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马拉多纳刀锋

（之一）
作者：沈长云　(中国经济史论坛)

　　按现在多数学者的理解，狭义的先秦史研究的范围，包含了我国从进入文明时代直到
秦王朝建立这段时间，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的历史。
　　回顾近百年来的先秦史研究，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特征：一是相对于其它时段的历史研
究来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更加受到人们关注的位置。这主要因为先秦是我国悠久历史文
化的源头，中华民族的产生、中华文明的特殊气质，乃至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
结构及文化形态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作为一个重视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
关注并投入更多精力来研究这段历史，是很自然的。其二是先秦史研究在整个中国史学发
展进程中所处的前沿位置。这主要是指近百年来我国史学的主要思潮，或者新的史学理论
和史学方法，几乎都首先出现在先秦史学界；先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动向。其三是先秦史研究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更紧密的关系。由于
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及其成果不断涌现，给先秦史研究不断提供新的素材，使先秦史这
一古老的研究领域常研常新，至今仍保持其富有活力的研究势头，这是其它时段的历史研
究所不及的。
　　以上诸项，贯穿于近百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整个过程。但是随着近代政治风云和史学思
潮的变幻，近百年来的先秦史研究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示出它的具体特征。同近代
中国学术发展的轨迹一样，近百年的先秦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年以前、1
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以前、1976年至今三个时间段。以下即按这个顺序对各阶段
研究的情况分别扼要地进行叙述。

　　一　1949年以前的先秦史研究
　　20世纪以前的历代专制王朝统治的时期，对于先秦史的研究，从来就是同经学纠缠在
一起的，或者是作为经学的附庸出现的。作为独立的先秦史或上古史研究，是随着近代西
方史学思潮传入中国才开始的。
　　20世纪初，在先秦史研究领域独占鳌头的是罗振玉和王国维，其学号称"罗王之学"
。他们上承乾嘉考据学的余风，同时借助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援
引刚被人发现的殷墟甲骨文资料及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金文资料，以之与文献相互对勘发
明，用以考证上古史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其中罗振玉的贡献
实主要在编定一系列甲、金文字和古器物资料，真正利用这些资料考史并取得重要成就的
是王国维。他的一系列古史论文如《殷礼征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
》、《殷周制度论》、《明堂庙寝通考》、《鬼方混夷玁狁考》、《生霸死霸考》、《古
诸侯称王说》等，至今仍对殷周史的研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
先王考》及《续考》两文（载《观堂集林》卷9，1921 年乌程蒋氏初刻本，中华书局195
9年重印本），在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指出卜辞中部分殷帝王名号的基础上，遍引
卜辞与《史记·殷本纪》及《世本》等古籍所载商王世系及诸商先公名号相对勘，证实了
诸书所传之商王世系在卜辞中的存在（只有个别差错），从而使史籍所载之商代历史成为
信史，这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王氏后来将自己运用的这种取地下
实物与纸上遗文相互对勘以证释古史的方法概括为"两重证明法"，它至今仍然是从事古
史研究的学者遵奉的基本考史方法。
　　不过，从对待与经学相互为用的旧的古史系统及记载这些旧史的古文献的基本立场来
说，无论是罗振玉还是王国维，都基本上不持怀疑态度。对旧史系统，特别是对夏以前的
古史系统从根本上进行批判的，是自20年代起崛起于史坛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
派。其称经书所载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为"伪古史"；认为他们在古史传说中皆具
有神性，是由神演化成人王的；有关他们的神话传说皆是由以后各时代"层累地"积累而
成的，越是古史系统中排列在先的古帝王的传说发生得越晚；即使是"三皇五帝"之后的
一些帝王的传说，也是越往后由人附加的成分越多。是即所谓"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古史辨》1册自序，1926年北平朴社初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因
此，顾颉刚提倡对一切古书，不仅是《传》、《记》，而且包括《经》中的古史记载都应
当大胆地怀疑"敢于打倒《经》和《传》中的一切偶像"。他还根据历史进化论的原则，
进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观念：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
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这些
观念是建设可信的真古史的基础（《答刘、胡两先生书》，载《古史辨》1册）。为此，
顾颉刚及其他一些学者对先秦两汉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同时对这类
书籍的真伪、时代也做了系统的考辨。他们的这类论文多数收辑在被称作《古史辨》的总
共7 册的论文总集中。应该说，"古史辨"派对于破除旧的古史观，提倡科学的进化的古
史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上古史上的一些具体史迹及文献资料也做了有益的清理。然
而，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他们中有的人疑古过了头，其中个别人甚至连夏代也不承认为
实有的朝代了（如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载《古史辨》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其所认为属于"伪书"的范畴也未免过大。另外，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古史辨"
派的多数学者把传说时代的人物故事一概视作神话，只注意了对这些神话传说的分化演变
之迹进行清理，却未顾及这类神话传说中同样也包含着真实的历史成分。这些都在某种程
度上给古史研究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当然，也应提到顾颉刚本人在他以后的学术生涯
中逐渐由"疑古"转而趋向"考信"，在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
作。
　　与"古史辨"派的风格异趣，三四十年代以钱穆为首的一批学者则偏重于强调古史资
料，包括古代传说之史料价值。钱穆早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就针对清末
经今文家提出而为顾颉刚等疑古学者所倡导的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说法，专门考证刘向、歆
父子的事迹及王莽时期朝政，条别年代，以证刘歆并未改窜群经，《周礼》、《左传》等
皆先秦旧籍（《燕京学报》7期，1930年， 原题《刘向歆王莽年谱》）。针对顾颉刚提出
的"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说，他在其后发表的《国史大纲》讲述上古三代的篇章中提出"
古史层累遗失"之说，认为"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
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地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忘之真古史尤
待探索"。钱穆著作颇丰，主旨即在探求中国传统之历史文化。其最著名的著作当推193
5年发表的《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是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
代做了通盘交代，更对史籍记载歧义的战国年代进行了周密考订。其论文《周初地理考》
（《燕京学报》10期，1931年），考夏及周先太王以前之居处，亦对后来治先周历史者影
响颇大。
　　与钱穆的古史见解基本相同并对以后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
传说时代》（中国出版社，1943年）。是书将"传说时代"的范围界定在盘庚以前，而以
盘庚以后划归"历史时代"。其首章题为"论信古"，即针对疑古思潮而发，批评他们"
无限度地使用默证"，随意宣布古人的立场为伪造，过分夸大战国各学派称述古史时出现
的矛盾和歧义，对于搀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未能分辨等治学方法的缺陷。至其
对于传说时代的具体研究，则以提出将古代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的看法
著称，此看法至今仍为不少治上古史的学者所采用。
　　1949年前围绕先秦史研究进行的基础性工作，还体现在科学的考古资料的发掘上面。
这项工作主要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进行。长期担任史语所负责人的傅斯年
主张"史学便是史科学"，因而十分注意通过考古发掘收集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发动
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他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史语所在1928年至
1937年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尤其是大批
甲骨卜辞资料。此外，史语所还曾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合作，发掘了山东的城子崖
遗址和两城镇遗址，以及浚县辛村的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魏国墓地等。
其它一些单位亦组织了对易县燕下都及宝鸡斗鸡台周秦遗址等地的发掘。借助这批考古资
料，特别是殷墟考古发掘的资料，学者开展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古史研究或古史资料研究。
如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商务印书馆，1933年）和《殷历谱》（史语所专刊，
1945年）、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1945年），都是
在自己亲身参加殷墟发掘的甲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撰写的重要著作。其后李济、石璋如、
杨希枚等人分别对商代古器物、古建筑基础及商代民族种系进行的研究，也都是利用殷墟
发掘的资料进行的。总之，有了这批考古资料，我们的许多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商代历史
的研究工作才建筑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未完待续）

