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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8 11: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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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北 讲 武 堂 北 京 分 校（直隶北京）
一
1925年12月，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平定了郭松龄发动的倒戈反奉战争。翌年（1926）又陈兵关内，企图用又拉又打的办法达到消灭其他派系、称霸全国的目的。
郭松龄事件之后，张作霖非常痛恨冯玉祥对郭的支持，特别害怕冯玉祥国民军在北方的发展；于是和本为仇雠的吴佩孚顿释前嫌，联合起来（吴对当年冯玉祥倒戈反吴也早已怀恨在心）。他们以“讨赤”为名，与冯玉祥展开激战。冯部接连放弃大沽、天津、北京。吴佩孚进兵河南，占据了郑州；张作霖进军关内，占领北京。随后，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奉、直、鲁军事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并邀请孙传芳、阎锡山派代表参加，扩大联合，以对抗北伐军。在奉、直、鲁军将领军事会议上，张宗昌等公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基于以上的形势，张作霖认为：要想问鼎中原，称霸全国，非有雄厚的兵力不可。他的军队在物质装备方面，是较优于其他派系的，但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改善军队素质，非要多造就军事人材不可。当时由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拱卫京畿，同时决定先培训一批青年学生为候补军官。当时东北军的军事教育机构寥寥无几。黑龙江有一个黑龙江省军官养成所，吉林省有一个吉林省军官教练处，奉天省有一个讲武堂，而它们的规模都较小，教育方法不统一，教学内容不一致，还各有门户之见。奉天讲武堂招生对象，都是各部队挑选的粗具文化的现役排、连长及其他军阶相同的初级军官；每期只能培训三四百人，不敷使用，因而1926年在北京成立了讲武堂分校，扩大招生范围和人数。最初定名为东北陆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责成军团司令部上校卫队长王以哲负责筹备。
二
1926年八九月间入伍生队在北京、沈阳两地招生，招生广告明确规定：入伍生队以培养初级军官为目的，凡年满18岁以上25岁以下的初中以上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身体强健。无嗜好的青年皆可报考；一经录取入伍后，服装、伙食均由公家供给，每月按士兵待遇发给薪响；六个月毕业，成绩优良者可继续深造，或以准尉军官任用。预定招考名额为一千人。广告贴出后，不到一个月，两地报名应试者已达一千数百名，经过考试录取成绩优良者一千人，遂在北京旃坛寺内成立陆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其编组人员、教育概况如下：
上校队长 王以哲（兼）
中校队附 刘多荃（兼）
入伍生队共编组两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三个排，每连为125人。一至四连为第一营，中校营长杨林兰，连长有常恩多、高玉堂、高峻岭等人。五至八连为第二营，中校营长王秉钺，连长有高建勋、王景棠、沈景阳等人。
教学内容分学科、术科、技术、体操。
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阵中要务令，筑叠教范，陆军礼节，内务规则，卫戍勤务等。
术科以制式教练为主，这是基本的动作，以后逐渐增加战斗教练，实弹射击。
由于城内没有适当的地点，去城外又往返需时，故入伍生队在受训期间，只演习过几次。刺枪术和体操由专门教官担任。学术科的教授都由排、连长担任。连营长都是讲武堂前几期毕业的学员，课讲得还较明白。排长都是教导队毕业的，对学术科本身不十分理解，有的这样讲，有的那样说，口径很不统一；如有不明白提出问题时，他们也答不出来，反认为提问者调皮生事，说不定什么时候借机惩罚你一下。
在生活管理方面：每天早晨5点起床，点名后跑步，7点早饭后出操，上讲堂；午后上课堂，出教练；6点晚饭，7点自习；9时点名就寝。每日三餐，大米、白面、高粱米兼而有之，但以高粱米为主。一天的刻板生活与部队士兵一样，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如果犯错误，或者罚立正，或者手向上举，两腿半分弯，这种体罚过10分钟以后很不好受，如果改变了姿势，排长看见，就加重处罚，也许要下跪，打手板子，毫不姑息宽容。这完全是取法于日本军队的法西斯式教育。在这种淫威之下，同学们表面上对他们是毕恭毕敬，背后却给他们起难听的外号。大家都知道，混过六个月就离开了，在这个期间只好小心翼翼，免得挨打受罚。
1927年3月末，入伍生队学员经过考试都合乎标准，遂宣布入伍生队结束，转入陆军讲武堂继续学习。
三
1927年4月，入伍生队全体学生由旃坛寺移到黄寺[注]，正式进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学习。这时奉天讲武堂的在校学员为第六期，北京分校即称为第七期。在入伍生队当排长的也都参加这一期学习，除了与同学们享有同等待遇外，他们还领一份排长的薪金。
入学后不久即举行开学典礼。这个典礼的仪式很隆重，而且警备森严，各界来宾很多，驻北京的英、法、日等各国公使馆的武官也都应邀参加。日本武官最容易识别，他们的黄色军服和“红膏药”标志特别醒目。是日上午9时由安定门到黄寺校本部的马路上都以黄土铺道，“对子兵”林立。张作霖乘坐黄色装有机关枪的装甲防弹汽车，前面由坦克车压道，提前而来。陪同前来的有吉林督军张作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以及汤玉麟、阙朝玺等大员。讲武堂自监督张学良以下的全体教职学员等，都列队来到校本部大楼的后面广场上，站成“U”字形队伍相迎。张作霖身穿黄呢子军便服，没戴军阶，站在中央面南而立，开始讲话。大意是：本总司令为国家
造就人材，特在北京成立讲武堂分校。你们都是青年学生，希望好好念书、守规矩听话，将来学好以后，为国家效力。现在日本人欺负我们，你们要好好学本领，将来好和他们打仗……听到这里大家却有些悚然，觉得“大帅”此话说得太直率了，因为日本武官在场，他们是懂得中国话的。张作霖当时说了这样的话，日本人后来在皇姑屯用炸弹对他下毒手，这也不无原因吧！
四
讲武堂北京分校的组织情况是：
