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明朝灭亡思考兼论明末无法完成转型的原因

斯芬克斯

    明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民族的大一统王朝，在17世纪中期毁灭在小冰河期的顶峰，长久以来让人唏嘘不已。

   

    史学界说法不一，有人说明朝灭亡的根源是朱元璋、朱棣时代设计的政治制度缺陷所致，是亡于党争；有人说明朝灭亡于中晚期财政制度的破产；有人说明朝灭亡于农耕文明相对于游牧民族天生的军事劣势。不一而足，都有其道理，但都感觉少了点什么？因为很简单，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超过百年的大一统王朝的毁灭，都是其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破产的结果。且都是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缺陷导致的。这就是古人所谓三百年一大劫，今人所说历史的循环。因为，人类历史上尚未存在各类制度完美的王朝或国家。



    那么，明王朝的灭亡，肯定有其内在的独特原因。本文尝试着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分析，试图揭露明王朝毁灭的根源，与其无法完成近代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原因。



一、政治



    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建立了朱明王朝，在推翻元朝的政治体制时，缺吸收了其相当的政治糟粕，最凸出的就是对底层民众的控制，路引制度，导致没有介绍信，出个村都很困难；同样，百姓穿衣、建房，皆有制度，士农工商皆有户籍制度管控，连乞丐都设立了丐籍。



    但是到了明朝中晚期，各类制度崩坏，变得有名无实，例如，路引制度没人遵守，老百姓有钱，也能穿明黄X色的外衣……最后的结果就是明朝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及所有领域的控制力都很薄弱，更多的依靠地方缙绅、文人、武人的个人忠心与惯性思维来维持统治。



    在各类制度崩坏、瓦解导致控制力变弱的情况下，明王朝中晚期，在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都形成了季度的繁荣。但是在政治与军事领域，控制力的极度薄弱，却成了致命毒药，政治制度上缺少和文人士大夫官僚团体抗衡的力量，极度薄弱的军事能力导致政府无力应对民变与后金的崛起。



    从政治制度上说，朱元璋、朱棣之后，明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权力，除了张居正时代推动考成法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外，是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土木堡之变前，勉强维持着勋贵与文官集团的平衡，土木堡之变后传统勋贵被一扫而空，文官团体坐大，逐步演变成文人士大夫集团独大而又内部党争不断的局面；在地方上，一如两千年来的大社会、小政府的政治形态，严重依靠宗族、缙绅等社会门阀家族统治。



    明末的缙绅能量有多大？举两个例子。



    东林大佬顾宪成在党争搞走王锡爵，扶持叶向高当内阁首辅的时候写过文章：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翻译过来，就是赵志皋（兰溪人）和沈一贯（四明人）是木偶，朱赓（山阴人）和张位（新建人）是婴儿，大家都知道叶向高（福清人）可以当首辅，全靠王锡爵（娄江人）的出局，原因是密揭一事全靠李三才（漕抚、顾宪成的死党），岂不是第一大功劳？



    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这个江南的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却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朝廷首辅叶向高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



    崇祯七年，东林外围组织复社的首领张溥带领生员驱逐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周之夔改任吴江知县，然后又跟着杀到吴江，最终迫使周之夔自己辞职。有生员公然结伙打砸县府，将堂堂县令驱逐出境，还洋洋自得的大书一公告称“驱逐县令一名，不许复入”。当时有人控诉东林“把持朝政，浊乱官评，生杀之权不操之朝廷而操东林，赋税之柄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东林。”士大夫的能量就可见一斑。



纵观二十四史，绝无仅有。



    明末，泰昌朝、天启朝前期，东林党全面掌握政权，史书说“众正盈朝”。萨尔浒之后，万历皇帝火速提拔的熊廷弼稳定辽东局势，局部展开反攻，然而在东林党的运作下，一溃千里，一战丢辽沈，再战丢广宁，全面败坏。



    “东林党”人提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价值取向，并非政治妥协艺术，而是一种对所有官员的宣战书，任何时代的官僚体制中，骑墙派始终占多数，但是“东林党”的策略导致大多数官员出于自保，采取了抱团取暖的策略。自明万历年间，皇权为了对抗文官集团，就逐步扶持内监予以对抗，至天启年间，更是因为“东林党”胡作非为，导致大批失势文官倒向魏忠贤形成阉党。



