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其对秦的影响

黑衣大食

赵武灵王名雍，战国时赵国的第八代国君。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他做了27年国君之 后，把王位传给次子赵何，就是赵惠文王，自称为主父，人们也把他叫赵主父。公元前295年，在赵国统治集团的内讧中死去。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分九等褒贬 历史人物，把赵武灵王列为第八等，也就是“智人”中的最下等，那是囿于正统儒家的偏见 。其实，赵武灵王是战国历史上一位精明能干的封建君主，是古代屈指可数的军事改革家，为赵国的强盛做了很多事情。他眼光远大，思想敏锐，勇于学习。别人的东西，好的就学习 ，自己的东西，不好的就改革。他所进行的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就是向他的敌人学习的结果。这一改革对于战国历史，特别对战国军事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是一个值 得探讨的问题。

一

当赵武灵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正是齐、秦两强东西对峙时期。齐国自从公元前341年 马陵之战以后，代替魏国称霸关东；秦国由于商鞅变法的成功，跃为当时最先进的强国，虎踞关西，力图打出函谷关。赵、韩、魏、燕等都成为两强争夺的对象。赵国曾在公元前353 年被魏国攻下邯郸，国都沦陷三年，损失惨重，经过20多年才恢复了元气。魏国马陵之败以后，已一蹶不振。韩、燕更弱。“同忧者相亲。”赵、魏、韩、燕为了保全自己，都有 联合起来抵抗两强的愿望。赵武灵王则是这个联合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组织者。

公元前314年(武灵王十二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发动武装干涉，占领了燕国。燕是赵的 东北邻国，如果让齐国占领燕国而不受惩罚，势必下一步就会向赵国开刀。赵武灵王深感不能坐视，努力进行伐齐存燕活动。他派赵庄去联合诸侯“合从，欲伐齐”[1]。魏、楚也积极响应，“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2]。由于外有“诸侯将 谋救燕”[3]，内有燕国人民奋起反抗，迫使齐国不得不从燕国撤兵。 这场斗争的结果大煞了齐国的威风，提高了赵国的地位。

为了打退秦国向关东的发展，公元前319年(武灵王七年)，魏相公孙衍联合赵、魏、韩、 燕、楚五国抗秦，打到函谷关。这次五国抗秦虽然并不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教训了秦国统治集团，使他们认识到关东为所欲为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不得不暂时把战略重心转向扩充后 方，向巴蜀、义渠用兵。公孙衍的合纵抗秦活动，和赵武灵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有人说，公孙衍虽为魏相，“实赵任之外相”。公孙衍也说：他“与燕、赵之王有故，数使人来”和 他商量事情[4]。张仪曾对武灵王说：“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 敢出函谷关十五年。 大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慑伏”[5]。可见张仪也承认武灵王在联合 抗秦中起了重要作用 。几十年以后，魏牟对武灵王的孙子赵孝成王说：“王之先帝，驾犀首(公孙衍)而骖马服( 赵奢)，以与秦角逐。秦当时适(避)其锋”[6]。魏牟把赵武灵王驾驭公 孙衍合纵抗秦与赵 惠文王用赵奢大破秦军并提，认为两者同样收到使秦避其锋的效果。这些材料都说明，赵武灵王是公孙衍最有力的支持者。

但是，五国联合行动很不好搞，魏、韩、楚变化无常，燕昭王别有打算，赵国的实力也不足 以承担这种风险。随着齐国的日趋孤立，秦国的战略重心转移，赵武灵王意识到继续卷入大国纷争的旋涡对自己不利，应该致力于加强军队建设，以便巩固边防，扩充后方。

赵国在赵武灵王时的疆域大体有今陕西东北部，山西北部，太行山的东南山麓，北至河北省 张北县南，南至河南省北端。强邻逼境，胡人骚扰，四面受敌，后顾之忧非常严重。武灵王十九年，曾多次和大臣谈到这种不利形势。

武灵王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 之救，是亡社稷，奈何?”

又说：“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 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7]。

武灵王对“秦、韩之边”很担心。秦与赵原来并不接壤，自公元前328年魏国把河西割给 秦国后，两国才在今陕西靖边至宜川的黄河西岸形成一条边界。秦国多次从这里越过黄河进攻赵国，如武灵王十年，秦攻取赵的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及其附近的西阳；十三年，秦 攻取赵的蔺(今山西离石西)，俘虏将军赵庄。赵国当然应该加强对这条边界的防御。那么，赵和魏的边界线最长，和韩只在上党地区有一段插花地，武灵王为什么不提和魏国的边界， 却提到和韩国的边界呢?其实，韩、魏本身那时都不可怕，防韩也是防秦。韩国对秦最缺乏抵 抗能力，武灵王说这话的时候，正是秦国攻取了韩的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接着攻下黄河北 岸的武遂(今山西古城)，并在武遂筑城，准备作为秦的军事据点。秦从武遂北上，经过上党就可以进攻赵国，这是秦国进攻赵国的另一条道路。

赵国的东南与齐国毗邻，在现在河南省南乐县至河北省沧州市西南有一条很长的边界线。齐 国不时企图越过边界，蚕食赵国。武灵王元年，齐进攻赵的平邑(今河南省南乐县北)，俘虏了赵将韩举[8]。以后由于赵国救燕的成功，齐国的锋芒受到遏制。但 齐国在赵武灵王眼里仍然是赵国的头号敌国。

中山确实是赵国的“腹心”大患。中山的老祖先是北方游牧部族白狄的一支，春秋中期从陕北进入太行山以东，称为鲜虞。春秋末年开始建立中山国，战国前期国都在顾，即今之河北 定 县。公元前406年被魏国所灭。公元前378年中山复国[9]，迁都于灵寿 ，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公社发现了古灵寿城遗址。中山的疆域，大致包括今河北省保定地区南部和石 家庄地区大部，位于太行山东平原。中山国除东北角与燕国为邻外，三面都和赵国毗连，好像袋鼠一样包在赵国的东面腹部，其战略地位可以“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10]。 隔断赵国从邯郸到代地的南北通道。更可怕的是中山充当齐国的打手，在齐国的支持下多次侵犯赵、燕土地。据赵武灵王说：“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 ，微社稷之神灵，则 几于不守”。 这事大约在赵肃侯时代。 在今河 北 高邑县东，是赵与中山长期争夺的地方，赵武灵王三年，在 筑 城[11]，以防中山，但不久 还是被中 山占去了。在齐宣王对燕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中山也是齐国 的帮凶。据中山王 时的铜鼎铭文所记：中山国相邦司马 用打起讨伐子之的旗号率师攻燕，夺取燕国土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 ”[12]，这当然也威胁到赵国的安全。这个司马 用就是司马喜。据《战国策·中山策》记载，司马喜是亲赵的。赵国为了使中山脱离齐国的控制，曾帮助中山称王，和司马喜有许多往来。王 对司马喜的亲赵活动非 常不满，说：“吾老 用奔走不听命”，“恐陨 社稷之光”，指责司马喜亲赵是不听他的话，会让中山国丢脸。还警告司马喜：“邻邦难亲 ，仇人在旁”[13]。王 说的“邻邦”“仇人”，显然就 指的赵国。齐国在侵 燕挫败之后，越来越重视利用中山这个打手。由于地理和政治的关系，赵国不能不对中山特别提防。武灵王把防中山和防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位的第17年，即亲自出巡赵国伸进中 山的据点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南)，在九门筑了一座望台，站在望台上瞭望齐和中山的动态[14]。他认为 齐和中山进攻赵国，既可能从陆路来，也可能从水路来。如果从水路来，齐国溯黄河西上，可以进入赵国的东南角；中山溯漳水中段的薄洛津南进，可以袭击赵都邯郸。赵国当时却“ 无舟楫之用”，对黄河和薄洛津还无法控制。