最高为堂长（张作霖兼），下设监督（张学良兼），教育长负实际责任。第七期的教育长最初是朱继先，朱是满族人（黄带子），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精明干练，学有专长，颇得张学良的倚重。朱同时兼任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预备军中将军长。1927年端午节那天，朱去花园饭店给张作涛“叩节”（张作涛是吉林督军张作相的族弟，在吉林当个挂名的旅长，经常住在北京，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酒席间为了一个妓女，朱继先和张作涛争风吃醋，张将朱打死。朱死后，教育长由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张厚琬接任，张系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嫡孙，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校本部设：
教育处-处长杨正治，后改蒋希斌；
总队部-总队长初为林家训，后改王静轩；
技术处-总教官曹玉成，副总教官王德山；
此外尚有军需、军医、兽医等各处。
总队部下辖八个队。分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科。每队三个分队，学生120人。第一至第五队为步兵科，第六队炮兵科，第七队工兵科，第八队是骑兵、辎重兵科联合队（因为辎重兵科也有马匹，与骑兵科合起来在饲养管理方面均称便利）。
辎重兵科一个分队，骑兵科两个分队。兹将八个队的队长姓名列于下（均为中校）：
第一队杨林兰；
第二队阎克明，后改赵有耆；
第三队唐宗信；
第四队王秉钺，后改金典戎；
第五队金锡珍，后改高峻岭；
第六队刘焕章；
第七队佟恩普；
第八队王纯璋。
队附中有常恩多、沈景阳、高建勋、王景棠、李紫贵以及由第六期毕业后派到本期当队附的黄炳寰、许赓扬等人。
五
入伍生队是以培养军士和初级军官为目的，而讲武堂则以培养中级以上的军官为目的，所以教育内容也不一样。但对基本教育仍然是重视的。主要教学内容分为学科、术科和技术。体操等项。
学科有典、范、令（与入伍生队时同）；以后增加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交通学、军制学，统称为六大教程。另外有卫生学、军队教育学等，也都属于学科内容。典。范、令是术科教练的基础，由队职官讲授，并与术科对照示范讲授，较之在入伍生队时更为明了、深入，容易理解。同学们多有好高骛远的思想，希望早点讲授教程学，教程课都由专职教官讲授，全校各兵科的专职教官一百多人，都是当时的有名教官，对于教学既有深刻的研究，又有多年的经验。例如给我们这个教授班（一个队分成两三个教授班，每班四五十人）讲兵器学的教官叶秉甲（湖北人）年逾花甲，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第九期（保定军校就办到第九期为止）都讲兵器学。每逢上课，坐下来先问上次讲到什么地方？我们告诉以后，他也不打开课本讲义，就接着讲下去，边讲边在黑板上画图或写字，课后我们与课本对照一点也不错。我们好奇地问他：“教官，你的兵器学记得这么熟，连书也不看，得下多大工夫啊！”他发牢骚说：“我这一辈子净吃‘粉条’（即粉笔）啦，保定军校由头到尾我都教兵器学，连唐生智都是我的学生（唐生智当时是湖南的军阀）。”其他讲兵器学的教官如李广琳，是留法学兵器的，以后当了奉天兵工厂炮厂厂长。担任战术学的教官如郭克兴、董志杰等都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总之，第七期教官人材之盛，为东北讲武堂各期所不能比拟。
术科方面：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阵中勤务、筑城作业、通信作业等，均由队长、队附担任讲授。
刺枪术、马术和器械体操（如天桥、浪木、平台、木马。大小双杠、障碍超越）等，由各专属教官担任教授。刺枪术完全是学日本的，操作时带有护具，如护胸、护面、护手等。单人刺、对刺都由总教官曹玉成、副总教官王德山亲自指导，由助教们示范。曹、王二人都在袁世凯的“模范团”和段祺瑞的“边防军教导团”跟日本人学习过，后来他们技术猛进，与日本人对刺时，日本教官也甘拜下风，因此，有“劈刺大王”的美称。尽管如此，在当时他们却不被人重视。
有关训育事项不列入教育计划之内，由总队部下达到各队，由队长、队附利用早晚集合点名或其他课余时间做一般的训话（称精神讲话）或指示，把校内最近发生的问题和学校当局的决定与要求向学生宣布。其教育之中心思想是以师生、同学、同乡等封建道德观念来维护“团结”、巩固统治。当时的校训是：“良心血性。”
生活管理方面：生活待遇、服装伙食均由学校供给。单。夹、棉衣按时发给，冬季还发一件紫色布面的羊皮坎肩。伙食以高粱米为主，大米、白面兼而有之，每逢节假日改善生活，每月发给津贴银洋三元，以资零用。
学生的生活，由队职官负责严加管理。学生入校后一律住校，除节日、星期日放假外，其余时间都不准外出。平时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内务规则和陆军礼节上的规定，如有违犯者则按陆军惩罚令惩处之，毫不姑宽。校内设有禁闭室。凡是放假外出，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校，如超出规定时间，视误时多少来决定处罚轻重。如关禁闭、罚跪或打戒尺，体罚手段和入伍生队时一样，可说是一脉相传。例如，第二队有个同学在队附常恩多上课时犯了错误，在受到申斥时又顶撞了常几句，常即在课堂上当着同学们的面打他的手板子。常的打法很特别，把手放在讲台桌上，手心向上，手背下也不垫什么东西。这个同学被打得疼痛难忍，一再哀告求饶，常却不理；当时一板子打空，震痛了队附的手，这下子更使常怒不可遏，越打越狠。这个同学的手被打成了个血馒头，事后也没有得到很好治疗，结果毒气归心，一命呜呼。此事发生后，未闻学校当局对这位队附有什么表示。不久常思多却调到部队当营长去了。这种体罚，在军阀时代是司空见惯的，是为了养成学员绝对服从的奴隶性。
六
1927年6月间，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套白色的料子较好的夏季外出制服，一个白帽罩（带红牙子的），一双青帆布胶鞋。这时候，张作霖当上了“陆海军大元帅”，校方组织我们穿上这套制服前往“祝贺”。我们从学校整队出发，进德胜门，经西四牌楼，过帝王庙奔向顺承王府（即今全国政协址），在顺承王府东墙外马路上列队肃立，由总队长林家训带头高呼“大元帅万岁”三声。这时张由内宅出来，身穿灰色春绸大衫，青图龙纱马褂，光着头，满面红光；寿夫人（五太太）站在左后方。林家训发口令，脱帽，向张行三鞠躬礼，然后又三呼“大元帅万岁”。张对林家训说：“他妈的！这大热的天把他们带出来干什么！快回去吧！不要往别处去啦，赏号随后发下去。”林家训连忙答应几个“是”，即令各队一直往南向彰仪门大街（即今广安门大街）前进，然后经骡马市大街、珠市口。前门大街到中央公园解散。大家饥渴交加，稍事休息，即整队回学校，时已晚上8点多了。次日放假一天，第三天每人领到牛肉罐头一盒，饼干一包，银洋三元，这就是所谓的“赏号”。