马拉多纳刀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也是从先秦史研究的领域中首先诞生的。
上举所有先秦史研究的派别，一般都围绕着史料的考订或具体历史问题做文章，尚未有对
先秦各时期社会性质及发展规律提出总体看法的。30年代初，以郭沫若为首的马克思主义
史学派别首先将唯物史观引进古史研究领域。他在1930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联合书店），是第一部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商周历史的著作。这部著作在史料运用上
同样借鉴了大量的甲骨、金文资料。从郭沫若同期发表的《甲骨文字研究》（大东书局，
1931年）、《卜辞通纂》（日本东京文求堂，1933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
1年石印手稿本，1954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本）、《金文丛考》（1932年日本影印手稿本，
1952年人民出版社改编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2年日本东京文求堂《两
周金文辞大系》初版本，1934—1935年增定为《图录》与《考释》二书）等著作中，可以
考见他在甲骨文、金文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上的用力之勤。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一书的目的却在于运用上述古文字资料和文献资料，论证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样遵循着恩格
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社会历史演进的模式，即同样经历了从氏族
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同时，在方法论上，作者亦
采取了从分析商、周、春秋、战国各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进而确定当时社
会性质的唯物主义的论证方法。根据这种论证，作者断定商代尚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周
代则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到春秋以后就发展到封建社会了。虽然郭沫若以后对这几种社会
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具体时间划分有所变化，但他毕竟是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
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来观察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并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阐释这种演进
的第一人。这对以后历史研究按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开创性作用。

　　郭沫若之后，因参加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而从事先秦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有
吕振羽。他同样肯定中国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再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但主张中国
奴隶社会是在商代，到西周则进入到初期封建社会阶段。此观点主要见于他所著《史前期
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
1936年）。这两本书也都尽量利用了当时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与古文字资料。其中《殷周
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商周二代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曾给予以后从事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的
学者以重大影响，如认为殷代属于青铜时代，使用的劳动工具为青铜器；卜辞所见殷代的
奴隶大都冠以族名；周代文献中的庶人、庶民即农奴；并田乃西周封建时代的庄园等等。
该书所表现出的与郭沫若在中国奴隶社会起迄时间上的不同看法，后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内部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4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涉及对中国奴隶社会起迄时间不同认识的重要著作
还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1卷（
生活书店，1946 年）和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新知书局，1948年）。前两者的
分期主张基本同于吕振羽，侯外庐则独树一帜地认为中国奴隶制社会起于周初，经春秋战
国，到秦汉之际而终结。至于殷商，他认为其时尚处于氏族制的野蛮时期。与前几位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不同的是，侯外庐强调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特征，他认为从氏
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有"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两种不同的路径，前者以古希
腊为代表，而中国则属于"亚细亚的古代"类型；前者走的是由国家取代家族的革命的路
径，后者则走的是国家混合在家族之中的"维新"的路径，因此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后，
仍然保留着严密的氏族组织，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这些看法，显然
比30年代带有严重"公式化"倾向的郭沫若等人的认识要高出一筹。需要指出的是，郭沫
若本人的古史分期观点到此期也有了变化，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十批判
书》，重庆群益出版社，1945年）中修正了自己过去提出的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旧说，
而改认殷代为奴隶社会，同时肯定殷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农业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
。至于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替的时间，则定在秦汉之际。在同期发表的《由周代农事诗论到
周代社会》（收入《青铜时代》，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年）一文中，他亦通过对《诗经
》有关农事诗的分析，进一步论证周代属于奴隶社会的性质。并在该文中首次提出"农业
民族的奴隶制与工商业民族也有形态上的差异"，"工商业的生产须有束缚人身自由的枷
锁和髡钳，农业的生产奴隶则可以用土地为枷锁"的论点。这可以看做是他对中国奴隶制
形态的特殊认识。

　　当然，从1949年前史学研究队伍总的构成情况看，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在全国范围内
还只占少数。在古史研究领域内，多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采取的仍然是进化史观和实证
主义的考据方法。他们在各自从事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除上面所举
之外，还可以列举出以下先秦断代及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如断代研究方面有吕思勉的《
先秦史》（开明书店，1941年）、张荫麟的《东汉前中国史纲》（正中出版社，1944年）
；商史研究方面有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1945年，
包括《初集》、《二集》、《三集》共7册，收有《殷代封建制度考》、 《殷代婚姻家族
生育制度考》、《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武丁时代之五种记事刻辞考》、《卜辞所见
之殷代农业》等20余篇论文及部分甲骨文资料）；殷周史方面有徐中舒的《殷周文化之蠡
测》（《史语所集刊》2∶1，1931年）、《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史语所集刊》7∶
2，1936年）、《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史语所集刊》2∶1，1930年）等论文；周史
方面有傅斯年的《大东小东说》（《史语所集刊》2∶1，1930年）、《论所谓五等爵制》
（同上），齐思和的《周代锡命礼考》（《燕京学报》32期，1947年）、《西周时代之政
治思想》（《燕京社会科学》1卷，1948年 ），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图书季刊》
新7∶1、2，1946年）， 斯维至的《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7卷
，1947年），顾实的《穆天子西征讲疏》（商务印书馆，1934年），吴其昌的《金文历朔
疏证》（《燕京学报》6期，1929年）等论文与专著； 春秋史方面有童书业的《春秋史》
（开明书店，1946年）；战国史方面有齐思和的《战国制度考》（《燕京学报》24期，1
938年），陈梦家的《六国纪年考》（《燕京学报》34期，1948年）等论文。专题研究方
面，属于经济史范畴的则有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1—4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
徐中舒的《耒耜考》（《史语所集刊》2∶1，1930年）、齐思和的《毛诗谷名考》（《燕
京学报》36期，1949年）等论著；先秦民族史研究性质的有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商务
印书馆，1933年）及一系列有关两周民族史的论文（后辑入《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一书，
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65岁论文集》，
1933年）、王玉哲的《鬼方考》（《国学研究论文专刊》1 辑，1945年）等；先秦社会史
研究的专著有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8年），等等。至于其内容
，可由上述书名或论文题目窥知大概，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还有一些古籍及考古发掘
资料整理的成果，亦不细加罗列了。
　　总之，1949年前的先秦史研究是一个众多学术流派并舸争流，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产
生并发展壮大的局面；同时，由于近代考古工作的开展，开始为先秦史研究不断提供新的
素材。这一切，都为先秦史研究在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未完待续）

马拉多纳刀锋

二　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前的先秦史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整个史学界的领导地位。在先
秦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一大批原来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转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史观，并以之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南，如徐中舒、徐旭生等人都是这种态度。鉴于解
放初期的具体历史情况，当时多数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从参加
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开始的。由于建国前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就已经存在着对于中国古史
分期的不同见解，这些问题又未能得到解决，大家也都认为古史分期对于整个先秦史来说
是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故而很自然地卷入了这场争论。这使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在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心，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