赵国最严重的后顾之忧是东胡、林胡、楼烦。东胡因居匈奴以东而得名，在燕国以北的广大 地区过着游牧生活。自从赵襄子领兵越过现在山西宁县武县西面的句注山，占领了代地(今河北蔚县)，在代北边界筑城，其要塞叫无穷之门(今河北省张北县南)[15] ，东胡就成 了赵国东北角的邻居。林胡、楼烦都在赵国西北部，与赵地交错杂处。林胡也称林人、澹林、澹褴，分布在今黄河以西内蒙古自治区的伊金霍洛旗一带。楼烦大体分布在今山西岢岚县 以北，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以南。东胡、林胡、楼烦合称三胡。

三胡都是游牧部族，精于骑射。赵武灵王每与齐、秦、中山发生战争，三胡便从背后袭来，趁火打劫。东胡的骑兵从无穷之门进来，骚扰代地；林胡、楼烦的骑兵则纵横驰骋于赵国西 北山区，大肆掳掠。赵国当时只有车兵和步兵，“无骑射之备”，对三胡简直没有办法。

基于以上情况，赵武灵王为了保护自己“社稷”，就必须加强军队建设；而要“强兵”就必 须进行军事改革。赵武灵王改革军事制度是从两方面下手的：一面组建骑兵部队，“变服骑 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一面在黄河和漳水两岸训练水兵，发挥“舟楫”的作用 ，“以守河、薄洛之水”[16]。赵国多山少水，训练水兵只是在个 别地方的权宜之计，胡服骑射才是加强其军队建设的根本措施。

二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一场重大的军事改革，它和战国时期其他国家的改革一样，首先经 历了一场革新和守旧的思想斗争。
赵武灵王显然接受了当时改革思潮的影响。他理直气壮地反对复古，坚持革新，认为“反古 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法)古”。这几乎是借用商鞅斗甘 龙的原话。他反对从书本出发，事事在本本中找现成答案，脱离实际，墨守成规。如说：“ 以书为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
[17]。指出靠书本知识去赶马车，就不能掌握每个马的特点；把古代的制度搬到今天， 就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实际。他主张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从赵国的利益出发，研究新情况，制 订新措施，凡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东西，就坚决改革。他说：“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 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18]这种斩钉截铁的语言充分表现 了一个改革家大无畏的气概。
如何对付游牧部族的骚扰，是春秋以来的老问题。北方的游牧部族，在草原的逐水草而迁徙 ，在内地的则“分散居 谷”。每个男子 都是从小练成的骑兵，“儿能骑羊，引弓射鼠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19]。由于骑术特别熟练 ，装备十分简单，不用马镫鞍可以操纵马匹，并在马上拉弓射箭，非常自如。胡人的上层统治者很富于掠夺性，经常对农业地区发动掠夺战争，春秋战国以来边胡地区累受胡马践踏之 苦。华夏人的战法是车战，车战只适宜平地会战，胡骑一钻进山谷，车战就无法施展。正如顾炎武说：“戎翟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20]。赵国原来的主力部队依然是战车和步兵，而且 装备笨重，与三胡那种轻捷而长于运动的骑兵作战，处处被动挨打，一到山谷和草原就更不 中用了。已往的经验教训，使赵武灵王认识到用老办法对付三胡是无效的，“今重甲循兵， 不可以踰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21] 。要抗击三胡，如果没有一支能骑善战的骑兵，就无法向山地和草原进军，就不能指望作战的胜利。他从抗胡的实际需要出发，决心抛弃传统的兵制，学习他敌人的长处，模仿胡骑的 训练和装备，建设自己的骑兵部队。
然而，向胡人学习，在当时却是“离经叛道”的行为。赵武灵王的这一决策，除肥义、楼缓 等少数人支持外，“群臣皆不欲”，特别是赵氏贵族如公子成、赵文、赵造、赵俊、赵燕等 ，或公开反对，或消极抵制。这些守旧思想僵化，盲目自大。他们认为华夏地区是“聪明徇 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行义也”。总之，自己的一切都好，胡人的一切都坏，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赵武灵王不怕反对，不怕讥笑，宁愿“负遗俗之累” ，“任骜民之怨”，毅然决然进行改革。他首先带头穿胡服，然后对大臣们进行耐心 说 服。他派赵 给公子成做工作，碰了钉子，他就亲自登门去劝说。赵文、赵造想不通又 不敢说，他就启发他们大胆讲话，然后有针对性地给他们讲道理。对于搬出先王之道来抵制 的，他就说五帝三王都是不断变法的，只有夏桀、殷纣不变法才灭亡了。改革军制是继承赵襄子的抗胡事业，反对改革就违背了老祖宗“简襄之意”。对于盲目自大的，他就具体分析 赵国的不利条件，反复陈述改革的好处，不改革的坏处。只有赵燕在三令五申之后还不穿胡服，他才进行严厉的批评。他基本上没用高压的办法，而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把地主 阶级内部的矛盾解决得较好，把阻力变为助力。如将军牛赞当初建立骑兵部队想不通，经过他的说服，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骑兵将领，在战争中立了大功[22]。
胡服骑射是哪一年开始推行的?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从公元前307年(武灵王 十九年)开始下胡服令，招骑射。以后陆续采取了许多措施，发布过多次命令。如公元前302 年(武灵王二十四年)，命令他的长子和将军、大夫、军官都必须穿胡服，就是因为贵族大 臣拒穿胡服而重申的胡服令。
对于胡服骑射开始推行的时间，史学界有不同意见，需要略加考订。杨宽先生的《战国史》 第153页和修订稿《辞海》赵武灵王条，都把胡服骑射开始的年代订为公元前302年，比《赵世家》迟了五年。根据是《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十七年(前302)“邯郸命吏大夫迁奴于九 原，又命将军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这条史料是可信的，但据以订胡 服骑射开始的年代则是错误的。首先，所谓“又命”云云并非“始命”，显然是重申胡服令 。而 且倘订此为始令，同时下令“迁奴于九原”就说不通。赵国在西北原控制的地区在山西岢岚 县以南，九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西，属于林胡的活动范围。由于武灵王十九年“招 骑射”，有了向胡地进军的骑兵，二十年才“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23]。榆中在九原以南，赵军占九原应是这次“西略胡地”的战果 。只有赵国的控制能 力达到九原，才能在二十四年“迁奴于九原”。既然迁奴于九原在胡服骑射推行后第五年， 那么同时下的“又命”皆貂服，绝不是胡服骑射的初令。再者，《竹书纪年》固然可以校正 《史记》所载战国史事年代的错误，但它毕竟是以魏国为主的编年史，对赵国的历史免不了有漏记的，况且此书宋时已经佚失，今本是清儒从许多注家引文中辑成的，不可能恢复《竹 书纪年》的原貌，散佚的史料在所难免。因此，不能认为凡是《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中没有，而 《史纪》中有的史料都不可信。第三，《史记》中的错误年代多数在《史记》本身就暴露出 事理不通，或几处的年代互相矛盾。但《赵世家》记武灵王十九年“始出胡服令”、“招骑 射”，同时记有大量相联系的活动，是互相依存，不是事理不通。《六国年表》也记在此年 赵国“初胡服”，这与《赵世家》完全一致。与此相矛盾的记载没有。基于以上理由，可以 断言，公元前307年开始胡服骑射是毫无可疑的。

