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能否自发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原创）

唐朝帅的一比

中国的学者普遍认为”西方十九世纪的入侵阻断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度内部发展为资本主义”论断，明清尤其是“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在相当多的历史文献论述较多，很多人以这个为前提，作出满清阻断该历史进程的推论，遗憾的是，欧美国家历史研究已不再以西方文明为历史坐标，我们却反其道而为之，世界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有自身发展的轨迹，偏偏是西方文明成功的扩张和开拓才把整个世界卷入自身体系中去，“用血与火的文字编入人类编年史。”很多人并不了解西方，把西方历史发展进程当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与必然，忽视了各种文明发展轨迹是由各种因素相互交错，相互制约而成，某些是偶然的，某些是必然的，某些是客观的，某些是主观的，作用的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构成的发展轨迹也必然不同，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对制约中西文明发展进程主要因素进行详细阐述，揭示其内在逻辑规律。

    1.地理环境不同。在费正清等研究中国历史西方专家的文献中多次提到中国地理环境，东临太平洋，北面大草原，荒无人烟，西北大沙漠，西南喜马拉雅山，由于靠近太平洋，季风影响大，适宜农作物生长，外部相对安全，内部稳定显得尤为重要，汉文帝提出“民以食为天”，从汉开始，“重农抑商”的政治策略几乎成为每个朝代的基本国策，该项国策的立足点正是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大片土地与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两项客观因素所制。西方世界地处地中海沿岸，气候条件比起中国差很多，农业生产环境差，我们历史学家们常常沾沾自喜正当古中国农民手捧黄灿灿的稻谷，中世纪的西欧还在朝不保夕的困境中挣扎，西方文明发端于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绝非偶然，为了摆脱农业生产困境，商业活络经济的需要极为重要，这个时候海运在缺少技术条件的古代不可或缺，这样楔入地中海的亚平宁半岛成为商贸中转站，中转西方世界内部相当匮乏的农产品，并成为早期西方世界强大帝国的发源地，希腊，斯巴达，后来的罗马，拜占庭帝国，农业环境落后，不安全的地理环境（这一点后面将论述），商业在西方世界的作用非常重大，如后来路易十四的“重商主义”。不同环境下的不同策略，商人地位不同导致社会政治策略选择侧重点不同，这样整个轨迹的运行已有本质分别。

2.商人地位不同。“士农工商”，韩非子法家学说列商业为五蠹之首，由于农作物生长环境优越，农业税丰厚，少数统治阶级精英只需要农业税便可锦衣玉食，加上外界压力较小，缺乏对外扩张的内在张力，商人地位可有可无，即使没有商人的税负，统治阶层的统治机器仍然可以运行，至多是滋润还是皱巴巴的生活区别，所以商业在农业社会的古代中国不触及根本，即使没有商业的存在，整个帝国还可以依靠丰富的土地资源，农业高产出维持正常运转，这样没有外界压力的条件下，秩序与稳定成为国策的基本原则，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经济上土地私有制，文化上用儒家思想培育大批乡村士绅阶层实现“家”“国”“天下”的中央集权控制体系。“士”为整套控制体系的关键环节，秦始皇设立郡县，地方长官扮演皇帝在地方的角色，束缚农民在土地上保持产出，上缴赋税，供给庞大官僚体系，实现皇帝“家天下”统治，商品经济在古中国形成，这是生产效率社会分工的必然结局，但这样的结果从古中国行政逻辑角度分析没有多大意义，其一，他们无从商业领域获利的迫切要求，因为农业税便可维持整个帝国财政，其二，围绕统治集团内部，缺少商人阶层的代言人。“君子言义不言利”，士人阶层反感商人阶层的逐利，古中国道德上的压力使士人跟商人的任何联系都可能成为腐败的有力证据，他们主要职责是稳定，因而我们翻开明朝波澜壮阔的郑和下西洋，以及勤劳的中国专家花相当多精力论证明朝资本主义萌芽那段历史时，“海禁”就当时来讲，并非一无是处的策略，其一，见识过海外，了解到西方的贸易者，他们被分为“莠民”，根本不可能影响统治阶级决策思路，其二整个帝国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对外无扩张压力，稳定才是关键，其三，中土本来物产丰富，海外贸易容易与勾结外族，意图谋反相联系，换句话说如果所有人都做贸易，无人种田，谁交纳税赋，谁供养如此庞大的官僚阶层以及皇室。 西方世界完全不同，他们发展农业条件差，大片土地分割在各个诸侯城邦中，诸侯国依靠农业税只能吃糠喝稀，商人活络经济，利用经济控制与掌握大量资源，国王征收商业税，扩军备战，开拓领土，商人地位与商业在西方世界关系到诸侯城邦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生死存亡的大事，在14，15世纪西方世界普遍海外探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释放内部越来越严重的人口与资源压力，这些压力用稳定解决无疑是坐在那边等死，开拓，变革自然成了那个时代，西方社会的典型特征，并贯穿于几个发达西方世界诸侯国的基本国策中去，像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后来的荷兰，英国，法国，

