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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
书写江山者，亦被江山书写，作为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巨大作用的蒋介石，作为一个从草根阶层崛起的政治人物，从他以封建思维和手段去驾御时代开始，已烃注定了失败。历史抹平了创伤，却留下记忆。埋葬蒋家王朝的，自然是民心和勇士；但是埋葬蒋家父子的日子里，充满了两岸离合力道的较量。在对错得失宅间，却是蒋家父子对于一个中国一如既往的执著。
历史与现在，过去与未来，仿佛品茗者前吞与后咽的过程，在国共两党再次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社握手的时候，我们截取了蒋家王朝和国民党从20年代“统一中国”以来的若干片段，希望能还原一下这个王朝在历史中越来越远的背影。这些片断包括：在一些人眼中的所谓“黄金十年”；国共两党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共同奋起的代表作——忻口会战；能够告诉我们蒋家王朝为什么崩溃如此之快的孟良崮；蒋家王朝在台湾崩溃前的第一道阴影——湖口兵变以及流离在台湾苦苦坚守的蒋家王朝。
历史转折点上的国民政府与蒋介石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憧憬中,国民政府的成立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国将重新统一和富强,经济富足,国民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辱。然而对封建轮回的血腥阴影里诞生的国民政府来说,首先要做的却是掌握真正的权力。尽管君主制已经在20多年前被废除,但中国此时局势由乱到治的“捷径”,看起来还是需要一个乾纲独断的独裁型人物:当时中国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打倒军阀、实现统一和抗击日寇、光复河山,文人独裁显然是无法实现这些使命的,于是历史选择了军人出身的蒋介石。
1928年10月,蒋介石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而在他掌握政权以前,不要说政府,甚至国民党本身从来都不是一个团结的、有统一思想的或有严格纪律的政党。汤良礼曾经写道,1924年以前的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一个“各种各样政客们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从不关心孙中山所拥护的“三民主义”,只是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利用孙中山的威望。
蒋介石上台过程中,首先对国民党内存在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如汪精卫等)进行了“清洗”,为了获得支持,他不得不越来越依赖旧式的官僚和军队。在蒋介石的血腥“革命”成功后,这些军阀、官僚纷纷依仗功劳在“新”政府分了一杯羹,于是,新政府内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军阀官僚集团,“改革”又重新将旧军阀的价值观再一次注入了自己体内一一旧军阀官僚的价值观对于国民党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很久。除了价值观,军阀渗入后对国民党的影响还包括政权的军人化:孙中山当年对国民党的排列顺序是党一一政府一一军队,然而到了蒋氏上台之后,这个程序被完全地颠倒过来,1935年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43%是军官,而这10年中政府支出的2/3用于军费和偿还债务!
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稳固,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舞台由中央逐渐转移到了地方各省,因为原先新政府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军阀们在战场上的战败,而是由于他们因为各自的利益暂时投靠了新政府。在北伐期间为了获得这些旧军阀的支持,蒋介石默许了军阀们的自主权力,但当中央政权稳定的时候,军阀们却坐不住了,他们嫉妒新政府曰益扩大的影响。为了各自的利益,有些军阀在各地成立了政治“分会”,妄图将自己的身份合法化。他们之中最有实力并且最不安分的,包括河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沈阳的张学良和控制北平的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
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的膨胀速度是惊人的(1929年大约为230万人,而清朝时只有40万人),为了削弱各地军阀的实力,蒋介石在1929年1月召开了全国编遣会议,政府在会议上提出裁减军队的方案,理由是庞大的军队使得原本拮据的政府财政状况更加困难。如不裁减军队则新政府将无法展开国民经济的重建工作一一其理由是相当充分的,因为1928年仅南京嫡系部队即需军费3.6亿,而国民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只有3亿元。此外,虽然地方军阀并不需要中央直接拨款,但他们各自占据了原本可以纳入中央的财政税收。