所谓“胡服骑射”就是模仿游牧部族骑兵的训练和装备，组建轻骑兵部队。其具体内容是很 丰富的。在“骑射”方面，武灵王采取了以下措施：
1.“招骑射”。
赵国原来的兵制是“国有固籍，兵有常经”，人民按固定不变的兵籍，到 一定年龄就被征去服兵役，军队按地区编制。这是征车兵和步兵的办法。骑兵却需要难度很大的骑马射箭技术，从头训练很不容易，按原来的兵制就无法在短时间内组建骑兵部队。但 是，在靠近胡人的地方，人民为了保卫家乡，保卫生产，自发地“习其兵”，“便其用” [24]，学会了骑马射箭。因而国家就采取打破“固籍”，不分地区， 以优厚的待遇招募 会骑马射箭的人充当骑兵。

2.把步兵改编为骑兵集中训练。
武灵王二十年，在“西略胡地”时占领了原阳，把原阳 作为集中训练骑兵的“骑邑”，赵“破卒散兵，以奉骑射” [25]。所谓“破卒散兵”，就是打破步兵的编制，“以奉骑射”，就是把步兵改 编为骑兵 。原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这里北部是群峰起伏的阴山，南部是水草丰茂的草原，东面的大黑河河谷是胡人出没的通道。骑兵需要经常练习骑术，进行乘马通过起伏地 、超越障碍、长途奔驰、实战等项目的训练，在原阳是最适宜的。所以，赵武灵王派将军牛赞专门在原阳训练一支能独立作战的骑兵部队。

3.收编胡兵。
据《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年，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 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作招引解，颜师古注：“致 ，谓引而至也。”“致其兵”就是招引、收编胡人补充骑兵。赵固在代地主持招引胡兵，赵 武灵王在黄河东面又收编了一部分楼烦兵。赵国用胡兵补充自己的骑兵，实行以胡制胡，扩大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4.用胡马。
骑兵的战马要求长得剽悍、善跑、机灵而有耐力，但中原农业区的马匹早已退 化成笨拙的牲畜，用于驾车还不错，一般不适宜做战马用，因而赵国需要从气候和青草适宜于马匹生长的畜牧地区得到马匹来装备骑兵。赵武灵王打败林胡，迫使“林胡王献马”。赵 国之所以把代和原阳作为训练骑兵的基地，原因之一是“地边胡”，容易得到畜牧区的马匹 。后来苏秦给赵惠文王写信说，如果秦军从上党攻赵，扼住句注山和常山的这条农牧业分界线，那么“代马胡驹不东”，畜牧区的马就“非王之所有”[26]。 可见，赵国的骑兵一直用的是畜牧区的马匹。

5.骑兵配备的武器是弓矢和剑矛。
据《史记·匈奴传》载，胡人用的武器“其长兵则弓矢 ，短兵则刀 ”。刀 是短剑和小矛。赵骑兵的武器装备也模仿胡人，远距离或冲锋时骑在马上弯弓射箭，短兵相接时就靠白刃格斗杀伤敌人。关于骑兵带剑的资料，见《释名》说：“ 本胡服也，赵武灵王服之。” 是剑鞘，既佩带剑鞘当然也就用剑。《庄子·说剑篇》说：“昔赵 惠文王喜 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赵惠文王继承了其父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传统，骑士练习击剑 也应该在武灵王时就有的。洛阳金村出土的铜镜上，刻画着一匹骏马背上蹲着一个披甲戴胄的骑士，一手持剑和老虎搏斗。这虽不是赵国的遗物，但也提供了骑兵能够用剑的形象资料 [27]。

推行“胡服”是一次模仿游牧部族的服装进行改革。赵武灵王把传统服装改为胡服，对骑兵来说，是为了适应骑马射箭和爬山涉草地的需要；对贵族大臣来说，是为了革除他们因循守 旧的 积习，增强抗胡的观念。在这方面，缺乏详实的记载，只能从零散的文献资料中略知大概。

