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先秦史研究综述

我行我素

夏商周史学术回顾



百年来，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史的研究在考古学兴起后有了开拓性、实质性的进展。二里头、殷墟、郑州商城、列国都城等大批遗址考古发现和数以万计墓葬的发掘，极大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的成功和遥感考古、C14断代等先进科技的运用，使整个先秦史(包括原始社会史)的研究牢固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新成果不断涌现。仅新中国建立以来，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的各类著作有数百种之多，其中有断代史、专题史、历史人物以及思想研究、文化研究、古籍整理、考古发现与研究等许多门类，论文数以万计。广泛深入地探讨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思想、社会组织、民族等方面的问题，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这些王朝的认识，深化了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看法。当然，由于这是中国文明起始的阶段，历史久远，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有必要继续深化。



一、夏商周断代问题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历史悠久而又具有延续性发展的典范。但是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年代不清，近百年来许多学者围绕夏商周年代学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仅仅依靠文献或考古的成果难于解决这一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合作项目，该项目于1995年开始筹备，1996年正式启动。经过多学科的200位专家五年的努力，2000年底通过由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验收组验收，发表，使中国有纪年的历史上推1200多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具体地年代目标是：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突出比较准确的年代；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断代工程集中了我国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学、科技测年学等学科门类的专家，采用了联合攻关、交叉研究的方法，力求使每个结论都能得到多学科、多线索、多角度的支持。共设立了9个课题、44个专题。经过几年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了预定的目标，提交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和《夏商周年表》。

《夏商周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其包括459年的西周和商后期年表。工程东夏代始年约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工程排出西周10王具体在位年，排出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的12王大致在位年。这些作为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解决了一批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填补了我国古代纪年中的一段空白，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五千年文明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给后人留下一份完整的文明编年史，打下了基础。这是我国古代文明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三代年代学研究成果的总结。

验收组专家认为，《夏商周年表》是我国古代历史自西周晚期共和云年以前，最有科学依据的年表，其中武王克商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夏商分界年代以及夏代始年的估定具有重要创新意义。在工程中改进的碳十四技术，“取得了国际先进水平成果”，其他测年手段、设备、方法，适应了工程高精度测年的要求，大大提高了我国测年技术的水平。该项目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途径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成果入选“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二、古史分期问题

古史分期指中国古代历史上奴隶制与原始公社制的分期和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曾吸引几代史学工作者参加，这一讨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推动了对中国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以及文献、考古的研究，推动了先秦史研究的深化和提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古史分期就有所论及，建国后又多次为此展开论战，出版或发表相关论著九百篇(部)，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作了系统总结。

关于奴隶制与原始公社制的分期争议不大，早已取得较为一致的认识，即夏朝为奴隶制王朝之始。但也有人认为奴隶制始于六千年前的太昊、少昊、炎帝、黄帝之世，即早期大汶口文化时期；或五千年前中原龙山文化时期；或成汤灭夏之后；或商代后期；或西周初年，甚至更晚。而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存在着重大分歧，有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朝封建说、西汉或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其中以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的影响最大。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一些问题展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涵、奴隶制发展阶段和类型、奴隶制与农奴制的区别、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区别、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条件、标志和途径、商代“众”、“众人”的身份和地位、人殉和人祭、井田制的性质……，内容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先秦史的所有方面。

论战还涉及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历史地位，奴隶制在人类历史上究竟的“特例”还是“通例”，即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中国奴隶制的特征；奴隶制与分封制、宗法制、等级制的关系；奴隶制与封建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等等。论战主要围绕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展开，注重各个时期生产力经济的研究，注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方法的普及对推动整个历史研究的深入和理论提高有重大影响。



三、先秦的国家和社会

从总体上研究先秦的国家和社会是建国后的事，各个朝代的历史演变及社会发展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进步研究在深化之中。关于中国国家的发生、发展形式、途径和特征，是多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列举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我国学者认为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从中原地区最早国家的形成看，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与氏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频繁的部落战争及公共治水工程等因素密不可分。在南方良渚文化地区最早建立的可能是部落酋长方国式的国家。对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普遍赞同，但对夏朝始于禹还是启有意见分歧，对夏朝国家形成的考古学标志有不同的理解，C14测年表明，夏代始于河南龙山文化的早期。其考古学标志有四：乱葬坑、人祭坑、城堡和铜工具。至于先秦国家政体问题，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专制主义国家，也有人认为最初的国家是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城市国家，统一的专制帝国只能从秦代开始。商代只不过是较强大的方国联盟王朝。周则是贵族专制政体，

