵，二者互相呼应，举足轻重，足以遏制后党势力的膨胀和影响，表 明昭王在重大人事选择上有相当的决定权。太后姐弟并不能一手遮天为所欲为。
　　第三，魏冉沉浮命运掌握在昭王之手，昭王专任樗里疾一人为相长达7年之久，这时，昭王 已亲政四年，完全有时间和条件利用中央各种力量的角逐来巩固个人的实力地位，特别是有 老臣樗里疾的辅佐就更为有利。樗里疾死后，魏冉才得登上相位。此时昭王已非刚继位时的昭王，从以后魏冉仕途的荣辱浮沉来看，他的命运已完全掌握在昭王之手。魏冉任相凡5 次，共计25年，并非仅是因为拥立和平叛之功，从其为政时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成就而 言，他确实有治国的真才，正如典籍所言，在当时宗室贵族中“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 任职用事”[5]。可是，昭王完全可以根据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数次免去其相位，为拉拢与国的需要曾有田文、楼缓、寿烛等人先后任过秦相。应该承认这几位任相 均为时较短，又是客卿，其间魏冉仍有很大权力，但昭王有能力决定其去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然，魏冉就不会有五起五落的宦海沉浮经历，而会恋权不去。
　　第四，从昭王对太后、魏冉等人的最后处置分析，他们的权力根本无法与昭王相比。积久成 习 ，长期来昭王已习惯重用魏冉，在其任相期间，秦国对外战争节节胜利，政绩是显著的，后来，一旦经范睢指点而醒悟，只需一声令下，魏冉便忍气吞声俯首听命，以老迈之身踏上千 里行程，终于老死于陶邑。同时废太后，逐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也易如翻掌，并未引起任何政治风波，倒足以说明昭王早已大权在握，对以魏冉为首的四贵，完全有生杀予夺的能力。
　　昭王并非平庸之辈，上台伊始，特别是亲政以后，逐渐掌握军政大权，魏冉等人只是昭王驾 驭下的一股贵族势力而已。范睢为了得到重用，以纵横家惯用的伎俩故意危言耸听，大呼： “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耳!”以求最佳游说效果，而且夸张其词，说“臣在山东时，…… 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有王”[6]。范睢称穰侯四 人为四贵，并将四贵喻为弑君篡权的崔杼、李兑、淖齿之流，暗示四贵有取秦王而代之的危 险。若真如此，这些人权倾秦国朝野，昭王怎能不动一兵一卒，不费吹灰之力，便一举将其全部罢免，驱逐出国都?如果说宣太后有母后之尊，魏冉为百官之首，有一定权力倒也罢了 ，高陵君、泾阳君等人只是富甲天下的贵族，怎能有如此威力呢?纵横家游说之词往往言过其实，应推敲分析，不可全信。昭王亲政后，权力地位不断巩固强化足以遏制太后、魏冉， 他们姐弟的权力是处于不断削弱之中，到后来，当被撤职罢官时，便毫无自救之力，只能凄凄然俯首就范。
      在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主要发号施令的是秦昭王本人，其间虽有太后和四贵的干扰，但这个时代在实际上仍完全可称为秦昭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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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王初年的各国形势大致如下。齐国经齐威王任用邹忌、田忌、孙膑等政治军事家，国势 兴隆，桂陵、马陵两战的胜利使之成为头等强国，至齐宣王时，已是“齐之强，天下莫能当 ”[7]。威震诸侯，势力最强，齐国在天下诸侯中率先称王。后来，秦昭王 十九年尊齐缗王为东帝，自称西帝，也是这一国际形势的反映。
      楚国是七国中疆域最广阔的大国，到威王时国力复振。特别是公元前306年，楚怀王灭越，秦秋时属吴、越两国的大片土地和众多人口归入楚国，实力再增，成为仅次于齐的强国。虽然，后来怀王昏聩误国，信用奸佞，国力有所削弱，但总体实力仍然很强。赵国在武灵王治理下，力量发展较快，并在 昭王十六年(前296)灭掉中山，在军事上成为强国。魏、韩则在不断的战争中被削弱，降入二等国之列。燕国是七雄中最弱小的一国。