1.王冠
一种叫貂蝉冠。据应劭《汉官仪》说：汉时的貂蝉冠始于赵武灵王行“胡服”。 胡广说：“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就是用 黄金珰装饰 王冠，冠下垂两条貂鼠尾直达胸前，以表尊贵。另一种叫 鸡冠。《淮南子·主术 训》载：“赵武灵王贝带 鸡而朝，赵国化之。”颜师古说： 鸡是“ 鸟”， 就是“尾毛红赤”的野鸡。 鸡冠是用野 鸡的羽毛装饰的王冠。
2.武冠
《后汉书·舆服志》载：“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 尾，竖左右，为 冠云。”“ 者 ，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武灵王以表武士”。这可能是军官的帽子。帽子上有一圈缨子而不下垂，用青丝绳做帽带子，左右插着两根野鸡翎子。这种帽子也叫 冠， 是产于 上党的一种勇猛好斗的野鸡，用来象征武士的勇敢精神。
3.爪牙帽子
《中华古今注》说：“搭耳帽之制，本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赵武灵王更 以绫绢皂色为之始，并立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这可能是普遍士兵的帽子， 原来胡人用皮做，武灵王改用黑色绫绢做。这种帽子像爪牙一样紧紧扣在头上，大概为适应北方防御风沙的需要。
4.变履为靴
《学斋占毕》第二卷中说：古时“有履而无 靴，故靴字不见于经。至武灵王作胡服，方变履为靴”。《释名疏证》说：“靴，跨也。两 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实录》说：“靴始起于赵。武灵王好服短 靴，黄皮为之，渐以长 靴，军戎通服之。皂靴之制，自武灵王始也。” 《 典略》说：“秦世参用丝革靴，本赵武灵王易初服，令有司衣袍者宜皂靴” [28]。综上所说，为了便于骑马和涉草，武灵王把鞋改为皮靴。他起初穿黄皮短 靴，后来发展成长 靴，规定从军官到士兵都必须穿靴子，穿长袍的文官也要穿黑 靴子。
5.改重甲为轻甲
游牧部族都是轻骑兵，这时的铠甲一般用皮做，由于装备轻而动作灵活 。赵军原来穿的都是铜或铁做的重铠甲，很笨重。所以武灵王说：“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险”。《战国策》鲍本注：“赵甲重，不若新 甲之轻”。武灵王把原来的重甲改为轻甲，以 适应实战的需要。
6.骑兵穿的上下衣
《庄子·说剑篇》说：赵惠文王的剑士穿的“短后之衣”，这应是武 灵王时沿袭下来的。据王国维推论，赵骑兵的衣服应该是“上褶下[29]。褶是 上身夹衣， 是裤子。洛阳金村战国墓所出的铜人俑，上衣掩及膝盖，窄袖，束带，下穿裤子[30]，可能就是上褶下 。
7.贵族大臣的服装
贵族大臣的服装似乎变化不小，赵武灵王三令五申要求他们穿胡服，多次赐给他们胡服，他们反对胡服最为激烈。但这种胡服究竟是什么样式，不清楚。只知道武灵王赐周绍“ 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31]。师比，颜师古注：“胡之带钩 也”。腰里的带子用黄金做带钩，这也是胡人贵族中的一种风尚。

三

由于赵武灵王推行以胡服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改革，使赵国的武装力量迅速增强，在大约 十年中就取得了消灭中山和打击三胡的巨大胜利。

先说灭中山：

公元前306年(武灵王二十一年)，武灵王带兵攻打中山，占领中山国的宁葭(今石家庄市西 北)。这似乎是试探性的进攻，到宁葭后没有继续前进。第二年，即公元前305年，赵国分兵两路进攻中山。北路有牛赞率领的骑兵和赵希率领的胡兵及代军，主要在中山西部和北部 山区活动。先进攻中山西边的要塞陉山[32]，接着向东北方向进军 ，到曲阳(今河北曲阳县)牛赞和赵希两军汇合，再向西北推进，攻取丹丘(曲阳县西北)、华阳(即恒山)和恒山 上的鸿上塞[33]。鸿上塞是中山北面的门户，赵国控制鸿上塞就把 从代入中山的北门打开了。南路军是这次进攻中山的主力，“赵 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 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武灵王亲自统帅三军，攻占了中山南端的 (今河北高邑 县东)和西南部的石邑 (今石家庄西南)、封龙(在石邑南)、东垣(今石家庄东北)。石邑“当井陉之口” [34]， 井陉塞是由太行通道进入中山的山口，赵占石邑就堵塞了这个山口。占据东垣就达到滹沱河的南岸，离中山国都已经不远了。但也遭到中山的拼命抵抗，据《吕氏春秋·贵卒篇》载： “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鸩。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 ，以车投车，以人投人。”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山同仇敌忾的情形。这使武灵王认识到灭中山 的时机还不成熟，中山提出愿把赵国已占领的四个邑献出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就把兵撤回去。公元前303年赵又攻中山，这次可能很不得手，所以没有什么战果纪录。

赵国进攻中山很不顺利，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山本身力量不弱；二是外有齐国的支持。这种 情况不久有了变化。公元前301年齐魏韩联兵伐楚，齐国因卷入这场战争旋涡，无力继续支持中山。至于中山国内的情况，武灵王派李疵去侦察，李疵回来说：中山“民务名而不存 本”，“耕者惰而战士懦”，已经到亡国的地步 [35]。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复攻中山”。

公元前300年(武灵王二十六年)，赵武灵王统率20万大军再次向中山大举进攻，“攘地 北 至燕、代”，占领了中山北部。这显然是利用骑兵从鸿上塞打进去的。此后连年进攻。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八年，即公元前299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这 可能是赵攻下了中山的国都灵寿，逼得中山王逃跑了。根据平山第一号墓铜器铭文上有关中山王世系的排列和年代来推测，这个逃到齐国死了的中山王应是王 的儿子 [36]。但中山还没有灭亡， 的儿子尚继续称王 。赵武灵王为了巩固已占领的地盘，筑了许多城。如公元前297年，即赵惠文王二年，“主父起灵寿”，在今 河北省旧灵寿县西北有赵王城，“相传赵武灵王所筑，中有赵王台”[37] 。公元前296 年，即赵惠文王三年，赵国利用齐韩魏三国攻秦的机会乘隙灭掉中山，占领了贯通中山东西的滹沱河流域及东南角的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北)等全部土地，并把中山王尚迁到肤施(今陕 西榆林县南鱼河堡附近)。从此“北地方从，代道大通”，从邯郸通向代的南北大道畅通无 阻了。赵武灵王凯旋回都，行赏，大赦，举行宴会，大庆了五日。

以上所订赵复攻中山为公元前300年，灭中山为公元前296年，都根据的是《史记·赵世 家》。但《史记·六国年表》把前者订为公元前301年，提前了一年；后者订为公元前295年，推后了一年。有人相信《赵世家》，有人相信《六国年表》，因而对这两个年代发生 了分歧。

我是相信《赵世家》的。有两条根据：一是赵奢说：“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 [38]。赵奢是惠文王的大将，离赵灭中山不远，他的话是可信的。 二是《赵策二》载： “三国攻秦，赵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事实确是在齐魏韩三国攻秦到函谷关的 时候，赵灭中山的这条记载和事实完全相符。这两条都说赵国把中山连续打了五年才灭掉的，从公元前300年到前296年恰是五年。如果按年表那就会变成七年了，显然不合。

相信年表“复攻中山”在公元前301年的，佐证是《魏策四》说：“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 ”，齐魏韩攻楚方城在这一年。其实，“亡中山”与“复攻中山”是多么的不同，这条材料 和事实就对不上号。就把“亡中山”理解成“复攻中山”吧，三国攻楚方城的战争在公元前 301年并未彻底结束。据《韩世家》载：公元前300年“楚兵十余万在方城之外”，“韩 挟齐魏以围楚”，可见第二年齐魏还没有退出这场战争，那么赵复攻中山为什么不会在第二 年呢?且据范雎说：“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诸 侯见齐之罢露”而伐齐 [39]。齐国打了这场消耗战，把自己弄得精 疲力竭了，赵国正是 利用齐“罢露”的时候复攻中山，那就在公元前300年比前一年的可能性还要大些。可见这 条佐证不足以为佐证。