3．竞争的不同结果。我在上面已经提及到外部压力在文明轨迹运行中的制约作用，西方面临的压力来自于伊斯兰，与伊斯兰之间的竞争直到今天仍未结束，因为两种文明同属高级文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像中国仅仅在军事上构筑万里长城便可相安无事几个世纪，他们之间需要在文化，经济，军事各种领域抵御异教徒，从斯巴达八百勇士，到今天霍梅尼的“伊朗革命”，伊斯兰世界与基督世界一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有人认为古中国面临外部游牧民族的压力不小，游牧民族属于低级文明，他们仅在军事力量上在某段历史时期取得优势，而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真空地带，他们利用某种历史时机控制中国后迅速同化，就像在中西亚被穆斯林同化一样，文明的等级使他们成为受益者，而不需要再过草原那种艰苦生活，当年蒙古贵族向忽必烈进言杀尽中国人时，侍奉蒙元的汉儒生道：“大汗为什么要杀中国人呢，我们可以分给他们土地，征收农业税，供奉我们，何乐而不为。”短短不到百年，蒙古人已经腐化到毫无战斗力，被朱元璋义军一败再败，可谓“追亡逐北”，现在女真人几乎不见人影，过去辉煌过的蒙古，中亚等游牧民族除了意淫所谓“黄金家族”之外现在不再对中国，西方世界构成实质性威胁，除非他们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结合。因而游牧民族本身对高级文明不构成挑战，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驱逐，这点不同于被伊斯兰包围的西方世界，由于竞争的压力，西方必须在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构筑“万里长城”，光是包围不行，还要反包围，由此西方海外扩张不光是解决内在资源人口的压力，同时也是应对外部伊斯兰异教徒的挑战。