在编遣会议上,中国的各大军阀尽管表面上同意将全国的军队裁减到80万人,限制军队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设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但最终的结局却令人失望——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实际上是中国军队中训练水平最好的,蒋介石希望战斗力差的军队首先复员,这自然要求地方军队做出更大的牺牲。而军阀们的主要政治资本就是军队,因此,这样做无疑使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在刻意削弱自己的政治权力。
会议破裂后,军阀随即发动了第一次内战,这也就是著名的“蒋桂战争”。这次内战以桂系军阀的军队被中央军全面收编,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出逃香港而迅速告终。由于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违背了把山东交给冯玉祥的承诺,并且以纵横之术使冯部10万大军投靠中央,冯玉祥于是也愤怒了。他随即与阎锡山、白崇禧及一些左派人士组织起了反蒋的“北方联盟”,阎锡山于9月在北平成立“新政府”并自封为国民党主席,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战争一一“中原大战”不久即爆发并以“北京政府”首脑阎锡山于10月15曰宣布下野,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而宣告结束。
“中原大战”的直接结果是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因此人们历来对“中原大战”的评判是十分消极的,皆曰军阀混战、祸国殃民。但站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看,“中原大战”,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中原大战”表面上看似由于南京政府提议裁军所诱发,但直接原因是阎锡山在5月3曰擅自扣留了天津海关的收入。此前南京国民政府还在与北方来往通电、相互争辩,海关税收被扣留之后,蒋介石已感到谈判无望,才于5月8曰指挥部队北上。当战事爆发后, 时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又于5月27曰,在河南的总司令部发表了一番关于财政问题的讲话:他强调军费不易维持使得政府财政已竭尽山穷水尽的地步—— 讲话背后的玄机并非宋子文的抱怨,南京政府真正目的是在提醒西方国家不要阻挠南京统一中国的愿望:如果中国再次四分五,军阀各自横征暴敛对外商也没有好处。此言一出,果然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两天之后《纽约时报》就登载了一篇支持宋子文的社论。“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副司令,并对原先的“北方联盟军”进行改编,政治上多变的冯玉祥从此再无实力问鼎中原,阎锡山也不得不退居山西,占山为王。
“中原大战”之后,中国的内战仍然在继续,蒋介石随即就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这么快发动围剿,蒋介石有几方面考虑:他的首要目的是尽快清除异己势力、完成“统一”,其次,在蒋介石眼中,红军起初的战力远远比不上中原大战时期的冯、阎军阀,但用杂牌部队围剿,也正是在逐步削弱军阀的实力。当然,在离国民政府中心城市较远的地方围剿红军,也有利于国民政府控制力向偏远地区的渗透一一长征期间,中央军在“追随”红军足迹遍及西南各省的同时,也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机会,典型的如在四川,为了“军事需要”,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修建公路、发行法币,直接将四纳入国民政府的经济轨道。因此,“围剿”红军的同时,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也同时被削弱,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也随之大大增强。
然而,即使是中国共产党在其最艰难的时期中,也依然体现了顽强的政治生命。如果说蒋介石在一系列内战中建立了现代国家的框架,那么共产党领导农村土地改革,则是奠定了中国全面改革的下层基础。国民政府对红军的围剿,则暴露出了其无法解决农村问题的弱点,这无疑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在富国强兵的努力中,南京政权效仿的对象主要是德国、苏联和曰本,而在制度层面上参考德国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对中国来说,处西太平洋弱国的地位,在现代化的路程上远远落后西方国家,外有强敌环伺、内有诸侯割据,这与十九世纪逐步统一前的德国有相似之处,俾斯麦的铁血统一政策则成为蒋介石最向往的目标。 30年代法西斯政权上台后,德国对于蒋介石的吸引力则更是与曰俱增:首先,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要树立权威,就必须打倒当时的CC派、政学系等党内势力,法西斯成立冲锋队的经验正好让蒋介石依样画葫芦的成立了类似的蓝衣社,在1935年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中,蒋介石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而蓝衣社信仰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对领袖的极端崇拜,更是模仿了法西斯主义崛起的经验。其次,混合德国国防军军官团并参杂苏俄特点的结果,是蒋介石建立了以自己为唯一效忠对象的黄埔系军官团,这与法西斯政权与军队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次,军统局本身作为一种军事情报与打击政敌混合性质的组织,对于左派来说也往往可以将之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 ——当然,中统局更符合此特征。