1927年夏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北京各界在北海超度亡魂，燃放荷花灯，这本是封建迷信的“盂兰会”，我们讲武堂全体学员又穿上了这套白色制服前往参加。此外就是逢节假日外出时穿一穿。
1927年8月间北京气温较高，每天上课时师生们挥汗如雨，不但年龄高的教官吃不消，就连我们上劈刺术教练时，穿上护具做几个动作后也有晕倒的。在此情形下，学校决定放暑假17天。放假期间，有的同学回关外探亲，有的就在北京亲友家住一阵子。
暑假期满，准时开课。有很多同学在外边由于乱吃东西得了霍乱症，结果死了十个人。
不久，全校师生到山海关作野营演习。如实地战术作业。测图实施、野战筑城及通信作业等，均由专属教官领导实习。至于战斗、行军、宿营及阵地彻夜等演习，则由队长、队附负责。历时三个星期才又回到北京继续上课。
1928年6月3日东北军撤出北京，退回关外，讲武堂北京分校也随之出关。4月上午，我们乘坐的专列火车由永定门开出，到达天津时，传来“大元帅”被炸的消息。校方立即在火车上发了枪弹、给养（饼干、罐头）等，做好战斗准备。火车沿途除加煤加水外，一律不停，直开沈阳。我们在沈阳小东边门站（粮袜厂的专线）下车后，即直奔讲武堂本校（即今中捷友谊厂的位置）。
此时第八期的学员已经离校，房屋都空了出来，但本校规模小，房屋少，设备也少，因此各队都挤着住，没有按时上课。本来按规定第七期是10月份毕业，由于以上原因，决定提前两个月毕业。
8月初，举行了毕业典礼，张学良亲临主持，张夫人于凤至随同前来，均臂缠黑纱。首先举行阅兵式，然后进行分列式。张学良随即讲话，他面带笑容，嗓子有些喑哑，勖勉大家保卫国家，保卫边疆，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要骄傲自满，要跟上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不要忘记国家还在多难之秋，等语。这天还有很多来宾参加典礼，其中使人注意的是一位身穿白大衫、手持羽毛扇、年约五十多岁的人，也讲了话，操南方口音，听说这就是孙传芳。他的讲话时间不长，记得其中有八个字，叫作：“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典礼告成，全体照像，最后宣布分发名单。因东北军刚由关内退回，尚未改编，就按当时的番号分发。每人并发给服装费50元。讲武堂第七期至此便告结束。
七
讲武堂第七期由入伍生队转到讲武堂时已不足千人了；又经过一年零四个月，到毕业时，除因病死亡、中途退学或被开除的之外，仅剩下八百多人。这八百多人分配到东北军队中，一般都以准尉军阶任用。我被分到第十九师（师长王以哲）司令部任上尉参谋（我入讲武堂时是卫队中尉文牍副官），驻防北大营。不久第十九师改为东北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仍驻北大营。
1928年10月，东北军改编以旅为单位，开始整训。这期同学们在各自岗位上用其所学，颇得上级好评；但由于带兵的经验不足，更缺乏实战经验，以后多数调充参谋工作。
1929年元旦，“东北易帜”以后有不少人考入南京国民党的陆军大学本班和特别班[注]深造（笔者就是其中之一）；有的到国外留学；有的考入当时东北自办的高等军事学研究班（与南京的陆大具有同等学历）；有的考入南京办的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专科学校深造；也有在黄埔军官学校（后改为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和队长等职务的。九一八事变后有了变化，有的人留在东北给伪满建军效力，干了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也有毅然投身到人民行列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如任重（原名任域青）、赵光普、李泽民、于百思、慈续唐等，还有参加吉鸿昌抗日部队，后来当了营长，在察北抗日战场上光荣牺牲的战涛同学。这就是讲武堂第七期学员
的概况。
总的来说，东北讲武堂由第一期开始到第11期止（九一八事变止），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除第七期在北京外，其他各期均在沈阳；除了第四、第七、第十期是学生出身外，其余各期均为部队保送的初具文化的初级军官。这11期总共毕业学员近万名。讲武堂是张氏父子用以训练部队、统治东北的有力支柱。它与保定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以及后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同为正式的中等军事教育机构，是当时有资格参与陆军大学考试的四个学校之一。东 北 讲 武 堂 北 京 分 校（直隶北京）
一
1925年12月，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平定了郭松龄发动的倒戈反奉战争。翌年（1926）又陈兵关内，企图用又拉又打的办法达到消灭其他派系、称霸全国的目的。
郭松龄事件之后，张作霖非常痛恨冯玉祥对郭的支持，特别害怕冯玉祥国民军在北方的发展；于是和本为仇雠的吴佩孚顿释前嫌，联合起来（吴对当年冯玉祥倒戈反吴也早已怀恨在心）。他们以“讨赤”为名，与冯玉祥展开激战。冯部接连放弃大沽、天津、北京。吴佩孚进兵河南，占据了郑州；张作霖进军关内，占领北京。随后，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奉、直、鲁军事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并邀请孙传芳、阎锡山派代表参加，扩大联合，以对抗北伐军。在奉、直、鲁军将领军事会议上，张宗昌等公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基于以上的形势，张作霖认为：要想问鼎中原，称霸全国，非有雄厚的兵力不可。他的军队在物质装备方面，是较优于其他派系的，但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改善军队素质，非要多造就军事人材不可。当时由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拱卫京畿，同时决定先培训一批青年学生为候补军官。当时东北军的军事教育机构寥寥无几。黑龙江有一个黑龙江省军官养成所，吉林省有一个吉林省军官教练处，奉天省有一个讲武堂，而它们的规模都较小，教育方法不统一，教学内容不一致，还各有门户之见。奉天讲武堂招生对象，都是各部队挑选的粗具文化的现役排、连长及其他军阶相同的初级军官；每期只能培训三四百人，不敷使用，因而1926年在北京成立了讲武堂分校，扩大招生范围和人数。最初定名为东北陆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责成军团司令部上校卫队长王以哲负责筹备。
