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村江战争本末杂叙(转)

桔梗の魂

序 幕

公元663年10月5日，在今天的韩国地界，江面之上，一个年过花甲的男子与他的船队，带着他和他的国家的伟大梦想，祭起赤壁的烈焰，将他的敌手——一群由不同梦想下聚集起来的人们的梦想燃烧殆尽。
烟与火，海水与江水，大船的坚定与小船的摇摆，舞动的令旗与凄厉的哀号，白色的刀与红色的血，如同那条名叫白村江的大河上下翻滚的波浪卷起的碎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消逝在人们记忆的深处。
时光转眼经过了一千二百七十三年，正值日本反噬中国的战乱时期，一个叫傅斯年的中国学者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傅仁轨，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给自己的儿子起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他充满着激情地说：“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
不知当时的他脑海里会不会闪现出这样的画面：留着山羊胡子的刘仁轨率领着白盔白甲[1]的国军将士，乘坐着摆满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大船，将五短身材套着胴丸[2]，生瓜蛋脑袋上缠着布条，留着一撮卫生胡[3]的小日本武士杀得屁滚尿流。
不知他是否想到，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日本，一个叫赖山阳的人咏出《复百济》[4]，讥讽怕妇的大唐李老，赞颂着踏浪而来的百济忠臣们辅佐日本千年之功。
然而赖山阳是否可曾想到，回到一千一百多年前的日本，那“摩比逻矩都能俱例豆例于能币陀乎逻赋俱能理歌理鹅”[5]如密咒般的童谣是否也如“丙之晨，龙尾伏辰”[6]一样预示着战争最终无可逆转的结局？
就在傅斯年给儿子起名“仁轨”的三年前，日本学者池内宏发表了《百濟滅亡後の動亂及び唐·羅·日三國の關係》一文，成为研究白村江战争的经典之作，之后中日韩诸国学者的相关文章亦是层出不穷，而详略不同，以宏论为多，往往是直接引用新旧唐书等相关史料的原文，无法给人较为全面和细致的感受。在如今的网络上，大多数中国人在谈论那场战争的时候，更是以“中日第一战”的语境来描那场战争，对于其他国家所留下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日本方面的资料则分析不足。虽然日本史料是用汉文写成，但由于其成书的复杂性，使得简单引用原文来代替描述当时的局势是存在着大量难以解释的问题。
笔者利用网络之利，拾掇若干记忆的碎片，连缀成《白村江战争本末杂叙》一文，偏重于那一时期倭国方面的政治与外交，重新踏入白村江战争前后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旅程。

注释：
[1]白盔白甲：语出《阿Q正传》。
[2]胴丸：出现于日本平安中期一种铠甲。唐朝时期的倭国士兵自然不会穿胴丸。
[3]卫生胡：一战以前，欧洲人所兴起的一种胡须样式，后为日本人所效仿。
[4]赖山阳(1780-1832)江户末期有名的历史学家、汉文学家。《复百济》被收入《日本乐府》。
[5]《日本书纪》齐明天皇六年十二月条中记述的一首童谣的片段，全文用万叶假名拼写，含义至今没有可靠的解释，大意上是在暗示日本援助百济的失败。
[6]《左传·僖公五年》记载的童谣，暗示虢国将被晋国所灭。

分章节如下：

1虾夷来见
倭国使者与虾夷同时出现在大唐的朝廷之上，引发的却是时间的疑团，究竟是为什么？

2神秘的韩智兴
韩智兴是什么人？为什么身在倭国使团的他，其手下反而会“诬告”倭国使团？

3白凤疑云
白雉是倭国早期的年号，白凤也是，它们之间纠杂着怎样的文化与政治关系？

4百济覆亡
唐罗联军在苏定方统帅下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百济的大致过程以及关于扶余隆身份的辨析。

5福信叛乱
黑齿常之逃亡了！沙宅相如逃亡了！由此引出鬼室福信发动的百济复国运动。

6被俘的唐军
106名唐军！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被鬼室福信连人带船送往倭国去了！

7扶余丰与扶余忠胜
扶余丰，是大使还是人质？扶余忠胜，是叔叔还是弟弟？

8儒将刘仁轨
刘仁轨，刘仁轨，苦难尝尽时运来，平定辽东美名传。

9耽罗的外交
耽罗作为一个弹丸小国也有争取自己一方和平的权力。

10福信之死
百济的织田信长未能战胜织田信行，出师未捷身先死。

11倭国远征军
中大兄时代的全国总动员。

12敌，在白村江
白村江之战，水战还是海战？

13保卫筑紫大宰府
主要介绍筑紫大宰府在白村江之战后的一些调整和变化。

14外交，刘仁轨VS阿倍比罗夫
外交是战争的延续，唐人略占下风。

15中大兄的小朝廷
九州与大和，相似的地名分布，意味着什么？

16日向臣之野望
苏我日向与苏我连子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17镰足之野望
重点描述倭国谋臣中臣镰足的宗教观及其在白村江前后在倭国所留下的深远影响。

18定惠之谜
主要叙述围绕中臣镰足之子定惠所展开的唐倭外交及其谜团。

19流放刘仁愿
主要探讨导致百济镇将刘仁愿流放前后的国际局势。

20两千人使团
主要叙述后白村江时代，熊津都督府最后一次访问倭国事件以及连冰老人告大唐来袭一事的来龙去脉。

21年代的真相
分析《日本书纪》中白村江前后时代编年错乱的问题。

尾声 命运的逆转
总结白村江之战的历史影响及相关人物的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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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虾夷来见

公元659年，大唐高宗显庆四年闰十月二十九日，以津守连吉祥为首的倭国使者团抵达东京洛阳准备觐见高宗皇帝，随行的还有两名特殊的客人，一男一女，装束打扮与倭国使团成员迥异。男子长须四尺（以唐尺29.5厘米计算，约118厘米），耳朵上插着箭形的耳坠；女子形象史料缺载，不得而知。由于不通唐语，二人无法独立地向大唐皇帝表达自己的身份属性，在倭国使团口中将他们称作——虾夷。
虽然在《日本书纪》中有关于虾夷人相貌以及生存状态的描写，但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人移植了中国的“中央王朝”史观，将中国人描写“蛮夷”的文字强加到虾夷人头上，不过津守连吉祥此次偕同虾夷人的亮相，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大唐人的眼睛观察到虾夷人，获得了可贵的资料。
根据《日本书纪》引《伊吉连博德书》的记载，倭国使者受到高宗皇帝单独接见的时间是闰十月三十日，高宗还向使者详细询问了关于虾夷的情况。在那段对话中，使者夸张铺陈地介绍了虾夷的类别，并着重强调其原始落后的特性。[1]
然而显庆四年的闰十月是小月，仅二十九日，而下文紧接着还提到了十一月一日的冬至之会，所以这里的闰十月三十日不可能是十一月一日的误记。而唐高宗是闰十月五日才准备去东京洛阳，二十五日才到达，那么闰十月三十日也不可能是十月三十日的误记。
那么可以认为，所谓高宗皇帝闰十月三十日单独会见倭国使者问答记录可能是虚构出来的。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书纪》附注在引用其他资料作为佐证的时候所依据的资料是否是经过篡改的。《伊吉连博德书》的作者伊吉连博德就是津守连吉祥使团的成员之一，如果真是将所引资料的原文忠实地抄录在《日本书纪》正文后面作为附注，其史料价值应该是很高的，然而根据笔者的研究，《日本书纪》所引用的其他资料都有多少被改动的痕迹，借以佐证正文的史料正确，或制造虚假的不同观点来转移视线，因此在运用相关史料过程中须要谨慎对待。
中国史料中《唐会要》卷一百中、《通典》卷185边防一东夷上、《册府元龟》卷997外臣部·状貌，均记载此事发生在显庆四年十月（当为闰十月），可见倭国使团偕虾夷来访确实是事实，并且是仅有的事件。
《日本书纪》齐明天皇五年（659）记载：“秋七月，丙子朔戊寅，遣小锦下-阪合部连-石布、大仙下-津守连-吉祥，使于唐国。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秋七月是倭国使者启程时间，其中阪合部连石布所乘的使船遭遇风浪，与津守连吉祥所乘使船失散，流落到南海名为尔加委的岛屿时遭岛上土人的袭击，大使以下多人遇害，未能及时到达大唐。
而《新唐书·东夷传》的记载却令人诧异：“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未几孝德死，其子天丰财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虾蛦亦居海岛中，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
明年自然是指第二年，倭国使团偕虾夷来访的显庆四年，那么天智天皇的即位年似乎应该定在显庆三年，即公元658年。
而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天智天皇的有两次即位，一为天智元年（公元661年），《日本书纪》称此次即位为“素服称制”，并非正式即位；二为天智七年（公元668年）正月（另一说为天智六年三月）为正式即位时间。但无论是哪一年，均在显庆三年之后，无法调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先来简单分析一下《新唐书》的资料来源。
《新唐书》为宋代的欧阳修、宋祁编写，对于倭国的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旧唐书》。然而《旧唐书》虽分列出倭国、日本两传，但并无虾夷来见的记录，更不用提天智天皇的即位信息了。而另一个资料来源，便是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来访的日本僧人奝然撰写的《王年代纪》。《新唐书》中罗列的所谓自神代时期到光孝天皇（884-887在位）的汉风谥号，显然是来源于《王年代纪》。然而在《宋史》日本传中附录的《王年代纪》关于天智天皇的记载十分简单：“次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求大乘法相教，当显庆三年。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那么所谓“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的依据也与此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的编者似乎没有看到完整而准确的《王年代纪》文本，中有若干文字明显带有猜测误断甚至是错讹的痕迹。例如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齐明天皇），《新唐书》简写为“天丰财”，并想当然地以为是孝德天皇的儿子。如此一来，中国史料的记载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根源却又无从查起，我们姑且只能将这个疑问放下。
津守连吉祥使团率虾夷人访问大唐，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时期在阿倍引田部比罗夫的率领下，大和朝廷对日本北部道奥[2]、越国等地虾夷征讨中取得了值得炫耀的胜利。大唐人对虾夷人的命运如何并无所谓，他们只是以猎奇的心态将其的部分信息记录了下来，使后世可以从利用大唐的视角观察虾夷人的真实面貌。