　　据1982年出版的林甘泉等人编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列举的这场讨论的
论著目录统计，自1950年3 月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学术版上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
史实〉》算起，至"文革"结束前，各刊物发表的有关中国古史分期的论文数达300余篇
， 有关专著或论文集亦达30余部。其中包括《历史研究》编辑部在1956年及1957年分别
汇辑出版的《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集》，
《文史哲》编辑部1957年汇辑出版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这样大规模的讨论，是
所有其它问题的讨论不能比拟的，也与1949年前仅局限在少数人范围的讨论不可同日而语
。

　　与1949年前相比，此期对于古史分期的看法更显分歧。在判断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
会的分界线应当定在什么时期这个根本问题上，不同看法竟有八九家之多。但其中最有影
响的是三家，即战国封建说（主张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在春秋战国之际）、西周封
建说（主张分界在殷周之际）和魏晋封建说（主张分界在汉魏之际）。前者以郭沫若为代
表，是其在1949年以后经过对自己的分期观点再次修正后提出来的。他在1952年发表的《
奴隶制时代》一书中，将奴隶社会的下限正式划在春秋战国之交，绝对年代为公元前475
年，这以前的夏、商、西周、 春秋都属于奴隶社会，这以后的战国则为封建社会的开端
。此种分期说强调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认为自春秋开始，随着铁器的使用，改变了
以土地国有为标志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导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整个社会亦随之发生
根本性的转折。西周封建说以范文澜为代表，许多长期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学者如徐中舒、
杨向奎、赵光贤、王玉哲等人赞同此说。其与战国封建说的最大分歧是主张西周即已进入
初期封建社会，即所谓"领主制封建社会"。其论证西周属于封建社会的方法，则主要通
过对周代社会主要生产者身份的考察，证明当时农夫已有了部分属于自己的经济，封建领
主对他们亦只能实行部分人身占有。与前两说不同，魏晋封建说主要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统
一进程的角度，通过中西历史对比，认为中国的夏、商、西周、春秋都属于早期奴隶制（
又称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至战国以后，由于私有制与商业的发展，才转变为发达的奴
隶制社会；到汉魏之际，社会发生混乱，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瓦解，出现大量依附农，才
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众所周知，有关古史分期的讨论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其
意见分歧的原因，既有理论上的，如对于奴隶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的不同理解；也
有对于史料的不同诠释。有些问题，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尽管如此，古史分期讨论仍
然促进了先秦史研究的发展。通观1949年以后这场旷日持久的古史分期讨论，虽然存在着
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由于讨论中学术气氛较浓（尤其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阶段），使论
战各方不得不对有关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乃至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进行通盘的认真考
察。即使是每位学者对于具体历史问题的探研，也往往是在一定的分期观点的指导下进行
的。由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派别众多，观点差距很大，上至商周，下至魏晋，上
下二千年的历史都为古史分期讨论涉及了，实际是对这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特别是先秦
时期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清理。在理论上，讨论也提高了大家的历史唯物主义修养，尤其是
促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深入理解，诸如奴隶制的定义、奴隶与农奴的区别、
奴隶制的不同类型、"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古代东方社会的特征等理论问题，都曾引起
学者们的深入思考，这些都为"文革"后先秦史研究在理论上的多方面突破准备了思想条
件。

　　然而，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局限性或讨论中出现的某些缺陷也是有目共睹的。首先，
它造成了先秦史研究在研究范围上的某种狭窄。由于社会形态问题主要涉及经济领域，尤
其是其中的阶级结构与剥削方式，大家集中精力于这方面的问题，别的方面的研究相对有
所欠缺或忽略。尤其是社会生活，包括社区、家族、婚姻、祭祀、宗庙等方面的内容，以
及文化史中有关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文化习俗等类课题，可以说少有人问津。而这些方
面的研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十分悠久的国家来说，则是不
可或缺的。其次，由于这场讨论是在中国按"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并经历了奴隶制社
会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对某些不利于说明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或是按"五种社会形态"
顺序发展的史实往往采取了回避态度。如对于中国古代农村公社问题，郭沫若就曾表示：
"如果太强调了公社，认为奴隶社会的生产者都是公社成员，那中国就没有奴隶社会了。
"（《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59年6期）在这种态度下，
自然很难做到对有关问题完全实事求是。在理论的探讨上，则出现了为了说明中国存在
过奴隶制而放宽对于"奴隶"、"奴隶社会"的界定的做法，这也很难说是一种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严肃认真的态度。再次，是政治对于学术的不适当的干预。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
中，曾经对雷海宗、李鸿哲等人否定奴隶社会的主张进行过批判，雷海宗、李鸿哲也因此
被划为右派。1960年，又因为要维护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把尚钺的学术观点当做"修正
主义"进行批判。这些，不仅影响了古史分期讨论，也影响了整个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

　　与古史分期讨论并行，先秦史其它专题及断代方面的研究也在开展。然通观全局，本
期先秦史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于考古发掘资料直接进行的各种研究上，特别是利用甲
骨文、金文进行的商周史研究上。其中甲骨学商史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当推1956年陈梦
家发表的《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这是一部利用已发布的甲骨卜辞资料对甲骨
学及商史有关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总结性的著作。其中对于甲骨卜辞的分期断代、卜辞所
见商代的亲属制度、宗教制度、继承制度、祭祀制度、方国地理、政治区划、年代与历法
天象、农业与社会生活、宗教乃至居民的身份等，都有详尽的分析。该书至今仍对该领域
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丁山的《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制度》（附《殷商氏族方国志
》，科学出版社，1956年）、李学勤的《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也分别
对殷卜辞所见之氏族方国及有关地理地名进行了考证。在论文方面，利用甲骨卜辞探讨商
代农业的一组文章颇引人注目，其中有胡厚宣的《殷代农作施肥说》（《历史研究》195
5年1 期），于省吾的《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7年1 期）、《从
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考古》1972年4 期）和张政烺的《卜辞裒田及相关诸问题
》（《考古学报》1973年1期）。 有关商代氏族与亲属制度的文章，则可举张政烺的《古
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历史教学》1951年3、4、6 期）及李学勤的《论殷代亲族
制度》（《文史哲》1957年11期）。有关商代宗教的文章亦可举胡厚宣的《殷卜辞中的上
帝和王帝》（上、下，《历史研究》1959年9、10期）和《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
《历史论丛》1辑，中华书局，1964年）。此外，王玉哲的《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
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1 期）亦是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