关于夏代的历史文献资料非常有限，主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解决。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夏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有了实质性突破，使夏代从古史传说中解放出来。在豫西、晋南发现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的一种古文化，发现宫殿基址、铸铜、窖穴、墓葬等重要遗迹和青铜器、玉器、陶器、麻布等遗物。但总体而言，夏文化的探索还有待深化。

官制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仅就商周的官制一窥政体的演进。由于殷墟的发现和甲骨文的释读，对殷商的认识大大开拓。陈蒙家《殷墟卜辞综述》将殷王朝的官吏分为三类：臣正、武官和史官，各类官名20多个。李学勤、裘锡圭也有专论商代职官的职务机器制度的论文，指出侯、甸、男、卫几种诸侯名称，大都由职官名称演变而来，与西周分封的诸侯很不相同。

西周官制进一步完善，杨宽《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指出，其中央机构以卿事寮和太史寮为两大首脑官署，前者主管朝廷军政大事，有太师、太保，下属主要有司马、司土、司工(即三有司)；后者主管册命、祭祀、图籍等，长官是太史，属官有后稷、农正、膳夫等。西周推行分封制，并与礼乐制度相结合，分封制逐步完善，成为巩固其统治的工具。西周行世卿世禄制，各级官吏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有人认为，世卿世禄制是典型的封建制度之一。春秋战国官制呈现新的变化，杨宽《战国史》指出，各国政治变革，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在国君之下有一套以将和相为首脑的官僚机构作为统治工具，其特点是“官分文武”。各国官制不同，分为三晋、齐、秦楚三个系统，以秦最有特点。中央出现丞相、太尉，地方上逐步实行郡县制，通过“上计”控制地方和考核官吏。

军队及军事制度也在变化当中。从卜辞可知，殷代军队编制中有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有自由民组成的主力部队，也有由奴隶和罪犯组成的常备兵，有临时征兵制，并向固定军籍制过渡。其军队以旅、师建制，采用十进制编制，可能是“千人为旅，万人为师”。非常备军是众，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出征。西周军队组成在金文中有“西六师”、“殷八师”、“成周八师”之分，有人主张“殷八师”即“成周八师”，总数为十四师。每师2500人。杨宽认为西周的军队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自由民的地域组织，是一种军队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统率军队的长官，也是地方行政长官。在战术上以车战为主，车上甲士由贵族及其子弟充当，车下徒兵多为平民、奴隶。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军事制度发生较大变化。出现“军”的建制，铁兵器广泛用于军事，战车逐渐被骑兵、步兵所取代。在战争的规模、方式以及在军队人数、武器、装备、编制、战术和战略方面发生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以后的军事制度有较大影响。

刑法制度的出现和逐步完善是先秦国家制度的重要方面。其特点有三：其一，刑法中保留着原始社会血亲复仇的习惯，尤其是以毁坏身体器官为特征的肢体刑较为流行，如五刑中的墨、劓、刖、宫刑长期存在。这些均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到战国以后，刑法中的氏族残余有所减弱。胡厚宣等人对商周的五刑，特别是刖刑作了专题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其二，西周的刑法制度开始改变，其最大的特点的把刑法与礼乐结合起来，利用刑事性的镇压和民事性的调解结合；其三，春秋战国时期，为适应社会的变化，各诸侯国继春秋末以来公布成文法的潮流，陆续制定体现地主阶级意志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推行其政治改革、保护私有制和巩固其统治。

先秦的阶级和阶级冲突是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在建国前很少有人论及。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对不同的阶级身份、称谓、地位、作用及其变化都有深入的研究，有些是在激烈的争论中不断深化的。如关于众、庶人、人鬲、民、士、国人、百工身分的讨论；关于人祭、人殉性质、形式的讨论；关于奴隶社会和奴隶制的讨论；关于奴隶倒戈、国人暴动、众人溃逃性质等的讨论……，有益于先秦史的研究，但也存在较大的偏差，不适当地扩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夸的阿努力斗争的地位。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对夏商周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了分析，首次在中国通史中另立两节论述奴隶起义、国人暴动和新旧势力的斗争，这方面的论文一度相当多。近20年来，恢复到较为公允的状况，有人对“奴隶革命”、“地主阶级政治革命”的提法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先秦宗法制控制下，阶级矛盾并不突出，阶级斗争并不激烈；中国的奴隶制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有区别，或根本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奴隶制。