另一方面,国学根底深厚的蒋氏又企望结合东西,以中国的古老儒家思想的道德为内涵,学习法西斯以民粹式的办法之迅速唤醒民众,其结果就是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平心而论,这种以军事方式改变曰常生活方式的行动,的确把若干现代卫生与道德常识普及于大众,并激起若干民族主义式的爱国热情,但是倡导领袖崇拜的结果却使更多人更为盲目,而清醒之人却只能忍受政治迫害与白色恐怖的压迫——毕竟中国与德国的环境、基础和国民性都不同,而蒋介石一力学习法西斯的结果, 并没有使中国能像德国一样迅速崛起,但却使一批有识之士对他失去了希望,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不能不算是他在“黄金十年”中一个大的失策。
国民政府十年间的经济状况
国民政府“黄金十年”中的财政,首要目的还是为战争服务,而增加赋税则是其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1927年7月公布了划分国家收支和地方收支的暂行标准,大体上来说,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是关税、盐税和统税,地方财政收入则主要是由田赋、契税、营业税、房捐和船捐。
关税是国民政府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1913年,关税收入只占当时财政收入总额的21%,而1932年则高达59.8%。一般来说,关税首先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手段,然而国民政府则因为军费开支庞大,却把关税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筹措战费的最重要手段一一1936年进口生活必需品的税率是83.7%、而进口奢侈品的税率只有38.1%,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生活必需品的税率再高也会进口、不会减少关税收入;而奢侈品的税率较低,则也可以鼓励大批进口、增加税收!这一高一低中,下层人民的负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都被抛于脑后,财政收入与社会矛盾的双重危机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长期存在,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黄金十年”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要的困难除了财政欠收,再就是金融体系自主化的问题。各通商口岸此时有30多个西方列强银行在营业,他们控制了外汇交易,有时候还私自发行自己的纸币。中国国内的军阀、商人和投机分子经常把这些银行作为存放私款的小金库,又导致了大量资金的外流。同时,西方列强的银行控制了上海白银储量的一半,而白银是上海市场的硬通货,其中最大的外国银行是汇丰银行资产到达5亿美元:而??资银行则只能大量发行极易贬值的各类纸币,主要支持短期的商务活动和向国民政府贷款。
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对于中华民国的经济建设来说,真可谓是“黄金十年”:一方面前述和平解决了军阀内战,另一方面与共产党的内战局限于内陆一隅,曰寇的侵凌国府也还可以“容忍”。尽管后世诟病颇多,但在财政部长一直呆到了1933年的蒋氏姻亲宋子文,确实也为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做出了努力。客观的说,在他任期内的恢复关税自治、增加海关收入、取消厘金、废除银两结算制度等改革,第一次把现代经济因素置于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使政府有可能进一步控制信贷。普遍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南京政府,对外方针也从军阀式的借款打内战,转而成为引进各种经济援助,改革币制、发展交通等等,这期间最大的成就当属关税自主权的获得。继而,为了给战争筹款,国民党在1924年创立了一家“中央”银行,由宋子文出任经理(事实上中国的央行业务由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共同承担),利用关税、盐税、烟酒税支持整个新金融体系,收支间的不平 衡,则依靠国内发行公债弥补。
但即使有了上述的举措,抗战前国家的总预算也只有12.5亿(合4亿美元),“黄金十年”中,农业和传统经济依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33 午,现代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仅占当时中国国内生产净值的3.4%左右;而农业生产占全国生产净值的65%左右。尽管也看到导致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最主要根源是租田制,并且由胡汉民主持制订土地法,但国民政府因害怕农村经济的改变会扰乱整个中国的社会秩序,因此改革对当曰中国农村影响甚微。指望在大城市单纯以金融手段来一揽子解决财政一金融问题,渗入军阀(通常也是土地主)基因的蒋介石政府,事实上选择了一条不可能的道路。
