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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奥宗光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人物之一，在其外交大臣任内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施展“狡狯”的外交手段，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也就冠以“陆奥”之名，被称为“陆奥外交”。“陆奥外交”规定了后世日本外交的走向，甚至迄今仍然有其巨大影响。“陆奥外交”之所以成为日本学者长久不衰的研究课题，其原因盖在于此。但国内学术界对“陆奥外交”的研究却长期不够重视，系统的研究更付之阙如，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一 陆奥宗光及其外交实践
陆奥宗光（1844—1897），出生于和歌山藩士家庭。九岁时，因父母受到没籍处分，家禄断绝，从此一家陷入困境，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困苦的遭遇养成陆奥坚毅的性格，十五岁时便抱有出人头地的雄心，“他时争得生鹏翼，一举排云翔九天” （1）。后投身尊王攘夷运动，广泛结识刀幕志士，其才干初露锋芒，渐为倒幕派人士所赏识。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陆奥宗光进入外务省前身的外国事务局，任御用挂，这是陆奥外交生涯之始。因在上层无得力的后台，仕途并不顺利，几起几落。后还因故一度被免职下狱，过了五年的铁窗生活。1883年经特赦出狱。翌年游历欧美，在海外两年间大长见闻。回国后即投靠伊藤博文，夤缘而上，再度进入外务省，任政务局长，从此，仕途一帆风顺。1888年，被派为日本驻美公使。1890年，山县有朋组阁，电邀陆奥回国担任阁僚，陆奥得到农商务大臣的位置，终于实现了当年“一举排云翔九天”当大臣的愿望。1892年8月，伊藤博文第二次组阁时，陆奥又被邀出任外务大臣，从此进入其事业的颠峰阶段。
陆奥宗光在其外相任内主要做成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修改不平等条约。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着力于修改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1871年起，迄于1892年，历时二十年，经过多次日本历届政府与欧洲诸国交涉和谈判，皆无结果。陆奥宗光任外务大臣后，鉴于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为转移朝野视线，确定了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方针。但又认为“既不能发动无故之战争”，则“惟一之指望只有修改条约” （2）。他排除了对外强硬派的干扰，决定采取低姿态首先与英国谈判。当时，远东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是英俄对峙。自1891年俄国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后，英国感到它在远东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颇想利用日本作为防俄的前哨，因而希望与日本接近。在相互需要的情况下，陆奥也就顺水推舟，满足英国提出的某些要求。如条约批准后要五年才生效、废除治外法权、日本对英国人开放内地等，使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894年7月16日，日英改约的《通商船海条约》在伦敦签字。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Wedehouse John Kimberley）在签字仪式上当着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面致祝辞称：“这个条约的性质，对于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要有利。”（3）改条约的成功，便完全排除了先前陆奥对发动侵华战争会引起英国干涉的担心和忧虑。
第二件，是挑起甲午侵华战争。先是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后，陆奥宗光一面命日本驻朝鲜公使馆代办杉村浚往访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以甜言诱使中国派兵“代戡”，一面推动内阁做出派大军进入朝鲜的决定。与此同时，还敦促回国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提前返任，并亲自向其交代“我们有即便不得不诉诸干戈亦在所不辞的决心”，不妨“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 （4）。实际是把挑起战端的任务交给了大鸟。大鸟回任后，先奉陆奥之命提出所谓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一则使日本侵略军赖在朝鲜不走，一则拖住清军不能班师回国，以伺机寻衅。继又决定单独胁迫朝鲜政府“改革内政”，借此制造开战的口实。陆奥多次催促大鸟下定挑战的决心，发出电训说：“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5）按照这一命令，大鸟便于7月23日凌晨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朝鲜政府未能给予“满足之答复”，“为保护我权利起见，势非出于兵力不可” （6）。随即用兵力占领朝鲜王宫，劫持国王李熙，演出了围宫劫政的武剧。25日上午，日本海军又悍然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舰船，终于挑起了这场大规模侵华战争。
在战争的进程中，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发生了不少重大外交事件。其中，有的是日本直接制造的，有的则是由日本的侵略行动引起的。面对这些外交危机，陆奥宗光使用各种手段，纵横捭阖，应付裕如，终于有惊无险，皆得平安度过。兹举其荦荦大者言之：
（一）高升号事件。日本海军发动丰岛袭击时，竟然击沉了清政府租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一时震惊中外，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此消息传到英国后，人心激愤，舆论哗然，纷纷声讨日本之践踏国际公法。英国官方的反映也是十分强烈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命其上海总领事韩能（Nicholas John Hannen）亲到日本总领事馆，谴责日本暴行，并提出强烈抗议。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里曼特（Freemantle）还致函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质询击沉高升号的日本浪速舰是否奉命行事。同时，向英国海军部建议，“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舰长” （7）。顿时，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形势对日本极为不利。陆奥宗光乍闻此信，也大为吃惊，担心“日英两国间或将因此高升事件而引起一场重大纷争” （8）。他反复权衡利害，决定采取措施以变被动为主动。