宗法制度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对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宗法制度从氏族社会晚期父系家长制蜕变演化而来，商朝末年、西周形成制度。其核心是王位继承法和强调大、小宗的统属关系。研究者以为商代王位继承以子继为主，弟继为辅，而不是王国维所言以兄终弟及为主、无嫡庶之分。传弟制只是宗法制度在形成过程中的遗制。在子继中，有人认为商代实行的是幼子继承制，更多的人认为商周以长子继承王位为常法。长子在继承制中处于特殊优越的地位，传弟取决于其生母的地位只是少数。西周以后确定了同姓不婚和异姓联姻制，是变相的宗法关系，有助于政权的巩固。春秋战国时，西周强调大小宗统属的原则进一步从王室扩大到诸侯、卿、大夫、士，国家组织与宗法组织相结合，君统和宗法形成有机的统一体，是当时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

学术界还对先秦宗教是发展、祖先崇拜、天神崇拜，殷周对天、帝的信仰。对诸子的学术思想、诸子争鸣的背景、内容、影响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尤其是对孔子、老子、荀子等任务的研究深入而细致，经历了多次的反复和提升，八九十年代以后更趋于实事求是。



四、先秦的经济

首先，长期讨论和争论的是有关古代社会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它与古史分期古代社会的性质、特点等直接相连系。主要观点有土地私有制、土地国有制和国有私有并存等，大部分意见主张土地所有制属于国有制。具体地说，周代表现为家长制家庭公社土地国有制，春秋战国发展为家长制家庭奴隶制形式的土地国有制。土地国有即王有，王把土地封给臣属后，他们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主张国有、私有并存者认为，周代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有制的同时，贵族诸侯通过周王“授民授疆土”而形成自己的土地占有形态，变土地国有为私有。公社的耕地在一定时期内交给个体家庭使用，存在一个从占有到所有的过程。

井田制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井田制的有无、形式、实质、演变等问题聚讼多年。一般人对其曾经存在过这一史实已无疑义。井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但不一定都整齐划一，形成公田居中，私田围绕在四周的形式。其特点是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沟洫灌溉和道路相匹配；是一种劳役地租的形式；土地国有为基础，田里不鬻……争论较多，至今难于统一。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综合了各家的论点对井田制的发生、发展、衰亡及其相关问题作了全面充分的考察，可以一阅。

经济发展水平是考察一个时代的重要方面。夏商周已确立了中国以农业立国的基础。农业被誉为文明之母，而我国属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大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中国古代习惯上以社稷作为国家的代称，社即土地神，稷为粮食，代表农业之神。有了土地和农业的发展，即有了国家。商周以农业立国，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其耕作方式是集体粗放式的。春秋战国牛耕才普遍，在农业技术方面也有突出的发展，战国“尽地力之教”，列国重本抑末，奖励耕战，确立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传统模式。秦汉以降，这种小农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支配地位牢不可破，依靠一家一户的家庭小生产开始确立了主导地位。中国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中国文化扎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土壤，这对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围绕先秦时期农业生产者、生产方式、农业技术、农作物种类等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并取得许多成果。如殷代“众”、西周“庶人”的身分地位；“协田”的耕作方式；土地休耕方式；谷物种类的变化乃至农业技术中施肥、播种方式等都有涉及。此外对商周田猎手段、动物种类、畜牧业、家庭饲养业总体水平；对养蚕业最初的发展、中心的迁移，先秦蚕桑丝织业的技术、品种、染色等都结合出土物进行了研究。