注释：
[1]《日本书纪·齐明五年纪》所引《伊吉连博德书》
同天皇之世，小锦下-阪合部石布连、大山下-津守吉祥连等二船，奉使吴唐之路。以己未年七月三日，发自难波三津之浦。九月十三日，行到百济南畔之岛。岛名毋分明。以十四日，寅时，二船相从放出大海。十五日，日入之时，石布连船，横遭逆风，飘到南海之岛。岛名-尔加委。仍为岛人所灭。便东汉长直-阿利麻、阪合部连-稻积等五人，盗乘岛人之船，逃到括州。州县官人送到洛阳之京。十六日，夜半之时，吉祥连船，行到越州会稽县须岸山。东北风，风太急。二十三日，行到余姚县。所乘大船及诸调度之物留着彼处。润十月一日，行到越洲之底。十月十五日，乘驿入京。二十九日，驰到东京。天子在东京。三十日，天子相见问讯之： “执日本国天皇，平安以不？”使人谨答：“天地合德，自得平安。”天子问曰：“执事卿等，好在以不？”使人谨答：“天皇怜重，亦得好在。”天子问曰：“国内平不？”使人谨答：“治称天地，万民无事。”天子问曰：“此等虾夷国有何方？”使人谨答：“国有东北。”天子问曰：“虾夷几种？”使人谨答：“类有三种。远者名-都加留，次者-粗虾夷，近者名-熟虾夷。今此熟虾夷。每岁，入贡本国之朝。”天子问曰：“其国有五榖？”使人谨答：“无之。食肉存活。”天子问曰：“国有屋舍？”使人谨答：“无之。深山之中，止住树本。”天子重曰：“朕见虾夷身面之异，极理喜怪。使人远来辛苦。退在馆里，更后相见。”

[2]道奥，即陆奥。大化革新后以后白河以北之地称“道奥”(道之奥)，意即“道路远奥之地”，律令制时代改称陆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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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秘的韩智兴

津守连吉祥使团暂时就在洛阳城里住下，十一月一日冬至之会时入朝觐见。随行的虾夷人甚至在朝堂之上表演了高超的射术，并献上一张白鹿皮、三把弓、八十枝箭 [1]，为津守连吉祥使团在大唐政府面前赚得了不少印象分。然而这并不是个良性的开端。根据使团成员伊吉史博德的记录，冬至之会之后发生了一起被称为“出火之乱”的事件，结果是“弃而不复检”。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的史料进行对比，只能根据字面意思理解为倭国朝贡物品的存放地遭遇意外火灾而被焚毁。[2]
紧接着，十二月三日，一个神秘人物——韩智兴手下的傔人西汉大麻吕向大唐政府发表抨击津守连吉祥使团的言论。使得大唐政府对津守连吉祥使团的印象发生转变。幸亏伊吉史博德上书极力辩护，才免受流刑的处罚。[3]
这个韩智兴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的手下会去说津守连吉祥使团的坏话？是史学界比较感兴趣的话题。韩智兴应该是来自倭国，因为《日本书纪·孝德纪》引《伊吉连博德书》：“别倭种韩智兴、赵元宝，今年共使人归。”言其为“别倭种”，似乎是混血儿。
日本学者古田武彦认为，韩智兴是代表着与大和朝廷对立的“九州王朝”的使者。但“九州王朝”本身是个难以证明的假说。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韩智兴的身份呢？
首先，关于韩智兴的记载，均出现在《日本书纪》转引的《伊吉连博德书》，也就是伊吉史博德的记录资料，共有三处：

A、己未年（659年）……十二月三日，韩智兴傔人-西汉大麻吕，枉谗我客。客等获罪唐朝，已决流罪。前流智兴于三千里之外。客中有伊吉连-博德奏。因即免罪。

B、辛酉年（661年）正月……以八日鸡鸣之时，顺西南风，放船大海。……九日八夜，仅到耽罗之岛。便即招慰岛人王子阿波伎等九人，同载客船，拟献帝朝。五月二十三日，奉进朝仓之朝。耽罗入朝始于此时。又为智兴傔人-东汉草直-足岛所谗，使人等不蒙宠命。使人等怨，彻于上天之神，震死足岛。时人称曰:“大倭天报之近！”

C、定惠以乙丑年（665年）付刘德高等船归。妙位、法胜，学生-冰连-老人、高黄金，并十二人，别倭种韩智兴、赵元宝，今年共使人归。

这三处记录给人的感觉有几分混乱。
首先根据A段文字，“客等获罪唐朝，已决流罪。前流智兴于三千里之外。”“客”指的是津守连吉祥使团，既然在西汉大麻吕的“谗言”下，津守连吉祥使团已经被判处流罪，也就意味着韩智兴的胜利，为什么韩智兴反而在之前就已经被流放于三千里之外？此乃一疑。
B段文字显示，津守连吉祥使团还受到韩智兴另外一名傔人东汉草直足岛的“谗害”。从前后文的意思推断，这次足岛的“谗害”行为应该发生在倭国朝廷之内。后来足岛被“震死”（地震？雷电？）。评语是“大倭天报之近！”说明足岛以及他的后台韩智兴并不是代表倭国的利益。足岛到底如何“谗害”？向谁“谗害”？其 “谗害”的目的何在？无法准确判别，而足岛的死亡时间地点又被模糊，无法获得进一步的信息。此乃二疑。
C段文字主要是介绍一部分倭国使者和留学生的命运，其中在提到“妙位、法胜，学生-冰连-老人、高黄金，并十二人”之后，单独提到了韩智兴和赵元宝两人，到底那“十二人”是否包括韩智兴和赵元宝？让人难以判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既然前文说韩智兴被大唐政府流放三千里之外，而大唐的羁縻州一般是最佳的流放地，例如巂州（今四川西昌一带）、姚州（今云南姚安一带）、黔州（今重庆直辖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一带）。而倭国显然不是大唐的羁縻州，在大唐的天下体系中属于有贡无封的外臣之国，那么韩智兴又是如何跟从其它人回国的呢？此乃三疑。而“今年共使人归”原文没有明确指出“今年”是哪一年，笔者在后文中将进行考证。



大唐时代天下秩序体系图

从以上似云似雾般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韩智兴的一些情况，他可能是一个混血的倭人，从其“韩”姓分析，他的血统来自朝鲜半岛渡来人的可能性很大。他至少有两名重要的部下（即傔人）：西汉大麻吕和东汉草直足岛。此二者的姓氏恰好是西汉氏和东汉氏，乃是东晋至于南北朝时期从朝鲜半岛逐渐迁移到日本的渡来人的姓氏。而在大化革新之前，东汉直是站在苏我氏一边的。仓梯柴垣宫大王（崇峻天皇）的谋杀者就是东汉直驹，而在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王子（后来的近江大津宫大王，即天智天皇）发动“乙巳政变”谋杀苏我入鹿之后，东汉直曾一度拥兵准备与之抗衡。但却轻易地解除了武装。按照《日本书纪》的说法，是中大兄王子派遣将军巨势德陀臣用一番“天地开辟君臣始有”的大道理将东汉直叛军震慑，导致其分崩离析。
而据《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六年（677年）六月条：
是月，诏东汉直等曰：“汝等党族之，自本犯七不可也。是以从小垦田御世，至于近江朝，常以谋汝等为事。今当朕世，将责汝等不可之状，以随犯应罪。然顿不欲绝汉直之氏，故降大恩以原之。从今以后，若有犯者，必入不赦之例！”
天武天皇对东汉直家族的训斥和警告，表明东汉直在中大兄当政时期依然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势力存在。
东汉直的主家自苏我马子之后主要有两支，分别是苏我虾夷与苏我雄正兄弟，两者在政治上亦分道扬镳。其中苏我入鹿就是苏我虾夷一支，被中大兄、中臣镰足等人发动政变而灭亡。而苏我雄正之子苏我山田臣麻吕（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是中大兄的岳父兼盟友，却因弟弟苏我日向臣身刺的诬告下被逼灭族。虽然苏我家遭到了重创，依然余威不倒，苏我日向臣身刺事后还被任命为筑紫大宰帅，掌控着通向朝鲜半岛的跳板，由此分析，苏我家与东汉直等渡来人家族之间的纽带也未断裂，韩智兴的两名傔人之所以不代表倭国的利益说话，或许与此历史背景有关。
但是韩智兴等人是如何来到大唐的呢？假设韩智兴是作为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王子为首的倭国朝廷的对立面出现的话，他应该能够独立地派遣自己的使者，但唐朝记录中显庆四年只有一次倭人朝贡的记录，根据随行的虾夷，可以肯定这是指津守连吉祥使团，那么韩智兴和他的两名傔人当亦是与津守连吉祥使团同船前往的人员，只是他们的身份可能要显得特殊一些。
注释：
[1]《日本书纪·齐明五年纪》所引《难波吉士男人书》：
向大唐大使，触岛而覆。副使亲觐天子，奉示虾夷。于是虾夷以白鹿皮一、弓三、箭八十献于天子。

[2][3]《日本书纪·齐明五年纪》所引《伊吉连博德书》
十一月一日，朝有冬至之会。会日亦觐。所朝诸蕃之中，倭客最胜。后由出火之乱，弃而不复检。十二月三日，韩智兴傔人-西汉大麻吕，枉谗我客。客等获罪唐朝，已决流罪。前流智兴于三千里之外。客中有伊吉连-博德奏。因即免罪。事了之后敕旨：“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遂逗西京，幽置别处。闭户防禁，不许东西，困苦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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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凤疑云