就经济上来说,西方金融教育培养出来国民政府财政大员,主要关心的是现代经济部门,蒋介石最迫切需要的也是要建立国家的工业基础。在“黄金十年”期间,中国工业(除东北外)在以年率6.7%的速度增长,发电量10年增加了一倍,这些数字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一一德国1936年生产仅高于1929年的6%,美国、法国1936年的生产分别低于1929年的12%和21%。然而,评价这些数字的意义时,我们却不能忽视增长基数非常小所带来的影响(1929年中国的发电量仅为88万兆瓦每小时,而1936年为800万兆瓦每小时)。
1928年,无力解决农村问题“海归”精英们,把全国征收土地税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各省,这样,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失去了对广大内地的控制,而国民政府有 50%左右的收入来自海关税收(这个比例美国仅为1%)。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对面粉、烟草、煤油等曰常消费品课以重税,使得普通百姓的负担与巨富承受同样的税额,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几乎完全陷于了停滞。由于战事不断,政府往往需要向四大政府银行借款弥补连年财政赤字,贷款数额往往达到政府开支的 25%,又导致了国民政府每年的支出有1/3用来应对这些债务,几乎没有积累起支持工业生产长期发展的资金,直到1934—1935年,国民政府直接用于经济发展的开支,居然也还不到4%!
经济发展如此,且中国当曰之政局又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而曰寇的步步紧逼对国民政府的财政又增添了新的压力,这使得黄金十年时的中国,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言:抗战前期之中国算不得足个国家,情形如同中世纪的欧洲。
国民政府十年间的军事建设
近代化以后的中国军制,本来就是纷繁芜乱的,中原大战之后,连以往编制相对规范的中央军,编制体系也已完全被打乱,20年代以后,国民党军队番号、编制杂乱无章的事实,无疑也成了军人出身的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为了统一全国的军制,1932年6月4曰,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的身份,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通令全国军队实行统一编制,规定以军为单位。
各军的番号和部队沿革如下:
第一军:军长陈继承蒋军嫡系
第二军:军长蒋鼎文蒋军嫡系
第三军:军长王钧蒋军嫡系
第四军:军长吴奇伟蒋军嫡系
第五军:军长张治中蒋军嫡系
第六军:军长韩复榘西北军系
第七军:军长冯钦哉杨虎城陕军
第八军:军长赵观涛蒋军嫡系
第九军:军长郝梦龄魏益三东北军
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张宗昌残部
第十一军:军长马鸿逵马福祥回军
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西北军系
第十三军:军长钱大钧蒋军嫡系
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蒋军嫡系
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刘镇华镇嵩军
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蒋军嫡系
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蒋军嫡系
第十八军:军长陈诚蒋军嫡系
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陈铭枢粤军
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四川军阀
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四川军阀
第二十二军:军长谭道源蒋军嫡系
第二十三军:军长邓锡侯四川军阀
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四川军阀
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贵州军阀
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方振武部队
第二十七军:军长李云杰蒋军嫡系
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河健湘军
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西北军系
第三十军:军长张印湘西北军系
第三十一军;军长梁冠英西北军系
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阎锡山晋军
第三十三军;军长徐永昌阎锡山晋军
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阎锡山晋军
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阎锡山晋军
第三十六军:军长路孝枕蒋军7旁系
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蒋军旁系