　　比较起来，利用青铜器铭文研究周代有关制度及史事的文章又较前者更多一些。这不
仅因为传世金文早就引起学者的关注，更由于建国以来新的金文资料不断出土，吸引学者
对新出现的问题加以探讨的缘故。首先，作为金文研究基础的青铜器分期断代的著作，有
两种最引人注目：一是陈梦家于50 年代中发表的《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总9—
10册，又1956年1—4期），一是唐兰于60年代初发表的长篇论文《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
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1期）。 前者属系列组合论文，其将有关西周重要史实
的金文串联在一起，根据铭文内容、器形、花纹等特征，逐一考察它们所属的王世。惜人
为原因的干扰，该项工作只做到西周中期的懿孝之世。后者以金文中的"康宫"为康王之
庙作为立论依据，以此建立周初铜器的断代体系。这两者可以说基本代表了对西周前期铜
器断代的两种不同观点。在利用具体铜器铭文研究周史方面，一些著名的传世铜器继续受
到关注，人们利用它们考察周代的分封制度（大盂鼎）、土地关系（克鼎）、宗法关系（
琱生簋）、政治状况（毛公鼎）、经济制度（曶鼎、倗生簋）、等级身份（令簋、曶鼎）
、军事及军制（班簋、禹鼎）、民族关系（虢季盘、兮甲盘）、礼制与思想（天亡簋）、
人物事件（令彝、令簋）等等。然对于新出铜器铭文资料的重视程度显然超过了传世铜器
。往往是一件新的长铭铜器出土，即马上有众名家为之注释、考证，发掘其中史料价值。
如50年代初江苏丹徒发现的宜侯矢簋铭文，记有周初改封虞侯至宜地等重要史实，旋即有
郭沫若、陈梦家、唐兰等数家为之做注、考释。其后陕西眉县发现的盠彝及盠驹尊，由于
上面分别记有与西周军制有关的一些史实及当时实行的一种"执驹"的礼仪，更引起学者
的重视，注释者蜂起，并由此引发于省吾、杨宽等人关于周代"六师"、"八师"军队设
置性质问题的讨论。1959年陕西兰田出土的询簋亦以其丰富的铭文内容吸引诸多学者的注
意，特别是上面提到的具有"虎臣"与"庸"的身份的诸多夷人更引起学者兴趣，先后有
郭沫若、王祥（即陈梦家）、黄盛璋、陈世辉等人著文对虎臣与庸的身份进行考察。"文
革"结束前，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著名的裘卫诸器，其中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皆载
有西周贵族土田交易之情形，*[左亻右朕]匜则前所未有地谈到了西周刑法制度的一些具
体执行情况，由是引起学者对西周土地制度及刑罚制度探讨的热潮，有关讨论一直进行到
"文革"结束以后。

　　其它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字资料亦有不少引起学者注意并为之进行探研，如长沙仰天
湖及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楚简、寿县新出蔡侯铜器、寿县出土之鄂君启节、长沙出土之楚缯
书、侯马出土之东周盟书等。特别是1965—1966年在山西侯马晋国故城出土的大批东周盟
书，记载了春秋末期晋卿赵简子与其政敌斗争之史实，学者不仅利用它们来考察当时激烈
的社会变动情况，也据以探讨当时贵族间经常举行的这类盟誓的仪节。

　　本期先秦重要考古发现当然不仅限于古文字资料，还有许多其它田野考古发掘资料。
其对历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者，如50年代初安阳殷墟武官村发掘的商王大墓，其中有关人
殉的资料曾引发了史学界关于商代人殉人祭的讨论；50年代前期开始发掘的郑州商代遗址
和郑州商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商代前期王朝都城的图景，但它到底是商代前期的毫都或
是商王仲丁所迁之隞都，则在学者中有着不同认识；之后在河北邢台、藁城台西、湖北黄
陂盘龙城等地发掘的商代遗址及在山东、山西、安徽、湖南、江西等地出土的商代铜器等
资料，亦向人们展示了商代各地众多方国的情况，由是引起人们对商代疆域及地方文化的
重视；从50年代起开展的陕西长安沣镐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则不断为学者提供研究周文化
的线索；洛阳东郊一带西周墓葬和铸铜遗址的发掘，亦为研究这座西周时期的东都的居民
状况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此外，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发掘，除证实《汉书·地
理志》"北虢在大阳"的地望之外，同时证实了此虢国乃西周畿内虢叔（西虢）之后虢季
氏的一支所建；其它有关东周列国都城，如洛阳东周王城、临淄齐国故城、新郑郑韩故城
、易县燕下都和邯郸赵国故城等遗址的勘探与发掘，皆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直到今
天仍为学者研究东周文明经常引用。

　　然而，尽管先秦考古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少素材，此期先秦史研究的成果总的看来仍
不是很多（古史分期讨论除外），且多集中在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可以举出的较有影响
的先秦断代及专题方面的研究性著作，除上述与考古学直接相关的成果外，还有如下内容
：王玉哲的《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该书虽为讲义性质，但反映
了作者个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先秦史有关问题的心得体会，尤其是其中关于商
代王位继承、西周土地制度及春秋华夷关系等内容，都是在作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写成
的。郭宝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则充分发挥作者考古学方面的专
长，利用大量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相结合，分别考察了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
周、春秋、战国）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及精神文化诸方面的情况。该书以记述平
实见长，特别是在当时人们普遍忽视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情况下，以大量篇幅考察了先秦时
期人们的衣食住行及婚丧、娱乐等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杨宽的《战国史》
初版于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部较有权威的全面研究战国历史的著作，其中许
多内容亦是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特别是对于头绪纷繁的战国年代，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订
。需要一提的是，作者当初写作此书时采用的是西周封建说的观点，认春秋战国之际的变
革为地主制代替封建领主制；但在该书出版后，他改从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因而对全书
重新修改。修订本于"文革"后出版，除在观点上做出改动以外，也吸收了考古界提供的
部分新的研究成果。在专门史方面，最有影响的是侯外庐等人编著的《中国思想通史》（
人民出版社）。 其1 卷属于先秦时代， 于1957年出版，分作3编：上编论中国古代思想
总的特点及殷、周、 春秋时期的思想，中编论孔墨，下编论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其理
论主张与侯外庐过去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相衔接，仍坚持从中国"亚细亚"社会发
展道路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脉络，体现了鲜明的特色。

　　本期尚有几部个人的论集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杨宽的《古史新探》（中华书局，
1965年）和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前者专门致力于西
周春秋社会的研究，共收集有14篇论文，除对周代井田制度、乡遂制度、宗法制度和学校
制度分别进行探讨外，还对周代礼制，包括藉田礼、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射礼和贽
见礼等进行了系统的探研。后者则主要立足于通过《诗经》对西周社会性质进行探讨，其
中不乏作者的独到见解，如认为周人在灭商前即已进入封建社会，"二雅"为西周晚期（
厉、宣、幽）之诗，《诗经》多数恋歌与上巳节有关，《诗》中"公田"为"公"，即领
主之田，等等。
　　本时期的后一阶段，即1966年至1976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阶段，先秦史研究同其
它领域的史学研究一样遭到极大的摧残。比较起来，先秦史领域被糟践的程度又更加严重
一些，因为"四人帮"所搞的"批孔"及"评法批儒"运动都主要利用了先秦史这块阵地
，先秦史领域成了他们搞影射史学的重灾区。许多先秦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被他们弄得面
目全非，是非颠倒，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被他们弃之若敝屣，至今仍难以恢复其应有的地
位。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固然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有直接联系，但也与前一阶段
即已出现的史学研究受政治的不适当干预，以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在史学领域的泛滥有
关，这是我们应该深刻记取的教训。总的说来，1949年后至"文革"结束前这一阶段的先
秦史研究既有不少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也有诸多不足与挫折遗憾。这是一个为今后先秦史
研究积累下宝贵经验与教训的时期。