在伊吉史博德的极力辩护下，津守连吉祥使团免除了流刑之灾，然而大唐政府已经对这批倭国使团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高宗皇帝以“来年必有海东之政”为由，传旨将津守连吉祥一行人羁押在西京长安。“海东之政”表明高宗皇帝打算接受新罗的请求，对百济进行武力打击。
在显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在倭国使者没有受到西汉大麻吕“谗害”的时候，刚讨伐完突厥思结俟斤都曼的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接受了新的任务，以使持节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的身份与副大总管刘伯英、董宝德、新罗王子金仁问等将领，统水陆大军近十三万，发动大小船只一千九百艘[1]，会同嵎夷道行军总管新罗国王金春秋（金仁问之父）手下五万新罗兵，共同讨伐百济。
津守连吉祥使团之所以遭到软禁，说明倭国统治者支援百济的政治意图暴露。早在永徽四年（653年）的时候，倭国曾经派出以吉士长丹为大使，吉士驹为副使的使团，船上还有包括中臣镰足的长子定惠和尚在内的多名倭国贵族子弟的留学生或学问僧。此次遣唐使的觐见，高宗皇帝向倭国使者下达玺书，命令他们的国家发兵援助受到百济侵扰的新罗。当时大唐政府之所以认为倭国会支持新罗，根据中国学者汪向荣的分析，可能是因为曾经在隋朝留学过的高向玄理、南渊清安以及僧旻在倭国大化革新后新政权里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他们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也偏向于亲唐亲新罗路线。
而倭国亲百济的核心人物则是中大兄王子。中大兄王子似乎很喜欢幕后操纵，在攻灭权臣苏我氏之后，宁愿将倭王的位置让给他的舅舅轻王子（是为难波长柄丰碕宫大王，即孝德天皇）。但事实上，权力依然掌握在中大兄王子的手中。而作为中大兄王子的重要臂膀，中臣镰足的对外策略的倾向却很难判别，从其长子定惠和尚前往大唐学习来分析，似乎应该是亲唐的。当然，大唐在当时属于一个榜样性的大国，别说是倭国，即使不听从高宗皇帝旨意而停止战争的百济对大唐依然是充满了景仰。此外，又有传言定惠和尚并非镰足亲子[2]，乃是难波丰碕宫大王的儿子，那么就更难以判断镰足的外交倾向，甚至可以说带有一定的暧昧性，就是这种暧昧性，在白村江之战失败后的外交调整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僧旻于当年去世，高向玄理于唐永徽五年（654年），在大唐去世。这一年，倭国的年号为白雉五年。同年，因中大兄王子强制迁都飞鸟地区的倭京，难波丰碕宫大王忧愤而死。谥号“天万丰日”，意味着亲唐亲新罗路线暂时终结。
难波丰碕宫大王去世后，倭国局势呈现出十分诡异的变化。按照《日本书纪》的记录，白雉五年之后，白雉年号终结，而难波丰碕宫大王的儿子有间王子也没能继承王位。反而是在“乙巳之变”后下台的飞鸟板盖宫大王（即皇极天皇）复辟，并在飞鸟地区的冈本建立宫殿，又称后冈本宫大王（即齐明天皇，冈本宫大王为舒明天皇）。
按理说，白雉年号应该到此为止，但从藤原仲麻吕（706年-764年）撰写的《藤原家传》，却发现白雉年号不但没有终结，反而在继续沿用，只是换了个文雅的名称“白凤”：
“白凤五年，秋八月，……十二年，冬十月……十三年，春正月，……”
其它的一些晚出的资料也证实了白凤（白雉）年号的延续并非空穴来风：
1220年慈圆《愚管抄》：天武……白凤十三年元年壬申。
鎌仓时代《金峰山秘密传》：昔役优婆塞，天智天王御宇，白凤年中。
鎌仓初期《年中行事秘抄》：天武天皇白凤元年四月十四日。
元龟元年（1570）前后《如是院年代记》：乙卯第三十七代齐明（中略）辛酉七白凤元（中略）
文安年间（1444-1448）《二中历》：白雉九年壬子、国国岩胜会始行之。白凤廿三年辛酉。对马银采观世音寺东院造。
明和九年（1772）森本一瑞编《肥后国志》：白凤十二年（天智帝）、子一领大明神。
白凤（白雉）年号不但没有因为难波丰碕宫大王的死亡而夭折，反而一直延续到天武天皇时期。在《扶桑略记》转引的《役公传》（作于873年）中，甚至出现了 “白凤卌七年丁酉岁二月十日”和“白凤五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的时间记载，更是把白凤年号推到了持统(公元686年-697年)、文武天皇（公元697年 —707年）的时代。
而《日本书纪》对白凤（白雉）年号的后来的使用情况只字不提，多少让人感到不可理解。
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前一章节中提到的《新唐书》那段令人费解的文字：“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
津守连吉祥与虾夷人来朝的前一年为658年，如果按照白雉（白凤）纪年的话已经是白雉（白凤）九年，这一年在《日本书纪》所发生的与王位有关的事件便是有间王子事件。难波丰碕宫大王之子有间王子遭苏我日向臣身刺的弟弟苏我赤兄出卖，被中大兄王子判处绞刑而死。
《二中历》中出现了“白雉九年”，但“白雉九年”的元年干支却被定在壬子年（652年）这是前面的年号累计错误的结果，后面的“白凤廿三年”是将23年直接累加到白雉年号的第9年。
笔者对此记录进行重新分析，抛开累计错误而附加的干支，“白雉九年”和“白凤廿三年”的元年都是一样的，即公元650年，唐高宗永徽元年。那么“白凤廿三年”的第23年就是公元672年，这一年干支是壬申，倭国（日本）爆发了著名的“壬申之乱”，恰好将难波丰碕宫大王、后冈本宫大王、近江大津宫大王的在位时间涵盖。
绞杀有间王子这件事似乎可以作为中大兄王子登位的契机。但他已经是实际意义的统治者，当不当倭王并无差别，假设此时中大兄王子此时举行仪式登上王位，并改元纪年，那么某些文献中记载的事件发生的年代就需要重新考量一番。而白凤纪年的沿用，则有可能掩盖中大兄王子提前登位的事实。
假设“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的记载属实，那么其来源则可能是显庆四年津守连吉祥给大唐政府的文书。这份文书中是否真的记载了中大兄王子显庆三年登位的事实？大唐政府是否对这份文书的含义发生误解，乃至欧阳修等人在编纂《新唐书》时延续了错误的解释？因为原始资料的失传，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书纪》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掩藏着某种东西。

注释：
[1]《三国遗事》引《乡记》：（大唐平百济）军十二万二千七百十一人，舡一千九百只。
《乡记》资料来源不明，姑且作为参考。

[2] 《日本书纪》有轻皇子（后来的孝德天皇）命宠妃阿倍氏为中臣镰足收拾屋子并照顾他的文字。暗示两者之间存在暧昧关系。《多武峰略记》则直言不讳地说定惠实际上是孝德天皇的儿子。不过《多武峰略记》中定惠的母亲为车持夫人（即车持国子君之女与志古娘，《尊卑分脉》上说她也是藤原不比等的母亲），显然与阿倍氏并非同一人。同时藤原不比等亦有天智天皇的私生子的传言。考虑到当时的倭国婚姻带有明显的原始群婚色彩，类似传闻并不鲜见，政治家们也往往敢于借此攀附权贵血脉，并无羞耻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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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百济覆亡

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唐罗联军攻打百济的过程。
显庆五年（660年），五月二十六日，新罗王金春秋等率兵出京（今韩国庆州），六月十八日驻扎南川（现在的利川郡，仁川以东70多公里），以待唐军到来。
苏定方于三月十日起兵，自莱州（山东城山）出海，六月二十一日，到达德物岛(今韩国德积岛，仁川以西70多公里)，与新罗太子金法敏约定，唐军由海路，新罗由陆路，七月十日于百济南部会合，共同围攻百济王都泗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
百济根本无法想象如何面对总数达到18万的强兵，只能根据传统的经验，在伎伐浦（即白江，锦江窄流处）和炭岘（一说沉岘，今韩国大田市西南）增加兵力，以分别阻止敌人的水陆进攻。
金法敏向父王回复唐军的约定后，金春秋便命大将军金庾信、将军金品日、金钦纯等领精兵五万，从今突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尚州市牟东面白华山上）出发。七月九日，新罗军虽然顺利通过了险要的炭岘山谷，却在距泗沘城以东四、五十公里黄山之原（今韩国忠清道论山郡连山面官洞里）遭到百济将军阶伯率领的五千死士的猛烈狙击。新罗军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才消灭阶伯，强行通过。
而苏定方军分左右两军，熊津江口大破百济军阵，攻杀数千人。在新罗人的帮助下顺利通过炭岘与伎伐浦两大关口后直奔泗沘城，并在距城二十余里的地方与百济的倾国之兵进行决战，又攻杀万余百济军。
唐罗两军虽未能在七月十日准时会合，但并没影响到战争的进程，七月十二日，唐罗联军开始包围泗沘城。
七月十三日，百济王扶余义慈在多次向唐罗联军乞降未果的情况下，与太子扶余隆等亲随连夜北逃至熊津城（今韩国公州）。留守的百济王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力图继续抵抗，太子隆之子扶余文思担心唐军退兵后，扶余泰会威胁到他与父亲的性命，于是率先用绳筐从城上坠下，投奔唐营，结果带动了他身边的人纷纷出城投降。加之苏定方成功地命兵士在城头插上大唐的旗帜。扶余泰抵抗的决心丧失，开城投降。


忠青南道扶余郡扶余邑双北里扶苏山城（泗沘城遗址）

扶苏山皋兰寺（高丽时代建造）《落花岩绘图》，相传在泗沘城被唐军攻破之时，有三千宫女跳落花岩自尽。绘图即反映这一主题。

扶余泰投降的消息很快传至熊津城，在大将祢植等人的催促甚至是挟持之下，百济王扶余义慈于七月十八日随同太子扶余隆向唐军投降。
这里有个小细节值得注意，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当时的百济太子并不是扶余隆，而是扶余孝，扶余隆并没有跟随扶余义慈逃奔熊津城，而是与扶余文思一同从泗沘城逃出投奔唐营的。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义慈王》：“（义慈）遂与太子孝走北鄙。定方围其城，……太子子文思谓王子隆曰：‘王与太子出而叔擅为王，若唐兵解去，我等安得全？’遂率左右，缒而出，民皆从之。”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武烈王》：“（七月）十三日，义慈率左右夜遁走，保熊津城，义慈子隆与大佐平千福等出降，法敏跪隆于马前，唾面骂曰：‘向者汝父枉杀我妹，埋之狱中，使我二十年间，痛心疾首，今日汝命在吾手中！’隆伏地无言。”
而中国《旧唐书》、《新唐书》则表明，百济太子是扶余隆，而扶余孝与扶余演同称为“小王”。然而这个小王是什么身份？中国史书中没有说明，而扶余文思只是说他是义慈的嫡孙，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是谁的儿子。
到底是哪种说法正确呢？从以后的事实来看，扶余隆在大唐的册封下继承了百济王相应官职，从这一点来看，他在之前是百济太子理所当然。
从《三国史记》的记载推导出内在逻辑，假设扶余隆于七月十三日投降成立，他才会在此时遭到金法敏的唾骂，那么他就不是百济的太子。然而反过来，如果他是百济的太子，那么他就不可能是在七月十三日投降并遭到金法敏的唾骂。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扶余隆是不是百济太子。
假设扶余孝是真正的百济太子，我们可以为这种矛盾提出解释的理由，那就是由于原本是太子的扶余孝不“听话”，被大唐政府废掉，从而改立扶余隆为太子。
那么这个理由是否能成立呢？幸好我们还有更可靠的资料进行分析。
《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其王扶余义慈及太子隆自外王余孝一十三人。”
《唐刘仁愿纪功碑》：“执其王扶余义慈并太子隆。”
两碑皆是唐朝遗物，皆明确记录百济太子为扶余隆，其中《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的碑文是显庆五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义慈投降后的近一个月后书写的。而扶余义慈和扶余隆等人是在当年的十一月一日才以俘虏的身份送抵京城见到高宗皇帝的。
也就是说，如果是大唐政府擅行废立的话也应该是发生在十一月一日以后。
因此可以判定，扶余隆确实是扶余义慈的太子，那么《三国史记》的记载是错误的。
其实《三国史记》本身也能证明扶余隆的太子身份。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义慈王》：“（义慈王）四年春正月……立王子隆为太子。”
至于《三国史记》出于什么原因将扶余孝说成是太子，在这里就不做推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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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信叛乱