相信赵灭中山在公元前295年的，根据是年表赵惠文四年载：赵“围杀主父，与齐燕共灭 中山。”此虽与《赵世家》不合，但与《齐世家》所载是年齐“佐赵灭中山”相合。所以许 多人认为是赵联合齐、燕把中山灭亡的。这在事理上是说不通的。首先，齐、燕如果和赵共灭中山，齐、燕不会白效劳，一定要和赵国共同瓜分中山。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范雎说：“ 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则天下莫能害” [40]。中山 五百里土地是赵国独吞了的。其次，齐国是一贯支持和利用中山来对付赵国的，不久前中山王 还逃入齐国受到保护。赵国打中山的顾虑之一是怕齐国干涉，结果利用齐先卷入对楚的战 争，后卷入对秦的战争，无暇顾及中山的时候，才大举进攻而灭掉中山。齐与赵在对待中山 上毫无共同利益，齐怎么会“佐赵灭中山”呢?燕国虽然和中山有仇，但绝不会支持赵国独 吞中山，它害怕赵国更甚于仇视中山，中山的存在毕竟在赵、燕之间有缓冲作用。所以燕不但不会助赵灭中山，而且在可能情况下还会起兵干涉。事实正是如此，就在赵公元前296年 灭中山的时候，据《竹书纪年》记载：“燕伐赵围浊鹿(今河北涞源县)，赵武灵王及代人救 浊鹿，败燕师于 梁。”浊鹿在中山北面， 这显然是对赵灭 中山进行的干扰，不过力不从心罢了。第三，赵国在赵惠文王四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赵主父(武灵王)的长子赵章图谋夺取惠文王的王位，被公子成、李兑杀死，公子成、李兑又 把主父包围在沙丘宫中，100天断绝饮食，主父饿死。这场统治集团的互相残杀长达半年之久，接着又不免有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这一年赵国的政局一直是乱哄哄的，怎么能进行灭中 山这样的大战争呢?所以赵灭中山只能在公元前296年，赵主父健在，武力极盛的时候，不可能在公元前295年，主父饿死，政局混乱的时候。年表中的这个年代肯定属于误排， 也可能事出有因，且不去推测。

再说击三胡：

胡服骑射推行一年以后，赵国有了向山地和草原进军的骑兵，即开始了打击三胡的战争。公 元前306年(武灵王二十年)，赵军“西略胡地至榆中。”这次似乎是从代地出发，沿阴山 南麓向西推进，占据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的原阳，继续西进占据包头市以西的九原，从九原渡过黄河南进，到达榆中(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一带)，打败林胡，迫使 “林胡王献马”。公元前300年(武灵王二十六年)，再次向胡地进军，“西至云中(今内蒙 古自治区托克托东北)、九原”，巩固了对阴山南麓的占领。公元前299年(武灵王二十七 年)武灵王为了摆脱内部事务，集中精力指挥作战，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赵何。他穿上胡服亲自率领“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公元前297年(惠文王二年)，赵主父率兵武装巡视新 占领的地方，从代地西进，在黄河以西与楼烦王相遇，收编了一部分楼烦兵。战争的结果把林胡从榆中驱逐到今河北省张北县以北，把东胡打得暂时不敢跨入无穷之门，把楼烦大部分 打散而加以收编。在向胡地进军的过程中，骑兵发挥了重大作用。据《赵策二》载：牛赞“ 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又叫挺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漠东南)，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牛赞率领的骑兵能够立如此的战 功，显然不是与车兵步兵混编的骑兵，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出现，进行着独当一面的战斗。

赵武灵王在破林胡、楼烦之后，在赵国西北地区采取了三项措施：一、“筑长城，自代并阴 山下，至高阙为塞。”经考察这条长城东端起于赵国代郡所辖的今河北省张北县南，向西沿 内蒙古大青山、乌拉山下，在乌拉山西端某谷口高阙塞以堵塞胡人南下[41]。把匈奴、林胡、东胡等游牧部族都隔在这条长城之外，这是一项为防御游牧部族骚扰的宏伟的防御工程。二、 在北边设置云中、雁门、代郡三个郡[42]，并开始在郡下划分许多 县，如代郡有三十六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组织，加强了国君对边地的统治。三、“命吏大夫迁奴于九原 ”。把奴隶从内地迁到九原去，自然就使奴隶摆脱了原来奴隶主的奴役而改变为农民，增加了边地的农业劳动力。这既削弱了内地的奴隶制残余，也加速了边地的封建化进程。这三项 措施对于保卫中原先进的经济和文化，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加强局部地区的统一，起着积极作用。

战国七雄之间都很注意互相实力的消长，当一国迅速开拓疆土的时候，常常引起他国的干涉 。赵武灵王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巧妙地利用了列国之间的矛盾，既没有卷入大国争斗的旋涡，又钻了大国之间互相牵制的空子，避免了大国的干涉。赵武灵王开始向中山和胡地 用兵的时候，就非常注意和各大国的关系。他“使楼缓之秦，富丁之魏，仇液之韩，王贲之 楚，赵爵之齐。”广泛开展外交活动，企图与各大国和好，使自己集中力量对付中山和三胡 。但是，他要进攻中山，和齐国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就千方百计钻齐的空子。当齐韩魏进攻楚国方城的时候，他采取了“结秦连楚、宋之交”的外交策略，“令仇郝(即仇液)相 宋，楼缓相秦”[43]。仇郝相宋的目的是“将以观秦之应赵宋，败 三国(齐韩魏)”。“ 亦将观韩魏之于齐也”[44]。也就是注意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从 而孤立和削弱 齐国。齐国果然被这场战争拖疲了，赵就相机大举进攻中山。从公元前298年到前296年，齐魏韩连续三年联兵攻秦，齐秦双方都拉拢赵国，富丁和楼缓对赵国的外交策略发生了分歧， “富丁欲以赵合齐魏，楼缓欲以赵合秦楚。”富丁让司马浅去说服武灵王，摆了许多赵与齐 魏韩一起攻秦的好处，赵武灵王却冷静地说：“我与三国攻秦，是俱敝也” [45]。他坚 决不参加这场消耗战，表面上两面敷衍，实际上仍执行“结秦连楚、宋之交”的策略，利用 “三国攻秦”的机会，消灭中山，大破三胡。但武灵王从来把秦国不当真诚的友邦，当赵国的后方巩固以后，他就想由赵国来统一中国，强大的秦国自然就是赵的主要对手。赵国占据 云中、九原之后，武灵王就想从乌拉山之下，渡过黄河，直袭秦国。他为了考察地形、选择进军路线和了解秦昭王的为人，曾化装成赵国的使臣入秦求见秦昭王。秦昭王接见了他，当 时没有发觉，后来觉得“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怀疑他不是使臣，便派人追赶，他已经 骑快马逃出关了。秦昭王审问真使臣，才知道“乃主父也” [46]。

四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结果，不仅直接取得了赫赫的武功，而且对战国军事史的进程有重 大影响。

