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與“滕文公”

鹤鸣九皋

孟子是中國古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把儒家學說發揚光大，並擁有了“亞聖”的美譽。在孟子多年的周遊列國活動中，其與滕文公的交往堪稱歷史上的一段佳話。我們現在所說的滕文公，是戰國時期滕國的國君，他因爲採納了孟子的建議，在滕國推行仁政，使小小的滕國能夠在列強的夾縫中頑強生存下來，而且擁有了“善國”（《孟子·滕文公上》）的美譽，成爲一代名君。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滕文公的“文”字，並不是他的諡號，而是春秋時期滕國一位國君的諡號。戰國時期的這位滕文公應該稱爲滕元公。那麽，後人爲什麽稱他爲滕文公呢？竊以爲這是與孟子的影響分不開的。以下試就有關資料論述之。

一、真正諡爲“文”的滕文公生活在春秋中期

早在殷商時代，諡法就已經有了雛形。而據《逸周書·諡法解》：“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於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諡法。”則諡法之確立是在周公當政時期。《逸周書·諡法解》又雲 ：“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則諡法之制定就是爲了對人物的活動做出評價，並以此流傳後世。在《逸周書·諡法解》中還列舉了制諡的原則，其中談到“文”的時候，書中是這樣說的：“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湣民惠禮曰‘文’，錫（賜）民爵位曰‘文’。”又說：“施，爲‘文’也。”由此可見，“文”是一個具有褒獎性質的諡號，這個諡號主要是贈給那些爲國家特別是國內社會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的。那麽，我們就有必要對春秋時期的滕文公做一簡單瞭解，才能對其以“文”爲諡有更好的把握。
根據《左傳·宣公九年》（西元前600年）的記載，是年8月，滕昭公去世，其子壽繼立，也就是滕文公。關於這個滕文公在歷史上的活動情況，史書上語焉不詳，現將《春秋》經傳中的相關記載列舉如下：

宣公九年：
[經]八月，滕子卒。宋人圍滕。
[左傳]滕昭公卒。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宣公十年：
[經]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成公十三年：
[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成公十六年：
[經]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傳]夏，四月，滕文公卒。

從上列諸條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滕文公時期的國際形勢以及滕國的情況：
首先，滕文公執政時期，宋國已經基本上控制了滕國。滕國是小國，雖然號稱是“文之昭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也就是周文王的後代，但是在進入春秋以後，隨著周天子地位的衰微和群雄並起，滕國也逐漸失去了獨立自主的地位，而淪爲大國的附庸。在齊桓公稱霸以前，滕國依附于同姓的近鄰魯國；齊桓公成爲霸主以後，滕國迫於形勢曾經與齊國結爲同盟；而妄想稱霸的宋襄公則一直對滕國虎視眈眈，並曾經強行把滕國居民轉讓給飽受戎狄之苦的衛國，但由於齊桓公的存在，宋襄公還沒敢公然干涉滕國內政。等齊桓公一死，宋襄公就抓走了滕國的滕宣公，從此滕國成爲宋國的附庸。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戰國時期。
其次，滕文公即位後，曾經爲擺脫宋國的控制而進行過努力。滕昭公剛去世，宋國就乘機來犯，這在當時是“非禮”的行徑。滕文公被迫向晉國求援，但卻再次遭到了宋國的討伐。從此，滕國就再也沒有了獨立發展的機會，只能跟在宋國後面跑跑龍套。到滕成公的時候，滕國就完全成爲宋國的附庸。
從上面的敍述中可以看出，春秋時期的滕文公在外交上並沒有什麽建樹，但只要他在爲國內穩定發展做出了貢獻，就不影響他以“文”爲諡；但現在的問題是，那個時候滕國在內政方面的情況已經闕如，我們無法瞭解其詳細情況，也就不能對滕文公以“文”爲諡做出評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承認“文”是他的諡號。
按照諡法的一般原則，在同一政權中，諡號是不應該出現重復現象的。那麽戰國時期爲什麽又會出現一個滕文公呢？