4．海外扩张的不同动因。蒙古人在11世纪占尽风头，创建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所到之处尽毁文明，向西延伸到东欧，向东控制整个中国，并为儒家文明所同化，而在西部，伊斯兰利用这次机会迅速控制了蒙古人所掌握的大片土地，这样在11——15世纪之间伊斯兰达到全盛时期，西方世界被紧紧压缩在西欧及地中海沿岸，由于拜占庭帝国的逐渐衰落，巴尔干，小亚细亚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掌握，穆斯林控制了地中海沿岸的商路，整个西方大半个生命线被扼制，因为西方必须通过地中海贸易航线中转所必须的农产品，原料，丝绸，茶叶等，要么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收重税，要么以高昂的价格经阿拉伯中间商中转，新航路的开辟避开了穆斯林控制的地中海-黑海——波斯湾航线，向南经黑非洲，经好望角，到达印度洋；向西经大西洋到南北美洲，海外扩张的内在动因：其一，解决内部资源与人口的压力，其二，开辟新商路，绕开土耳其人所设立的重税关卡，其三，相信在遥远的东方，有同属于基督的子民对抗穆斯林。明朝郑和下西洋非生存压力使然，而是传统的朝供体系，当时国情是蒙古人已日薄西山，呈末日黄花之势，外界没有强大的势力挑战，伊斯兰被重重山脉与沙漠阻断，内部资源与人口极其丰富，劳动力充足，尤其是统治阶级依靠农业税便可锦衣玉食，缺少西方生存压力所导致海外扩张的内在张力，朝供体系理由非常简单，中土物产丰富，人民富裕，而番邦则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们物产吃都吃不掉，多余的部分赏赐给番邦，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天朝上国的景象，使番邦主动向中国称臣，以获得赏赐，这样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显而易见，是在国库充足下，钱没出花的一次炫耀国威，借此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朝供体系，当开销巨大之后，统治者的思维重新回到农业社会的老路上，没有外部挑战的情况下，稳定压倒一切，后来“海禁”一方面因为倭患，另一方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商业对统治阶层不重要，他们依靠的是农业税，围绕整个政治核心问题是如何牢牢控制住农民，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维持整个上层精英的锦衣玉食，从当时整个客观环境，中国并无海外扩张的外在与内在压力。辽宋夏金的连续对峙，宋帝国丧失了当时农产丰富的黄河流域，连年大量岁币与冗官造成财政压力巨大，因而商业在两宋时期蓬勃发展，四川交子出现，此为世界上最早纸币，王安石变法，开启政府“与民争利”的先例，反面又衬托了商业繁荣，两宋时期商业大发展建立在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上，恰好又是内外部压力使然，而明朝郑和下西洋缺少这样的必要条件，发展到后来的“海禁”，帝国赖以生存的根本不在于商业，

5.白银天然不是资本。充足的白银供应被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表现，有萌芽就有发展，有发展必然形成资本主义，而满清阻断这一过程，这是典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姑且不论明朝实质上为李自成推翻这一客观事实，更忽视了明朝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从发生起就已经受到各种破坏因素制约，葡萄牙，西班牙掠夺大量美洲金银，带来帝国的衰落，大量金银供应引来一场价格革命，通货膨胀，而明朝时期是否也形成过类似的通货膨胀，与西方根本区别在，大量白银聚集在官宦手中囤积，官员惧于露富，缺少流通性，没有以借贷为核心流动的金融体系，白银大部分作为贮藏手段，李自成在北京拷掠甚多，这样社会大部分人处于赤贫阶层，缺少启动资金改变生活状态，所以明朝很可能没有通货膨胀的状况，因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然，同时也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因为缺少成型的金融体系。更为关键的是，古代中国文明不可能孕育出科技革命，爆发工业革命，为资本流转提供极为广阔的题材。西班牙，葡萄牙在金银价格革命衰落，成为通货膨胀牺牲者，而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荷兰后来者居上，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应该刺激产出的增加，当金银大增，社会总产出不变，那么通货膨胀必然，就像过多地发行纸币，而金银大增后，伴随着社会生产率大幅提高，社会总产出增加，平抑了金银增多带来价格的上涨，这就是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为什么能吸收大量葡萄牙，西班牙挥霍后的金银，最后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原因，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资本流转丰富题材，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率，而古代中国孕育不出科学，科技革命不可能发生，不能为金银提供类似工业革命的流转题材，只能作为贮藏手段，囤积在官宦手中。