在百济的历史上，至少有三次国家面临覆亡的危机。
第一次是公元396年，高句丽的好太王攻陷百济王都汉山城（今韩国京畿道广州），百济阿华王靠卑躬屈膝躲过危机。
第二次是公元475年，好太王之子长寿王又攻陷百济王都汉城，杀百济盖卤王，百济文周王以熊津为基地，经过数年的努力才恢复实力。
前两次发生的时代背景是海东三国争雄，而此次征伐百济不同，则是大唐王朝从整个东亚的局势的高度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攻势的一部分。早在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年），唐太宗就向新罗使者提出“以舟师数万”讨伐百济的建议，不过那时只是一个带有即兴发挥性质的外交辞令，而高宗皇帝则将这一构想变为现实。
在大唐对百济采取凌厉攻势之时，高句丽及倭人又在做什么呢？
《三国史记》高句丽宝藏王十九年（660年）条，没有任何关于高句丽对百济面临的巨大危机采取何种对策的文字。
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大唐对高句丽一贯所的采取军事打击乃至骚扰政策发挥作用。显庆四年十一月，左骁卫大将契必何力率梁建方、薛仁贵在横山（今辽阳附近华表山）击败高句丽将军温沙门，这是距离平百济之前最近的一次与高句丽交战的记录。可见高句丽受到了强有力的打击，无法对百济进行有效的军事援助。
《日本书纪》齐明天皇六年（660年）条则记录了当年春正月，高句丽派遣了乙相贺取文为首的一百余人访问倭国，直到七月十六日此人才离开，这时征伐百济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具体为什么事情与倭国商谈？无法得知。不过这一年，倭国尚在征讨道奥、越国地区的虾夷，牵制了不少兵力，加之使者被扣留，缺乏足够的情报，自然无所作为。不过，倭国方面在这一时期开始在骏河国（今日本静冈县中东部）加紧制造船只，以备将来投入大规模水上作战使用。
自显庆五年七月十八日百济王义慈投降之后，百济的战争算是告以段落。按照计划，苏定方在原百济五部三十七郡的基础上改设为熊津、马韩（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东明（今忠清南道扶余）、德安（今忠清南道论山市恩津面）、金涟（未详）五个都督府，并选出亲唐的百济的地方官僚进行管理。
八月十二日，捷报传至大唐京城。朝廷上下欢欣鼓舞。高宗皇帝下诏，对苏定方、刘伯英以下所有参加平百济的官兵进行曲赦（特赦的一种），赦免其在战场上的罪行，赐天下大摆宴席庆贺三天，并于八月十五日命人撰写《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同时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负责抚纳百济残党，并招募平定高句丽的奇才良策。
而苏定方则选择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王妃恩古、太子扶余隆、王子扶余泰、小王扶余孝、扶余演、王孙扶余文思在内的十三名百济王室成员，大佐平沙宅千福、国弁成、沙宅孙登在内的七百余名百济贵族和高级将领，以及大约一万两千余百姓于九月三日乘船率主力离开泗沘城，留下左骁卫郎将刘仁愿领一万人镇守泗沘城。而新罗方面，留下了王子金仁泰与沙湌日原级、湌吉那率领七千新罗兵，也班师回国。
然而局势并没有就此稳定下来，百济余部退守南部南岑、真岘（今韩国大田市西部镇岑）等城，佐平正武在豆尸原岳（今韩国忠清南道清阳郡定山面）袭击唐罗军队。
早在贞观三年（620年），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讨伐突厥颉利可汗并最终将其俘虏的时候，曾经爆出李靖军队纵兵肆意掠夺突厥牙帐财物的丑闻，当时作为前锋战将的苏定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取得百济大捷之后，年当六旬的苏定方更加麻木不仁，再次纵容士兵抢夺财物并杀戮壮年男子，使得本来已经投降的百济达率兼郡将黑齿常之和沙宅相如等十余名高级将领逃归本部，在任存山（今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大兴面）设下大大小小的木栅，拥兵自保，十天左右时间聚集了三万人。八月二十六日，苏定方攻打任存大栅，由于地势险要，黑齿常之兵士众多，唐罗联军只能攻取小栅。
然而黑齿常之等人似乎只是自保，并没有挑起复兴百济的大旗，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基本上坚守任存山，处于观望的态势。但是由于他们的抵抗，带动了百济全国境内的反抗情绪。
其中有两支力量引人瞩目，其一是同样以任存山为据点的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其二为以熊津城为据点的扶余自进。
鬼室福信的身份，根据《日本书纪》记载为西部恩率，为百济三品官员，而根据《唐刘仁愿纪功碑》记载，却是五品扞率，显然太低。
又据《旧唐书·百济传》，鬼室福信是百济武王（义慈之父）的从子。这一点有人认为是鬼室福信自抬身价。不过《旧唐书·百济传》的记载，贞观元年百济武王曾经派遣侄子信福入唐朝贡。“信福”在《三国史记》百济武王二十八年条写作“福信”。若《三国史记》不误，则福信为百济武王之侄可信。然而五品扞率的官职似乎太低，《唐刘仁愿纪功碑》经历多年风霜，字多磨灭不清，不知是否识别错误。而百济一品佐平、二品达率级别的官员基本上被唐军一网打尽，从这个角度推测鬼室福信原来的官职不会太高，笔者认为恩率的官职是比较可信的。
而扶余自进，《日本书纪》写作余自进、余自信。笔者认为此人可能是《旧唐书·刘仁轨传》里提到的扶余勇，据说为扶余隆之弟，后投奔倭国。[1]
到了九月二十三日，大唐主力仅仅撤离二十天，叛军开始进攻泗沘城，由于开始的时候武器被唐军缴获殆尽，叛军以棍棒作战，抢挖地道，竟攻破外栅，抢夺兵器物资，逐渐实力强大，鬼室福信进一步占据了周留城（今忠清南道洪城郡境内），并在泗沘南岭竖起四五道大栅，力图围困泗沘城的唐罗守军。为了方便期间，我们可以将鬼室福信为首的百济叛军称为百济复国军。
而新罗方面，一方面要尽量按照大唐诏命的指示行事，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防高句丽与靺鞨人的乘虚而入，行动颇为两端。
九月二十八日，熊津都督王文度来到新罗的三年山城（今韩国忠清北道报恩郡），向新罗王金春秋传达高宗皇帝的旨意，当他正准备向新罗王递交圣旨的时候突然发病而死，死因不明，百济局势顿时变的扑朔迷离。

[1]《旧唐书·刘仁轨传》：扶余勇者，扶余隆之弟也，是时走在倭国，以为扶余丰之应，故仁轨表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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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被俘的唐军