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杨虎城陕军
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蒋军旁系
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西北军系
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河南土匪
第四十二军;军长孙连仲西北军系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东北军系
第五十七军:军长万福麟东北军系
第六十三军:军长冯占海东北军系
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东北军系
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西北杂军
新编第二军:军长马步芳西北回军
新鳊第三军:军长谭曙卿蒋军旁系
这次统一军制,蒋介石只是在形式上对各军的番号进行了统一编制,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对各部队的内部实力进行统一规划,因此各军所辖的师、旅团数量不一。一般来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每军辖2个师,其余部队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军只辖一个师,对于各军的实力和编制,蒋介石也进行了划分,分为甲乙丙三种师。甲种师是“三三编制”,每师3个旅,每旅三个团,依次类推直到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基本上都是甲种师,乙种师是“三二编制”,每师3个旅,每旅2个团,丙种师是 “二二制”,每师2个旅,每旅2个团。
此外,为照顾军队中的派系,蒋介石还保留了以前沿用的“路军”编制,一个路军可以辖一个军或几个军,各路军基本按照派系划分:
第一路军:总指挥陈调元
第二路军:总指挥刘峙
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
第四路军:总指挥何健
第五路军:总指挥上官云相
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
第七路军:总指挥刘湘
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
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
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
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刘镇华
第十二路军:总指挥田颂尧
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后被撤 销)
第十四路军:总指挥邓锡侯
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
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徐源泉
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第十八路军:总指挥毛光翔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
第二十一路军:总指挥夏斗寅
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
第二十五路军:总指挥梁冠英
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
国民党军队路军的编制一直延续到抗曰战争开始,于1938年改为集团军,经过了一番整治,国民党军队总算实现了形式上的军制统一,也基本理顺了上下指挥关系。
国民政府10年,尽管政府多方筹措经费,但财力仍然有限,军费开支往往接近财政支出的1/2。加之军队冗员严重,大批军费用于吃穿,武器装备很难改善,至于军事工程建设更是有心无力。在武器国产化方面,国民政府的这十年有一些建树(其中有些还要归功于陈济棠、阎锡山这样的军阀),但重型武器依然需要进口。 1933—1935年,国民政府每年只能拨出1400万元用于军事工程、要塞、军事工业等项目的改造和建设。1936年国民政府进一步意识到军事工程的重要性,经费增加到3000万元,不过有些经费并不能及时兑现。例如,在第一期军事工程中,江浙需款1588万元,实发数仅497万元,河南需款455万元,实发200万元左右,第二期军事工程计划拨款19950万元,但直到1937年初,经费仍然无法落实,直到1937年4月,全面战争已经不能避免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才以“专款概算”的形式,增拨2.22亿元做为陆、海、空军改善装备及军事工程的费用。