　　秦国经过秦孝公时期的转折，惠文王、武王时期的发展，不仅完全占有关中和陕北部分地区 ，还灭了巴蜀，占领楚的汉中，在东方也攻占了一些战略要地，如韩的宜阳等，势力已真正发展到中原。昭王时代初期，秦的国力与齐、楚两强相差无几，军事实力与赵并驾齐驱。
　　昭王时代的最显著特征是不仅揭开了战略上大举反攻的序幕，而且取得决定性胜利。要取得 东方战场的胜利，必须巧妙地运用外交军事策略，利用各国矛盾，分别将其各个击破，因以秦当时的力量，尚不可能同时与各国为敌。昭王利用矛盾，制造矛盾，离间分化，分阶段 有计划地拆散各大国间的盟约关系，或打或拉，或坐收渔翁之利，在几十年间，灵活应用远交近攻和近交远攻相结合的策略，给予以齐、楚、赵为代表的东方各国以沉重甚至致命的打 击，使之丧失独自与秦抗衡的实力而严重衰落，极大地发展本国实力，奠定统一天下的坚实基础。
　　昭王初年，秦齐两强东西对峙，魏、韩连年受欺于秦，也站在齐国一边，楚因汉中被秦夺去 而与秦反目，采取亲齐方针。秦欲扩张必须在邻国楚、魏、韩中确定一个攻击对象。形势要求秦首先要破坏上述各国的联盟关系。昭王选楚为目标，当时楚国统治比较腐朽昏暗，“楚 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无良臣又无守备”[8]“楚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其卒虽众，多言而轻走，易北不敢坚战”[9]。
    昭王登基，便厚赂楚国，两国联姻，三年，与楚怀 王会盟，归还侵占的楚城上庸以为诱饵，拉拢楚背齐亲秦。楚的反复惹怒了齐集团，次年，齐、魏、韩便共伐楚国，楚求救于秦，秦出兵，三国退去，秦顺手牵羊攻克魏的蒲板、晋阳 、封陵，夺取韩的武遂。楚原来欲以秦为依托，但秦与楚结盟的目的是为了孤立楚，然后击破之。昭王六年(前301)秦以楚质子杀秦大夫逃回楚国为借口撕毁秦楚盟约，转而与齐联盟 ，并联合魏、韩攻打楚国，楚大败于垂沙(河南省唐河)，主将唐昧被杀，伤亡2万余人，垂丘失守(河南省泌阳北)[10]。昭王七年，趁楚新败之际，秦继续 攻楚，破楚军于新城(河南省襄城)，杀楚将景缺，斩首三万。
    公元前298年，昭王以一纸书信，诱骗楚怀王入秦并将其扣留，以之为质要挟楚交献土地未遂，便发兵取析(河南内乡西北)共15城，斩首五万。昭王十一年(前296)，经苏代策划，齐、韩、魏、赵、宋五 国攻秦，秦主动采取以土地换和平手段，归还魏的封陵与韩的武遂，化解这次军事行动。同年楚怀王死于秦，楚秦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楚国老王刚死，新王初立，自顾不暇，无力复仇 。昭王抓住良机，次年予楚粟五万石稳住楚国，转而反击韩魏联军。
    公元前293年，秦在伊阙给韩魏联军致命打击，歼敌24万，继而攻占韩魏数城，迫使魏割让河东四百里，韩割武遂 地200里予秦。这次新占的宛(河南省南阳)、邓(河南省孟县)均为冶铁中心，秦军武器得以更新提高，军力更为壮大。此后几年秦连续对魏韩用兵，占魏61城，迫使魏献出旧都安邑。 后来多次攻打三晋进一步削弱三国国量，扩大版图和实力。
　　接着，将打击矛头指向最强的齐国。齐与秦无疆界关系，无直接军事矛盾，但弱齐有利于秦的近攻策略的实行。昭王二十八年(前284)，秦改而奉行近交远攻打击强齐，利用东 方各国矛盾，参加燕国发动的对齐战争。燕、赵、韩、魏、秦在济西(济水以西，山东省卿城以南地区)击溃齐兵，攻克齐都临淄，齐国失陷七十余城，几乎亡国。此战，秦出力不多，济西告捷后即撤军，但从战略分析，得利最大，虽未占城掠地，却使齐国从此一蹶不振， 给秦以后就近击破各邻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远攻之后秦再次转向近攻。
    公元前280年和279年分别从水陆两路大举伐楚，楚丧师失地，贵州、湖北大片国土沦为秦占领区，连首都郢也失守，楚顷襄王仓皇逃窜，被迫迁都于陈。秦在新占楚地上建立黔中郡和南郡，楚国势力由此大衰，秦国弱楚战略目的已达到。