马拉多纳刀锋

三　1976年至今的先秦史研究

　　毫无疑义，本时期是先秦史研究开展得最好、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历史研究重
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从而使先秦史研究无论在理论的创新上，还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大
以及研究水平的提高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此期发表的先秦史论著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
一个时期。为了推动先秦史研究的开展，成立了中国先秦史学会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由
它们及其它一些相近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经常举行，促
进了对于一些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先秦史学界与海外学者的学术交
流亦开展起来。这些都是以往的先秦史研究从未有过的。

　　与先秦史有关的理论问题所取得的突破最为显著。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过去长时间
开展的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已不再成为先秦史研究的热点。除了"文革"刚结束时各家有
一些重申自己过去主张的文章和著述，如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
0年）、田昌五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
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何兹全的《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
9年1期）外，以后，这样的讨论便基本沉寂下去了。一些人显然是厌倦于这场讨论的旷日
持久而得不出最终结论，因而称再进行这样的讨论为"大而无当"；也有一些人对这场讨
论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他们根据古史分期讨论中多数人们对于三代社会一些具体历史
问题的看法，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有关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理论，提出中国古代未曾经历过
奴隶社会的论点，由是引起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一轮的讨论。与此同时进行
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也与此项研究相互关联。这个讨论中引人注目的著作
，可以举出张广志的 《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发展必经阶段研究》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
8年），以及吴大琨、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论文，近年，则有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
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目前，公开的和实际上赞同中国古代无奴隶
社会的学者越来越多。当然，也有一些人仍然维持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社会的看法，如胡
庆钧等人编写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但其论
证的方法则与过去有所不同。无论是肯定或否定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的学者，其对有关理
论的探讨都比过去有所深化，这显然也应当归结为先秦史学界思想解放的结果。

　　其次，由于破除了在历史研究中单纯注重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弊端，人们在开展政治
史、经济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对于社会史、文化史、地方史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社会
生活史和家族史等过去少有人问津的领域，现在成了不少学者首选的课题。一些与国际史
学界接轨的课题，如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形式等，更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历史人物，
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界的人物，则与这个时期的思想史、学术史一起成为学者
重点研究的对象。

　　在研究方法上，除继续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外，也开始借鉴
西方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某些成果。这在诸如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家庭与社会结构等
方面运用得更多一些。一些西方学者如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 J. Toynbee ）、 考古学
家柴尔德（V. G.Childe）、格林·丹尼尔（G. Daniel），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 C.
Cluckon）、塞维斯（E. Service ）和华裔学者张光直及他们的著作和论点常为人们所提
及，这在"文革"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由于本期先秦史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著述非常之多，以下区分各专题和各时代
，对有关成果具体进行分析。

　　（一）专题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此课题既涉及中国
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时间，也涉及中国政治组织产生的具体途径。鉴于过去不少西方学
者和部分国内学者倾向于把商朝看做是我国文明史的开端，为了扭转这种认识，一些学者
依据考古资料提出将中国文明起源时间提前的主张。早在"文革"刚结束时，唐兰就根据
山东大汶口发现的陶文等资料，提出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时期
的主张（《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
字》，载《大汶口文化讨论集》，齐鲁书社，1979年）。稍后，李学勤在中国先秦史学术
讨论会上亦根据中国早期出现的青铜器、城市、文字等几项因素，提出：／"把中国文明
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看来是很可能实现的。"他并且号召人们"走
出疑古时代"，实事求是地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载《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在他们的倡导下，先秦史学界（包括
考古界）兴起了一个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中国国家产生的热潮。有关著作可以举出夏鼐的
《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高光晶的《中国国家起源》（河南大学出
版社，1989年），王震中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以及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苏秉
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以上著作多是从考古学角度对此问题
进行探讨的。由于在一些学者看来，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产生二者在时间上并不能完全画
上等号，并且中国早期国家组织并不都是与地域组织的出现相一致的，因此有学者开始借
用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早期国家"这个概念，以便将文明初期尚带着浓厚血缘组织的
国家形态与以后较为成熟的国家社会区别开来。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
版社，1995年）即是在这方面努力探讨的结果。不过对于"早期国家"的具体含义，学者
间似存在着不同认识。至于对中国早期政治组织即国家产生的具体途径，人们的看法更显
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谢维扬等人提出在中国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期间有一个酋邦阶段，国
家是经由酋邦组织发展而来的论点。然而对于"酋邦"这一来自西方人类学的概念，学者
间的认识仍不统一。另外，关于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看法亦很不一致。

　　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有关三代国家形态或国家政体的争论。此亦是本期先秦史研究的一
个热点。自1980年林志纯接连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
究》1980年3 期）和《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3
期）二文中提出中国古代为城市国家结构，各国实行的是民主政治的主张后，争论达于
高潮。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几次讨论都以之作为讨论题目。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上古时代
国家政体的不同提法有城邦（或城市国家）、部族国家、方国联盟、贵族专制政体、君主
专制国家、等级君主专制国家，等等。较为引人注目的著述除上述林文之外，还可以举出
徐鸿修的论文《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2 期）
、林沄的论文《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
6 期）及张秉楠的《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赵伯雄的《周代国家
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赵世超的《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
版社，1991年）和张荣明的《殷周政治与宗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
等专著。此外，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的前半部分也谈
到了这个问题。

　　有关先秦时期具体政治、军事制度的论著亦不在少数，但多属于断代研究性质，此将
在下文补充叙述之。通论先秦军事制度的有陈恩林的《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
版社，1991年）及《中国春秋战国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经济史继续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然有关课题多集中在断代研究领域，此亦将在下文
述及之。属于通论先秦经济史有关专题的，80年代前期有金景芳的《论井田制度》（齐鲁
书社，1982年）和徐喜辰的《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讨论井田制
的专著。除此之外，争论主要集中在商周时期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上，两种对立意见主
要发表于《农业考古》杂志。近年来兴起的与经济史有关的课题是对早期城市的研究，杨
宽、曲英杰、张鸿雁等人从事这项工作。较有影响的著作可举张鸿雁的《春秋战国城市经
济发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 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3年）和曲英杰的《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

　　社会史的研究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具体研究范围包括家族、宗族、阶级、阶层等
有关社会结构的内容，以及人口、居邑、婚姻、继承、丧葬、祭祀、饮食、服饰等有关社
会生活的内容。所谓礼制方面的研究，亦可归入其中。这方面的著作数量颇多，举其要者
，一是朱凤瀚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是书对商至春秋社
会内各种类型的家族组织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对其演化规律与趋势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在研究方法上注意了古文献与古文字资料、田野考古资料的充分结合，同时注意了利用
现代人类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来有关该项课题最有价值的著作。另一部是宋镇豪的《夏
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是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
担的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首卷，涉及了夏商时代人们的生活环境
、居宅、聚邑、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医疗、保健、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其
中有的内容是过去从未涉及的，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属于本专题范围的还有
杨希枚的《先秦文化史论集》（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李衡眉的《中
国古代婚姻史论集》（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及赵雁侠的《中国早期姓氏制
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尚有更多的属于断代研究性质的这方面的专门
著作，将在下文述及之。

　　作为传统课题的先秦民族史研究继续受到人们的青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应提到
作为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该书由
王锺翰主编，其中先秦民族史部分由陈连开执笔。作者在这部分内容中以较大篇幅论证了
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点以及华夷对立格局的形成。此外，综论先秦民族与民族关系的著
作还有田继周的《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该书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解释先秦时期某些重大民族问题上做出了努力，但在对具体史料的诠释上，似与某
些以考证见长的传统民族史著作存有一定差距。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民族学者的类似论著
中亦有体现。