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的军事工程规划,有很多直到打起仗来也没有完工,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用于建设国防工事的经费微薄,二是中国的经济落后,工业技术水平低下,用于建设国防工程的物资短缺,不堪征用。特别是用于要塞的重点防御工事与新式重型火炮及有关机械设备,中国均不能自造,基本上仰仗从西方进口,而中国当时能用于出口换取外汇的资源品种不多,数量有限。因此,极大地限制了当时国防工程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在1937年前完工的军事工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因为质量低劣基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有些第二线的工程,钥匙保管在乡长、保长手中,从一线撤下的部队要么找不到地方,要么找到地方的没有钥匙。但是,有一些军事工程在之后的抗战中,也确实起到了作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南京要塞、江阴要塞和武汉外围各要塞。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军事工程花费不少,在南京城外围有乌龙山、幕府山、狮子山、雨花台等炮台,在城区则有城厢和城东南的防御阵地。这些炮台和阵地在南京保卫战中,给中国军民以极大的慰籍,守军依托防御工事,给曰军以重大杀伤。而江阴要塞在之后的抗战中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江阴的地理位置优越。此处江面宽1.5公里,为长江下游之咽喉,军事工程凭借险要地形,易守难攻。战争爆发后,国军海陆配合威力;曰军曾反复侦察,数月不敢妄动,只派飞机进行轰炸。1937年10月底,曰军向江阴要塞发动进攻,遭我军火炮猛烈还击,造成曰寇大量伤亡,曰军不得不改由陆路向要塞围攻,中国军队凭借工事顽强抵抗,直至12月下旬南京陷落已成定局,才奉命炸毁炮台撤离。
与此同时,在欧洲德国纳粹上台之后,意欲积极扩充军备,然而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必须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突破。此时,中国成为了纳粹心目中的理想园地。拿同一时期的西班牙与中国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国都长年经历不断内战,中国犹有胜之,这就为武器的生产与改良找到市场与实验室。其次,两国皆为稀有金属矿产产地,在西班牙为铁、铜、汞等,而中国则以钨、锑和锡闻名于世,这都是纳粹扩充国防工业不可或缺之物。再次,两国政治气氛都倾向于反共,这也符合纳粹过去一贯标榜宗旨。事实上,德国在中国将寻找工业市场与原材料的行动始于1933年塞克特的访华,而其后的汉斯·克兰更将之升级为以货易货的贸易, 并同时与南京和广东政府分别签订《中德易货合同》和《中德换货合约》。
在财力不济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大口径要塞炮和更多的军火,国民政府派代表团于1936年赶赴德国进行贸易谈判,与德国纳粹政府签订了一亿马克的换货协定。协定限期5年,中国则每年以价值1000万马克的钨砂等原料抵偿,10年还清。《中德换货合同》签约后第一年来,中方即提供锡、钨、锑各4000吨,为此,希特勒亲笔致函蒋介石以表示感谢。需要报出的是,中德间经济层次的来往密切,却也造成曰德间在对华经济利益上的抵触,而这种矛盾一直要到1936年4 月,德满贸易协定签订之后才有所缓解。
贸易之外,国民党高层也一直与德国纳粹高层保持良好的往来,德国前后派了鲍尔、克里拜尔、魏采尔、塞克特等四个顾问团来华,以1935年法肯豪森代表团的级别最高、人数最多,而且代表团对于中国军事以外的事项也有很大的发言权。由德国职业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在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自1926年至1938年7月,其中前后五任总顾问的领导下,顾问团规模一再扩大,人员最后更遍及中国的军事、教育、训练、航空、文化各个部门。在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之下,除兵工体系的建立之外,德国对于中国国防影响最大的部分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军队编练:在德国人指导下黄埔军校就成立了教导师、在中央军辖下成立装备德制武器的两个师,而且德国顾问团还深入到部队的具体编制上,例如鲍尔就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起草了《军队编遣方案》。而其后的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更足影响深远,法肯豪森参与的程度更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参与下,中国军队的整编30万人的计划完成了80%。
2.设计国防战略:自塞克特开始,德国顾问就遍访中国地理形势,并为长江沿线的布防与华南的国防铁路建设,作出了许多建议,其后的法肯豪森更主持研究了著名的国防准备线,成为抗战前期的重要战略指导。
3.指挥作战:德国顾问往往深入一线,指挥作战,以鲍尔为例,因为深入前线指挥了中央与桂系的作战,最后竟感染天花而病逝于上海,而佛采尔更参加过中原大战、国民政府五次的剿共作战、长城抗战、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
总之,在军事顾问团的组织下,一方面德国军人发挥崇高的职业道德,尽心尽力为东道主出谋策划,另一方面,又以他们优异的军事素养,为曰后中国的抗战奠定良好的基础。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顾问团相较,德国的军事顾问团发挥了远比其他国家总和还要巨大无数倍的能量,而且也成为中德交往中最重要的核心。
抗战前夜外交路线的调整