二
1926年八九月间入伍生队在北京、沈阳两地招生，招生广告明确规定：入伍生队以培养初级军官为目的，凡年满18岁以上25岁以下的初中以上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身体强健。无嗜好的青年皆可报考；一经录取入伍后，服装、伙食均由公家供给，每月按士兵待遇发给薪响；六个月毕业，成绩优良者可继续深造，或以准尉军官任用。预定招考名额为一千人。广告贴出后，不到一个月，两地报名应试者已达一千数百名，经过考试录取成绩优良者一千人，遂在北京旃坛寺内成立陆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其编组人员、教育概况如下：
上校队长 王以哲（兼）
中校队附 刘多荃（兼）
入伍生队共编组两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三个排，每连为125人。一至四连为第一营，中校营长杨林兰，连长有常恩多、高玉堂、高峻岭等人。五至八连为第二营，中校营长王秉钺，连长有高建勋、王景棠、沈景阳等人。
教学内容分学科、术科、技术、体操。
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阵中要务令，筑叠教范，陆军礼节，内务规则，卫戍勤务等。
术科以制式教练为主，这是基本的动作，以后逐渐增加战斗教练，实弹射击。
由于城内没有适当的地点，去城外又往返需时，故入伍生队在受训期间，只演习过几次。刺枪术和体操由专门教官担任。学术科的教授都由排、连长担任。连营长都是讲武堂前几期毕业的学员，课讲得还较明白。排长都是教导队毕业的，对学术科本身不十分理解，有的这样讲，有的那样说，口径很不统一；如有不明白提出问题时，他们也答不出来，反认为提问者调皮生事，说不定什么时候借机惩罚你一下。
在生活管理方面：每天早晨5点起床，点名后跑步，7点早饭后出操，上讲堂；午后上课堂，出教练；6点晚饭，7点自习；9时点名就寝。每日三餐，大米、白面、高粱米兼而有之，但以高粱米为主。一天的刻板生活与部队士兵一样，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如果犯错误，或者罚立正，或者手向上举，两腿半分弯，这种体罚过10分钟以后很不好受，如果改变了姿势，排长看见，就加重处罚，也许要下跪，打手板子，毫不姑息宽容。这完全是取法于日本军队的法西斯式教育。在这种淫威之下，同学们表面上对他们是毕恭毕敬，背后却给他们起难听的外号。大家都知道，混过六个月就离开了，在这个期间只好小心翼翼，免得挨打受罚。
1927年3月末，入伍生队学员经过考试都合乎标准，遂宣布入伍生队结束，转入陆军讲武堂继续学习。
三
1927年4月，入伍生队全体学生由旃坛寺移到黄寺[注]，正式进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学习。这时奉天讲武堂的在校学员为第六期，北京分校即称为第七期。在入伍生队当排长的也都参加这一期学习，除了与同学们享有同等待遇外，他们还领一份排长的薪金。
入学后不久即举行开学典礼。这个典礼的仪式很隆重，而且警备森严，各界来宾很多，驻北京的英、法、日等各国公使馆的武官也都应邀参加。日本武官最容易识别，他们的黄色军服和“红膏药”标志特别醒目。是日上午9时由安定门到黄寺校本部的马路上都以黄土铺道，“对子兵”林立。张作霖乘坐黄色装有机关枪的装甲防弹汽车，前面由坦克车压道，提前而来。陪同前来的有吉林督军张作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以及汤玉麟、阙朝玺等大员。讲武堂自监督张学良以下的全体教职学员等，都列队来到校本部大楼的后面广场上，站成“U”字形队伍相迎。张作霖身穿黄呢子军便服，没戴军阶，站在中央面南而立，开始讲话。大意是：本总司令为国家
造就人材，特在北京成立讲武堂分校。你们都是青年学生，希望好好念书、守规矩听话，将来学好以后，为国家效力。现在日本人欺负我们，你们要好好学本领，将来好和他们打仗……听到这里大家却有些悚然，觉得“大帅”此话说得太直率了，因为日本武官在场，他们是懂得中国话的。张作霖当时说了这样的话，日本人后来在皇姑屯用炸弹对他下毒手，这也不无原因吧！
四
讲武堂北京分校的组织情况是：
最高为堂长（张作霖兼），下设监督（张学良兼），教育长负实际责任。第七期的教育长最初是朱继先，朱是满族人（黄带子），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精明干练，学有专长，颇得张学良的倚重。朱同时兼任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预备军中将军长。1927年端午节那天，朱去花园饭店给张作涛“叩节”（张作涛是吉林督军张作相的族弟，在吉林当个挂名的旅长，经常住在北京，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酒席间为了一个妓女，朱继先和张作涛争风吃醋，张将朱打死。朱死后，教育长由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张厚琬接任，张系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嫡孙，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校本部设：
教育处-处长杨正治，后改蒋希斌；
总队部-总队长初为林家训，后改王静轩；
技术处-总教官曹玉成，副总教官王德山；
此外尚有军需、军医、兽医等各处。
总队部下辖八个队。分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科。每队三个分队，学生120人。第一至第五队为步兵科，第六队炮兵科，第七队工兵科，第八队是骑兵、辎重兵科联合队（因为辎重兵科也有马匹，与骑兵科合起来在饲养管理方面均称便利）。
辎重兵科一个分队，骑兵科两个分队。兹将八个队的队长姓名列于下（均为中校）：
第一队杨林兰；
第二队阎克明，后改赵有耆；
第三队唐宗信；
第四队王秉钺，后改金典戎；
第五队金锡珍，后改高峻岭；
第六队刘焕章；
第七队佟恩普；
第八队王纯璋。
队附中有常恩多、沈景阳、高建勋、王景棠、李紫贵以及由第六期毕业后派到本期当队附的黄炳寰、许赓扬等人。
五
入伍生队是以培养军士和初级军官为目的，而讲武堂则以培养中级以上的军官为目的，所以教育内容也不一样。但对基本教育仍然是重视的。主要教学内容分为学科、术科和技术。体操等项。