先秦金属冶铸业标志着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其研究由建国前的器物形制、金文考释、器物断代等方面发展到全面深入。中国的早期阶级社会是与青铜时代相吻合的，夏、商、西周、春秋就是中国的青铜时代，这一时期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创造的文化称之为青铜文化。由于大量地下出土实例改变了以往认为中国青铜时代比世界一些地区稍晚的观点，且中国灿烂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并不比其它文明古国落后。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有镞、爵、铃、戈、刀、钩等小型青铜器，表明已进入青铜时代。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技艺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不仅有大规模的铸造作坊，能够铸造各式各样的复杂器物，大如司母戊鼎(875公斤)，小至数克重的箭簇、贝等都能铸造，而且器物类型复杂，纹饰凝重繁复，数量众多。更重要的是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考工记》所载商周以降青铜冶炼技术，即“六齐(剂)”——六种合金比例的记载得到印证。商代有分铸法和合范合铸法。春秋中期以后，已发明了失蜡法溶模铸造新工艺，熟练地掌握浑铸、分铸、浑分铸结合、焊接等技术，表明当时青铜铸造技术已相当高且有理论指导。

中国的青铜时代在夏商西周经历了滥觞期和勃兴期，也就是第一个高峰。到春秋战国发展至开放和新式期，即第二个高峰，以后就走向衰落。商周时期青铜器可用途分为工具、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在礼器内又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等几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从制式到纹样都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风貌。从器形尤其是纹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饕餮纹饰，那狰狞的面孔，让人本能地感受到一种神秘、庄严、恐怖、威吓的力量，象征着奴隶主阶级雄踞社会之上的威严、权势和暴力。随着西周末期崇德、疑天思想的兴起，理性的、现实的观念日益滋长，青铜器皿也失去了神圣的光圈和威慑力量，云雷纹、饕餮纹几乎绝迹，到春秋中后期纹饰、造型向灵巧、多变和实用发展，中国的青铜时代走向终结。在中国，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最发达，其它地区的青铜冶炼铸造遗址及遗物也时有发现。比较重要的发现如铜绿山、皖南、瑞昌铜矿采冶遗址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铁器的始用年代曾引起广泛的重视，寻找“铁证”曾是考古界的一件大事。除了流传在国内外的几件铁刃铜钺，建国后又在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遗址均出土铁刃铜钺，表明当时已掌握一定水平锻造技术和对铁性质的认识。考古材料证明，块炼铁的出现至迟在西周晚期，春秋时已形成早期的冶铁业，就出现的时代而言，似乎比其它文明古国晚，但到战国中后期，标志钢铁冶炼业三个发展阶段的块炼铁——铸铁——钢都已出现，产生了生铁——柔化处理的工艺流程，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表明我国古代钢铁技术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先秦时期，其它门类的手工业如陶器烧制、玉石雕刻、骨角器制作、漆器加工、私麻染织、土木营造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发展。具体的情况大都建立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之上，有较大的可信度。

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分工逐渐破坏了原有的阶级结构，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商品交换和商人的出现。商代手工业、商业为奴隶主贵族所控制，西周的市场贸易场所已固定，有了众多的管理市场的官吏，存在计量货币贝化(有天然贝、仿贝和铜铸币)和称量货币(金属块)。春秋战国，这一局面被打破，民间私营手工业兴起，出现了比较正式的商品经济，铸币大量流通，大都市涌现，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



五、先秦的民族

首先是关于中国人种的来源问题，建国后，裴文中、安志敏、李亚农、韩康信等学者依据考古学成果，在批驳以安特生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同时，利用出土的人类遗骨，进行人类学的研究，系统地论证了中国民族东亚本土性，认为中国民族土生土长，发展特征明显。他们指出，安特生的理论是靠不住的，他的主要错误是以欧洲中心论解释世界，带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这一问题的澄清，为先秦民族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先秦是中国多民族的国家形成时期，夷、蛮、戎、狄、越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交融是主要内容，汉族的直系先民——华夏共同体经过先秦漫长岁月的考验，逐渐凝聚成具有共同心理、共同文化的统一王朝。先秦史中的每一个少数族都是混合体，华夏族是更大的混合体，他们的文化彼此渗透，地域上相互交融。如果向前推演，原始社会晚期华夏、苗蛮、东夷三大部落集团之间和其它部族之间的交融，已经开始演绎部族——民族的融合。谢维扬认为，从语言、文化、民族心理素质和地域等方面看，华夏居民是具备作为单一民族的条件的；至于华夏族的活动地域，从夏代起就基本上是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到商代，扩大到长江和辽河等地区，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始终保持着这块联成一体的民族共同地域，而且还继续有扩大，华夏族共同语言、共同民族心理素质，共同文化、共同地域的存在，证明它作为一个单一民族，是自夏代以来就客观存在的。