20世纪头30年,国际形式十分复杂,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成为了日本内部统一侵华意识的催化剂。1930年,日本的出口比前一年下降了 76.5%,进口下降了71.1%,日本军阀借机猛烈抨击议会政党不能保证“巩固的秩序”,公然要求取消议会制,实行军部独裁。1930年一1931年, 在日本成立了许多法西斯团体,如:樱会、血盟团、黑龙会等。伴随这种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团体的建立,日本也加紧了扩军备战,1930年日本的军费支出已占到了国家预算的29%。1936年广田弘毅成为日本首相,建立“五相议会”制,这个野心勃勃的国家,逐渐成为了亚洲的战争策源地。当然,笔者对因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曰本全面侵华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因为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美国,经济危机,则是使只有扩张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右翼观点, 成为了日本的主流。究其根本,其侵略的种子原本就扎根于日本自身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中。 德国在一战后就与中国平等交往,也是此时唯一一个在中国领土上没有租界的列强,正所谓“从1928到1938年,蒋介石政府同德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列强中的任何一个”。中德关系更进一步发展、和谐与活跃,则是在1934年以后,双方由单纯的民间贸易和非官方的军事往来,发展为政府间的密切合作。 1937年5月,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作为参加英国加冕典礼中国特使,经过德国时,在当地受到热烈欢迎,不仅得见国防部长等人,与纳粹高层戈林等人会晤,更与希特勒在鹰巢会谈一个小时有余。尽管后来在德曰意反共产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形成法西斯化,但是从德国大使陶德曼等人的表现看,贸然批评德国在对华政策上与曰本是同路人也并非十分妥帖,毕竟当时德国内部还是有所分歧的。
在对日政策方面,国民政府由于受国内诸多问题的困扰,前后变化较大。前期的外交方针,主要从过去采取对日本忍让、依赖国际联盟、寻求与各国修正不平等条约、利用英美力量牵制日本、引进德、意技术军事援助为主。在30年代中期,调整为寻求与日本之间亲善以避免全面战争,亲日气氛颇浓。后期,因国内政治的变化,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国民政府被迫转变方针,积极为抗日作准备,因而与苏联复交并逐渐向盟国阵营方向靠拢。经过国民党五大以协调党内、西安事变与==的妥协,最终蒋介石庐山讲话最终确立抗战国策等等过程中,其中种种转变不可谓不大。
最初,在“九一八”的问题上,南京政府也只能急急忙忙地寻求国联协助,尽管取得了国际社会不承认满州国的成果,却对于东北被曰本占领的现状却毫无改善。其次,曰本食髓知味,打算以武力独吞上海,而引发世界瞩目的“一·二八凇沪”抗战,此时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仍在暗中操控军政大权,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指责蒋介石,让中央军按兵不动,迫使十九路军,孤军奋战。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于1月30日,终通电全国:
“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土处此亡国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职责,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国民党投入精锐德械部队并以十九路军在闸北杨浦地区坚决抵抗,以7万将士,抗御日军10万人达到33天,毙伤日寇10254人,迫使曰军三易主帅,最终因双方综合国力对比过于悬殊,中国军队被迫撤退。3月4日,在英、美等国介入调停下,最后只得以《凇沪停战协定》方式告终。
日军在上海碰壁后转为从东北进攻,日军于33年,向热河、察哈尔、华北地区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与曰方签订《塘沽》、《何梅》、《秦土》等协定,导致华北门户洞开,冀察两省大好河山沦为日寇之手,从而也为曰本全面侵华奠定了基础。
从国民政府方面来看,首先,日本在天羽声明之后,国民政府方面体认到各国默认日本对华有特殊权利的立场,国民政府不能再继续过去寻求大国介入已达成均势的策略。其次,如前所述,蒋的上下野之间,也造成个人政治生命的危机,若不能缓解曰本压力,则又将旧事重演,当然,蒋介石下野之时,取代蒋的汪精卫,也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亲日政策早就开始。日本也透过外交管道释假放善意,蒋介石并非不知日本真正用意,借用徐道邻的笔名发表了《“敌乎?友乎?”》一文, 藉以向日本阐明中日过去关系中,双方自身的错误,以及向日本妥协的可能性,其主要目的,仍是为了稳住日本,从而进行“攘内必安外”的方针。随后蒋介石并派遣王宠惠提出“改善中日关系三原则”,此举正中日本下怀,在广田三原则下释放出中日亲善友好与相互提携的信息,并且要求中国在满蒙问题上就现状作出承认,改变亲美英的外交方针。政界如此,日本军部却还是采取了继续侵略的立场,这无疑导致了国民党内亲日投降派垮台。在汪精卫辞职之后,蒋介石任命老同学张群担任外交部长,以及许世英担任驻日大使,继续深入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此时,日本国内发生的“二二六政变”促使新内阁上台,强硬派有田氏先后担任驻华大使与外相,提高要价之后,中日双方虽经数轮谈判,但是日本更猛烈的侵略政策,却也使中日亲善的投降政策胎死腹中。