    阉党是不是好人，但是对历史的解读“不操于天下之口，而操之于文人”，历朝历代文人都掌握舆X论主导权。加上文人对宦官的天生敌视，结果就是史书上说阉党的就没有任何好话。但是在魏忠贤当权的时间里，陕西、山西省份的灾荒得到赈济，北地开始修理农田水利设施，盐税、茶税、矿税、商税、海贸税得到保证，辽东二十万边军得到有效补充，战争的局势逐步稳定。



    崇祯元年，东林再次“众正盈朝”，罪督袁崇焕一杀毛文龙至东江自乱，再至皇太极发动己巳之变，辽事全面崩坏。



    客观的说，东林与阉党，均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完美人格组成团体（极个别的人除外），但是政治这个东西，有时候不作为，比胡作非为要好。明朝的政治制度的缺失，使得文官团体在政治上缺乏对抗的力量，使得文人可以为所欲为，愈演愈烈的党争，空耗了明朝的国力，这个是明朝政治上失败的根源。



    按一般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点不假。“东林党”异乎寻常的支持朱常洛父子，对福王朱常洵的敌视，并非无缘无故，无外乎党争夺权，而且夺权了，并非不能变成利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口中充满爱国、廉洁口号的政治团体，很可能就是某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东林党”及其外围组织“复社”也并非口中所说正人君子，而是一群彻头彻尾的利益集团代言人。



二、经济



    明代的商业发达，优越的家境让其中子弟更有条件读书科举。朝堂中很多官吏实际是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国内的庞大市场本身便有巨大的利益，加上明初制度的天然缺陷，使得政府逐渐丧失对基层的控制。规则的缺失，让这些商人贪得无厌。



    在隆庆议和之前，明朝与蒙古俺答部一直处在战争对峙状态，宣大边市时开时断，所以虽有走私，却往往受制于战乱。隆庆四年，宣大总督王崇古借俺答孙子汉那吉叛逃事件为契机，向朝廷提出与蒙古俺答谈判。王崇古的外侄便是后来的首辅张四维，当时还是吏部侍郎。隆庆议和便以王崇古和张四维一系最为积极——王崇古和张四维等就是晋商代表。



    王崇古亲眷中为大商人者便有三人，其二姐便为张四维之母，张四维之妻亦是蒲州商人之家，张四维之二弟五弟妻室亦是蒲州人，家中亦是大商人，王崇古与张四维之子女，又与蒲州商人出身的兵部尚书杨博、陕西商家出身的大学士马自强联姻。以这些复杂的联姻关联，大晋商与这两人多少都有关联。



    到了张居正时代，因为江浙籍“毋得任户部”的回避原则，山西阳城商家出身的王国光取代了反对边贸的户部尚书张守直，由此山西商人出身之官员逐步进入朝廷中枢，此外还有定国公徐文壁等人支持。是以边贸从商者，远不止边贸本地之人，而是来自山西各地。而其身后大多可见藩王、公卿、朝中大员、地方大员之背景。



    但隆庆议和对朝廷还是有些好处，至少不用每年和蒙古俺答打仗了，自此山西、宣大再也没有大臣敢管理边口贸易，更别说这些人自己也在其中牟取利益。有敢言废边贸闭关者，皆是晋商之敌，而晋商自此也是愈发无所顾忌，不但与崛起的后金大做买卖，用布匹、粮食换取后金历次抢来的白银，还走私硫磺、武器等军用物资。更有甚者，相当多的晋商为后金打探军事情报，通过其商业网络将山西、宣大、蓟镇边军人数、驻防、粮草等情报系数出卖给后金，满清入关后成了皇商。



    可见商人逐利，没有丝毫的底线可言。一旦商人把手伸进了政府，那么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体，会变得更加没有底线。



    明代的商业发达，江南的繁荣超乎想象，但是，市场的调节使得地域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分化，原来所说的鱼米之乡，大多变成经济作物，江南丝和棉的销量很大，利润也比较高，种植和制造都有很大的附加值，便是江南人人舍本逐末，而口粮只能依靠湖广，所谓湖广熟天下足。



    优越的家境让其中子弟更有条件读书科举，而江南文风鼎盛，号称天下文枢。这点就可以从今天的中国看出，有钱人家只要不是傻子，就知道要投资教育，而且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是普通人家无法企及的，著名学府每年的富家子弟自然越来越多。那么代表运河和江南商家的“东林党”逐步走上政治舞台也是无法避免的。