其次是关于夏商周三族各自的起源地问题。如顾颉刚等认为，夏族初期的活动区域在陕西、山西一带，后逐步向东发展。到启时在郑州附近遇有扈氏的阻挡，获胜后开始以阳城为都。也有人以为夏起于嵩山地区或西羌。徐中舒提出成汤灭夏，夏后裔一部分北迁，是为秦汉匈奴的祖先，一部分南迁是江南的越。商族起源地争议较大，除了传统的商洛说、郑西说之外，金景芳等倡北方说(内蒙昭乌达盟等地)；王玉哲等主张东方说(山东、渤海湾)；李民提出西来说(山西西南部)。但似乎还难于否定传统之说。周族起源地，钱穆1931年提出“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影响很大。

王玉哲1982年撰文认为先周最早源于山西，并从六方面加以考证。也有人认为源于陕西武功或由山西西南部向陕西武功发展。



六、先秦古国、诸侯国研究

除夏商周王朝，先秦还存在一些古的方国，分封的诸侯国。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如对秦国、三晋、齐国、楚国、吴越、巴蜀等的起源地、族属、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正向纵深发展，有的已出版系列丛书、考古专集。

秦人春秋以前的历史没有留下文字资料，从传说中秦的祖先大业是由女修吞玄鸟卵所生以及信仰、观念等方面考察，学者认为关于祖先传说的各式各样神话中，唯有秦人与殷人祖先的传说非常类似。玄鸟即燕子是他们是共同的图腾，推断其最初活动于东方。其祖先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经济生活内容。林剑鸣等还对夏商西周时期的秦人活动及其发展、秦的立国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取得大批成果。

对楚族、越族的研究1980年以来讨论较多，涉及到族源、分布、与中原的关系、社会形态、经济生活、文化思想等。对于楚族，有土著和外来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属于南方苗蛮集团，最早活动于江汉地区，苏仲湘提出，荆即楚，是长江流域古老民族之一，荆音转为支那一词，其影响极为深远，从殷商到秦灭楚，楚国在先秦舞台上活跃了800多年，加上大量考古新发现，证明其文化十分发达，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古老国度。外来说有东来、西来、北来说等不同意见，这些讨论有助于研究的深化。越族是我国南方古老民族，蒙文通《越史丛考》作了深入研究，1982年又出版了《百越民族史论集》，集研究之大成，对越族的流传、分布、演变、文化特征等有专文论述，并对流行于东南沿海的几何印文陶文化与百越的关系作了探讨。提出江西吴城商青铜文化是古越人的一支文化，这是南方地区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等著作对巴蜀的起源、迁徙、早期国家形态、文化等方面作了考察。成都三星堆遗址及五座古城的发掘，为古巴蜀增添了种种神秘的色彩，对我们了解已经泯灭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解读这一历史迷案尚有待时日。

对先秦时期东夷、淮夷、西部的羌族、北部的严允、匈奴、狄等少数民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从总体上、局部上加以深化。



七、先秦史史料整理

先秦史研究在方法上最大的突破，是把传世文献与考古学资料包括出土的古文字、民族学的资料结合起来。这一工作在最近三四十年得到加强，对传统文献资料的研究近百年以来新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尚书》、《周易》、《春秋》、《左传》以及先秦诸子著作、《山海经》等的整理和重新研究，都有新的收获。重大考古成果的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及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出版或发表，这其中对古文字的整理和研究尤为重要。以下仅就考古方面古文字资料的整理作一简介。

(一)甲骨文、金文

甲骨文发现一百年来，研究不断深入，建国前以罗振玉、郭沫若等学者的研究就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1982年十三大册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出齐，从十多万片甲骨中精选41956片，按五不同时期，分成阶级与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其它等四大相，数十个小类进行编排，可谓集80年出土甲骨之大成，被誉为“荚果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大批甲骨文研究专著或论文得以面世，涉及到殷商历史的几乎所有方面。开创了殷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除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外，建国后又在郑州二里岗、山西洪赵县坊堆村、长安县张家坡、北京昌平县白浮村等地，特别是陕西周源发现了商代或周代的甲骨文，推动了早周史的研究。