6缺少科学精神，以及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业革命。科学的核心是逻辑学，我们很难用我们已经“西化”的脑袋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但从古人相当多的文献都可以体会到逻辑概念的缺乏，诸子百家唯一能找到早期科学的痕迹，只有墨家，可惜秦朝就失传了，古希腊时期信仰上帝的子民在经院辩论，“上帝有没翅膀”，“天使是男是女”这些看上去很无聊得问题，经过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发展为逻辑学，而到近代培根把逻辑思维组织化，系统化，并对以往经院哲学的否定，实现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开端。中国虽有“四大发明”，但仅仅是游离于表象的简单运用，缺少抽象化并严谨，细致的逻辑语言加以传承与发展，很难形成质的突破，很多人甚至举出明朝火器例子说明当时科技的发达，当时火器的质量与效果在实战上不如骑兵，马沁克重机枪出现，才实现火器对骑兵的完全胜利，而坦克出现最终标志着骑兵退出历史舞台，而重机枪与坦克的发明运用，不光是一整套包括几何学，数学，力学，光学等科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还包括更为广泛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这在以经书哲学为教育重点，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古代中国是很难想象的，真正能够实现这一过程必须是外界的压力，通过现实的比较真正认识到自身的没落，形成方向感与目标，当鸦片战争把古代中国卷入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候，中国才最终在旧有的文化体系中解脱出来，尽管非常痛苦，甚至很不情愿。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意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缺乏公平，平等有效市场，以及大多精英分子热衷于功名的“道德文章”，整个帝国运行的机制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差甚远，也许在某些领域，某些环节具备初始表象，但从本质上能否脱胎化蝶，那需要对当时客观因素进行研究，上面已经多次阐述，由于整个帝国生存环境相对安全，对统治者来说，最高明，最实际的策略莫过于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通过科举选拔士绅，严格控制人的思想，这样只要农民在土地上安心务农，及时交纳税赋，就可以维持整个帝国庞大的财政开支，古代中国围绕政治核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维持庞大的财政收支，其他一切问题均属于次要，由于物产丰富，商业的重要性不如西方社会，思想控制上，儒家道德体系维护统治的重要性，在“八股取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绝大部分精英都在空泛的经书上浪费了大量的精力，脑体分工这一社会现象又是中西历史发展又一典型区别点。

唐朝帅的一比

7．脑体分工与脑体结合促成西方工业革命。由于脑体分工，，对劳动者的鄙视，古罗马人逐渐衰落，因为他们更热衷于用奴隶，而不是用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造成阶级矛盾尖锐，一方面技术条件得不到改进，社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在后来葡萄牙，西班牙掠夺美洲大量金银后，不象新兴的英国，荷兰，把大笔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而是花费在享乐式消费，毫无意义的破败贵族爵位上，由于鄙视生产劳动，生产技术逐渐落后于英国，荷兰，最终为他们所取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典哲学代表者，都鄙视劳动者，而近代培根批判经院哲学，科学需要跟实践相结合，工业革命许多成就的发明者都是融理论者与实践者为一身，象瓦特，哈格里夫斯，西门子等，脑体结合是促成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古代中国社会鄙视手工劳动者，技术手段只不过是“奇技淫巧”，大量知识分子一生所追求的不过是功名，然后才有不劳而获的利禄，即时现代中国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大学教育规模过大，而职业教育严重萎缩，因为教育产业化正是利用消费者心理，以为大学培养出来的都是干部，而职业教育出来的都是工人。鄙视生产劳动，因而在生产工具的改进上几乎停滞不前，徐光启的〈天工开物〉证明了中国人本身并不缺乏科技头脑，而是缺乏这样的外部环境，徐光启苦于没有后人的传承于发展，明朝科技的发展仅仅昙花一现，绝大部分精英分子追求的是功名，他们内心深处耻于与劳动者为伍。缺少相当多有志之士的继承与发展，指望某个，或某几个人来实现科技革命，甚至工业革命，那是非常不现实的。