    明代江南及运河贸易，需要一个特殊组织，类似行业中介，称为“牙行”，清末叫广州十三行。朱元璋时代极力禁止，但是到了明末却大行其道。本意是政府通过牙行收取原始的营业税，但是到了明末就变成了地方官吏的提款机。牙行的从业人员获得银子后要与各级管理分赃，利润多半是入了这些大人的口袋，一些大的牙行年入巨万，小本的，一年也要交上数十两，有些月份交少了，上官便不喜，扬言不发牙贴，所以有时没有生意，也得自己贴银子交上。这些是私下的，明面上每年还需交牙税。北通州一年的牙税有四千余两，全国一年的牙税至少有五六十万两，牙税都是地方留存，不在起运之中，就是现代意义的地税。至少在运河、江南等商业发达沿线收得还不少，只不过都通过这些牙行进了各位大人的腰包。

    明朝这种原始“地税”外，还有原始的“国税”，便称为钞关税。每年钞关税都是要押解到京师，却不是有多少收多少，每年户部先下一个定额，沿运河分到七个钞关，若是年底没收齐，便考绩不合格。万历年间或二十万，或四十万不定，至于运河上是否每船详细查收就不知道了，这其中的利润均落在政商合体的缙绅手里。



    明末运河商税大多进了官吏和牙行腰包，客商也有好处，因为他自己也能少交些，唯一吃亏的就是朝廷，但朝廷似乎从来没把吃了亏的觉悟。朝堂中很多官吏实际是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国内的庞大市场本身便有巨大的利益，加上制度的天然缺陷，让这些商人贪得无厌。



    其次，东林党崇祯元年上台后，上书皇帝，说天下民不聊生是天子与民争利，要停止收取茶税、矿税、商税等税收，同时收回监督税收的内官。结果就是，浙江一地万历朝能收到四十万两的茶税，到了崇祯年间变成了十几万，地方官年年报灾害，商人年年拒交。而山东招远的金矿被地方缙绅霸占后，竟然可以不交一文钱的税。



    制度缺陷，被官商混合体的缙绅钻了空子，导致崇祯国家经济大崩溃，随着万历、天启聚集的内库财富飞速的消耗殆尽，政府开销全部压在农民身上，结果就是导致民变迭起。军队欠饷严重，地方军阀只能靠暴力掠夺完成自我补给，导致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更加恶化。这正是很多人所说明朝亡于财政破产的原因。



三、军事



    明朝的军事制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葩的军事制度，但是在制度完善，或者在天纵英才（朱元璋、朱棣）的治下，可以发挥成倍的优势。

朱元璋指定的卫所军户制，实行的人民军队的部队农垦，平时种地，战时打仗，听上去挺好的，国家减少了负担，还增加了兵员储备。但是到了明末，大量的下层军官占用了卫所军田，成为了军事地主，而军户要么成为佃户，要么逃荒。



    到了明末，除了军户间的通婚以外，就是娼妓也不愿意嫁入军户家，农民的子孙至少还有个盼头——勤劳的可以成为富农，聪明的甚至考上秀才从而免去赋税。而普通军户不能脱离军籍，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土地也不属于个人所有，收入也是卫所的，明朝的士兵是一群彻底被绑在土地上的奴隶，地位大概相当于俄国的农奴。



    土木堡之变后勋贵集团遭到重创，文官权力全面压制武将，往往一镇的总兵，也只是职级高出参将，平时只能管正兵营，而军镇内部的标、正、游、奇、援五个营头互不隶属，人事、粮饷全部独立，且受巡抚衙门的统一管理，而总兵只有战时有指挥权。这便是明末以文制武的制度和物质基础。通常是文官（督抚、经略、督师）制定作战方针，军将只是负责冲锋陷阵，而部分时候还会加上宦官监军。



    原本明军只有骑兵、步兵两个兵种，到了明末演变成第三个——家丁。家丁制度类似于西方的骑士制度与满清牛录巴牙喇制度类似。家丁与骑士的仆人和后金牛录额真的巴牙喇一样，军功、荣辱系于主家一身。明军将领、军官的家丁都是军中娇子，他们享受着高于普通明军士兵的粮饷，佩戴着最好的装备、武器，主家获得军功时，可以优先报功。同样，他们的战力也远高于一般明军士兵。例如李成梁的八千家丁，有良田、房产，跟着李成梁横行辽东二十年。