对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由来已久，近百年尤其是建国以来成果斐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已陆续出齐，著录宋代以来国内外有铭铜器一万余件，有拓本、摹本，对每一件器物按时代、著录、流传、现藏、备注进行逐项介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他著录的金文的著作包括一些地方博物馆的收藏，和大量金文的考释研究论文。

(二)竹简和木牍

简牍文的出土和研究是先秦史研究中的大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土量少，流失现象严重。建国后获得许多重要的出土简牍，保存、研究成为重要研究项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出土5000多枚竹简，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古籍。这些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为我国古兵家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史料。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12座战国末至秦代初的墓葬，其中4号墓出土2块木牍，是两秦戍卒的家信，为我国最早的家书实物。11号墓出土竹简1235枚，经整理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问答》、《为吏之道》等十种，现已收集整理在出版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其中《语书》14简，是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南郡守腾的文书，其他多为亡佚的秦国法律文书、条文，补充了有关秦国法律的缺漏，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1980年在四川青川出土2件木牍，记载秦武王二年(前309)命丞相、内史修订《为田律》等内容，是研究秦国田律是第一手资料。

(三)盟书

盟书即史籍通称的“载书”。1966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盟誓遗址出土五千多件盟书，盟誓辞文用朱色或墨书于玉圭、玉璜或其它不规则于料上。内容有“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等类，盟誓是研究春秋战国间晋国政治斗争和古代盟诅制度的重要资料，其中所反映的晋国贵族赵鞅等与着行氏、范氏矛盾与斗争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对那个动荡年代的认识。这些盟书被称为“侯马盟书”，《侯马盟书》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80年代初在河南温县发现“温县盟书”，出土石圭万余件，还有大量的石简、石片。盟书字迹多模糊，用毛笔书写，内容大体相似，多为盟誓者要忠心服侍君主，否则要遭灭族之灾。时代在晋定公15年(前497)前后，主盟人为晋国六卿中韩氏。

(四)帛书

帛书是古代书写在帛绢等丝织品上的文书，因不易保存，难为世人所知。战国至汉初楚地墓葬特有的埋葬方式，使少数墓葬中有可能保存当时的丝织品和帛书、帛画。1942年在长沙子弹湖库楚墓出土有帛书一件，在长方形的丝帛上(长39，宽47CM)，有900多子字，内容关于天象灾异、传说中的古帝王、神话等，并绘有神像、动植物，这是我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帛书。

1973年在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帛书20多种，计有甲、乙本《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五星占》、《彗星图》、《导引图》、《五十二病方》等，以及《地形图》、《驻军图》，总字数超10万，另有竹简木牍610枚，可谓收获空前。其中《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已整理出版，为研究先秦历史、诸子思想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必读(参考)书目：

1、《夏商周文明新探》

江林昌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本书是有关夏商周的最新著作，作者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研究，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为本书顾问，并为之作序。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11章。以翔实的考古资料、严密的考辩分析、多角度的宏观把握，就夏商周三代的起源与走向、三代的宇宙观与文明之关系、学术文化之传承等问题，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和考辩。其中不乏新思想、新材料，新观点。

2、《春秋史》

顾德融、朱顺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本书是该出版社《中国断代史系列》之一，在绪论中就“春秋”的由来、起讫年代、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时代特点作了介绍，然后分为：春秋时代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改革与大国争霸、社会经济、疆域和地方组织、政治与军事制度、思想、文化与科技、礼仪和风俗等八章叙述春秋的历史，书后附录大事年表。

3、《战国史》

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本书作者是著名的史学家，《战国史》是其主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最早于1980年出版，已修订出版过多次，这次再版补充修改了部分内容，纳入《中国断代史系列》。本书全面地论述了战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内容，对文献、考古的资料都给予高度重视。这是一部在史学理论、古史分期、史料运用等方面有关战国史的权威性著作。

4、《夏商周考古》

张之恒、周裕兴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本书主要从考古的角度把中国的青铜时代，即夏、商、周、春秋1600年的考古特征、考古的主要收获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分为绪论、夏代文化的探索和二里头文化、商代、西周、春秋、周代边远地区的青铜文化等六章，

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