8宗教所起不同作用。对古代中国来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宗教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作用明显低于西方。宗教对东西方社会演变的不同作用，体现在对皇权的制约上。西方基督教宣扬众生平等，那么如何在实践层面上逐渐实现这一理想，不是一朝一夕，它从神权，皇权，民权三足鼎立，相互制约，长期演变为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三权分立，互相制肘的政治体系。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在名义上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受基督神权制约，即教会势力，教皇在名义上高于国王，两者的关系既有对立又有统一的一面，皇帝需要宗教维持其统治，同时又有摆脱神权束缚的要求，这样一种关系为西方社会庶民的崛起提供契机，我们再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当大量金银源源不断流入西欧后，财富积压在民间，个人财富增长必然带来民间势力的政治要求，首先在舆论上爆发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要求个性解放，把人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实质上矛头正是针对神圣罗马教会势力与皇权，文艺复兴中代表人物后面或多或少都与意大利金融资本相联系。后来宗教改革能赢得国王支持，一方面是国王在摆脱罗马教会势力控制下，与资产阶级具有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国王需要资产阶级提供大量赋税扩军备战，开拓领土，而新教脱胎于旧教，本身带有的神权色彩对皇权有天生的制约，这种制约继承了罗马教廷原有思想控制，同时又可以依靠纳税人的权力对皇权制约，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无论形式如何，实质都是旧有封建皇权，与罗马教会势力在伴随着财富增长下，庶民的崛起而没落，，法国大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神权被西方知识分子抽象出世俗社会之外的普遍法则，文艺复兴把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而自由并不是散漫，法律又把人束缚在有序，合理的原则上，这时候的上帝已经不是中世纪黑暗时代蒙昧的上帝，而是理性的上帝，用理性的阳光驱散你现实的黑暗，否定之否定便是一种肯定，而这种肯定与原先的肯定本质不一样，已经有质的飞跃，西方对法的敬畏，上升为神的意志，构成西方宗教信仰的一部分，西方人对规则的重视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东方人难以比拟的，因为它比东方中国以人情关系为体系更具有超越精神，这种超越即是公正，公平。地理大发现带来下层民众财富增长，文艺复兴下人性解放，新教神权对皇权的限制，庶民力量崛起，整个西方社会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东方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秦制，没有神权相抗衡，皇权的至高无上，民众普遍赤贫，来自底层的力量薄弱，中国历史一再以事实证明了改良方式的无效性，无论是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还是近代以来康梁运动，中国人似乎更屈服于暴力，“一切推倒从来”，这样的代价是以牺牲大量社会经济物质财富为形式，当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后，一场农民战争打回原始状态，中国几前年历史浪费在重建上。西方神权，皇权，以及伴随庶民力量崛起的民权，三者制衡，逐渐发展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者制衡的政治体系，它比东方中国高度集中的皇权体制更有效率，我们直观理解民主比独裁更有效率，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线性规划的数学模型解释，如果解几个不等式中，限制条件越多，越广泛就越能得到最优解，可以用数学原理证明，民主体制可以得到更多不同利益代言人的声音，在处理上充分考虑这些限制条件，便越是能得到最优解，如果独裁政府，那么限制条件很少，那么政府处理事情的限制条件非常少，自由发挥空间大，往往造成行政不科学与效率低下，缺少公正，明朝“海禁”，包括后来清朝闭关锁国，如果当时能充分考虑海商利益，听取他们的声音，而非一刀切，或许当时能抓住历史机遇，然而从中国古文化的价值体系里，皇权至高无上，没有神权制约，下层普遍“道教”信仰虽体现了对皇权的蔑视，如“吃菜事魔”，但不像基督神权与皇权也有统一性，它是一种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样意味着必须依靠暴力从根本上推翻，任何改良在古代中国都行不通，虽然佛教一定程度上化解上下层力量的矛盾，但它无法形成对皇权的制约，“三武一宗”灭佛，没有对皇权的制约，自然经济下民众普遍赤贫，庶民力量无法崛起，这种崛起应该是在政治，经济，思想上，而非暴力基础上的打砸抢，因为只有这样整个社会体系才蕴含着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才属于质的飞跃。