胡服骑射的推行，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骑兵与车兵相较是后起的兵种。中原的士兵从来不善于骑马，春秋以前的“经典”里连骑字也找不出来[47] 。春秋末年才 有骑马的风气，战国前期才有打仗用骑兵的可靠记载。例如，公元前341年齐将田忌大败魏军于马陵之后，孙膑建议田忌“使轻车锐骑攻雍门”[48]。《孙膑 兵法·八阵》中还 提出了“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的布阵原则。公元前340年，商鞅“伏卒与车骑以取公 子 [49]。可以看出那时骑兵数量很少，不是独立作战的部队，是和车兵步兵混 合编制的，偶尔承担攻险或奇袭的任务，根本不敢和游牧部族的骑兵相碰。由于它的作用不 大，发展异常缓慢，直到武灵王时各国军队的主力依然是战车和依附于它的步兵，一般不见用骑兵。如公元前317年，陈轸建议楚王“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50]。屈原在早 期作品《国殇》里，还描写的是典型的车战。赵国起初和中山打仗，“以车投车，以人投人 ”，双方还是用的车兵和步兵。赵武灵王提倡穿胡服，学骑射，组建能够独立作战的骑兵部队，以抵抗游牧部族的骑兵，这在中原地区是个创举。骑兵部队的组建，正规地说是从赵武 灵王开始的。在赵国的影响下，以后各国陆续建立了骑兵部队，从苏秦公元前287年左右的游说辞可知，赵、秦、楚都有“骑万匹”，燕有“骑六千匹”，魏有“骑五千匹” [51]。近年来，在陕西临潼秦俑坑中出土了不少骑兵俑，有骑兵和车兵、 步兵、弩兵四个兵种 组成的军阵，作为秦始皇墓陪葬的仪仗。从数量上看，反映了骑兵日益发展，车兵日趋衰落。

胡服骑射的推行，改变了战国七雄之间的力量对比。由于赵国军事实力迅速增强，打破了齐 秦两强东西对峙的局面，一度出现秦、齐、赵三强鼎立的形势，而且在关东赵国的力量逐渐压倒了齐国。如苏秦曾对赵惠文王说：“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且秦之畏害天下者莫如赵” [52]。 到公元前284年乐毅破齐之后，齐国大为削弱，在关东就只有赵国最强了。其后赵将赵奢、廉颇、李牧等，继承了胡服骑射的传统，不断加强武备，仅李牧的部队就有“车千三百乘，

骑(张弓之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 抑强秦，南支 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53]。这就使战国兼并战争的历史进入秦赵大战时期。

对于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这样的军事改革，不能看成他本人“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新 的封建生产关系在军事制度方面的反映。如果没有战国时代那种改革趋势，那股革新思潮，凭他个人的意志就不可能打破原来军队编制的“固籍”“旧经”，也不可能战胜贵族的阻 挠。如果还是原封不动的井田制和分封制，如果没有封建的税收制度，没有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那就无法招募骑兵，即使组建起骑兵部队也无法长期解决军队的供给。就以穿胡服、 学骑射来说，也不是赵武灵王个人想出来的新花样，人民群众早就这样做了。如牛赞在劝阻武灵王时说：“习其兵者轻其敌，便其用者易其难。今民便其用而王变之，是损君而弱国也 ”[54]。可见人民群众为了防御游牧部族的骚扰早就学习胡人的骑马射箭，由于人民 掌握了骑射技术就不像统治阶级那样把胡骑看成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是敢于抵抗胡骑。赵武 灵 王正是在学习和总结人民群众抗胡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胡服骑射的改革方案，历史归根到底还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承认这些，绝不抹煞赵武灵王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的老人是 很公平的，它给赵武灵王提供的条件和给同时代的其他人几乎是相等的。但在同样条件下许多人总是向后看，安于旧习，抱残守缺，这也不敢动，那也不敢动；赵武灵王却充分利用了 历史赐予的条件，弃旧图新，积极进取，以惊人的决心和毅力，去攀摘未来的硕果，表现了一个杰出人物的品格。

2007年9月改定                     

注释：
[1][43]《战国策·赵策四》。
[2][6][45]《战国策·赵策三》。
[3]《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4]《史记·陈轸列传》。
[5]《史记·张仪列传》，张仪使赵大约在武灵王十五年，因为以后秦武王即位他就倒霉了，武灵王十七年死于魏。所谓“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正是武灵王已在位十五年，张仪 才这样恭维他。
[7][8][11][14][16][17][23]《史记·赵世家》。
[9]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87页。
[10][34][37]《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
[12][13]《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第6 页。
[15][18][21][24][25][31][38][54]《战国策·赵策二》。
[19]《史记·匈奴列传》。
[20]《日知录》卷二十七。
[22]以上均见《史记·赵世家》和《战国策·赵策二》。
[26]《战国策·赵策一》。
[27]杨泓：《剑和刀》，《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第233页。
[28]《实录》《典略》均未查原文，转引董说《七国考》，第259页。
[29]《观堂集林》第四册，《胡服考》。
[30]郭宝均：《中国青铜器时代》，图版壹伍。
[32]《战国策·赵世家》云：“赵与之陉”。正义：陉，陉山也。
[33]《赵世家》作“鸱之塞”。
[35]《战国策·中山策》。
[36]《试谈战国时期中山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1期，第33页。
[39][40]《战国策·秦策三》
[41]何清谷：《秦始皇长城北段的考察》，《人文杂志》1989年第4期。
[42]《史记·匈奴列传》。
[44]《战国策·东周策》。
[46]以上凡未注出处的，均出《史记·赵世家》。
[47]《日知录》卷二十七。
[48]《战国策·齐策一》。
[49]《吕氏春秋·无义篇》。
[50]《史记·韩世家》。
[51]苏秦到各国游说的时间，参看《战国纵横家书》第182页。
[52]见《战国策·赵策二》。苏秦这次赴赵游说，接待他的是奉阳君李兑，李兑在惠文王时执政。
[53]《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马拉多纳刀锋

最了解你的是敌人——这句话严格来说只用于那些智者，而中国历史上昏聩之君臣多如牛毛矣。

胡是中原文明，包括赵国在内的威胁巨大的敌人。比如燕国被胡所迫，靠齐桓公发兵才得以保国等等。这个在春秋战国史上比比皆见矣。即使是西周时代，那个周幽王也不是被戎狄杀于骊山脚下吗？再到始皇统一中原，他都不得不发兵三十万军队北戍，以抗匈奴。可见当时周边政权的厉害。

王安石

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是被历代史学家和军事改革家所承认的。同时也是对历代保守势力的一种讽刺。固步自封只能落后，而善于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则能生存和发展。