学科有典、范、令（与入伍生队时同）；以后增加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交通学、军制学，统称为六大教程。另外有卫生学、军队教育学等，也都属于学科内容。典。范、令是术科教练的基础，由队职官讲授，并与术科对照示范讲授，较之在入伍生队时更为明了、深入，容易理解。同学们多有好高骛远的思想，希望早点讲授教程学，教程课都由专职教官讲授，全校各兵科的专职教官一百多人，都是当时的有名教官，对于教学既有深刻的研究，又有多年的经验。例如给我们这个教授班（一个队分成两三个教授班，每班四五十人）讲兵器学的教官叶秉甲（湖北人）年逾花甲，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第九期（保定军校就办到第九期为止）都讲兵器学。每逢上课，坐下来先问上次讲到什么地方？我们告诉以后，他也不打开课本讲义，就接着讲下去，边讲边在黑板上画图或写字，课后我们与课本对照一点也不错。我们好奇地问他：“教官，你的兵器学记得这么熟，连书也不看，得下多大工夫啊！”他发牢骚说：“我这一辈子净吃‘粉条’（即粉笔）啦，保定军校由头到尾我都教兵器学，连唐生智都是我的学生（唐生智当时是湖南的军阀）。”其他讲兵器学的教官如李广琳，是留法学兵器的，以后当了奉天兵工厂炮厂厂长。担任战术学的教官如郭克兴、董志杰等都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总之，第七期教官人材之盛，为东北讲武堂各期所不能比拟。
术科方面：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阵中勤务、筑城作业、通信作业等，均由队长、队附担任讲授。
刺枪术、马术和器械体操（如天桥、浪木、平台、木马。大小双杠、障碍超越）等，由各专属教官担任教授。刺枪术完全是学日本的，操作时带有护具，如护胸、护面、护手等。单人刺、对刺都由总教官曹玉成、副总教官王德山亲自指导，由助教们示范。曹、王二人都在袁世凯的“模范团”和段祺瑞的“边防军教导团”跟日本人学习过，后来他们技术猛进，与日本人对刺时，日本教官也甘拜下风，因此，有“劈刺大王”的美称。尽管如此，在当时他们却不被人重视。
有关训育事项不列入教育计划之内，由总队部下达到各队，由队长、队附利用早晚集合点名或其他课余时间做一般的训话（称精神讲话）或指示，把校内最近发生的问题和学校当局的决定与要求向学生宣布。其教育之中心思想是以师生、同学、同乡等封建道德观念来维护“团结”、巩固统治。当时的校训是：“良心血性。”
生活管理方面：生活待遇、服装伙食均由学校供给。单。夹、棉衣按时发给，冬季还发一件紫色布面的羊皮坎肩。伙食以高粱米为主，大米、白面兼而有之，每逢节假日改善生活，每月发给津贴银洋三元，以资零用。
学生的生活，由队职官负责严加管理。学生入校后一律住校，除节日、星期日放假外，其余时间都不准外出。平时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内务规则和陆军礼节上的规定，如有违犯者则按陆军惩罚令惩处之，毫不姑宽。校内设有禁闭室。凡是放假外出，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校，如超出规定时间，视误时多少来决定处罚轻重。如关禁闭、罚跪或打戒尺，体罚手段和入伍生队时一样，可说是一脉相传。例如，第二队有个同学在队附常恩多上课时犯了错误，在受到申斥时又顶撞了常几句，常即在课堂上当着同学们的面打他的手板子。常的打法很特别，把手放在讲台桌上，手心向上，手背下也不垫什么东西。这个同学被打得疼痛难忍，一再哀告求饶，常却不理；当时一板子打空，震痛了队附的手，这下子更使常怒不可遏，越打越狠。这个同学的手被打成了个血馒头，事后也没有得到很好治疗，结果毒气归心，一命呜呼。此事发生后，未闻学校当局对这位队附有什么表示。不久常思多却调到部队当营长去了。这种体罚，在军阀时代是司空见惯的，是为了养成学员绝对服从的奴隶性。
六
1927年6月间，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套白色的料子较好的夏季外出制服，一个白帽罩（带红牙子的），一双青帆布胶鞋。这时候，张作霖当上了“陆海军大元帅”，校方组织我们穿上这套制服前往“祝贺”。我们从学校整队出发，进德胜门，经西四牌楼，过帝王庙奔向顺承王府（即今全国政协址），在顺承王府东墙外马路上列队肃立，由总队长林家训带头高呼“大元帅万岁”三声。这时张由内宅出来，身穿灰色春绸大衫，青图龙纱马褂，光着头，满面红光；寿夫人（五太太）站在左后方。林家训发口令，脱帽，向张行三鞠躬礼，然后又三呼“大元帅万岁”。张对林家训说：“他妈的！这大热的天把他们带出来干什么！快回去吧！不要往别处去啦，赏号随后发下去。”林家训连忙答应几个“是”，即令各队一直往南向彰仪门大街（即今广安门大街）前进，然后经骡马市大街、珠市口。前门大街到中央公园解散。大家饥渴交加，稍事休息，即整队回学校，时已晚上8点多了。次日放假一天，第三天每人领到牛肉罐头一盒，饼干一包，银洋三元，这就是所谓的“赏号”。
1927年夏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北京各界在北海超度亡魂，燃放荷花灯，这本是封建迷信的“盂兰会”，我们讲武堂全体学员又穿上了这套白色制服前往参加。此外就是逢节假日外出时穿一穿。
1927年8月间北京气温较高，每天上课时师生们挥汗如雨，不但年龄高的教官吃不消，就连我们上劈刺术教练时，穿上护具做几个动作后也有晕倒的。在此情形下，学校决定放暑假17天。放假期间，有的同学回关外探亲，有的就在北京亲友家住一阵子。
暑假期满，准时开课。有很多同学在外边由于乱吃东西得了霍乱症，结果死了十个人。
不久，全校师生到山海关作野营演习。如实地战术作业。测图实施、野战筑城及通信作业等，均由专属教官领导实习。至于战斗、行军、宿营及阵地彻夜等演习，则由队长、队附负责。历时三个星期才又回到北京继续上课。
1928年6月3日东北军撤出北京，退回关外，讲武堂北京分校也随之出关。4月上午，我们乘坐的专列火车由永定门开出，到达天津时，传来“大元帅”被炸的消息。校方立即在火车上发了枪弹、给养（饼干、罐头）等，做好战斗准备。火车沿途除加煤加水外，一律不停，直开沈阳。我们在沈阳小东边门站（粮袜厂的专线）下车后，即直奔讲武堂本校（即今中捷友谊厂的位置）。
此时第八期的学员已经离校，房屋都空了出来，但本校规模小，房屋少，设备也少，因此各队都挤着住，没有按时上课。本来按规定第七期是10月份毕业，由于以上原因，决定提前两个月毕业。
8月初，举行了毕业典礼，张学良亲临主持，张夫人于凤至随同前来，均臂缠黑纱。首先举行阅兵式，然后进行分列式。张学良随即讲话，他面带笑容，嗓子有些喑哑，勖勉大家保卫国家，保卫边疆，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要骄傲自满，要跟上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不要忘记国家还在多难之秋，等语。这天还有很多来宾参加典礼，其中使人注意的是一位身穿白大衫、手持羽毛扇、年约五十多岁的人，也讲了话，操南方口音，听说这就是孙传芳。他的讲话时间不长，记得其中有八个字，叫作：“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典礼告成，全体照像，最后宣布分发名单。因东北军刚由关内退回，尚未改编，就按当时的番号分发。每人并发给服装费50元。讲武堂第七期至此便告结束。
七
