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民族起源的重新演绎

己所不欲

周民族的起源年代问题

史记记载了西周王室的祖先，从弃至西伯 (文王) 共十五代。这个世系的可信度只有周人自己知道；生活在武王克商后3050年 (1044 BC至2006 AD恰为3050年) 的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很难解答这个问题，除非将来考古学上有惊人的突破。然而，不妨假设这一世系是可靠的，请问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根据《史记》，弃生活在尧舜的年代：“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帝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尧舜的世代尚不确定，但不晚于公元前21世纪，距文王生活的前11世纪约1000年。如果周先人果真在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只传了15代人，那么每一代人平均达到66.67年。虽然从人体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男性在66岁时生育完全有可能，但作为一千年里的平均数则未免无法令人置信。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古人的平均寿命都很短。目前尚无周人祖先的平均寿命数据，但无论如何不会高于50岁，这一点只要考查一下古代帝王的平均寿命就很清楚了。
不过，更直接相关的倒是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平均传代速率。按古本《竹书纪年》，夏朝共历471年 (当作虚数看)，实数为470年，传17王，按《史记》记载分属于14代，则每代平均为33.57年。同样按《竹书纪年》，商朝共历496年，算作495年，共30王，分属于17代，则每代平均为29.12年。
周朝从武王克商到慎靓王末年历730年 (关于武王克商年，见E. Lin：《公历干支纪日确定武王克商年与西周诸王年谱及西周月相术语的解析法则》》，再加上武王克商前11年，计741年，共36王，分属于30代，则每代平均为24.70年。以上数据表明当时每代人不可能达到66.67年；即使在科技发达、人均寿命大为增加的今天也不大可能做到这一点。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不妨作一个统计分析。由于缺乏夏商各王的个别在位年数，只能对夏商周三代的平均数作分析。从三个平均数 (33.57，29.12，24.70) 再求其平均数，则为29.13年，标准差为4.44年。再看66.67年与29.13年差37.54年即8.5个标准差，因此66.67年这个数据已不可能属于以上的样本 (在4个标准差时可能性已降至万分之一以下；在5个标准差时可能性已降至百万分之一以下)。换句话说，从《史记》的先周世系算出的传代速率比当时实际的帝王传代速率要低得多以至于不可以被看作同一类型的数据。
如果无法解释为何周先人的传代速率比当时的正常值要低，我们只能怀疑《史记》记载的可靠性了。《史记》记载如果有错误，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不止15代人，二是弃生活的年代比尧舜要晚得多。
确实，自从汉代以来就有人致力于扩充先周世系的工作了。近来甚至有人提出了共三十余代的先周世系，但其出处难以查证，看来其真实性不大。另外从中国人信奉祖先崇拜教的传统很难想象周人会将其祖先的一部分 (据说是那些成就不大的) 从其世系中剔除掉。要知道祖先世系决非最新金曲排行榜，也不是诺贝尔奖得主名单。作此类想象者无非是把生活在商品时代的人的价值观强加于古人而已。
另一种解释是后稷是官位，传到孔甲时夏衰而不窋失官，于是一切经典包括家谱荡然无存，所以从弃到不窋的所有世代均告缺。此种说法虽然不及前一种那样造作，但仍然无法令人信服。首先，假如真的一切扫地无存，请问夏王朝的世系是如何存留下来的？
实际上，在上古时代，战争并非象后世那样地具有毁灭性。只要看一看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历史就很清楚了。苏美尔王表 (The Sumerian King List) 有如下记载：After the Flood had swept over, and kingship had descended from heaven, Kish became the seat of Kingship. …… Kish was defeated; its kingship was carried off to Eanna. … Erech was defeated, its kingship was carried off to Ur. ……
很明显，Kish 和 Erech 战败的结果并非亡国，而是王权的丧失；战胜者将王权极其标志带回自己的城邦去。对此，John Heise 作了如下归纳：Kingship is seen as an institution that is shared by different cities. Each city takes its turn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The Sumerian sign for 'government' or 'year(s) of government' is the same sign for 'turn'… (John Heise: Akkadian Language, Ch. 2)
一般来说，上古时代的战争是争夺部落联盟首领地位的战争，争夺的是荣誉与霸权，而不是争夺奴隶和资源。因此，战争并不以毁灭或掠取对方的部落、城邦与人口为目的。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时代、古埃及统一前的历史以及爱琴海和古希腊的历史，也适用于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在中国，直至战国时代这种情况才发生根本的改变。从这里出发，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夏、商王朝终结时新的统治者都封了旧王朝的后裔并保留其宗庙、社稷。
《史记》明载“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又载：“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
既然桀的社与世系都保留了，很难想象为何后稷的世系却消失了。况且孔甲时代的动乱是诸侯叛乱，而非夏王朝的覆灭，夏王朝的中心地带并未受到侵犯，不存在所谓一切典章荡然无存的问题。
退一步说，即使一切典章荡然无存，刚刚失去官位的不窋也不至于连自己的父辈与祖辈的名字也忘却殆尽以至于失传吧？
再退一步说，假使不窋真的没能或不想将自己的父亲与祖父的名字传下来，为什么他却希望并且能够将弃乃至姜原、有邰氏这些名字传下来呢？看来，生活在毁灭性战争时代的人们也是要把自己的经验与伦理观强加于古人的。
事情已经很清楚，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何先周世系会从中间缺失若干环节。
对第一可能性的排除反证了第二可能性，即弃生活的年代比尧舜要晚。假定周人祖先的传代速率与周朝帝王 (从武王到慎靓王) 相当，则使用外推法可求得从弃到文王15代为370.5年，于是弃元年的正态分布峰值应为1426 BC。该数字的标准差可以视为15次取样均数的15倍，等于样本标准差24.70年乘以15的平方根，得到57.3年。如果要求95%的可信度 (alpha = 0.05)，则需要1.96个标准差的正负区间，即1538-1313 BC。
如果要求99%的可信度 (alpha = 0.01)，则需要2.58个标准差的正负区间，即1573-1278 BC。因此，弃元年最可能相当于商王小甲年代。按照99%的可信度要求，最早也不早于夏王桀的年代，最晚也不晚于商王南庚的年代。总之，周民族的起源相当于商王朝前期到中期，甚至于夏王朝的末期。以上分析证明任何弃与尧舜的关系纯属神话，大概是周人为了增加自己祖先的份量而采取的“挂靠”措施。
如果弃生活在夏末商初，是否可以与不窋在夏末失官的记载相容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汉刘敬对高帝说的一句话：“公刘避桀居豳”。如果公刘与桀为同代人，公刘的祖父不窋失官时应为孔甲的动乱时代而不是夏亡之时，而弃早于孔甲一代，最大可能是生活在前17世纪下半叶。
按这一假设求出的弃元年的正态分布峰值为1638 BC，即使99%的可信区间也不过涵盖1676-1600 BC。上述区间与按照先周世系求出的弃元年的可信区间1573-1278 BC没有重叠，因而推理的假设公刘避桀居豳以及不窋在孔甲时代失官均不能成立 (可能性小于1%)。
综上所述，不仅任何弃与尧舜的关系属于神话，即使不窋、公刘与夏王朝的关系也是后人编造的。