二、孟子對戰國時期的“滕文公”的影響

戰國時期的滕文公，實際上是滕元公。根據《逸周書·諡法解》：“能思辨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則“元”也是一個褒揚性質的諡號，而且和“文”具有很多的相似之處。考察現有的關於滕元公的資料，筆者以爲諡爲“元”是非常合適的。但他被後人廣泛地稱呼爲“文”，恐怕是和孟子分不開的。以下試以滕元公的活動說明之。
滕元公在即位以前就曾經利用出使楚國的機會兩次拜訪了孟子。《孟子·滕文公上》雲：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複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裏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在這次會見中，孟子向世子（即滕元公）表明了自己的“性善論”，並用了很多例子來勸說他要勇敢自立，推行善政。後來滕元公還多次親自或派人向孟子請教涉及到內政外交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如果要說這和滕元公的諡號有什麽關係的話，那就是可以體現他虛心學習的態度，這是作爲一個賢明君主所必須的基本素質，和以“元”爲諡的原則（“能思辨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也是相符合的。
滕元公即位以後所做的第一件讓人稱道的事，是他恢復了三年之喪的舊制。根據《孟子·滕文公上》的記載，在父親滕定公死後，滕元公就考慮該如何爲他發喪的問題。爲此，他特地派人到鄒去向孟子諮詢。孟子認爲“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所以應該行三年之喪。但此說甫一提出，便遭到“父兄百官”的反對。滕元公心理産生了動搖，又一次派人前往請教。對此，孟子以爲關鍵在他自己。這堅定了滕元公恢復舊制的決心，於是“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悅。”從此滕元公的仁義開始爲天下人所知曉。也就爲他的身後評價定下了一個基本的基調。
滕元公的時代，正是戰國七雄割據混戰的時期，同時也已經出現了局部統一的趨勢。因此，作爲一個小國的國君，就難免爲自己的生存問題發愁，也就要考慮該採取什麽樣的外交政策的問題。滕元公自己是想依靠齊國或者楚國來保護自己的，但在孟子的建議下，最終改變了這一想法，決心採用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以靈活的方式與大國周旋。同時在國內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推行“仁政”，如推行井田制、大建學校、勤儉尊禮、招徠人才等，這些措施既保證了國家內部的穩定，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又贏得了民心。
由上述可見，在孟子的指導下，滕元公使得小小的滕國獲得了比較迅速的發展，成爲遠近聞名的“善國”，那麽他能獲得“元”的諡號可以說是名至實歸的。至於爲什麽後人會忽略他的諡號“元”而稱呼他爲“滕文公”，我想除了上面所說的和孟子有密切關係以外，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三、滕元公被稱爲“滕文公”，除了孟子的影響以外，還有別的原因
   
關於這個問題，漢朝學者趙歧就曾經作過解釋：“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註疏》卷五上，《十三經註疏》本） 案清朝學者焦循在其《孟子正義》中引此句作“以後世避諱”，阮元在《孟子註疏》卷五上的校勘記中也指出了不同版本的差異。這對於我們瞭解趙歧作注的態度是很有幫助的：作“似”，則表明其比較謹慎；作“以”，則說明他比較主觀。但不管當時趙歧的態度如何，他的這種解釋總歸是過於牽強，所以後世學者都不贊成趙歧的說法，毛奇齡《四書索解》認爲這是“臆度之言”，而多數人都對這個問題避而不談。如《孟子註疏》中孫奭之疏、焦循之《孟子正義》等。周廣業則根據避諱原則提出了自己的疑問，他舉例指出：“《春秋》成十六年四月滕子卒，《左傳》以爲滕文公，是滕有兩文公矣。”（《經史避名彙考》卷二七，適園抄本，明文書局影印本，1986。）他認爲這是很難解釋的問題，所以“姑錄于此”以存疑，留給後人解決，這體現了他嚴肅的學風。
以上是前輩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到目前的情況來看，學術界似乎還是沒有很合理的解釋。筆者以爲，趙歧的看法固然不對，但要想得到一個讓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論斷也殊爲不易。若依筆者之淺見，就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慮：
其一，作爲諡號的“元”和“文”究竟有什麽差別。前面已經引用了《逸周書·諡法解》中關於確定諡號的原則，可以看出，“元”和“文”都是比較肯定的諡號，而且其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共同點，就是主要是從內政方面來評價。我們通過前面的敍述也可以知道，春秋時期的滕文公和戰國時期的滕元公都在外交方面乏善可陳，滕元公由於有孟子的幫助而使滕國獲得了發展和生存的機會，滕文公的情況則由於史料的缺乏而難以知曉，但諡爲“文”必然有其過人之處。
其二，春秋戰國時期諡法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在殷商時期萌芽的諡法經過周公的政治改革而成爲周王室的一項基本制度，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很多制度都名存實亡，就連周王室內部和一向號稱“周禮盡在魯也”的魯國也在諡法方面出了一些小的問題，並不是非常嚴格的。如周穆王名滿，而周定王時有周大夫名王孫滿；魯武公名敖，而僖公時有叔孫敖等。滕國也多次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如滕國之建立者名叔繡，而春秋時期的滕文公名爲繡（或名壽）；滕昭公名元，而戰國又有滕元公。正如當代學者汪受寬先生所說，這體現了當時諡法的多樣性。（汪受寬，《諡法研究》，第二○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那麽，我們或許也可以這樣理解，滕元公爲滕國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由於“文”已經被先輩所用，所以當時被諡爲“元”。至於現在所流行的“文”是不是後來的改諡，那就很難探究了。
其三，我們還要注意到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文化影響的漸進性。戰國時期，以孟子爲代表的儒家學派只是當時衆多學派中的一支，所以對政治的影響還不是很大，也就使當時的官員們能夠比較理性地對待諡法和諡號。而隨著漢朝中期的思想統一措施的施行，儒家思想政治化的傾向日趨明顯，士人學者爲了自己的前途考慮，必然更多地考慮迎合儒家思想的觀點，而孟子是繼孔子之後的儒學大師，又有衆多弟子發揚其學說，也就會由於其學說的流行而對後世學者産生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