我们今天评论中西两种文明发展的轨迹，目的不是要分出优劣高下，任何文明发展的进程都是受客观因素制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可能会预见到后世西方会把整个世界卷入资本主义体系，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后面都有新兴资本家的影子，任何历史人物所作的决定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制定的短期策略，凯恩斯被问到国家干预主义的长期效果时，曾答到“我们终究是要死的”，言下之意任何一项策略都不会一劳永逸，所以需要针对具体情况作出权变，而这样的权变构成了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关节点，秦制延伸了几千年，但在人类发展进程史上仅仅是一小步，印度历史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其一是不安全的地理环境，其二是服从组织而非国家的种性制度，玛雅文明的湮没除了自然环境的影响，还有极度热衷于献祭。这些文明内部弊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相反西方却能在权变中一路走高，究其根本是灵活多变的权力制衡体系，避免了一头独大，权力制衡体系除了宗教神权对皇权限制的结果，另一重要原因是来自于外界的挑战，内部资源与人口的紧张，政府在处理政事上不得不采取灵活多变的措施，充分考虑多方面因素，并借助于其它阶层，比如他们扩军备战，开拓领土必须民间资本提供钱财，这都为庶民崛起提供条件，而东方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与资源压力相对较小，外界不存在严峻挑战，使统治者完全有理由相信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维持产出必然能维持整个帝国运行，所以古代中国整个政治核心是如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稳定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没有竞争的压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鸦片战争真正带来外部挑战，才促使了中国痛苦的转变，即时今天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耿耿于怀，认为各种文明发展都具有同一性，自发性。


    我已经在上面多次阐明任何历史人物作决策时都有时代的局限性，伊丽莎白采取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是已经肯定这项措施能够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她是迫于外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压力，内部又必须依靠财富增加的大财阀所做出的权宜之计，同样中国几千年历史统治者，他们围绕农业社会所作的策略也是根据农产丰富，外界压力小所做的决策，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能预见到以后西方会构成威胁，想办法消灭他们，即使现代某些人大肆诅咒，唾骂祖先不够聪明，闭关锁国时候，是否自己考虑下，你能以你现在的眼光，判断未来的走势吗，不谈其他，就谈炒股，你能抓的住那只股票在那段时间必然能涨吗？我们尊重古人所做的选择，将来的人们也会尊重我们的选择，我们学习历史，看待历史不是学着骂人，而是吸取教训，如民主，权力制衡，保持灵活多变的决策体制，用发展，普遍联系，矛盾的观点看问题，这才是我这篇文章的真正用意与宗旨。

启蒙访客

经济决定思想，还是思想推动经济？？？

楼主的文章很多是设意推论。

荣誉叫做忠诚

[s:2] 没有正常演变的原因，一方面是内部大一统，外部侵略过早

唐朝帅的一比

回3楼
很清楚，经济决定思想，西方文明处在非常不安全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灵活多变，而东方中国处于相对安全位置，经济条件优厚，发展稳定压倒一切的农业社会比较现实

启蒙访客

引用第4楼唐朝帅的一比于2008-03-20 10:21发表的  :
回3楼
很清楚，经济决定思想，西方文明处在非常不安全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灵活多变，而东方中国处于相对安全位置，经济条件优厚，发展稳定压倒一切的农业社会比较现实

1/50年马列政治经济教育使然。那么是先有人类，还是先有经济呢？

2/文章是探讨/分析，如果设意而论，还探讨什么？客观/科学何在？

荣誉叫做忠诚

[s:2] 感觉是叙述，而非论述

豫让

引用第5楼启蒙访客于2008-03-20 10:53发表的  :


1/50年马列政治经济教育使然。那么是先有人类，还是先有经济呢？

2/文章是探讨/分析，如果设意而论，还探讨什么？客观/科学何在？

楼主应该解释下，先有人类，还是先有经济呢？

微微

呵呵，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整个社会科学都是后天发展起来的。

唐朝帅的一比

回启蒙访客
   你这个问题是一种机械认识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你能回答吗？经济与人类应该是同时产生的，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用手劳动带来一种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最初始的经济，没有经济就没有人类，没有人类也就没有经济，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文章篇幅有限，本人时间有限，很多观点都是借鉴他人的论点加以综合，归纳，很多例子也没有补充进去，我主要是把里面内在逻辑体系说清楚，如果你认为那种观点不对，可以具体举出来，这样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