自显庆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夺取泗沘府城军械物资起，百济复国军势力就不断壮大。不过，当时影响较大的百济残余力量除了自任存山起兵的鬼室福信，还有坚守任存山的黑齿常之、位于熊津城附近的扶余自进。我们只知道任存山短短十天就聚集了大约三万人，但考虑到鬼室福信等人早期也在任存山一带活动。因此，这三万多人应当是鬼室福信与黑齿常之所控制人数的总和，还包括相当数量的老弱妇孺。当然，这仅仅是截止到显庆五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数据。后来，鬼室福信与道琛转移至周留城，兵力必然还会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扶余自进的兵力缺乏记载。如果三股势力联手，最盛时的总兵力估计能达到七八万之众。
而留守的唐军大约有多少呢？刚征讨百济时，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唐军动用了将近十三万兵力。另据《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苏定方的职务是“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也就是苏定方是征伐百济的十四个行军道的最高统帅，其中嵎夷道大总管由新罗王担任。战后留守在泗沘城的刘仁愿部有一万人。而百济在战后被划分成熊津、马韩、东明、德安、金涟五个都督府，或许是根据当时行军道的名称划分，按常理推测另外四个都督府起码应该有一万唐军把守，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已知位置的四个都督府来看，都在忠清南道南部和全罗北道北部，范围狭小。泗沘与熊津直线距离是28公里，泗沘和德安直线仅21公里，如果其他都督府存在唐军，呼应应该不是件难事，但在各国史料中无法找到其他都督府有唐军活动记录，证明其他都督府仅有其名而无其实。而王文度所率领的熊津都督府领导班子还没有正式上任就夭折了。真正发挥作用的，仅仅是以泗沘城为治所，以刘仁愿为都护的百济都护府。根据刘仁轨后来的奏章分析，由于经济原因，显庆五年以后很多到百济服役的唐军士兵没有名分，不知他们何时候到达，也不知是谁带领的。使得百济境内的唐军的实际人数难以估计。同时可能还有一部分唐军位于高句丽和百济的边境，随时待命。而新罗方面只承认刘仁愿部一万人的存在，为其军粮的提供减轻压力。百济复国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占据了任存、豆良伊、加林（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林川面）、珍恶山（今忠清南道扶余郡石城面）、内斯只（今大田市儒城一带）、雨述（今大田广域市）一线以南的百济领土，并控制了熊津江南段至于白村江流域的水路，唐军的活动只能限制在泗沘、熊津等百济北方有限的地域之内。而泗沘已经遭到了四面合围，与熊津城之间的联系也是岌岌可危。
而新罗虽然讨伐百济的时候投入了五万兵力，在此时，不可能把所有的兵力都投放到百济战场上，除七千人与唐军一起守护泗沘城外，还有部分军队在百济南部边境有所行动，人数不详。
如此看来，双方的实力基本持平，如果有一方发生变化，就会影响局势的走向。在这个情况下，鬼室福信开始向东海岛国——倭国发起求援了。
为了向倭国表示同仇敌忾的决心，鬼室福信还打算献上一份特殊的大礼，这个大礼便是包括名叫续守言在内的一百零六名唐军俘虏。
根据日本僧人圆仁所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他在开成五年（公元840年），登州所辖的文登县仵台村法云寺前看到两座佛塔，一石一铁，其中铁塔上镌刻着铭文：
“王行则者，奉敕征伐东蕃没落，同船一百余人俱被贼擒，送之倭国。一身逃窜，有遇还归。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造此宝塔。”
铁塔上纪录的这件事，大概就是续守言等唐军被鬼室福信军俘虏的经过，可见这一百零六名唐军是被整船俘虏的，被俘时间大概就在显庆五年九月左右。
至于续守言等人隶属于哪支唐军的部队，笔者发现了一些线索。
在日本的《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上》记载了那么两条信息：“八清水连，出自唐左卫郎将王文度也。杨津连，八淸水连同祖。王文度之后也。”
八清水连与杨津连自称是王文度的后代，然而作为第一任熊津都督的王文度是在新罗猝死的，他的后代怎么会到倭国呢？笔者分析，鬼室福信俘虏的唐军，就隶属于王文度所率领的船队。王文度的突然死亡，使得他的手下失去了主心骨，新罗不可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而且当时泗沘城被围，王文度的手下在此时从新罗前往泗沘城，遭到鬼室福信袭击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所谓八清水连与杨津连也未必是王文度的直系后裔，但很可能是王文度手下部将的后裔。
续守言等人被送到倭国的时间，也就是鬼室福信向倭国求援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在《日本书纪》中的记载又是令人匪夷所思。
（齐明六年十月）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余人。今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唐人等也。
（齐明七年十一月）附注：《日本世纪》云:“十一月，福信所获唐人续守言等，至于筑紫。”或本云，辛酉年，百济佐平福信所献唐俘一百六口，居于近江国-垦田。庚申年既云福信献唐俘。故今存注，其决焉。
（天智二年二月），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续守言等。
续守言等人被送抵倭国的时间，竟然有660年、661年、663年三种说法，根据当时的战争情况，移送俘虏恐怕不可能拖的太久，而凭百济复国军的实力，能俘虏整船唐军的几率十分有限，就连《日本书纪》的注释者本身也产生了疑惑，不敢定夺。
不过，齐明六年条说这批唐俘是“今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唐人等也”言下之意是说这批唐俘及其后代在《日本书纪》的编撰时期已经被迁移到美浓国不破（今日本岐阜县不破郡）、片县二郡，而天智二年条说唐俘被安置在近江国垦田，则是其刚刚被送抵倭国时的安置地点，两者其实并无矛盾。
《日本书纪》中有很多史料本是一事，却有意改换时间地点，使人感觉是相似的历史事件的再现，已经有很多明显的例子能说明这一点。况且从原文分析，三条关于唐俘送抵的资料可能有不同的来源，其中，记载唐俘齐明七年送抵的史料，是来自高句丽僧人道显所写的《日本世纪》。可能是不同的资料使用了不同的纪年方法，而《日本书纪》的编撰者没有察觉。
《日本书纪》齐明六年条还有如下一段文字：
“十二月，丁卯朔庚寅，天皇幸于难波宫。天皇方随福信所乞之意，思幸筑紫。将遣救军，而初幸斯，备储军品。”表明了倭国开始准备介入百济事务的开始。
这段文字与《藤原家传》中的一段文字很相似，只是时间上有所出入：“(白凤)十二年，冬十月，天皇幸于难波宫。即随福信所乞之意，思幸筑紫。将遣救军，初备军器。”
这里有个时间错误，《藤原家传》下文中提到：
“（白凤）十三年……，至秋七月，……是月，苏将军（苏定方）与突厥王子契苾加力（契苾何力）等，水陆二路至于高丽城下。”
白凤（白雉）元年是公元650年，而苏定方与契苾何力攻打平壤的时间是龙朔元年（661年），按白凤纪年当为白凤十二年，而《藤原家传》记作“白凤十三年”显然有误，那么上一年（《藤原家传》记白凤十二年）也要前推一年，当作白凤十一年（660年），可见续守言等人被送到倭国的时间应该是在显庆五年十月到十一月之间，距离叛乱时间不远，而且恰好是在王文度暴卒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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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扶余丰与扶余忠胜

鬼室福信向倭国献上了续守言等一百零六名唐军俘虏的同时，从倭国迎回寄居在倭国的王子扶余丰。
扶余丰，《日本书纪》写作扶余丰璋或丰章。此外《日本书纪》有三处提到扶余丰的别名“纠解”。
扶余丰是什么时候来到倭国的，一般学者都是以《日本书纪》舒明三年（631年）的记录作为依据：
“三月，庚申朔，百济王-义慈，入王子-丰章为质。”
然而问题在于，公元631年在位的百济王并非义慈，而是百济武王扶余璋。有学者认为此处“百济王义慈”当为“百济王璋”之误，名字变通一下即可。然而问题没那么简单。
在《日本书纪》皇极元年（642年）条有如下记载：
二月，丁亥朔戊子，遣阿昙山背连-比罗夫、草壁吉士-盘金、倭汉书直-县，遣百济吊使所，问彼消息。
吊使报言：“百济国主谓臣言：‘塞上恒作恶之，请付还使，天朝不许。’”百济吊使傔人等言：“去年十一月，大佐平智积卒。又百济使人掷昆伦使于海里。今年正月，国主母薨。又弟王子儿翘岐及其母妹女子四人，内佐平岐味，有高名之人四十余，被放于岛。”
文中提到一个名叫翘岐的百济王子，百济王的侄子，遭到流放。同年还录了大量有关翘岐的事迹。兹胪列如下：
（皇极元年二月）庚戌，召翘岐，安置于阿昙山背连家。
夏四月，丙戌朔癸巳。大使翘岐，将其从者拜朝。
乙未，苏我大臣于亩傍家唤百济翘岐等，亲对语话。仍赐良马一匹、铁二十铤。唯不唤塞上。
五月，乙卯朔己未，于河内国依网屯仓前召翘岐等，令观射猎。
乙亥，翘岐从者一人死去。
丙子，翘岐儿死去。是时翘岐与妻，畏忌儿死，果不临丧。凡百济、新罗风俗，有死亡者，虽父母、兄弟、夫妇、姊妹，永不自看。以此而观，无慈之甚，岂别禽兽。
戊寅，翘岐将妻子移于百济大井家，乃遣人葬儿于石川。
秋七月……乙亥，飨百济使人-大佐平智积等于朝。或本云，百济使人-大佐平智积及儿-达率，阙名，恩率军善。
乃命健儿，相扑于翘岐前。智积等宴毕而退，拜翘岐门。
这里面详细地介绍了百济王侄翘岐在倭国的种种事迹，这里面的“翘岐”的日文发音为ぎようき，与纠解（きゅうかい）的发音很接近。
如果假定翘岐就是纠解（扶余丰），首先会发现很多矛盾的地方。
按照舒明三年的纪录，扶余丰是被百济王主动送过来充当人质的，而皇极元年的纪录则变成了倭国将被百济流放的翘岐擅自安置在阿昙山背连家。两者时间上也相差11年之久。
而问题似乎还不止这些，按照皇极元年的纪录，百济的大佐平智积已经在去年（641）十一月死去，然而在皇极元年七月，大佐平智积竟然又“活”过来，还能去拜访已经在倭国的翘岐，令人匪夷所思。也就是说两条纪录中至少有一条是错误的，或者是在先后顺序上出现问题。
同样是《日本书纪》皇极元年，还纪录了另外一件事情：
（皇极元年二月）壬辰，高丽使人泊难波津。
丁未，遣诸大夫于难波郡，检高丽国所贡金银等并其献物。
使人贡献既讫而谘云：“去年六月，弟王子薨。秋九月，大臣-伊梨柯须弥杀大王，并杀伊梨渠世斯等百八十余人。仍以弟王子儿为王，以同姓都须流金流为大臣。”
所谓伊梨柯须弥杀大王，显然指的是高句丽西部大人渊盖苏文杀害荣留王建武一事。中国和朝鲜史料中都有记载，其绝对年代为642年（贞观十六年），而《日本书纪》上则变成641年，提前了一年。这样也就使笔者对翘岐来到倭国的绝对年代产生了疑问。
幸好，关于大佐平智积我们还有其他资料可寻。1954年在韩国扶余发现了一块残碑，残留4行56个楷书字：
“囗寅年正月九日，奈祗城，砂宅智积，慷身日之易往，慨体月之难还，穿金以建珍堂，凿玉以立宝塔，巍巍慈容，吐神光以送云，峨峨悲貌，合圣明以……”