讲武堂第七期由入伍生队转到讲武堂时已不足千人了；又经过一年零四个月，到毕业时，除因病死亡、中途退学或被开除的之外，仅剩下八百多人。这八百多人分配到东北军队中，一般都以准尉军阶任用。我被分到第十九师（师长王以哲）司令部任上尉参谋（我入讲武堂时是卫队中尉文牍副官），驻防北大营。不久第十九师改为东北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仍驻北大营。
1928年10月，东北军改编以旅为单位，开始整训。这期同学们在各自岗位上用其所学，颇得上级好评；但由于带兵的经验不足，更缺乏实战经验，以后多数调充参谋工作。
1929年元旦，“东北易帜”以后有不少人考入南京国民党的陆军大学本班和特别班[注]深造（笔者就是其中之一）；有的到国外留学；有的考入当时东北自办的高等军事学研究班（与南京的陆大具有同等学历）；有的考入南京办的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专科学校深造；也有在黄埔军官学校（后改为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和队长等职务的。九一八事变后有了变化，有的人留在东北给伪满建军效力，干了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也有毅然投身到人民行列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如任重（原名任域青）、赵光普、李泽民、于百思、慈续唐等，还有参加吉鸿昌抗日部队，后来当了营长，在察北抗日战场上光荣牺牲的战涛同学。这就是讲武堂第七期学员
的概况。
总的来说，东北讲武堂由第一期开始到第11期止（九一八事变止），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除第七期在北京外，其他各期均在沈阳；除了第四、第七、第十期是学生出身外，其余各期均为部队保送的初具文化的初级军官。这11期总共毕业学员近万名。讲武堂是张氏父子用以训练部队、统治东北的有力支柱。它与保定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以及后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同为正式的中等军事教育机构，是当时有资格参与陆军大学考试的四个学校之一。陆军工兵学校（江苏南京）
蒋介石因鉴于国民革命军在历次战役中，工事构筑、阵地、阻绝与破坏等影响工作甚巨，及工兵于国军中之价质，乃令林伯森将军于民国十九年秋，着手筹办陆军工兵学校，以培养陆军工兵干部。民国二十一年(1932)八月十六日，由蒋介石手创于南京光华门外，并由林伯森将军担任本校首任校长，而民国二十四至三十六年，更由先总统蒋公亲自担任本校校长。
自抗战期间起，本校历迁江西清江、湖南零陵，后又迁至重庆，胜利后迁往安徽蚌埠，三十六年奉令成立初级班。为适应抗战的需要,该校举办军官召集教育，成立军士大队，抽调优秀上等军士，施以严格训练，另外，受陆军军官学校委托，代训军官学校所属干训班、特别班、特科教育班等。抗战八年该校共毕业7726人。校长仍由蒋介石兼任，教育长仍为林伯森。
1937年11月淞沪失陷，南京危机，兵工学校奉令由南京迁到湖南株洲，1938年1月又迁至重庆，6月第四期学生27人毕业，7月奉准补招第五期学生17人，8月招收军械技术班第三期学生49人。
1939年2月奉准招收特别训练班1个班50人，5月因日机对重庆轰炸猖狂，奉准迁至重庆郊外疏散上课，7月奉准招收大学部第六期造兵学系、应用化学系两系学生共100人。同月又奉兵工署训令，由署招收大学毕业生50人为练习员，在本校设补习班，补充兵工教育，期限1年。同月军械技术班第二期学生54人毕业。又奉令将军械人员训练班附设本校，召集第七期管理班学员100人。10月奉令设立初级军械技术班1个班，将前雷电大队艺徒85人施以训练，期限2年。
1939年12月奉令改名为军政部兵工学校。
1940年1月军械人员训练班第七期管理班学员72人毕业，5月特别训练班学生21人毕业，6月奉令召集军械人员训练班第八期管理班学员100人，同月在南京招考的第五期学生15人毕业，在重庆补招的第五期学生17人，送泸州学兵队补受军训，8月奉命招考大学部第七期造兵学系及应用化学系学生共71人。
1941年1月练习技术员补习班29人毕业，7月第五期后补学员15人毕业，9月招考大学部第八期造兵、应化两系学生共45人，军械技术班第五期43人于是月毕业。
1942年3月初级军械技术班34人毕业，9月招收大学部第九期造兵、应化两系学生72人。
1943年9月招收大学部第十期造兵、应化两系学生共53人。
1944年9月大学部第六期学生50人毕业，同月招收大学部第十一期造兵、应化两系学生共52人。
1945年9月招收大学部第十二期造兵、应化两系学生23人。10月大学部第七期学生43人毕业。
其后又因勘乱，历迁南京、零陵以迄贵州遵义。
民国三十八年十月奉令迁台，祁驻凤山、楠梓。
民国四十年元月先在万华，以龙山国校为班址，成立工兵训练班，民国四十一年元月奉令于内湖复校，按新制设立军官高、初级班及士官班次，复于民国六十一年改制设立正规班、分科班及高级专长班次，民国七十一年十二月迁至高雄燕巢。陆 军 化 学 兵 学 校（江苏南京）
中华民国陆军化学兵学校系李忍涛将军于民国二十二（1933）年二月八日，奉蒋介石手令于南京花露岗成立「军政部(化)学兵总队」，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起，屡迁湖南桃源、四川纳溪。
民国二十七（1938）年七月，归属中央军校特科。抗战胜利后复员南京。
民国三十六（1947）年改编为「化学兵干部训练班」，隶属联勤总部。民国三十八（1949）年播迁来台进驻花莲。
民国四十四(1955)年成立「陆军化学兵干部训练班」，民国四十七年正式改制为「陆军化学兵学校」，五十一年五月迁驻桃园现址。
民国五十九(1970)年九月一日，扩编为「陆军化学兵训练指挥部暨学校」，至民国六十八年七月一日「昆仑案」后，再恢复为「陆军化学兵学校」。
民国七十六(1987)年复核定陆军化学兵实验所改隶本校。
民国八十三(1994)年一月一日「精实后勤体制案」改隶陆军总司令部化学兵署﹝化兵处升级为署﹞，裁撤训考组，员额移编化训中心。
民国八十三(1994)年七月一日奉国防部迪逢字第一0一八号令核定，更名为「军核生化防护学校」，民国八十六年三月一日奉令回隶陆军，仍名「陆军化学兵学校」。陆军通信兵学校（江苏南京）
1933年3月国民政府开始筹备通信兵学校，以邱炜任筹备主任，1935年2月徐庭瑶继任筹备主任，筹备期间，一面在国内网罗人才和派人去国外采购器材，一面接训军政部军事交通技术教练所特种通信教导队、通信军士训练班、通信勤务班等，1936年8月筹备告竣，9月1日正式开学。