　　在先秦民族史这个课题下，实际上人们经常讨论的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分布、迁徙或与
其他部族分合的情况，有关著作可举唐嘉弘的《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另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是夏、商、周三族的起源。目前学者对夏、商、周族的
发祥地的认识分歧甚大。不少考古学者也参与了此问题的讨论，在其论著中大量引用考古
资料，以图对此问题有所突破。代表性的著作如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
版社，1980年）。不过，对于考古文化的分布是否可以完全与古代部族的分布"对上号"
，学者间尚有不同认识。最近出版的李民、张国硕的《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
出版社，1998年）则试图从总体上对三族起源进行综合考察，但其认豫陕晋相邻地区为探
索三族起源重点区域的观点，仍有待进一步证明。

　　近年来，有关华夏民族即汉族前身的形成问题亦日渐受到重视，已有多篇论文及民族
史著作论及此题，遗憾的是尚无一部专门论述华夏民族形成的专著问世。相比之下，对于
"华夏"以外诸少数部族分别进行考察的著作却不少见，如李白凤的《东夷杂考》（齐鲁
书社，1983年）、逄振镐的《东夷古国史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年）、段
连勤的《北狄族与中山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陈国强等人的《百越民族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等。此问题又与近年兴起的古国史和地方文化史研究有
关，详情将在下文继续论及。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学者的兴趣仍主要集中在先秦诸子的研究上面。由于近年提倡传
统文化，这方面的研究热潮持续不断。就孔子研究来说，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孔子研究会
、孔子基金会，定期发行全国性刊物《孔子研究》，各地方成立的孔子研究会（所）或儒
学研究中心亦不在少数。各种层次的孔子或儒学讨论会经常举行，有关著作层出不穷。仅
出版的孔子传记就有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张秉楠的《孔子传》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等多部。有关孔学或孔子思想体系的专门著作及论文集更不
胜枚举，甚至孔子弟子亦成为研究的对象，出版有《孔门弟子研究》（李启谦著，齐鲁书
社，1987年）。这些著作多数给予孔子或孔学以较高评价，此现象似可看做是对"文革"
期间"四人帮"大搞"批孔"的一种反动。其他诸子的研究虽不及孔子，但亦颇为可观，
如孟子、荀子、老子、庄子、惠施、公孙龙子、孙子等，皆有对之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或
论文集问世。如张恒寿的《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为作者数十年研究
之心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独树一帜的是刘泽华的先秦政治思想研究。他在1984年发表的《
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中，虽亦以诸子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却致力于发掘
诸子思想与君主专制制度的联系，表现出作者对于君主专制主义所持的批判立场。

　　由于"文革"前后的考古工作中发掘出大批战国、秦汉的简帛文字材料，促使先秦学
术史的研究亦开展起来，这批简帛中多有人们熟习的古代典籍，如帛书《周易》、《老子
》、竹书《晏子》、《孙子》、《尉缭子》、《文子》之类，亦有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帛书
《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竹书《孙膑兵法》之类，它们都给人们了解古代学术
思想以新的启迪。除有许多专家致力于这类著作的整理之外，亦有以之为资料从事古代学
术史的研究者，其著作可以李学勤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4年）为代表。

　　近年来，在先秦史研究中逐渐趋热的专题，还有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年代学的研
究。由于我国自西周共和以前无确切的历史纪年，造成我国文明初期的历史若明若暗。长
期以来，学者孜孜以求弄清楚共和以前的准确年代，其中西周各王的历年及周武王克商之
年的判定又为众人注视的焦点。然而研究的结果却是学者间的各种认识更显分歧，仅武王
克商之年就有数十种不同说法。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此问题的研究，近两次西周史学
术讨论会皆将此列为重点讨论题目。有关西周年代学的论著不断问世，其中较有影响者有
赵光贤的《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年10期）、《西周诸王年代
考》（《先秦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等系列论文，何幼琦的《西周年代学
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仲操的《西周年代》（文物出版社，1991年）。
在推进西周及其以前的年代学的研究上，自然科学工作者张培瑜所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
》（齐鲁书社，1987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受到国家科研领导机
构的关注，为此专门将"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国家重大科研课题，组织历史学界、考古
学界及自然科学界的专家联合攻关。这项课题围绕西周历法、西周铜器断代、商周之际年
代的判定，夏商之际年代的判定对若干文献及甲骨材料记载的日食、月食发生日期的测定
等具体问题全面展开，已取得若干突破，其成果即将公布。

　　（二）在对先秦各时期的断代研究上，亦取得很大进展，并有不少成果问世。引人注
目的夏史研究，实际是从"文革"后才真正展开的。它的发动主要来自考古界对夏文化的
探索。虽然这种探索在"文革"前即已在豫西一带开始，但在学术界普遍引起重视并开展
讨论却是在"文革"以后。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认定：分布在豫西晋南一带的、介于龙山文
化与商代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二里头文化即包含了夏代的文化。但对于夏文化开始的时间及
与二里头文化所包含的几个文化层的对应关系，以及夏代早期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域等问题
，尚有不同意见。随着讨论的深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夏人早期活动的地域应分布在豫西
晋南以外的地区。迄今为止，有关夏文化的讨论会已进行过多次，汇集人们对夏文化或夏
史研究成果的论文集也有多部出版，如1985年由先秦史学会编辑的《夏史论丛》（齐鲁书
社）、田昌五主编的《华夏文明》1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先秦史学会与洛阳
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共同编辑的《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等。个人撰写的
夏史著作则有孙淼的《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郑杰祥的《夏史初探》（中
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目前，夏史研究似因考古资料的不足受到限制，人们期待着
新的考古资料、尤其是夏代文字的出土而将夏史研究引向深入。

　　商史研究因有较充足的田野考古资料和甲骨文资料显得更生动扎实一些。研究力量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为骨干，他们根据自己编辑《甲骨文合集》所掌
握的资料，自80年代初以来即出版了《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及《甲骨文与
殷商史》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86、1991年）共4部论文集。与此同时，他
们中的不少人还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如常玉芝的《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彭邦炯的《商史探微》（
重庆人民出版社，1988年）、《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和杨升南的《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在他们之外，其他学者撰
写的商史著作还有宋新潮利用田野考古资料撰写的《殷商区域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
社，1991年）、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以及黄天树、
方述鑫、彭裕商等人各自分别撰写的有关卜辞分期断代的著作。另有许多商史论文，则多
散见于国内有关史学与文物考古的期刊以及有关的论文集中。特别是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的《古文字研究》和由安阳师专编辑出版的《殷都学刊》，更多地收辑了商史研究的文章
。至于商史研究的具体内容，除了传统的商代王位继承制、商代都邑及其迁徙、商代社会
生产者（即甲骨文中的"众人"）的身份等课题外，近来更集中在商代国家的政体或国家
结构、商代的家族及宗族组织、商代的宗庙、祭祀制度等方面。这也是与上面提到的"文
革"以后学者研究的新思路相一致的。由于70年代发现了殷墟小屯南地甲骨及殷墟妇好墓
，极大地推动了甲骨分期断代的研究，有关著述亦大量涌现。此属于甲骨学的专门范畴，
已有学者详论及此（见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1期
）， 这里不再赘述。