己所不欲

周民族早期的物质文明发展水平可以从《诗经》中找到线索：“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描述显示周民族直至文王的祖辈 (当为前12世纪后半叶) 尚处于穴居的状态。古豳地一带的碾子坡遗址 (1200 BC) 和其后的郑家坡遗址的圆形或矩形半地穴式住宅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该部落以畜牧为主，以种植业为辅，并有陶器。
如果用中近东地区的标准来衡量，上述遗址类似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型期的遗址，例如PPN-B时期著名的Cayonü Tepesi I (7000 BC) 和Beida III-V (6800 BC)，其建筑特点甚至象一万年前的PPN-A。但考虑到东亚远古时代建筑发展滞后于陶瓷与农业，上述遗址可以列入新石器时期，其水平可能接近于仰韶文化。客观地说，周先人所在的豳地一带的发展比半坡要晚三千多年，更遑论新石器革命的领头羊Anatolia和Levant地区。
铜器的发现是否能使豳地一带的文化进入铜器时代呢？首先，铜器在新石器遗址甚至旧石器遗址被发现已不乏先例，包括&Cayonü Tepesi I、Samarra (6200 BC)、&Catal Hoyük (6000 BC)。
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豳地周边地区已先期进入铜器时代数百年，很可能发掘到的铜器是外来的，不代表所在地区本身的发展水平。无庸置疑，此种外来铜器最终使得周民族跳过漫长的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铜器时代，有一种加速历史进程的效应。但这种效应不能用来改变周民族的早期历史。
问题的中心所在是半地穴式建筑属于典型的旧石器时代的前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在中近东地区也存在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在东亚，这一特点甚至可以存在到新石器早期，但决不可能被存在到铜器时代。半地穴式住宅的广泛存在可以完全排除周民族在先商时期有进入铜器时代文明的可能性。
个别新石器文明由于生态破坏有放弃农业而转向畜牧业的例子，但世界范围的考古发掘尚未能提供任何铜器时代文明退化到旧石器时代的半地穴式住宅的先例，就象生物学上从来没有由人退化到猿猴的例子一样。将这类遗址列入铜器时代遗址是没有学术意义的。

周民族起源问题的启示
无论从周民族的世系来看，还是从当时周民族所在地的文明发展水平来看，周民族在先商时代甚至到商朝前期仍属于游牧民族 (传统上称为野蛮民族)，到了商朝后期才开始发展农业，但其重要性仍居于畜牧业之下。周边地区的铜器时代经济使其超越新石器时代而直接进入铜器时代。最后，周民族超过原来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原地区的民族而取得统治权。
这种后来居上的现象在世界史上屡见不鲜：古希腊超过Minoa，古罗马超过古希腊，欧洲超过古罗马。这种现象在将来还要重演。有趣的是，每次扮演后来居上角色的通常是所谓的野蛮民族，而不是文明民族──后者早已被自己的历史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要解释周民族后来的成就，应该在历史本身的演化规律中去寻找，而不必到故纸堆里寻找灵感，硬是将周先人与周以前的统治者挂起钩来。
当年周民族能够成功的秘密在于它有一种向前看的、自信的、乐观的、开放的心态，这一点可以在西周早期的文献 (包括铜器铭文) 中找到证据。试看利簋的铭文：“珷王征商, 隹甲子朝, 岁鼎克闻夙有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仅用十五个字来概括。明快、简洁的风格透露出乐观与自信，不禁使人联想到凯撒的名言：“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
与此相反，西周中晚期的铭文充满了诸如“玄衣黻纯、赤巿朱璜、銮旗攸勒”之类的琐碎细节，读起来颇象一份报税单。而且周王动辄重复“昔先王如何如何”和“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之类向后看的、矫揉造作的 (或称古奥艰深) 的陈腔滥调。这标志着周人已经变得封闭、保守，其思维模式已经陈腐、僵化，于是周王朝的生命力也就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