通信兵学校成立后，蒋介石兼任校长，徐庭瑶任教育长，将军事交通技术教练所第六期学生改编为该校第六期学生队，其教职员也同时归并该校，校址设于南京丁家桥，同时在南京城外百水桥建筑校舍，10月,成立有线电话班学员二队，召集整现师步兵中少尉军官训练4个月，,期满成绩及格者派回原部队任初级通信干部，第一期于1937年2月毕业，共138人，第二期于同年8月毕业，共154人，同时改进特种通信教导队军犬、军鸽训练及应用，并于国防重要地点配置鸽所共42处，分3期配置。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陆军通信兵学校由广西兴安迁驻麻江，有官兵2845人(1944年统计)，校址设在县城北武庙。蒋介石兼任校长，俞飞鹏兼任副校长，中将童元亮任教育长(前任罗章)。通校的编制分教育、研究、总务3个处，另设政治部、特别党部组织。教育处李永忠中将任处长，后由陈可接任。下设军事学组、有线电学组、无线电学组和数理化学组，有总教官2人，各组有组长1人，教官20至30人，助教若干人，这个处人员约120至150人之间。研究处，是个研究国内外有关通信技术的译著，编辑本国军事通信教材的部门。除设处长、编译、技师外，另有将级军衔的“研究员”若干人。总务处后改为营务处，何真少将任处长，设副官组、军需组、会计室、医务所、器材室，还有特务连等部门。政治部(业务、人事、经费均由总政治部管辖的一个独立机构)王子郭少将任主任，王检任组长，官佐19人，士兵14人。特别党部于1939年成立，由教育长任特派员，政治部主任兼书记长，各教学组织按级设区党部、区分部、小组。当时要求在校的官佐、学员、学生及士兵均填“入党自愿书”，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遣贵州省党部代主任委员陈惕庐到校监誓，全校官生集体宣誓参加国民党。
教学训练，分为学员大队、学生总队、练习大队 (含学兵队)和特种通讯队。
学员大队部设在县城南门外(现变电站处)，娄广文上校任大队长，下设3个中队，第一中队驻观音阁，队长陈耀生，官佐6人，学员130余人；第二中队驻黑神庙，队长陈寿人，学员130余人；第三中队驻大队部，队长甘某，官佐6人，学员120余人。学员是从国民政府军各部队中抽调营、团级军官来训练，结业后仍分回部队任职。在麻江期间总计训练1000人以上。
学生总队部设在武庙，任世江少将任总队长，下设6个分队，每队100余人。学生来源面向全国招生，对象是高中毕业生，学制规定三年，学习内容主要是有线电话、无线电通讯，辅以学旗语通信、闪光通信，毕业后按少尉待遇分配部队供职。在麻江办学3期，培训1000多人。
练习大队(含学兵大队)，驻高枧。由3个队扩充为2个大队、6个中队，1941年改为练习团。新兵大多是文盲，在麻江征集69人(有的分在特种通讯队)。在校学习没有结业期，学员、学生队在野外实习时，充当实战部队用。学业成绩好的，被分配到通讯部队当军士。1938年初，从武汉、桂林等地招收一批初中毕业生，编成一个学兵大队，学习课程与学生队相同，1941年毕业，分配到部队里任准尉级军官。
特种通讯队，全队官兵100余人，下设军鸽、军犬所，后增设马队。
军鸽所驻下司，黄瀛任所长，高乐文任副所长，下设 3个分队，分别训练昼夜通信鸽数百只。
军士营后改为军犬所，驻下司玉皇阁，营长韩云超，后由李丹秋任所长，开始只有8只种犬，后从外国引进一批种犬，军犬繁殖到四五十只。
马队驻两板凳，饲养军马100余匹。
通校前身是南京的通信人员训练所，抗日战争开始扩大为通校。在麻江官兵最多时达6000余人，对县内经济、文化起一定促进作用，先后有15名通校教官被聘到麻江中学任教。但通校管理不严，纪律松驰，一些官兵横蛮不讲理的行为在群众中影响极坏。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通校特务连李班长买菜欺行霸市，殴打农民，被巡街警察扭送县政府评理，县长拓泽忠下令将其拘押。通校教育长童元亮派人保释无效后，令特务连荷枪实弹包围县政府。拓泽忠亦通知各乡壮丁持械集结县城，双方剑拔弩张，对峙整日，经周恭寿等人从中调和，方才避免发生流血事件。通校驻麻江期间，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曾先后3次前来麻江视察。民国三十二(1943年)二月，蒋介石到麻江视察通校。(据知情人回忆：蒋介石来麻江视察时，通校官员到离县城4公里的大粮田交叉路口去迎接。而通校学生队、学员队、学兵队派出的代表及市民、学生等则排队在县城北路口夹道欢迎。蒋介石一行10多人乘坐一色的小包车，车停后，从车上下来七八个一模一样的“蒋介石”，青一色的黑色大披风、光头戴博士帽，脚蹬黑色皮马靴，真叫人分辨不出谁真谁假。定神数分钟，确认没问题之后，蒋介石才从偏后的队伍中走向前来，并向民众招手致意，时不时还拉拉小学生的手表示问候。当时在校部设训示室，用地毯直铺到朝门外。官兵簇拥着蒋进入训示室后，蒋便对官兵进行了训示<学生、学员、学兵都在敞坝上列队听训>。大约两小时后由设在都匀的陆军炮校官员接往都匀，通校官员驱车护送到高枧后方返回县城。)三十三年(1944年)冬，日军侵入贵州黔南，通校分批迁往四川江津。陆 军 辎 重 兵 学 校（江苏南京）
1933年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运输补给之重要，兵站总监俞飞鹏建议创办辎重兵学校，遂于是年6月1日成立筹备处于训练总监部，派李国良为筹备主任，接收北平军分会运输大队及骡马240匹、大车120辆，开赴蚌埠训练，同年8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陆军辎重兵学校条例》，指出设置该校的目的在于召集辎重兵军官使其增进辎重兵各种技术及学识，以期普及于各辎重队或更予以深造，但必要时得召集军官候补生施行辎重兵初级军官之教育，调查研究与辎重兵有关系之学术，研究辎重兵教育方法，研究试验辎重兵用兵器车辆器具材料及输送方法等，召集辎重队一部之军士授以必要之学术。该校分学生和学员教育2种，学生为军官候补生，学员为召集辎重队一般之军士，授以必要学术，同时还设置有练习队，以供对学员生教育并各种研究试验，其士兵由各辎重兵队选拔编成或由校招募，该校设校长1人。校长隶属于训练总监，受辎重兵监之指导，综理校并，负学术进行之责。7月15日任命李国良为校长，同时学校成立。教育长1人，教育长承校长之命负教育计划及实施之责。同时还设有研究委员、教官、助教、政治教官、编译官、器材管理员、技师、学员(生)队长、学员(生)队附，以及副官、军需、军医、兽医等。1935年由交二团的汽车训练班，军政部战车营及陆军辎重兵学校合建于南京丁家桥，名为陆军交辎学校。1937年由陆军交辎学校的交通兵科改建陆军机械化学校于湖南洪江，大队长杜聿明。1947年初迁徐州，5月1日与装甲兵教导总队合并，改名陆军装甲兵学校，校长蒋中正，教育长徐庭瑶。军 医 学 校（江苏南京）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督直兼北洋练兵处会办大臣,成立北洋六镇,同时创立北洋军医学校.同年11月24日成立,委徐华清为总办.唐文源为监督,借用天津东门外南斜街浙江海运局暂为校址,陆续由德、日购买图书仪器.第一期40人,第二期20人,第三期50人.不久附设防疫局.1906年改归陆军部管辖,改名陆军军医学校,迁入天津河北黄纬路新建校舍,是年12月第一期学生毕业,适值彰德秋操,编成卫生队前往实地练习.不久,添招药科学生,1910年药科第一期毕业.
1912年建立民国后,徐华清辞总办职.李学瀛继任校长,陆军部颁定军医教育纲领,确定教育方针.先是,各科学生以天津官医院为临床实习所.自教育纲领颁布后,该校设立附属医院,分设各科,不须再赴官医院实习.后李学瀛辞校长职,全绍清继任校长,医药学生招足7个班.