砂宅智积碑
“砂宅”是大佐平智积的姓氏，就是百济八大贵姓中的“沙宅氏”，中国文献里有时写作“沙咤”或简称“沙”。
“寅年”上部文字残缺，按百济义慈王时代有壬寅年（二年），甲寅年（十四年），而残字仅存的末端有竖画的痕迹，学者普遍以“甲寅年”为是。
甲寅年即公元654年，百济义慈王十四年，难波丰碕宫大王白凤五年。残文透漏出砂宅智积表达身体欠佳，似乎命不久矣，虽未言及此年病逝，也当在此年靠后。
而皇极二年条有：
（四月）庚子，筑紫大宰驰驿奏曰：“百济国主儿-翘岐弟王子，共调使来。”
按照《日本书纪》的内在逻辑，既然翘岐已经在皇极元年安置在倭国，又怎么会“共调使来”？仿佛是代表百济正式出使倭国一般。
而皇极二年的干支恰为壬寅年，似乎也可以作为《砂宅智积碑》的时间参照点，然而沙宅智积的死亡与扶余丰来到倭国的时间具有某种联系，而假设将《砂宅智积碑》定在壬寅年，则立碑时沙宅智积尚在，则扶余丰的到来时间就要延后一到两年，则无法与《日本书纪》的记载相融洽。
那么解释这个矛盾要从其他角度入手。
首先我们所知道的是，扶余丰来到倭国的时候并不孤独，随行的有四十余人，至少还有两名百济王子——扶余忠胜和扶余忠志。
扶余忠胜，《日本书纪》称其为塞上，又叫塞城。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被流放，在笔者与山名宗纲殿（宝冢定纲）进行讨论时，宗纲殿根据相关信息进行了一番推理，笔者较为赞同，分析要点如下：
忠胜（塞上、塞城）在《日本书纪》上的资料，除了上面引用翘岐（扶余丰）时已经出现的两条，还有以下两条：
（白雉元年二月）甲申，朝庭队仗，如元会仪。……左右大臣乃率百官及百济君-丰璋，其弟塞城忠胜，高丽侍医毛治，新罗侍学士等，而至中庭。
（齐明六年条附注）冬十月，送王子丰璋及妻子与其叔父忠胜等。其正发遣之时，见于七年。或本云，天皇立丰璋为王，立塞上为辅，而以礼发遣焉。
忠胜的身份或称扶余丰叔父，或称其弟，似乎是矛盾的。山名宗纲认为，忠胜的真实身份是百济武王扶余璋之子。也就是说，百济武王在位期间，如同历史上诸多悖于人伦的君主所做的那样，占有了自己的儿媳——扶余丰的母亲，生下了忠胜，甚至忠志也有可能是百济武王的儿子。那么对于扶余丰来说，忠胜既是弟弟，又是叔叔。
所谓“塞上恒作恶之”以及苏我虾夷“唯不唤塞上”，似乎是在暗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孽种。而《日本书纪》屡屡将扶余丰的名字写作“丰璋”或“丰章”，将其祖父百济武王扶余璋的名字镶嵌其中，是否也代表一种隐讳的暗示呢？
从时间上看，百济武王的在位时间为公元600年—641年，而与扶余丰、扶余忠胜等人同辈的扶余隆的出生时间为公元615年，即百济武王十六年，那么从时间上“扶余忠胜是百济武王与扶余丰之母通奸所生”的推测是完全成立的。
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舒明三年纪录的百济王为什么不是武王而是义慈了。《日本书纪》还记载了扶余丰（或翘岐）与苏我虾夷见面，以及参加孝德天皇的改元白雉的庆典的内容。似乎可以说明扶余丰（或翘岐）是自飞鸟板盖宫大王（皇极天皇）时代就来到倭国。但是如果扶余丰是沙宅智积病逝后来到倭国，就不可能见到苏我虾夷并参加改元白雉的庆典，两者在时间上的矛盾十分明显。
那么再回头看看有关大佐平智积于皇极元年七月访问倭国并拜见翘岐的记载，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推理：
在飞鸟板盖宫大王元年（642年）的时候，扶余丰确实是以百济使者的身份来到倭国，但是他的这次出使不过是百济王扶余义慈的一个借口。义慈上台之初，以重孝道闻名，对背负着父亲丑闻的扶余忠胜乃至扶余丰一系的所有成员产生了厌恶，故此次扶余丰的出使是有去无回。而大佐平沙宅智积或许是扶余丰的支持者，他与他的儿子访问倭国的目的可能是将扶余丰兄弟等人接回国去，但是当时的倭国是苏我虾夷掌权，宁愿将扶余丰、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人扣留当作人质，一来二去，期间经历倭国数次动荡，直到后冈本宫大王元年十一月沙宅智积病逝，百济方面正式宣布扶余丰已经被流放。而《日本书纪》是把相关的记录给提前了，给人造成大佐平智积“死而复生”的荒谬印象。若非鬼室福信主动向倭国求援，扶余丰怕是此生难以踏上百济的土地。
而《日本书纪》将扶余丰来倭国的时间提前，并强调其作为百济人质的属性，不过是想证明百济是日本的附属国而已。

桔梗の魂

8儒将刘仁轨

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在百济的任务之一就是尽量调动新罗的力量去平定百济的叛乱，同时尽量招募可以平定高句丽的人才。然而新罗方面也有自己的小九九。王文度的猝死，并不影响新罗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展开积极的功略。
显庆五年十月九日，新罗王金春秋率太子及诸军用了九天时间攻取百济尔礼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青马山城，一说忠清南道论山市连山面、同鲁城面），并设置官守，有二十余城闻风而降。三十日，新罗军攻泗沘南岭军栅，斩杀鬼室福信军一千五百人。向围困在泗沘城中的刘仁愿部和新罗守军输送粮草，但没能解除鬼室福信设下的包围圈。
同年十月到十一月间，中大兄为了积极响应鬼室福信的请求，同时实现对百济的遥控，在长津宫将冠位体系中最高的织冠授予扶余丰[1]，并将多臣蒋敷之妹嫁与他，并派遣将领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率五千人作为护卫。
十二月十六日，大唐政府分命契苾何力、苏定方、刘伯英、程名振等为浿江、辽东、平壤、镂方等数道行军大总管，开始对高句丽实行新一轮打击，百济战区逐渐成为重要的粮道。
同时大唐政府还启用了一个布衣身份的老人，他就是刘仁轨，然而刘仁轨并非以熊津都督的身份被启用，这一职务暂由刘仁愿兼任，而是以带方州检校刺史的身份接替王文度的职责，同时兼任兼熊津道行军长史，处理百济事务，虽然职责相同，但在大唐内部则属于戴罪立功，甚至可以说等同于流放。
为什么同样职责的官员，身份却有如此差别？这里简单提一下王文度。
此人曾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皇帝征伐高句丽的时候，以平壤道行军副总管的身份率先登上卑沙城（今大连金州大黑山上），也算一员武将。然而在显庆元年（656年），与刘仁愿、苏定方一同跟随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程知节攻打突厥的战争中，他搬出高宗皇帝事先赐予他节制程知节的密旨，夺了兵权，在后来的战争中他采用保守战法，消磨了士兵的斗志，又屠杀了业已投降的怛笃城（今哈萨克东南）中的百姓，掠夺了他们的财富。产生了极其恶劣的负面的影响。事后，他被判处矫诏之罪，本当判死刑，改为除名。有人认为其手中诏书应该是真的，他只是替高宗皇帝背了黑锅，除名期满三年后，又获得了左卫中郎将的军衔，乃至后来成为熊津都督。
苏定方可能由于受贞观三年那次纵容士兵抢掠突厥财物丑闻暴光的影响，在后来的二十年里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和升迁，因此暂时保持谨慎，与其余将领划清界线，拒绝接受从怛笃城掠夺的财物。苏定方的谨慎得到的回报是迅速地升迁，并与朝廷中以皇后武氏（武则天）为后台的李义府、许敬宗等人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苏定方潜在的暴戾心理再次复苏，终于在百济战场上，重演了三十六年前“纵兵劫掠”恶劣行径，导致黑齿常之等人反复。那么王文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导致苏定方故态重萌的重要诱因。
如果王文度在熊津都督的位置上行使职权，他或许会采取比苏定方更加残酷的劫掠政策，那么百济的局势恐怕将更加复杂。如此说来，他的死很难说是不幸还是万幸。
而刘仁轨则不同，他既讲原则又很狡猾，他苏定方平百济期间任青州刺史，却因为押粮船沉没，被他的政敌李义府抓到把柄，在狱中差点被迫自缢。
而当他得知自己被派往百济的时候，却看出了其中的机遇，年届六旬的他自信满满地放下“天将富贵此翁邪”的豪言，和儿子刘浚一同踏上了百济的功名之路（刘仁轨尚有一子刘滔，不知是否一同前往）。
由于资料有限，无法获悉王文度去百济时带了多少兵马，也不知道刘仁轨的兵马是从大唐本土带来，还是王文度的兵马，或者是百济其它地区的唐军，估计不下万人。总之刘仁轨一踏上百济，投入一场恶战。
龙朔元年（661年）二月，道琛在熊津江口立起两道大栅，开始对泗沘城发起猛攻，攻杀一千名唐军。
刘仁轨即刻整顿手下可支配的唐军，直接与据守熊津江大栅的道琛部展开对战。新罗方面则按照大唐诏命的指示，以金品日、金文忠、金义服、金文品、金义光为将军的大幢、上州、下州、誓幢、郞幢五军，按照计划打算从百济南部进发，自古沙夫里（古泗城，今全罗北道西部的古阜）北上至豆良尹城（今韩国忠清南道青阳郡定山面），以配合刘仁轨的军事行动。
刘仁轨这边进行的比较顺利，迫使道琛军向大栅内撤，造成严重的踩踏，道琛手下淹死者达到上万，道琛不得不放弃对泗沘城的包围，退守任存城。
而金品日所率新罗五军则先在百济南境受到鬼室福信军的突袭，被迫撤离。十二日，新罗军屯兵古沙比城外，再次北边发起进攻，却毫无进展。四月十九日班师的路上，大幢、誓幢、下州三军在宾骨壤，上州、郞幢二军在角山分别遭到鬼室福信军伏击，前者抛弃大量辎重，后者小胜，但士气皆无，依然决定退兵。
新罗王金春秋在闻听败讯后本想追加金钦纯等将领前去救援，但金钦纯等人在行至加尸兮津（今庆尚北道高灵郡附近）时得知新罗五军皆已撤返，便索性同其一同从葛岭道(今韩国泗川县与晋州县之间)撤回。
在此期间，高句丽不顾大唐政府的反复警告和威慑，与靺鞨发兵围困新罗北汉山城十天左右，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突如其来的巨大陨石落入高句丽方的阵营中，高句丽借攻击新罗间接支援百济复国军的计划彻底被打乱，只得仓皇而退。
虽然新罗作战失利，不过泗沘城的危机暂时解除，刘仁轨与刘仁愿实现了会面。刘仁愿虽是武将，却有过一段在弘文馆学习的经历，而刘仁轨颇有文采，二人一见如故。在刘仁轨的随行人员中尚有李义府的心腹，向刘仁愿暗示找机会除掉刘仁轨。[2]刘仁愿不以为意，反而对刘仁轨信任有加，并将起草文书的工作交付于他。
泗沘之围失败，道琛和鬼室福信并不甘心，为了抬高身份，二人分别自称领军将军和霜岑将军。刘仁轨写信劝降，却被道琛嗤之以鼻，并向信使表达了不甘亡国就戮，誓死抵抗的决心。道琛的傲慢未能持续很久，便遭到了鬼室福信的火并。鬼室福信挟持着扶余丰，继续着对唐军的围攻。
[1]织冠分大织冠和小织冠，以大织冠最高，《日本书纪》原文并未说明是大还是小。
[2]《资治通鉴》：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指刘仁轨），仁愿不忍杀。