盗船长

　　这篇文章看了又看，有点感触，可是又不好说什么？
　　记得，秦朝的封地为什么在西北啊！因为他们擅长养马吧！（论坛中的朋友提供的资料啊！）那么，显而易见，中国的养马之地在哪里了，河套地区吗？也就是说秦国是中原的屏障，秦人更多的是对胡人的战斗！
　　而ＬＺ却说赵武灵王启发了秦人，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的却是秦人本来就是想融入先进的中原文化，而这种融入最终导致了，秦上层人士的对于胡服的排斥，所以赵的改革从某方面来说，更多的是影响了秦人对于以前服装的回味，所以才会重新得到皇帝的认同，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的却是军事力量的对比，所以秦人对于胡服的认同更多的是对以前的一种回味！
　　在从文化方面来说，秦人一直希望得到中原各国的认同，从各个方面来得到中原各国的认同。但不可能，认同的前提是你已经接受了大家所认同的规矩，但是很显然，你不行，谁让你秦国的祖宗没有封到一快好地方呢！别人不好奚落，因为在别人的国家都出大才了，但是你秦国有吗？没有，所以只好骂你了，对了还有个楚国，但是那是个二皮脸，说了也白说。而你呢，就好多了，从秦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秦国老是在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就是为了认同吗！所以，沭猴而冠吗？秦人也乖就是想要得到认同，所以来个邯郸学步。但是赵武灵王的举动让秦的高层认识到原来我们是有优势的，那么一切让无力解决好了！
　　大家感觉这个答案怎么样！

robert_l

可惜后代的帝王很少有人有这种向异族学习的精神

wenwucwa

文章是好文章，不过是何清谷写的，他是秦文化研究协会的副会长。

胞波

打不過它就加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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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骑射
开放分类： 成语、文化、历史、邯郸、赵武灵王

目录
• 【词语解释】
• 【词语出处】
• 【历史典故】
• 【历史意义】
• 【对服饰的影响】





【词语解释】
    胡服骑射hú fú qí shè  
    胡：古代指北方和西文的少数民族。指学习胡人的短打扮服饰，同时也学习他们的骑马、射箭等武艺。“胡服骑射”这个典故告诉人们不要固步自封，应学习别人的长处，勇于改革。
    战国 时，赵武灵王采用西方和北方民族的服饰，教人民学习骑射，史称“胡服骑射”。其制：上褶下袴，有貂蝉为饰的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穿靴，便于骑射。此服通行后，其冠服带履之制，历代有变革。

【词语出处】
    《战国策·赵策二》：“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史记·赵世家》：“﹝ 赵武灵王 谓 肥义 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参阅 王国维 《胡服考》。

【历史典故】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相传，邯郸市西的插箭岭就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训练士卒的场所。

    战国时，今河套地区属赵之云中郡九原县地。杰出的社会改革家赵武灵王，曾一度君临北至阴山西达高阙塞的西北边疆地区。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是“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  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少数民族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值得后人纪念和效法的杰出历史人物。

胡服骑射--林胡和楼烦

    先秦时，这两族与鬼方等族同时出现在商周以北。据《伊尹朝献商书》记载：楼烦居商正北。《史记》中也记载：春秋时期晋北（今山西北边）有林胡、楼烦。可见林胡、楼烦是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最古老的原始部族。

    战国时期，七强争雄，燕赵两国为割据地盘，经常以武力兼并四邻。由于林胡和楼烦比较弱小，迫于燕赵的压力，他们一迁再迁，先从晋北迁到燕北，又从西南迁到赵北。公元前三零六年，赵武灵王打败林胡，林胡从属于赵。林胡的在战国时期的活动地区在今大青山以南黄河以东地区，主要是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一带。赵武灵王臣服林胡后，“礼服”楼烦，征集了他们的军队。这样，把林胡、楼烦两国上千里的土地并入自己版图，设置中、雁门、代三郡治之。而且修筑了从今河北宣化沿阴山山脉西行，直达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缺口止的长城，以之来达到巩固土地、防御北胡的目的。

    赵孝成王时，赵国大将李牧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同时降服林胡。从此以后，林胡的名字便消失了。但楼烦仍然存在，活动在鄂尔多斯地区。

    战国后期，活跃在河套地区的匈奴兴起，占领黄河以南的河南（鄂尔多斯地区）地区，楼烦从属于匈奴。秦灭六国后，秦将蒙恬收复“河南地”，楼烦又归在秦的统治下。秦被灭后，匈奴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下吞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楼烦一直隶属于匈奴。西汉武帝年间，汉将卫青率大军于公元一二七年重新夺回黄河两岸的河套地区后，楼烦并入汉朝，从此楼烦不复为国。

    林胡和楼烦，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游牧民族。林胡、楼烦所盛行的“胡服骑射”，很受中原各族的欢迎。赵武灵王曾在呼和浩特市东南的大黑河东岸，训练骑兵，把只宜于平原作战的兵车变为轻快的、突击力很强的骑兵。

    林胡和楼烦人散居塞内，或并入匈奴，或融入汉族，渐渐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历史意义】
     这位本名赵雍的北方君主学习胡人的长处，实行易服、改兵制、创新战术的全面军事革新，终于使骑兵这一灵活的新兵种取代了笨重的车兵，中国古代战争的样式从此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史书多称赞商鞅变法，其实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在军事史上的意义更为重要。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曾评价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他甚至把这位堪比俄国彼得大帝的赵武灵王盛赞为“黄帝之后第一伟人”。

    战国时期，地处胡人和华夏民族交汇处的北方赵国，虽以农耕为主却频繁接触游牧习俗，通过抗击胡骑袭扰也体会到其“来如飞鸟，去如绝弦”的优长。15岁的赵雍继位时，其疆域只限于如今的河北中南部和山西北部，军队与其他列国一样仍由车兵、步兵构成。为了改变小国弱势，赵武灵王决定让本国的精锐全部弃车乘马。此前人类虽驯养马匹千年，却只能耕田驾车，因未解决鞍具无法骑驭。春秋和战国前期马拉战车成为军队主力，其冲击力和速度超过步兵，却因道路所限难入山地丘陵，呆板的车战、步战使军事机器运动迟缓。目睹过胡人穿短衣长裤骑马便捷的赵武灵王，决心改变几百年相传的军制，实行由车战向骑战的转变。他选择靠近河套的草原训练骑兵，并让国内作坊制作马具，建立起华夏民族最早的一支骑兵。当时军队实行骑兵化的重要意义，相当于现代战争史上陆军由徒步跃升为机械化。

    春秋至战国前期，华夏传统服装是长袍宽袖，不便于骑马射箭。为此，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下达易服令，让男人改穿胡人式的紧袖短衣和长裤。这一举措对重服饰礼义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重大冲击，众多臣属惊呼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赵武灵王却从作战需要出发，反对法古不变，以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推广服饰改革。他还亲自骑马弯弓并露宿草原，聘请擅长骑射的胡人充当教练，推广了养马、制革、设兽医和筹办草料等完整配套的制度，很快培训出1万名装备精良且射术高超的骑兵，其他列国的步、车兵和北方零散部落在其狂飙般的攻击下，一时均非对手。