1917年绥远发生鼠疫,由全校长偕同教官、生生前往防治.1918年北京东城新建校舍落成,学校迁入新校舍、并先后开设防疫科、眼科、耳、咽喉科等专科,至此,前后毕业共3个班.
1922年全绍清辞校长职,戴棣龄继任,至1926年.因政局屡变,先后由张用魁、张修爵、梁文忠等任校长职.1926年陈辉充任校长.1928年春,陈辉辞校长职,鲁景文继任.此时,将天津海军军医学校归并于该校.鲁景文辞校长职.校务无人负择.全校组织维持会,以教育长张仲山为临时主席.维持现状.同年8月国民政府派人接管.原定学生医科4个班.每班45人,药科3个班,每班15人,合并总额225人.然而从1921年至1928年8月因经费支绌,医、药各科,逐年毕业而不能照原定额招生.军事委员会派人接收之际,仅有医科学生三、四年级各1个班,接收后即委维持主席张仲山为校长.重新组织.另定编制,扩充校务,学生定额为260人.医科学制改为5年(自第十八期起),药科改为4年(自第十四期起),招新生80名.其中医科60人,药科20人. 又开办医、药两补习班,以资深造,计医科53人.药科17人.11月军事委员会取消,改组成立军政部,该校同时改称军政部陆军军医学校,不久,张仲山辞职,军政部派伍连德为军医司司长.郝子华为校长,不久,伍连德辞司长职,郝子华调任司长,1929年春,任命杨懋为校长,杨到任不久即又之职、同年6月又任命前任校长戴棣龄为校长.此时适逢新军阀混战,军队占驻学校、医院.毁坏颇多,戴棣龄不久又辞职,校务由医科科长林鸿代理,1929年11月30日军政部公布《军医学校教育纲领》.对教官、教学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目的作了规定 关于教官.要选各科功课有专长,能主任一门或兼授其他有关系数门功课的教官.教学内容以国文为主,就学生程度参用东西各国文字.教学方法.各门功课均以理论与实验相辅教授,但须先授学说及实施法,然后实地练习,实验分试验室、实习病院(材料厂)实习及军营见习3种,教育目的,普通科教育之要旨在养成普通军医、司药专门人才,并授以专事卫生勤务必要之学术,本科教育在于教授较深军事卫生勤务必要之学术,并造就将来研究高等学术之基础.
1930年2月12日行政院公布《军医学校条例》,军政部委陈辉接收该校,隶属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军区监部.1931年11月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撤销,该校复隶军政部.1932年夏,陈辉任军政部军医司司长,于11月委严智钟接充校长.1933年初,热河战事吃紧,伤员急需医治,本校附属医院奉令改为临时重伤医院.
1933年5月长城抗战结束,军医学校奉令南迁到南京,以汉府街第三陆军医院及复成桥旧江苏工业专门学校为校址.
1934年夏,将医科、药科修业年限分别恢复为4年、3年,医科自第二十六期、药科自第十九期起实施.是年12月对医校编制、行政系统、教育计划进行改革.附属医院被裁撤,临床实习被派往第一陆军医院及中央医院等处分组进行,同时在校中增辟各科系实验室,添购图书仪器,扩充设备.
1934年8月11日对1930年2月12日公布的《军医学校条例》又作了修改.指出军医学校掌管陆军军医、司药学员生教育并军队医药学术之调查研究及图书编辑事项.其军医、司药分为学生教育和学员教育,学生教育分为普通科和本科,学员教育为补习科.学生教育中的普通科和本科的教育目的,除在1929年11月公布的《军医学校教育纲领》中已明确外,关于补习科,在纲领中已作了规定,军政部又于1933年8月颁行的《军医学校军医补习班考选学员简章》中作了规定,补习科教育在于招收在职初级军医司药未经正式医药学校毕业者,补授以普通医药学知识.及初等军事卫生勤务必要之学术.补习班学额暂定41名,其分配情况为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三、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每师考选2名.军政部各陆军医院每院考选1名,学制2年.
1934年12月1日该校改隶军事委员会军医设计监理委员会.校长严智钟辞职,由该会主任委员刘瑞恒兼任校长,以沈克非为教育长.
1935年8月军事委员会军医设计监理委员会与军政部军医司合并成立军医署,隶属军事委员会.刘瑞恒任署长,仍兼校长.同年校长一职由蒋介石兼任,教育长由刘瑞恒兼任.校名改为军医学校、
1936年10月广东军医学校改归中央.称为军医学校广州分校,校长改为主任.
1937年4月教育长刘瑞恒去职,委张建为教育长 张将医科、药科修业期改为5年.峨 眉 训 练 团（四川峨眉山）
1935年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8月，为整理四川军事，将四川军队统一于中央之下，在峨眉山下创办军官训练团，峨眉训练团于1935年8月4日开学。以蒋介石为团长，刘湘为副团长，陈诚为教育长，邓锡侯、刘文辉为团附，下辖教育处、总务处、军事训练处和政治部等机构，团部下设3个营12个连，每连3个排，排分3个班，排约40人、营长以军长充任，连长以师长充任，每连3个排长中有1名中央军团长充任排长，学员为四川军队团、营以上校官。
该训练团只办了—期即告结束。海 军 军 官 学 校（上海）
我国近代海军建设，可远溯逊清同治六年（公元l867年），沈葆祯讲兴船政，于福建马尾创设前后学堂为始，迄今凡一百二十八年。清廷海军建设初期，虽历经同治、光绪两期经营，先后在马尾、广州、南京、威海卫、烟台、天津等地设有水师学堂及船政机构，惟因受客观条件限制及主事者求功心切，各项措施并无整体计昼，亦缺乏远程目标。洎至民国，国父孙中山有鉴于多年来我国势积弱，实因海防洞开，外侮频临所致。乃积极倡议建设海军，振奋海权，无奈军阀割据，内战频仍，各地海军学校互不相属，分别发展，更遑论统一组织，划一学制。故自民初迄抗战前夕，马尾、青岛、黄埔、电雷等海校虽设备日臻完善，教育措施大幅改进，人才辈出，惟各校学制仍未尽相同。抗战军兴，民国国都西迁，各地海校相继迁移，几经颠沛，青岛、电雷、黄埔三校合并后复奉令停办。
马尾海校则经多次搬迁后，移设重庆，民国三十年续办招生，薪火相传，惨淡经营，艰苦备至。及抗战胜利，政府有鉴于海防重要及海军建军孔亟，民国三十四年冬于青岛设立中央海军训练团，负责接舰官兵训练；三十五(1946)年六月，于上海设立海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亲兼首任校长。三十六年十月十七日蒋介石首度莅校巡视，并对全校师生殷切训诲，勉励有加，师生感奋之余，乃订是日为校庆日，以示对蒋介石崇高之敬意与永恒之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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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8 11: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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