    同样，类似满桂、曹文诏、吴镶吴三桂父子、祖大寿等高级将领都有近千家丁，他们是军队的脊梁，他们和建奴交战，战力丝毫不逊于后金白甲兵。



    但是一个家丁要拿着高薪，带着最好的武器和铠甲，这些都需要钱，那么将领、军官只有吃空饷，克扣其他人的钱财，才能养的起家丁。明朝一般总兵只有正兵营三千五百人的军饷，通常吃一千空额，在克扣两千人的军饷，然后养几百家丁。



    普通兵士，粮饷被克扣，饭都吃不饱，自身都营养不良，十日一操都没法保证。上了战场还要做炮灰，有了军功会被占据，那么他们在战场上，就不可能有丝毫的战斗力，战阵之上，往往一触即溃。明末多数与建奴作战，都在死伤几百甚至几十，就会出现溃退。然而面对数万的溃兵，几百甚至上千精锐家丁，都没有什么意义，只能跟着撤退，而且通常是家丁首先掩护家主撤退，例如辽西的祖大寿、吴镶等人，都练成了转进大X法。



    明军的家丁战力只能在小规模阵战时才能发挥战力，例如己巳年后金第一次入口之战，滦州、遵化等四城之战，后金军主力撤退，留守阿敏带着三四千真夷外带蒙古兵和伪军，遭到家丁为主的勤王军重创。而在松山、锦州战役中，多尔衮和豪格两人遭到明军家丁袭击，被迫撤退，遭到皇太极的严厉处罚；曹文诏的五百家丁骑兵，可以追着几万农民军溃散。吴三桂带着几百家丁，可以把老爸救出来，被称为“勇冠三军”。但是数量有限的家丁，无力扭转普通明军毫无战力的根本局面。



    反观后金，渔猎民族从小的狩猎生活，让他们对使用武器毫不陌生。两百多个牛录，可以凑集两万披甲战兵，这些战兵很多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时代就参与作战，二十年的军事生涯让他们的作战经验极度丰富，其中两千至三千巴牙喇又是精锐中的精锐。剩余的牛录中的普通余丁战力就很普通，只能打打顺风战，追杀一下溃散明军。但是即便普通明军将领的家丁的战力，也只能和后金普通甲兵战力相当，而总兵官等人的精锐家丁，虽然可以和后金白甲兵一战，却没法集合成军，因为他们都是这些大军头的实力根本，是各自的禁脔岂容他人染指。皇太极高明的策略使得他可以通过行政权统一八旗军权，将白甲兵集合成军，就是后世的满清前锋营，几千战力近似特种兵的军伍，是任何明军都没法阻挡的。



    只有戚继光那种类似严格按照近代军事操典训练出来的军队，且数量达到两万，才能与之一战。这也是努尔哈赤在浑河血战中，面对几千戚家军和白杆兵，不惜代价也要全歼的原因——他知道明朝的强军只会越打越少。



四、总结



    个人看来，明朝要中兴只有张居正的一途可走，可见天纵英才不是虚言。张居正时代是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一个时期，关键不在一条鞭法。而在于内阁控制下的考成法，中央通过强化巡抚巡按的权力来控制地方官厅。使得内阁不光是参考地方的文薄来票拟，而是通过考成来监督地方。这才是张居正死后会被大多数官员支持清算的原因——因为他触犯了大多数官员自由的权力。



    张居正希望的是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而“东林党”因为大量利益在基层，提出所谓天下之公等等理论，李三才甚至提出新的君权论，名义上是为天下人争权力，大义煌煌，实际上争的是自己的商业和土地利益，总的来说是自下而上，不过这个天下只包括他们的群体，而非是天下百姓。张居正一死，山西和江南商业利益的团体为代表，对张居正个人进行清算，再进而推翻张居正考成法。中央再次失去对地方的控制，也是后来财政和军事陷入困境的政治原因。



    以上就是明朝在晚期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全面溃败的现实。明末政府对基层的完全失控，使得明末的思想、经济和技术都迎来了大繁荣、大发展，但是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控制力缺陷入异常薄弱的程度，国家的力量完全无法动员出来。顶层制度的缺陷、遍地贪腐、小冰河、后金，这几个因素互相交织，又催生出了农民起义这个终结者，让最后一个汉人政权在小冰河顶峰的那一年戛然而止，变成了一个半野蛮半愚昧的殖民地。