　　"文革"以后西周史的研究亦颇活跃。由于跳出了古史分期讨论的狭隘圈子，人们的
眼界和思路更加开阔了；同时，近年来提倡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与周史研究的关系又更
密切一些，这些都促进了周史研究的开展。到目前为止，仅全国性的西周史学术研讨会就
已进行过三次，每次参加的人数都在百人以上，并且都编辑出版了西周史的论文集。从各
地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情况看，有关西周史的研究文章也多于夏、商二代。西周时期专题
研究的个人著作，除上面已经提到的朱凤瀚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赵伯雄的《周代国
家形态研究》、赵世超的《周代国野制度研究》外，还可以举出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钱宗范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1989年）、钱杭的《周代宗法研究》（学林出版社，1990年）常金仓的《周代
礼俗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吕文郁的《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
版社，1992年）、葛志毅的《西周分封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汉
平的《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张亚初、刘雨的《西周金文官制研
究》（中华书局，1986年）、李朝远的《西周土地关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李衡眉的《西周昭穆制度研究》（齐鲁书社，1996年）、巴新生的《西周伦理形态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其覆盖面几达于所有专题研究的范围，其研究的深度
和系统程度亦超过了前代学者。这些著作大多属于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显示了在周史研
究领域中新一代研究者的成长。老一辈学者的著作，则有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人民出版社，1992年），该书分"宗周社会"与"宗周的礼乐文明"上下两卷，对西
周社会的发展及其灿烂的礼乐文明进行了系统阐述，显示了作者长期研究的功底。

　　本期西周史研究同样体现了与考古发掘的密切关系。"文革"后出版的专门针对出土
文物、特别是出土金文资料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在少数。有的是作者长期研究的积累，如唐
兰的《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载《古文字研究》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及《
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
出版社，1990年）；有的则是专就某项新出考古资料进行研究的成果，如徐锡台编著的《
周原甲骨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年）、尹盛平的《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
物出版社，1992年）。周原甲骨及微氏家族青铜器群都是"文革"后出土的与周史研究有
重大关系的考古资料，它们极大地开拓了人们认识西周历史文化的视野。其它一些近年发
现的西周文物考古资料，包括在陕西各地及在北京琉璃河，山西曲沃，河北元氏，河南平
顶山、南阳、三门峡，山东曲阜、济阳、长清等地不断发掘出土的西周铜器墓葬及文化遗
址，也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西周历史的认识，有关研究文章不断涌现。尤其是最近，旅居
海外的著名古史专家杨宽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写成了长达60余万字的《西周史》（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弥补了国内学者长期没有一部系统的西周史的空白。这部书包
含了作者过去发表的《古史新探》及其它一些论著的内容，也包含了作者新近对于西周历
史发展进程的系统考察，作为断代史，直可与其过去发表的《战国史》相媲美。

　　相比之下，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的历史研究要显得薄弱一些（战国诸子研究除外
），其中春秋史的研究又不如战国。可以举出的少数几部春秋战国史的专著，一是李学勤
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8年）。该书基本可以算作是一部考古学论著，
主要内容是利用作者积累的考古材料对这一时期列国的文明发展逐一进行勾勒，但对历史
研究仍具有重要价值。再则是缪文远的《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及《
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1984年）。前者在明人董说《七国考》的基础上，爬梳钩稽，
广搜资料，对原书作了精心考订和补充；后者则专门致力于《战国策》各篇年代及其中人
物、史实的考订。如兰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黄中业《战国变
法运动》（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则可归入春秋战国专题研究的范畴。此外，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童书业的遗著《春秋左传研究》，虽题名为对《左传》一书的研
究，实际考察的却主要是西周春秋时的史事，全书采取札记形式，当是作者长期对这一时
期历史钻研的心得体会。
　　应当说，本期春秋战国史的研究还是有所深化的，那就是这种研究主要采取了国别史
和地方文化史研究的形式。实际上，先秦国别史或地区文化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春秋战国时
期的列国，如果把这部分研究算进去，春秋战国史的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当然，国别史
或地方文化史的研究也包括对更早时期的古国与各地远古文化的追溯。

　　（三）先秦古国史与地方文化史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方兴未艾。
促使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升温的，首先要归因于各地方文物考古工作的新发现。许多属于
古代非中原范畴的省区近年都有重大的考古发现。稍早一些时期的文化遗存如成都平原的
广汉三星堆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周青铜器遗存；稍晚一些的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
钟、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和秦公大墓等，它们都曾引起人们对研究地
方文化或有关古国历史的极大兴趣。此外，这种研究似乎也与各地方对于自己经济文化发
展的关注有关，因此，一些地方古国文化的研究开展得较早一些，取得的成绩也较大一些
。如楚文化的研究，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开展得有声有色了。首先是湖北，其以《江汉论
坛》杂志为阵地，系统刊发了多组楚史研究的文章，同时组织了多次包括历史、考古、文
学等各学科在内的楚文化研讨会。接着湖南、河南、安徽的学者也加入楚史研究的行列，
使楚文化的研究更显热烈。目前这几个地方已分别出版了多部楚史研究的论文集，同时还
涌现了像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楚文化志》（湖北人民
出版社，1988年），何浩的《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90年），刘彬徽的《楚系青
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这类对楚史和楚文化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

　　随之开展起来的，还有齐鲁文化、秦文化、晋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
等方面的研究。许多地方成立了相应的地方文化研究会，发行专刊，或在刊物上开辟专栏
，同时出版了大量地方文化及古国史的著作，如齐鲁文化方面的《东夷文化史》（逄振镐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齐国史》（周阁森等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
992年）、《鲁国史》（郭克煜等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秦文化及秦史研究方面的
《秦史稿》（林剑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集史》（马非百著，中华书局
，1982年），晋文化方面的《晋国史稿》（李孟存、常金仓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燕赵文化方面的《燕史纪事编年会按》（陈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赵
国历史文化论丛》（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吴越文化方面的《勾吴史集》
（张永初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百越民族史》（陈国强等著，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8年）、《百越民族文化》（蒋炳剑等著，学林出版社，1988年），巴蜀文
化方面的《古代的巴蜀》（童恩正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巴蜀史迹探索》（
邓少琴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三星堆与巴蜀文化》（论文集，巴蜀书社，1
993年），等等。一些著名学者早年所作的地方史论著，如王献唐的《山东古国考》（齐
鲁书社，1983年）、蒙文通的《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也得以印
行。总之，这些年地方古国史与古文化的研究已蔚然成风，其成绩大大超过了以往各时期
的总和，此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先秦史研究的深化。