   赵国在战国七雄中开军事变革潮流之先，经过短短十几年，便由一个小小中山国都敢侵犯的弱邦崛起为唯一能够同秦相抗衡的强国。赵军灭中山国后，又南抑魏齐，北逐三胡开疆千里，还占领了如今的陕北一带，对秦都咸阳构成直接威胁。可叹的是，这位对外征战所向披靡的一代英主，却未跳出封建王权你死我活的争斗漩涡，于公元前295年在父子兄弟相残的宫廷政变中被困沙丘宫，活活饿死。对这一悲剧性结局，梁启超曾带着叹息设想道：“使主父而永其年，则一统之业，其将不在秦而在赵”。

    赵国新建骑兵在战争实践检验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很快刺激了其他列国也发展这一全新兵种，马拉战车就此在战场上被淘汰而改为运输之用，中国军事史进入了骑兵起决定作用的新时代。在随后统一华夏的战争中，“秦之畏害天下者莫如赵”，曾持续40年攻赵，最终依仗着地大财丰，在马业和弓弩制造方面逐渐占有了优势。公元前223年，秦国骑兵最后追击到代郡灭赵，两年便达到了“秦王扫六合”而一统天下。

    赵武灵王实行军事变革的成果，被秦国全面运用，到汉代一度还发挥到极致。胡服骑射的实行，不仅使华夏民族建立起能够同匈奴相抗衡的骑兵，在社会上也培养起彪悍骁勇的尚武风气，汉武帝时代才能创造出世界军事史上农耕民族以骑兵击败游牧民族的奇迹。后人称颂大汉雄风，吟诵“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时，不能忘记赵武灵王这位军事变革者的奠基之功。

【对服饰的影响】
     赵武灵王赵雍，赵国迁都邯郸后的第四代国君，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为了拓展疆土、富国强兵，他不为旧制和保守势力所束缚，力排众议，勇于革新，于公元前３０7年推行以“胡服骑射”为中心的军事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使赵国的军力显著增强，成为战国后期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国家。“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事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同时“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饰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现对“胡服骑射”所导致的服饰变化及其对后世服饰的影响略陈管见。

    1.“胡服骑射”前华夏民族的服饰

    中国的衣冠服饰历史上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代，大约在夏商时期服饰制度初见端倪，到了周代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治”范围。当时的服饰依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

    从考古资料来看，夏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的服饰形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上衣的形状多为交领右衽，用正色，即青、赤、黄、白、黑等五种原色；下裳类似围裙的形状，腰系带，下系芾，用间色，即以正色相调配而成的混合色。服饰以小袖为多，衣长通常在膝盖部位，腰间则用条带系束。河南安阳出土的石雕奴隶主雕像，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着裙，腰束大带，扎裹腿，穿翘尖鞋。这大体反映了商代服饰的情况。周初制礼作乐，对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冠服制度作了详细规定，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一种名为“深衣”的新型连体服饰，它同当代的连衣裙结构类似，上衣下裳在腰处缝合为一体，领、袖、裾用其它面料或刺绣缘边。深衣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服饰样式，故此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用作常福、礼服，且被用作祭服。至此，形成了我国传统服饰的两种基本形制——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

    2.“胡服骑射”对赵军服饰的改变

    “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拖拖沓沓，行动不便，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因此，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齐、秦、魏等国，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赵武灵王认识到：赵国被动挨打，并非赵国国弱民衰，而是在于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弘扬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伟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只有学习诸胡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增强赵国军事力量，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紧袖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赵武灵王于公元前３０7（武灵王19年）年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骤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竹书纪年》）。

    自此以后，赵军改穿胡服。“胡服”的具体式样史载不详，只能从间接途径了解。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壮，头圆而硕大，脸宽，颧高，鼻翼撇开，眉毛浓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上唇须稠密，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汉代距战国为时不远，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与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长裤，脚登皮靴，腰系皮带，戴有貂尾蝉蚊装饰的武冠，束金钩。赵国所推行的胡服，文献资料称其为“貂服”。“貂服”，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研究，当为貉服之误，北方豸种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称为貉服。

　　 3.“胡服骑射”对后世服饰的影响

    “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事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同时“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饰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赵武灵王改革服制之后，齐、楚等其他各国相继仿效，“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两千多年来，细节虽不断变化，但总体倾向大体依旧。汉、魏、晋以迄隋唐，或武官行用，或文官行用，或士庶行用，或以为常服，或以为朝服，就是我们今日的“上衫下裤”的典型服饰装束也接近于“胡服”而远于“胡服骑射”前“上衣下裳”的华夏族服饰，与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胡服骑射”对后世服饰的影响，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胡服，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胡服的推广，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便利了作战。鉴于其灵便性，当时楚、齐两国即已效法，汉代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

    其次，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服饰，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实用功能及显美功能，也有身份标示功能，“胡服骑射”前的华夏族服饰，既是每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自此以后，“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汉族居民不断吸取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服饰文化。赵武灵王虽并没有强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赵国百姓纷纷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风格的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汉代，穿开裆的裤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裤子显然来源于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隋唐时期，男子的常服为幞头、袍衫、穿长靿靴。但此时的袍衫与前朝略有不同，式样为圆领、右衽、窄袖、领袖裾无缘边。此外，还有襕袍衫和缺胯袍衫等式样。这种袍衫主要是受胡服影响，并且与汉族的生活习惯和礼仪特点相结合，形成了这时期袍衫的风格。辽、金、元时期，因受少数民族的统治，我国居民服饰更多地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成分。明代的服饰，大体上沿袭唐制，只保留了宋元服饰形式中的某些式样。清代的服饰，除汉族传统服饰、满族民族服饰外，后期又有了外来西洋服饰，外来成分明显增多。由此可见，胡服对后世服装的深远影响。北宋沈括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一个“全”字，或者把话说得有点过分，但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发展确实影响极其巨大。今日，我国居民的典型服饰装束是“上衫下裤”，这也接近于“胡服”而远于“胡服骑射”前“上衣下裳”的华夏族服饰，与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

    再次，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华夷之辨渐兴。至战国之世，东方各国已经形成一种崇尚中原文化、贬斥戎狄之俗的华夷观，这使经济文化本就落后的周边少数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况下，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身穿胡服进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视为对其最友好的表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这两个赵国的强敌归顺了赵国，起到了化敌为友的巨大功效。它转变了民风民俗，振奋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进了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华梅所言：“由军服而民服，胡服的引进使中国汉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气象。这次民族服饰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服饰由交流而互进的良好基础。”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与汉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语，表面上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相反，实际上却发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对汉族及其文化的亲近感。正是这种亲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契丹、党项等曾在我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甚至统治过中国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汉族之中。这种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进了秦汉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国历史大统一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动力，也是今天维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