五、明末为什么无法转型？



    毛X泽X东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硬将中国发展历程的脚套进西方发展历程的鞋，这种做法早已被广泛质疑。目前史学界的看法是宋朝、明末、清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大程度上是个一厢情愿的定位。一方面迎合“马列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民族自尊——为了证明中国也有自我近代化的可能（只是被外力中断了）。



    我们这里说的转型，微观上是指转型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宏观上是指相对应的宪政议会制度。


    明末江南的织布机多少云云，工人多少云云，形成了多少大型商业体等等，都被当做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关系，本身就不能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论证。要说商品经济、自由雇佣劳动，在西欧的整个封建社会阶段，偶发的案例并不鲜见，中国历朝也多有发展。



    在明代晚期，从事工商业大抵是农民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大量的自耕农因为天灾，苛捐杂税导致破产，不得不涌入城市，成为各类帮工（或者叫产业工人），在明晚期尤为严重，北京、扬州、临清人口都过百万。



    同样，因为没法继续耕地，而从商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但是根据黄宗智的观点，从事工商业大抵是农民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是“剥削推动的商品化，而非牟利推动的商品化”，并未改变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的性质（甚至可以说是加强了它）。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看似自由经济的明末，恰恰是垄断最严重的时代，大凡经商者，无论是晋商，还是江南、运河沿线，能站住脚，能发展起来的大商家，无不是和官府关系密切。明末的政治制度的缺陷，给所有官吏与商人一个契机，便是人人可以通过手中权力占据商业利益。而大明境内陆路运输税卡非常之多，该收不该收的都要去设卡，所以地方上能搞商业的都是些缙绅和官员，普通的人只能做做担郎和零售，不然路上这些卡子就能让其破产。



    这种排他性极强的客观现实，让明朝的经济环境生态变得十分病态。“东林党”实际是商业和土地利益掌握话语权的体现，而商业和权力结合而成的垄断也让明末商人并无西方商业的进取之心。因为，如此庞大的国内市场的存在，他们根本不需要开发什么新产品，开拓什么新兴市场，他们便可以依靠手中的权力，攫取别人所无法企及的经济利益。（是不是和今天中国很类似？）



    全面观察一下，就是这么一个社会生态，朱元璋的“士绅优待”让只要有能力的人都去读书，只要中了秀才，就可以摆脱贫困。中了举人、进士更是飞黄腾达。大量的破产农民会投靠其门下，依靠和官府的勾结，可以大量的隐田偷逃税款。依靠沉重的生活枷锁，将百姓束缚到土地之上。而破产进城的农民，则被束缚在垄断商业体之中。



    在同时代的西方，国王分封体制下，贵族和国王存在一种契约，权力与义务平衡，贵族有交税的义务，而贵族拥有不被国王侵犯的权力，国王行使军事、外交等权利，保护国内贵族的利益，这点在英国最为凸出，13世纪就有《大宪章》了。而在中国，尤其是明朝的“士绅优待”政策，缙绅、士大夫有相当多的权力，也有义务支持政府，他们理应成为支持政权的中坚力量，但在明亡的过程中却发挥反向作用。

清朝正税九厘，恰恰是原本的辽饷改头换面而来。辽饷一事，在原来六厘田赋的基础上加收三厘，满清所谓的废除辽饷，不过是废了一个名字，自我鼓吹一通之后，成了他们一大德政。清初清朝雍正，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取消了缙绅特权，却是为了供给八旗特权。



    清王朝政权的基础在八旗及其户下人（包衣、阿哈），而不在士大夫缙绅阶层。这点从吴三桂叛乱，最具战力的是八旗贵族的户下人组成的军队战力最强，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与财富而战斗。



    通过有针对性的打击前朝的士绅阶层，一方面获得政权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给新兴特权阶层获得利益空间。满清的特权阶层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了明朝士绅的“运营模式”


    那么指望这个社会生态下，无论是明末还是清中期，无论是民间商业发展到如何的繁盛，指望这种情况下，可以发生转型，可谓缘木求鱼。

戎小捷

具体原因说了不少，本质上还是中国历史上王朝衰落的总规律在起作用。等我有了权限发帖，再细说。

宪兵司令

《极品家丁》

非死不可

家天下总要亡的。

斯芬克斯

宪兵司令 发表于 2017-6-5 21:32
《极品家丁》

听过没看过，看标题估计是说某个将领的家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