9耽罗的外交

再回头看看倭国津守连吉祥使团的情况，他们是在显庆五年的九月十二日，也就是平定百济捷报传至京城的一个月后被解除软禁。他们于九月十九日从西京长安起程，十月十六日再次来到东京洛阳，就是路上这段时间，百济局势因鬼室福信等人的抵抗再度紧张。
令他们意外的是，在洛阳他们没想到还能见到阪合部连石布船上的东汉长直阿利麻、阪合部连稻积等五名幸存者。从他们口中得知，阪合部连石布等人已经在尔加委岛遇难，而阿利麻等五人是偷了岛上土人的船才逃出险境。此后他们暂时滞留在洛阳，以至于赶上苏定方押解百济王义慈等众多战俘班师回朝。
十一月一日，津守连吉祥使团在洛阳城则天门前观看了大唐政府举行的盛大献百济俘仪式。高宗皇帝在责备百济战俘之后，对其进行赦免，并设宴款待。扶余义慈因不堪劳苦，几天之后就病逝。大唐政府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称号，将其安葬在洛阳北邙山孙皓、陈叔宝的陵墓的旁边，暗示其为亡国之君，谥号为“绍王”。
这个谥号，《三国史记》无载，以“义慈王”作为扶余义慈的称号。然《旧唐书·东夷列传》有：“命祠部郎中郑文表册其子义慈为柱国，绍王。”将“绍王”的称号放在义慈即位之初，或有误。或许《旧唐书》的编纂者在参考扶余义慈的墓志铭时，无意中将谥号窜入。由于扶余义慈的墓志铭现已遗失，所以笔者的推论还有待验证。
按《逸周书·谥法解》：“疏远继位曰绍”，“绍”字本身可以作为谥字。不过《三国史记》记载义慈为百济武王嫡子，何以称“绍王”？在“扶余丰与扶余忠胜” 章节，笔者曾经提到山名宗纲的推理，认为扶余忠胜可能是百济武王与扶余丰之母通奸所生，而扶余义慈“绍王”的谥号，似乎暴露出他并不是百济武王的嫡子。那么义慈除了是对丑闻的厌恶之外，或许还担心自己的王位问题，才会将扶余丰相关人等集体流放。聊备一说，供大家参考。
津守连吉祥使团则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离开洛阳，显庆六年（661年）正月二十五日来到港口城市越州等待季风。显庆六年自三月起改为龙朔元年，四月八日，顺着西南风，他们终于踏上返回故乡的旅程。
经过九日八夜的航行，津守连吉祥使团的船舶竟然行驶到耽罗岛（今韩国济州岛）。耽罗虽是个岛屿，但在当时属于半独立的国家，隶属于百济，耽罗王拥有百济一品佐平的头衔。大唐对百济展开的声势浩大的进攻不可能不对耽罗国产生震动。那么为了维护势单力薄的小岛国的和平，耽罗人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行动。
可能出于这一点考虑，耽罗王子阿波伎等九人跟随津守连吉祥使团，前往倭国寻求和平的出路。而这时的倭国，已经是箭在弦上。
就在津守连吉祥使团踏上耽罗岛的前一天，四月十六日，打算亲征高句丽的高宗皇帝，任命任雅相、契苾何力、苏定方、萧嗣业、程名振、庞孝泰为浿江、辽东、平壤、扶余、镂方、沃沮等三十五道行军总管，后在蔚州刺史李君球与皇后武氏的强烈劝阻下取消亲征的念头，但军事计划照旧。
倭国的中大兄王子则将后冈本宫大王（齐明天皇）于五月九日迁居到筑紫国朝仓橘广庭宫(今日本福冈县朝仓市须川)。津守连吉祥使团与耽罗使者则是在十四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三日回到倭国，他们的外交使命才告结束。倭国政府此时才获悉大唐平百济的一些细节，不过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对百济事务的介入已经开始。
六月，新罗王金春秋病逝，谥号“武烈王”，庙号“太宗”。太子金法敏继位。同时，金仁问向兄长金法敏报告了有关大唐大举进攻高句丽的情报，并传达圣旨，命令新罗与刘仁愿部参战。七月十七日，新罗进行的相关的军事部署开始向高句丽进发。刘仁愿部则从泗沘城乘船，在鞋浦登陆，与新罗兵一起驻扎在南川州（今韩国京畿道利川市）。
七月二十四日，倭国的后冈本宫大王去世，谥号“天丰财重日足姬”。中大兄王子成为倭国最高统治者。
在八月份发生了很多事。
八月十一日，苏定方在浿江（今大同江）大败高句丽，开始了对其都城平壤城的攻坚战。与此同时，新罗和刘仁愿部的军队，则被鬼室福信的军队堵截在瓮山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大田市怀德），无法及时到达高句丽。
中大兄大王抓住了这个时机，于此月派遣前将军阿昙山背连比罗夫、河边百枝臣，后将军物部连熊、守君大石统帅一万七千人去支援鬼室福信。
而出乎意料的是，耽罗这个时候才派遣使者来到大唐。中国史料记载的耽罗王名为儒李都罗。“儒李”与新罗史书里记载的“儒理王”称号读音一样，耽罗也曾经有过一段隶属于新罗的历史，不知是否有什么关系。耽罗先遣使到倭国，再遣使到大唐，似乎是津守连吉祥使团的不期而至才惊醒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也算是亡羊补牢。
进而到九月份，契苾何力的军队在结成坚冰的鸭绿水（今鸭绿江）附近攻杀三万高句丽军，将渊盖苏文的长子莫离支兼三军大将军[1]渊男生打成光杆司令。九月二十五日，新罗与刘仁愿部也开始发起攻击，用了三天攻破瓮山城，形势似乎对唐军十分有利。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期，九姓铁勒发生叛乱，大唐政府不得不将契苾何力调回，此外，萧嗣业所部也同样被抽调去平息铁勒。而新罗与刘仁愿部未能前来助战，且未能运来粮草，使得苏定方大为光火。新罗感到十分无奈，以大唐册封金法敏的使者到来为由，将大部分人马撤回。
将近十一月的时候，含资道总管刘德敏传达圣旨，新罗与刘仁愿部的任务改为向围攻平壤的苏定方部输送军粮。刘仁愿部派出了一部分兵力负责输送军粮外，大部分兵力从泗沘城转移到熊津城。并按照刘仁轨的建议，尽量减少对外作战，以保存实力。
输送军粮的任务也是异常艰苦，不但要面对恶劣的气候，险峻的地形，还有高句丽人的阻击，行程十分缓慢。
而苏定方对平壤城的围攻仍然没有进展。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六日，新罗与刘仁愿的粮队才到达平壤，献上了杯水车薪的二万多石粮谷，但唐军并未看到胜利的曙光。二月十四日，任雅相在军中病逝。二月十八日，高句丽太大对卢[2]渊盖苏文亲自出马，在蛇水狙击庞孝泰所部，庞孝泰父子十三人死于乱箭，全军覆没。同一时期去世的还有名将程名振，加上天降大雪，高宗皇帝不得不下诏撤军。
对于新罗来说，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攻打高句丽的战争，但是苏定方所部和刘仁愿所部的军粮问题全部压在新罗的肩上，也让其难以承受。此时他们所获得的意外的收获是，耽罗竟然派使者请求隶属。《三国史记》上记载的耽罗国主名为徒冬音律（或作津），与中国史书中的儒李都罗发音不尽相同，不知是否为一人。耽罗似乎从唐军此次撤离中发觉，大唐王朝是鞭长莫及，无法真正确保其安全，不如就近投靠新罗为好，实际上耽罗国此后依然与倭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可谓进入“两属时代”。

注释：
[1]《泉男生墓志铭》：（渊男生）廿八任莫离支兼三军大将军。
[2]《泉男生墓志铭》《泉献诚墓志铭》皆言渊盖苏文为太大对卢。

10福信之死

高宗皇帝在撤出围困平壤的唐军后，顺便给屯兵熊津城的刘仁愿下了一道圣旨，命令所部撤到新罗境内，如果新罗王金法敏挽留他们镇守新罗，则在新罗待命；如果新罗拒绝，就干脆乘船返回。
留守的这几年里，刘仁愿部为了对付鬼室福信，也吃了不少苦头，圣旨一下，自然人心思归。而刘仁轨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从战略的角度分析了镇守百济的重要性，如果此时撤军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连锁反应，而他又从相关的情报获悉了扶余丰与鬼室福信貌合神离的迹象，认为静观其变，伺机而动为上策。于是刘仁轨以刘仁愿的名义给高宗皇帝回信，阐述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获得了首肯。
而扶余丰与鬼室福信以为刘仁愿部接到圣旨必然会撤军，于是放松警惕，并派遣使者传达：“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暗示刘仁愿部早点撤军。
刘仁轨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出其不意，在熊津东岸狠狠地打击了鬼室福信部。连续攻破支罗城（今全罗南道罗州附近）、尹城、大山（今忠清南道西南部的鸿山）、沙井等城外设下的大栅，并派兵防守。
面对突如其来的惨败，鬼室福信调整部署，加强了对熊津江边险峻的真岘城的防守，而刘仁轨则与新罗合作，乘着夜色，从四面攀爬上城头。当天明之时，一举入城，攻杀八百名守军。自此，新罗的粮道再次开通，大唐政府于七月三十日获悉相关的情报。
此后，大唐政府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援助刘仁愿。此外，大唐政府还任命了一个人为熊津道总管，他就是原含资道总管刘德敏。他们的加入将对百济的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八月，新罗方面也开始有所行动，成功拿下了内斯只城，自此，熊津城东侧的威胁被清扫干净。
这时间，扶余丰和鬼室福信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凸显。十二月的时候，扶余丰以周留城土地不适合农商为由，要求迁都至避城（今韩国全罗北道金堤）。鬼室福信以及倭将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认为避城距离新罗只有一天的行程，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难以防守，但扶余丰依然按照自己的意志，不惜绕过已经处于唐军控制下的几处大栅，迁移至避城。
果不出鬼室福信等人所料，龙朔三年（663年）二月，新罗将领金钦纯、金天存采用火攻，连下居列（今韩国庆尚南道居昌郡）、居勿（今全罗北道南原市）、沙平（今全罗南道顺天郡）、德安（今忠清南道论山市恩津面）百济东面四城，对新都避城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扶余丰不得不乖乖迁回周留城。
四月十二日，大唐在新罗设置鸡林大都督府，任命新罗王金法敏为鸡林州大都督，正式将新罗纳入大唐的羁縻州体系之中。
在如此形势之下，倭国的中大兄大王再次出手，于三月派出前、中、后三军，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大宅臣镰柄，共二万七千人，力图从后方牵制新罗的进攻。
六月，这支倭军攻取了新罗沙鼻、岐奴江二城。新罗是如何面对倭军的来犯？史料缺载，无法勾勒大致。不过倭军的援助，没能缓和扶余丰君臣的矛盾。避城的归去来兮使得百济复兴军受到了无形的损失，鬼室福信觉得有必要在他与扶余丰之间作一个了断，于是假装卧病，想诱其上钩。对日本战国史感兴趣的朋友知道日本的霸主织田信长就使用同样的方法诱杀了他的弟弟织田信行。但扶余丰可不是织田信行，他将计就计，反将鬼室福信生擒。为防止他挣脱，捆绑的时候特意用皮绳穿透其手掌。经过一番犹豫后，最终将其处决。
随后，扶余丰派人去联系倭国和高句丽的援兵，没成想遇上孙仁师的援军。《旧唐书》言：“孙仁师中路迎击，破之”如果只是使者恐怕谈不上“破之”。同时，百济复国军尚控制着加林城，扼住了锦江水路通往熊津城的要道。在这种情况下，已达到物德岛的孙仁师可以选择当年王文度和刘仁轨的路线，自熊津城以北绕经党项城进入新罗境内，然后南下至三年山城后，往西挺进熊津城。山名宗纲注意到，在白村江战后，大唐官员将百济的古沙夫里被改名为古泗州，其首府县改名为“平倭县”，指出这当是纪念在此地发生与倭人的交战而改名，由此推定孙仁师并没有走王文度和刘仁轨的老路，而是在锦江入海口以南登陆，并与倭军发生交战并取得胜利后才陆路北上到达熊津城。这样可以解释其自从被大唐政府派遣到熊津会师为何历经将近十个月的时间。然而以孙仁师区区七千人，他将面临的是上毛野君稚子三军各九千兵力，同时在古沙夫里作战需要舍弃带来优势的战船，胜算何在？这里存在极大的未知数。对此笔者的解释是，除了孙仁师部外，必然有其他大唐兄弟部队以及新罗方面对其进行适当的支援才有可能获胜并继续前往熊津城会师。而上毛野君稚子等人所率领的倭军此后便没有了记载，根据《日本书纪》后面的文字记载在氐礼城(今韩国全罗南道宝城郡乌城面附近)尚有倭军的部队驻守，或许上毛野君稚子等的部队在与孙仁师部交锋后即转移到那里，伺机而动。
自此，鬼室福信之死与孙仁师等部的增援所带来的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逐渐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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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倭国远征军