　　远交近攻并非范睢的发明，范入秦前，昭王、魏冉就已运用这一方针，并将远交近攻与远攻 近交灵活结合起来，以前者为主，主要攻打邻近的韩、魏、楚等国。在对楚鄢郢之战后，秦以近20年的时间持续攻击韩魏两国，特别是着重打击国力较强的魏国，向中原纵深挺进， 侵占两国大量土地，残灭其军队数十万，两次兵临大梁城下。秦向东迅猛进展的结果便与赵发生冲突，公元前260年，秦在长平取得中国战争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胜利，歼敌45万 ，险些灭掉赵国，赵从此衰败不振。至此，东方三强国都受到严重创伤，韩、魏更加衰弱，秦已无一强硬对手，统一战争的重大障碍已被扫除。
    所以，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说：“到秦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攻占。秦南面有巴蜀以及汉中郡、黔中郡、巫郡。疆域之大，六国罕有与之匹敌者。尤其是中原不少经济文化先进的地区都为秦所有，大大增强了秦的实力。这时关东六国已次第削弱，像韩、魏两国甚至入朝于 秦，‘委国听令’。秦对六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1]。上述胜利大多是昭王时代取得的，此后，三代秦王的统一战争是昭王征战事业的继续和发展， 而且已成为水到渠成之势。昭王时代是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的最重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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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6年的统治期间，昭王的业绩是辉煌的，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对远交近攻和近交远攻策略的创造性运用。范睢为了攻讦魏冉，批评他远攻他国图谋 私利，造成一种错觉：此前，秦只知远攻近交，战胜也无土地人口等实惠入账，范睢献策后才 改为远交近攻。其实不然，这两种策略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在外交、军事方面普遍运用的两 种策略，各有利弊，互为补充。秦的前几代君在争夺河西地区的斗争中主要使用远交近攻，获得巨大成功。使用何种策略要由天下争战形势来定。韩灭郑、齐灭宋、楚灭越，都是攻灭 邻国，就近发展。远攻近交也有其军事价值，秦国和东方各国都使用它达到一定的军事目的，当东方各国合纵攻秦时，齐、赵、燕等国就属近交远攻，其目的不在争夺土地而在削弱秦 的力量，破坏或阻止秦的统一步伐，虽无实惠可捞，从全局看仍有战略利益可图。
　　范睢入秦前，昭王早已实行以远交近攻为主以近交远攻为辅的方针。昭王多次大举攻打西南强邻楚国，在伐楚捷报频传之际从未放松对东邻魏韩两国的进攻。但是，斗争是复杂错综的，远交近攻也不是绝对的，必要时近交远攻也有其独特的战略价值。齐是秦的头号强敌，两国虽无直接疆域冲突，但它是秦统一天下时迟早要消灭的潜在对手。当时机到来时，秦国毫不犹豫加入各国联军伐齐，几乎灭掉齐国，表面上似被燕所用，实际起到借力打力的效果， 提前借各国之力给齐以毁灭性打击，为以后灭齐作战略铺垫。后来齐虽勉强复国，可是昔日风光不再，失去当年称东帝时的实力和地位。从战略高度看问题，最后坐收渔人之利的将是 秦国，历史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长平之战，也是近交远攻的典型战例。秦越过魏、韩与赵决战，消灭赵军主力的绝大部分， 长平战后秦军围攻邯郸，赵频频求救，各国不敢轻举妄动，即使是答应援赵的魏楚军队也顾虑重重裹足不前举棋不定，魏王受秦王书信威胁，命将军晋鄙作壁上观，楚春申君的援军行 动迟缓，进至新中，战争已结束。近在咫尺的齐国按兵不动，不敢趁火打劫捞取好处。这几国都是受秦严重打击后军力不济军心虚怯而不敢积极援赵，这都是秦交替运用两种策略取得 的效果。