马拉多纳刀锋

四　问题与展望

　　20世纪的先秦史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进入21世纪时，我们却面临着
更大的任务。仅就上面列举的一系列先秦史专题及断代研究的课题而言，就有许多问题还
没有得到解决。如在断代史方面，对于夏朝和夏文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夏
代的文字至今尚未找到；连夏族的起源地和夏朝的起始年代，也还众说纷纭。当年王国维
说："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它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观堂集林
》卷10：《殷周制度论》），可是今天许多人们却认为夏的活动中心自始至终都在豫西、
晋南，此实可谓东西异辙。商史研究，虽然几十年来学者在甲骨学的许多具体领域内做了
不少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成绩，可是正如学者早就指出的那样，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从历
史学角度撰写的大型商史著作。西周史研究幸好有了最近出版的杨宽的《西周史》，但春
秋史研究却还没有一部可以代替1949年前童书业《春秋史》的著述。最后，就整个先秦史
而言，实在也应该有一部大型的通论先秦各个朝代历史的著作。闻学者中有人正在进行这
项工作，我们期待着它的早日问世。专题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于某些重大
理论问题存在意见分歧，但却找不到取得共识的方法。如有关中国文明产生的途径，许多
论者总是首先把眼光放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或某些工艺技术的改进上，然而美籍华裔
学者张光直却认为，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产生，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
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历史变化，通过技术进步而实现文明的突破只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模
式，在中国，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上（张光直
《考古学专题六讲》11—1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关于三代国家形态或国家政体，
如前所述，也有多种不同看法，而最主要的两种认识，即所谓城邦制度论与所谓专制君主
制两种说法，在目前看来似亦找不到协调的办法。再如商周社会性质问题，目前似乎少有
人再坚持把商周社会说成是奴隶制社会了，然而这样的社会到底应称作什么社会？是否可
以将其归为封建社会？前封建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或别的什么社会（如以
前雷海宗所称的"部民社会"）？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思想文化史方面，有关孔孟
和儒家思想的评价，更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并且看来在短时期内难以取得一致意见
。还有夏商周的年历，虽说国家已将其作为重点课题研究并已取得一些突破，可涉足研究
此项课题的人都很清楚，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其最重要的商周时代实际的历法、岁
首问题，目前在学者中尚看不到取得一致意见的迹象。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对于商
代前期和夏纪年的更进一步的仔细推算。此皆先秦史研究存在问题之荦荦大端者。若论具
体历史问题，则每一专题下又都可以列举出若干项来。鉴于先秦史研究对于考古资料的依
赖，而新的考古资料还会不断出土，它们都可能给今后的先秦史研究提出新的问题或开辟
新的研究领域，如是，先秦史有待解决的问题正无有穷尽。

　　毫无疑问，进入21世纪的先秦史研究同样面临着思想理论与学风建设这个根本问题，
只有在端正理论与搞好学风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新时期的研究任务以至迎接新情况的挑战
。在这方面，以下几点值得特别重视：

　　（一）要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许多问题上突
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学习，从而取得了先秦史研究在许多方面
的新成绩。但这种理论上的突破应当说还只是刚刚起步，目前先秦史研究在思想理论上所
面临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克服"左"的僵化思想的束缚。前几年在一
些人中间出现了所谓"史学危机"、"信仰危机"，这固然是由当时的社会大气候造成的
，但也与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不深入、不生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教条
主义的束缚有关，因为那些僵化的东西说服不了年轻人。实践证明，只有清除了教条主义
与公式主义的灰尘，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仍
然是我们分析历史、认识古代社会的有力的思想武器。近年来一些学者往往借鉴西方史学
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某些历史问题，这当然是有益的。但作为一种科学的完整
的思想体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也不可能被代替。事实上，某些西方
史学（或人类学）的观点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正是因为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存
有相通之处。例如国家形成的标志，许多西方学者实际也是从公共权力及地域组织的出现
这两个基本点进行考虑的。关于家庭（或家族）的各种类型，现代人类学对之的区分颇细
，但两种最基本的家族类型，即核心家族和伸展家族，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
提到的现代个体家庭和家长制大家庭。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谈到母权制向现代个体家
庭过渡的中间阶段产生的家长制大家庭时，特别强调了其中包含的家庭奴隶制内容，这一
点对我们研究商周社会结构来说，无疑是应加以重视的。

　　（二）正确处理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个性之间的关系。从30年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日起，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主要强调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中一些人
确实有忽略中国历史发展个性的倾向。过去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及古史分期讨论都有这
种现象。今天进行这方面的反省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与我们今天强调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
的发展及强调认识中国的国情，包括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显然是不协调的。我们应该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个性两者间的关系。当前，在有关
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中国国家结构、政治体制及整个先秦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上
，都体现出处理好这两者间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既不否认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也反
对抹煞中国历史发展的鲜明个性。

　　（三）加强先秦史研究与社会的联系，加强对现实生活的投入。在这方面，先秦史研
究过去的经历给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认为，历史研究对现实的干预，主要
就是提供给人们认识社会深层次结构以理性的武器。当今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改革大潮，其
中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很多都涉及传统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这些
传统，自然有许多是要上溯到先秦时期的。通过对先秦政治经济结构的解剖，可以看到它
们在以后的历史积淀。另一方面，先秦又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发轫的时期，对于先秦思想
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当今社会的各种思潮，理解我们民族的心理和意识，从而在
现实生活中注意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扬弃某些民族文化中的糟粕。作为以先秦史为
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站在时代的前列，有意识地选择与现实关系密切的课
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先秦史研究的繁荣，更好地实现史学工作者的价值。

　　（四）辨证地认识史学研究与运用考古资料之间的关系。增强与考古学、民族学、文
化人类学的联系，多途径地搜集历史研究的素材和多角度地开展历史研究，这对于先秦史
学界来说，应是早就形成的共识。特别是对考古资料的重视，在学者中更是蔚然成风。但
现在仍有一些妨碍史学工作者对于考古资料进一步有效利用的因素。其主要问题似乎并不
在于对考古资料的轻视，而在于对文献史料的轻视或缺乏钻研。一些人对于他们所碰到的
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看似相矛盾的地方，往往采取简单地否定文献记载的做法；或者为了
"印证"某项考古资料，任凭主观意志，随意使用一些有问题的文献，而不愿对文献的真
伪、时代进行认真考察，也不对记载有歧异的文献进行相互比较、对勘和慎重决定取舍。
这种态度看似对考古资料重视，实则是对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都不负责任。过去，在一些
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学者中存有研究古史到底应该以文献为主还是以出土实物资料为主的争
论，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有片面之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的有机
结合，要紧的是在"结合"二字上下功夫。这实际也牵涉先秦史学工作者的学风建设问题
。

　　此外，还有加强与海外先秦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利用自然科学成果和现代科技手段等
问题，不拟细述了。目前的局面无疑有利于这些活动的开展。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大批具
有较高素质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又具有前所未有的外部研究环境，只要认真努力，勤于
思考，把握方向，明确任务，是一定能够在新的世纪开创出先秦史研究的新局面的。

　　因为材料不齐的缘故，本回顾未包括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的先秦史研究的成果，这
方面的情况可参阅朱凤瀚、徐勇编著的《先秦史研究概要》一书有关章节（天津教育出版
社，1996年）。

马拉多纳刀锋

研究历史主要是历史学家的事情，爱好者因为精力和专业所限，是很难与专家相提并论的，尤其是先秦史这样技术学术性要求太高的专题。如果清末及民国版块等，爱好者也是可以出很大成果的。
大家看此文介绍的许多研究书籍、论文等，相信绝大多数爱好者，都是没有阅读过的。不过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知道已经产生的结论，而不是研究过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些定论的成果，而不是专家怎么得出这些定论的过程。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研究结果，这是著文发贴的根据，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我关心的主要就是这个结果；至于过程，自己要兴趣就看看，不看也没有什么大损失的，也没有什么丢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