30年代以后,中日问题成为此一时代中国外交问题之主轴,随着时间的变化,日本侵略逐渐加深,而中日关系也日益变化。从整个过程中,可以发现国民政府的整个外交主轴是对日本作侵略方式做出的相同反应,即敌战我战,敌和我让。日本右翼的贪婪和西安事变,才最终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实行长达5年之久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此,和平代替内战、团结代替分裂,国共两党由10年来的内战对手逐步成为合作抗日的伙伴,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携手共赴抗日战场,共御外敌,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最壮阔的八年抗战,正式打响。
关于“黄金十年”的争论
尽管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最初10年,中国面临的问题异常严峻,但不可否认的是,尽在这十年中,中国仍有缓慢的前进,诚如黄仁宇所云,为中国形成现代社会的肌体奠定了基础。而黄在评价蒋介石与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影响的时候曾说:“很多人尚未看清:中国并非构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才对曰本作战,而是乘着国际战争组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国在20世纪初年因为内外冲击,所有国家社会体制因为与时代脱节而全部崩溃,需要整个重新创造,蒋介石持的一部分,仅为高层机构,包括现代式的政府组织及技术官僚组织,统一军令,征兵法、法币制度、中央银行、战时田赋证实、学校教育制度及各军事教育机构,总而言之即是一个新国家外表轮廓形貌。”而蒋介石最大弱点在于他所造成的高层机构缺乏社会结构支持,于是他只有自己挺身而出代替组织制度的不足。这种情形实际上与明清两代无异,无怪胡适先生说过,抗战 开始中国是一个中世纪国家。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重建中国社会只有先从重建基层开始,重建基层只有放弃现有的一切,离开城市,进入农村,当然,这需要另一种组织、另一种纪律,蒋介石起家依靠的社会力量,是坚决反对这种变革的。于是,历史把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由阶段,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队伍。国民政府在这十年当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领域的进步极为艰难,只能年复一年地在国内以维护国家统一的名义与地方各种势力打打停停的症结即在于此。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取得的某些成就,与其说是国民政府的胜利,倒不如说是蒋介石个人的胜利,而越来越依赖蒋介石本人而存在的国民政府,最终变成了蒋介石个人的小集团。
直到如今,历史学家对于蒋介石和他主导的“黄金十午”,仍然有很多争论,一种认为国民政府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社会制度,并为今后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这个希望因1937年的“七七事变”而被中断。另有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南京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其领导人不了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选择的政治和经济战略一无所知。因此,即使曰本不发动全面对华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失败。
以上这些辩论激烈的问题,实非笔者所能定论,然而其中有两个事实却很明显:第一,国民政府在防止国家分裂和中国现代化方面的作用无疑是明显的;第二,蒋介石力图扭转国内经济问题、外国侵略,但可以真正依靠的力量只有他和身边的小团体。如果必须给南京国民政府在所谓“黄金十年”中一个积极评价,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国民政府本身不乏军阀官僚习气,但就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军阀割据的情况在这10年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终于开始了向现代化国家的进步; 1936年6月到9月,国民政府平定了两广叛乱,从形式上说,中国自1916年起第一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今年恰逢蒋氏忌辰30周年,最后笔者借用黄仁宇先生在10年前一篇纪念蒋介石忌辰20周年的一文的结尾,同做本文结束。“在这关头,纪念蒋介石忌辰毋庸给他歌功颂德,只要把他一生事业直叙据实直书,与前后历史衔接关联,就已到纪念之分寸,也达到纪念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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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11 18:07:52
发表于 2007-10-11 18:5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