　　近交远攻是为远交近攻服务的，若不打垮远方的强国齐和赵，当秦向邻邦韩魏发难时，这些 国家便会合纵来救。这样的事在昭王时代发生过，公元前300年，齐、韩、魏三国攻秦函谷 之战；公元前287年，以赵为首，齐、楚、魏、韩五国伐秦。这类战争虽未沉重打击秦军， 但可以迟滞秦的统一进度。所以，必要时给远方国家以有力打击，对贯彻远交近攻方略是有利的。秦运用这两种策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收到良好效果。昭王后期，六国中任何一国都 无力单独与秦对抗，甚至五国联合亦无奈秦军何。远交近攻，能争城杀敌，扩大版图人口；近交远攻，则可消灭远方敌国有生力量，从而削弱远方敌国支援秦之邻国的力度，甚至迫使 其不敢支援。昭王时代，秦国以远交近攻为主，以远攻近交为辅，灵活机动相机交替使用两种策略，手法高明恰到好处，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先秦战争史上是无先例的。
　　第二，巩固对巴蜀的统治。巴蜀物产富饶，地理位置重要，是水路攻楚的必由之地。自公元 前316年，秦将司马错等人率兵占领后，因地方势力强大，秦把蜀王降格为蜀侯，只派蜀相 、蜀守，形成以蜀侯为一方以蜀守为另一方的统治格局，也就是地方首领和秦中央代表两种势力共治巴蜀的局面。显然这是一种权宜之计，问题并未彻底解决。所以，惠文王和武王时 期两次发生蜀乱事件，秦不得不派兵平定。昭王三十年，蜀守张若从巴蜀攻占楚国巫郡及江南地，设黔中郡，在此有利形势下，昭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巴蜀问题，以谋反嫌疑罪杀蜀侯 馆。《华阳国志?蜀志》云：“疑蜀侯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至此，蜀国统治者彻底 灭亡，秦在巴蜀的郡县制政权才真正巩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巴蜀的稳定 ，对秦以后的统一战争有很大促进作用。
　　第三，消灭义渠。义渠是战国时代戎族中最强大的一支。秦和义渠斗争长达三四百年之久。 春秋时，秦穆公征讨西方少数民族，“开国十二，遂霸西戎”，其中就可能有义渠。在秦厉共公和躁公时，两国互相攻伐，两战皆以秦的胜利告终。惠文王时，义渠再度强盛。公元前 335年，义渠败秦于洛水[12]。惠文王七年(前331)，秦“县义渠” “义渠君为臣”。但从后来事态发展分析，只是在秦占领的原义渠部分地方实行郡县制，义渠国仍存在，受秦支持的义渠王向秦称臣求得保护以巩固权位而已。
    这一时期，秦对义渠采取怀柔之策，拉拢其统治者来解除西方后顾之忧，集中精力于东方争夺。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是不巩固的。降至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20)，秦再次发兵攻打义渠，占领郁郅(甘 肃庆阳)；三年后，当韩赵魏三国联军与秦决战于修鱼(河南省原阳西南)时，义渠与联军东西呼应，发兵击秦，占领李帛，但未能有效支援联军，秦照样将三国联军打败。不过，义渠对秦后方仍有一定威胁，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即公元前314年， 秦大举伐义渠，连克二十五城，数年后又攻打了义渠和丹犁(川西南的一个部落)，从此，义渠彻底亡国，再不见义渠寇扰秦的史料记载，可见两次打击是沉重有效的。
    义渠王长期臣服于秦，昭王新立，义渠王朝拜祝贺，似乎经常生活在秦。经秦多次打击，义渠已失去陕北等地的土地，到昭王时主要活动在陇东地区。几代秦君未解决的义渠问题，终于由昭王彻底 解决。公元前272年，昭王母子设计诱杀义渠王于咸阳，遂起兵灭掉义渠，在新占领区普设郡县，修筑长城。义渠隐患的解除，不仅消除了秦的后顾之忧，戎地骁勇的士兵众多的牲畜 ，还为秦灭六国提供了雄厚的军事资源。
　　第四，治国成就。秦昭王对国家的治理成就显著，在当时口碑甚好。活动在昭王同时代的大 思想家荀况考察过秦国社会状况。这位学者的理论学说与秦国的治国纲领是有分歧的 [14]。即使如此，他仍对昭王治理下的秦国吏治民风等给予很高评价。《荀 子?强国》有如下一段对话：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 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 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 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他高度赞扬秦民淳朴，官吏恭俭忠信，不营私结党，官府办事效率高等，夸奖秦的治理是最 好的，所谓“治之至也”。可见昭王时国内政治廉明高效，社会风气淳朴恭俭，所以秦不断取得各种胜利是必然的。当然这是几代君主努力的结果，这时昭王已执政四十余年，他的贡 献也是至关重要的。荀子到过齐楚赵，讲过学，做过官，他的看法应是有说服力的。