下面我们再来从介绍一下倭军的总体动向。
倭国对朝鲜半岛事务的介入可以追述到倭五王时代（中国东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朝鲜半岛一带除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强势国家之外，还有一个组成成分异常复杂的任那加罗地区。倭国只能将势力渗透到任那加罗，还曾一度操纵百济王的废立，嚣张一时。公元532年前后，新罗将这一地区大小势力逐一吞并，倭国便失去了朝鲜半岛上的缓冲渗透区。在这之后，倭国与高句丽、百济之间的外交纽带主要以佛教文化的交流为纽带。相比之下，与新罗之间的关系则颇为微妙，一方面，倭国沿袭倭五王时代的“都督新罗诸军事”的外交胜利，一直从精神上将其视为与百济一样的属国，而现实中新罗在任那加罗地区的军事优势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同时倭国为了保持与大唐那种贡而不封的特殊外交关系，长期借助新罗的使船访问大唐，两国之间的关系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若即若离。这种外交模式一直维持到苏定方平百济前夕。
大唐政府曾多次警告百济，也曾下令让倭国助新罗以抗百济，由于事先情报的保密，谁也没想到大唐战胜百济如此之突然，如此之神速。多少出乎倭国的意料之外，不过随后的福信叛乱使得中大兄介入百济事务的野心再度被激起，积极营造战争器械，并向全日本岛内发起动员，先后至少派出了四批援军。笔者就此进行梳理。
最早的一批，就是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到十一月间，护送扶余丰到百济的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率领的五千人。《日本书纪》对扶余丰回国时间纪录颇为混乱，将这五千人到来的年代放在齐明天皇七年（661年），与第二批倭军混淆。朴市秦造田来津与狭井连槟榔一直跟随在扶余丰左右，也是扶余丰得以反制鬼室福信的保证。
第二批倭军到来的时间是龙朔元年（661年）八月。《日本书纪》纪录的第二批倭国将军的名单中，还出现了阿倍引田臣比罗夫的名字，他实际上应该是第三批倭军的后将军，可见第二批倭军的记录又与第三批倭军记录发生混淆。第二批倭军的具体兵力，《日本书纪》没有记载，而较晚一些的日本史书《扶桑略记》则记为一万七千人，数字相对可信，故予以采用。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第二批倭军的任务是为百济复兴军输送“兵杖、五谷”，同书天智元年所言为鬼室福信提供十万枝箭、五百斤丝、一千斤绵、一千端布、一千张牛皮、三千斛稻种，为扶余丰提供三百端布，当由此批军士护送。
第三批倭军，就是龙朔三年三月，上毛野君稚子等人率领的二万七千人。不过这支军队没有直接援助鬼室福信，主要在新罗和百济边境作战，可能一度与孙仁师以及其他大唐援军发生遭遇战，后来转移到氐礼城(今韩国全罗南道宝城郡乌城面附近)伺机而动。
以上三批的倭军累计人数已经达到四万九千人，但实际上投入作战的兵力则没那么多。
此外，第四批倭军也在此后开始行动了。《日本书纪》记载“于是百济之贼所计，谓诸将曰：‘今闻，大日本国之救将庐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愿将军等应预图之！我欲自往待飨白村。’”
按照《日本书纪》的惯例，记录将领模式为“官位+姓氏+名”，而“庐原君臣”只是姓氏。而且原文是转述形式，且带有明显夸大色彩。此外，既没有庐原君臣投入作战的记录，也没有其撤军记录。似乎连其是否存在都无法确定。
而据《日本书纪》，早在齐明天皇六年（660年），骏河国就开始制造战船。而且是倭国花了近四年时间所组建的船队，应该是投入了血本。而庐原君臣，就是指庐原国造，《旧事本纪·国造本纪》：“卢（庐）原国造。……《和名抄》云，今骏河国卢原郡卢原乡。”庐原君臣所率领的部队兵源不一定完全来自当时的骏河国与庐原国，但其周边不可能毫无动静。因此庐原君臣这支水师前去援助百济是完全有可能的。

下面介绍一下这批倭军将领的一些情况：
第一批倭军将领：
朴市秦造田来津：据说是圣德太子时期秦河胜之子，居住在近江国依智郡，是依智秦的始祖。曾于大化元年（645年）卷入古人大兄谋反事件。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大山下。

狭井（さゐ）连：又称佐为连，出自物部家族。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小山下。

第二批倭军将领：
前将军：阿昙比逻夫连、河边百枝臣
后将军：物部连熊、守君大石

阿昙比逻夫连：出自阿昙家族。曾经于飞鸟板盖宫大王元年（642年）一度出使百济。扶余丰（翘岐）来到倭国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安排在他的家中。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大花下。

河边臣百枝：河边臣琼缶之孙，河边臣祢受之子，出自苏我家族。其家族曾多次参与朝鲜半岛的战争。大化二年（646年），河边臣百枝因为违背新颁布的大化革新诏命受到了点名斥责。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小花下。

物部连熊：出自物部家族。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大山上。

守君大石：日本武尊的双胞胎哥哥大碓命之后，曾于后冈本宫大王三年（公元657年）卷入有间王子谋反事件，被判处流放于上毛野国（今日本群马县一带）。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大山上。

第三批倭军将领：
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
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
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逻夫、大宅臣镰柄

上毛野君稚子：出自上毛野家族。

间人连大盖：传说出自天汤津彦命。

巨势神前臣译语：出自巨势氏家族。

三轮君根麻吕：出自古族三轮氏，他的父亲三轮君色夫曾于大化五年（649年）出使新罗。

阿倍引田部比罗夫：出自阿倍氏，后冈本宫大王三年（657年），出任越国守，征讨道奥、越国的虾夷长达三年，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苏定方扫荡百济的前夕。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大花下。

大宅臣镰柄：出自和迩氏。其家族曾参与过朝鲜半岛的战争。

第四批倭军将领：
庐原君臣：出自吉备氏。

从倭军将领的出身来看，大抵上出自苏我、物部、阿昙、三轮、和迩、吉备这些老牌的贵族，当同时也基本上都是失势的贵族；从其经历上看，过去参与朝鲜半岛外交者有之，能征善战的将领有之，受到责罚的官僚有之，卷入政治斗争者亦有之，成份略显复杂。而作为倭国大王家族的直系成员以及中臣氏却没有人担任将领之位，这一点似乎表明中大兄与中臣镰足在安排这场战争的时候可能还有若干政治上的考虑。

另一方面，从目前掌握的兵源资料，可查的倭军士兵来源地有骏河、庐原、甲斐、常陆、道奥、但马、播磨、备中、备后、赞岐、伊予、筑紫、丰国、肥国，基本上遍及日本列岛的各个地方，可以肯定地说这场战争对于倭国来说是一场全国性动员的大战。这些士兵的身份可能主要来自大化革新以来的公民，从他们的名字里还可以看到原来部民制的痕迹，大化革新是伴随着东国的移民潮而得以贯彻，连白凤四年（公元653年）之后，在占领虾夷土地的基础上新成立的道奥国信太郡（今日本宫城县大崎市）也派出了士兵参战，体现出一种对海外扩张的强烈渴望。
他们大体上是由郡一级的的豪族带领下，先来到九州岛，在中津郡接受中臣镰足的整编[1]。选择一个晴朗的早晨出发，傍晚左右到达位于玄界滩中央孤岛——御息岛（冲之岛），在那里进行一夜的休息和祭祀活动。今天的御息岛留下了大量当年的遗物，有“海上的正仓院”之称。在祈求完风浪平静之后，扬帆前往朝鲜半岛，投入军事角逐之中。
其中第一批倭军属于扶余丰的护卫队，当随其左右。第二批倭军的主要任务可能是运送军粮物资，是否被分配分兵把守百济城池无从得知，笔者认为其主要驻守在周留城的可能性较大。第三批倭军的动向不明，笔者在前面通过分析认为他们开始主要在新罗与百济边境进行流动作战，在与孙仁师部交锋之后则转移到氐礼城，未能与周留城的百济复国军以及先期到达的倭军会合。

注释：
[1]天正三年（1575年）抄写而成的神社社记《西寒田神社缘起》：
于时人皇三十九代天智天皇之御宇，同二年癸亥（663年），从大唐责百济，依之欲从，日本遣兵救百济，即敕藤原朝臣大织冠，由是下向九州地阵丰前之国中津郡，为下知集军兵（后其处谓中臣祖大织冠阵处之旧迹故也），其后漂泊群国，送数月归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