　　另外，秦官吏关心地方造福民间的事迹，也是昭王政绩的反映。李冰父子带领成都平原百姓 修建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都江堰工程是其中典型事例。这项工程变水患为水利，对增强秦国实力改善当时人民生活发挥很大作用，至今，人民还受到泽惠。诸如此类事例当不止李冰 父子，其他地方也会有。只是已被浩茫的历史淹没了。
　　第五，辉煌的军事业绩。秦除政治廉明，外交军事方针正确之外，还造就了一支能征善战的 强大军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荀子说秦国军队“是最为众强长久”，“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16]。在 经 济发展人口增加的基础上，秦军规模大增，以长平之战推算，当时出兵五六十万，加上留守关中和各地的兵力，估计其总数当在近百万，是七国中实力最强大的。
　　昭王时，战争的一大特点是不仅争城夺地，更重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从兵源上瓦解敌人。 歼灭战是残酷的，但又是统一战争所必须的，只有大规模消灭敌人，才能加速六国灭亡结束战争，故杀人又是无法避免的。在惠文王和武王时期，秦已有一战歼敌好几万的纪录。昭王 时代，歼灭战发展到空前规模，伊阙之战杀敌24万；长平之战歼敌45万。长平战役歼敌数目之大，即使以现代战争规模衡量也是非常惊人的。仅白起指挥的战争累计歼灭敌人 就达百万以上，若加上当时著名战将司马错、向寿、张若、胡伤、将军XL詉 等人指挥的战争，估计歼敌在200万上下。这对当时人口不到2000万的六国来说，占的比例很高。
    其实被歼的几乎全是楚国与三晋的军队，这样占人口的比例就更高，若以占四 国男性成年人口比例而言，就高得惊人。可以说，消灭了四国兵力的大部分，另外，数以十万计的杀敌致胜造成的心理震慑作用可能超过歼灭战本身的作用。昭王时代是与六国决胜的 时代，其后三代秦王，特别是始皇帝时代，秦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六国已成强弩之末，秦以破竹之势摧枯拉朽，很快扫灭六国统一天下。始皇帝的时代是完成期收获期，其胜 利的坚实基础在昭王末年早已奠定。
　　第六，消灭西周。周王东迁，天子地位一落千丈，常被诸侯侵凌。战国末年，周王室分裂， 弱小的周政权又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由东周君、西周君治理，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周赧王居西周。就国力而言，任何一诸侯国均有灭周的绝对力量，就地理位置言，韩、魏灭周也易 如反掌，但他们都无此胆量向周发难。其原因在于投鼠忌器，畏惧灭周之举招致以下犯上的罪名，陷入道义上的孤立，甚至遭到各国共同讨伐，成为众矢之的。环顾当时天下列国，有 胆略和实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风险的只有秦国一家。灭周在军事上是轻而易举的，后果却是危险的，必须有压倒各大国的军事实力。
    公元前256年，秦连续伐韩击赵，两国丧师失 地节节败退，西周恐秦图己，“赧王恐，背秦，与诸侯约纵，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无 得通阳城。秦王使将军XL詉攻西周，赧王入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赧王於周”[16]。是岁，周赧王和西周君均死，名义上的最高宗主国便被秦灭掉[17]。灭周不仅表明秦统一天下的 决心和意志，更显示了秦已具备击败东方各国联合进攻的雄厚实力，这一事件会给各国造成 深刻的心理威慑，意义是深远的。灭周是一个新纪元的真正开始，东方各国的末日也真正来临。
　　秦昭王在位时间是历代君王中最长的，在最后六七位秦君王中 ，他统治的时间超过了前任的孝公、惠文王、武王的总和，也超过了后面的孝文王、庄襄王和始皇帝的总和。他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成就，即使 较之始皇帝也毫不逊色，为秦国的发展做出极为杰出的历史贡献，昭王时代是秦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决胜时代。翦伯赞说，昭王末年，“秦对六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 胜利”是非常精辟的论断。虽然晚年他独裁专断造成若干损失，听信应侯之言，丧失灭赵良 机，冤杀名将白起，这些都不能掩盖他的历史功绩，也不能掩盖这个时代秦国在各方面突飞猛进的事实。昭王时代是和孝公时代、秦王政时代(称帝前的时期)并驾齐驱的重要时代。

　　[1]《史记?秦本纪》。
　　[2][3][5]《史记?穰侯列传》。
　　[4]《史记?樗里疾甘茂列传》。
　　[6]《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7]《战国策?齐策一》。
　　[8]《战国策?中山策》。
　　[9]《战国策?魏策一》。
　　[10]据《吕氏春秋》《荀子》杨宽《战国史》。
　　[1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后汉书?西羌传》。
　　[13]修鱼之战及义渠占领李帛年代，据《中国军事史》附卷《历史战争年表》。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14]荀子虽主张建立“天下为一”的中央集权制，但强调以“隆礼”“重法”为争取天下归一的理论基础，这与秦崇法轻礼的政治纲领有很大差别。《荀子?儒效》中，他与昭王 的对话反映了二人的主张分歧所在。
　　[16]《荀子?议兵》。
　　[16]《资治通鉴》卷5，赧王五十九年。
　　[17]《史记?周本纪?索隐》。
　　
　　原载《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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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王在位达五十多年，在中国所有帝王在位时间里面也排在前十了，也算是有些运气成分．
我只从用人上面说一些，甘茂，白起，范睢个个都是一顶一的人才，而且这些人都不是秦国人，秦国是通过手段把这些人吸引到秦国的来．这些人对秦国的强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马拉多纳刀锋

秦自穆公后，一度被中原所忽视，就是一则其地处“西鄙”，因为地缘政治关系，客观上很少会被卷入中原之争；自己又多内乱，公室及权臣多有废君之事，因此也无暇东顾。到孝公以后，基本上内乱就很少了。而且自孝公变法后，以后历代其秦君都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其既定政策，即内执行变法所确立的制度，对外继续广求贤才。
可以说秦能够统一中原，外来和尚至少要占一半功劳。虽然秦王政一度因为吕不韦的关系想逐一切客，但最终为李斯的谏逐客令所折服。因此斯的天下英雄，尽入我榖中的战略决策，自秦穆公至孝公。到嬴政，都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说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那个变法确立的制度，不是商鞅提出来的吗？制度也是贤才定的。所以人最重要。定了制度，人方可尽其才，国乃得以强。秦如此，今亦非如此哉？

秋霜孤雁

秦之强，首起商鞅，然自秦孝公以降，秦国国君在用人上倒都以贤不以亲。秦昭公亦承其先祖之伟，对秦国后世之贡献善莫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