他首先亲自会见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R.S.Paget），告以日本政府将对高升号进行调查，万一错在日本海军，日本将赔偿全部损失。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先用话将英国政府稳住，但在最主要的责任问题上却说的是活话，以便为最终推卸责任预留余地。果然，随后不久，便炮制了一份假报告，倒打一耙地诬称是中国军舰先向日舰开火，日舰事后才知道击沉的一艘运输船是英国商船高升号，把日本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与此同时，日本又通过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贿买英国的媒体和一些权威人士为日本说话。于是，《泰晤士报》先后发表了英国著名国际法权威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来克（J.Westlake）和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T.E.Holland）的文章，为日本辩护，说从国际法的观点看，日舰浪速号击沉高升号完全正确。于是，英国的舆论突然都改变了腔调。英国政府从防俄的大局出发，正要拉近日本，也就趁此机会转弯，认定日本不但无过，反而有理，转过来却要高升号船主向中国索赔。
（二）旅顺大屠杀事件。日军进攻旅顺后，连续四天纵兵滥杀无辜，杀害两万余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惨案。起初，日本政府虽然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消息，大屠杀的消息还是被西方记者陆续报道了出去。陆奥宗光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为之煞费周章，又故伎重演，重点贿买英国中央通讯社，发布对日本有力的有偿新闻。只要一出现不利于日本的新闻，中央通讯社总是予以反驳。据日本文献记载，发表一次这样的消息，日本需付给2000日元。另外，日本还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每次付给606英镑（9）。陆奥的卑劣手段对掩盖日本侵略军的屠杀罪行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纸究竟是包不住火的。最早使旅顺大屠杀事件成为爆炸性新闻的是美国纽约《世界报》记者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该报于12月12日刊出了他从日本横滨拍发的通讯《日本大屠杀—〈世界报〉随军记者关于旅顺屠杀事件的报告》。由于克里尔曼是西方读者熟悉的知名记者，他的这篇百余字的报道也就不胫而走，引起国际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将日本政府置于尴尬的地位。这时，日本驻欧美公使的报告纷至沓来，要求采取对策。陆奥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商议，决定“置之不理，完全采取辩护之手段”（10）。他一面发动日本报纸为日军暴行辩护，一面于12月17日在《世界报》上刊登声明，继续倒打一耙，说日兵目睹同伴被清军“残酷杀害”，“愤慨难耐”，以致“偶尔出现似乎越轨行为的趋向，深感遗憾”。这等于变相地承认了大屠杀暴行，反而越抹越黑。《世界报》则乘胜追击，于12月20日又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载了克里尔曼的长篇通讯《旅顺大屠杀》，对旅顺屠杀事件做了详细而具体的报道。这篇报道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各国报纸纷纷转载。陆奥见已无退路，只有将谎话继续说下去，来个死不认账，但又接受前次的教训，不再与《世界报》打交道，草拟了一份日本政府的正式声明，即《陆奥声明》，发给驻欧美各国公使转致驻在国政府。在声明中，他攻击《世界报》，发表的克里尔曼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并否认曾屠杀和平居民，一口咬定“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便装的兵士” （11）。正在此时，日本政府由美国中介，逼迫清政府派遣 “全权委员”到日本会商事宜，这样一来便将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中日议和的问题上来，旅顺大屠杀事件的报道反倒从报纸上消失了。
（三）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日《马关条约》
签订后，俄、德、法三国联合行动，反对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当时，陆奥宗光正在请假休养，闻讯后感到事态严重，便提出一个拉拢英国对抗三国的反干涉构想，计划采取贿赂英国政要的办法以达到上述目的。他命令驻英公使加藤高明“以尽可能最秘密的方法，探听并弄清英国政府的真实态度”。并明告加藤：“对于执行上述命令之费用，你不必犹豫，必要时即将款项寄上。”（12）但日本这次的贿赂手段并不奏效。因为英国当政者首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不可能为了日本而冒与三国为敌的风险，这就使陆奥的构想归于破灭。其后，御前会议在广岛举行，讨论如何应对三国干涉问题，决定暂时采取召开国际会议处理辽东半岛问题的方案。当征询意见时，陆奥决定反对此方案，认为召开国际会议会招引列强新的干涉，中国若乘机不批准条约，将会使《马关条约》成为一纸空文。根据陆奥的意见，日本政府确定了“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13）的方针。最后，明治天皇颁诏，容纳三国劝告，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随之中日签订《辽南条约》，由中国以库平银3000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甲午战后，陆奥宗光因肺结核病趋于严重，便一面养病，一面撰写外交回忆录《蹇蹇录》。“蹇蹇”两字，出自《易经•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之语。陆奥从此表白自己不顾自身而效忠天皇之心。书稿由日本外务省于1896年以“内部读物”出版。陆奥在书后说明著述此书的目的，是通过概述甲午战争期间“充满复杂纠纷的外交始末”，表明当时面对接踵而来的外交危机，无一不是“深入斟酌内外形势，权衡于久远未来之利害，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策，才使日本终得“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危机，保持国安民利之途” （14）。尽管是在这里自我表功，但“陆奥外交”作为明治时代的主要遗产之一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陆奥为什么被尊称为“日本外交之父”的原因。
二 关于“陆奥外交”的性质问题
要对“陆奥外交”作出正确的评价，首先须弄清楚“陆奥外交”的性质问题。在日本国内，曾经流行对“陆奥外交”的多种说法，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陆奥外交”是非侵略性质的。具有代表性的见解有二：一是“二元外交”说；一是“和平外交”说。
“二元外交”说的最早提出，是在陆奥宗光死后的第二年，见于阪崎斌所著《陆奥宗光》一书。此说后为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承袭。所谓“二元外交”，是说日本的外交不是外务省一家说了算，而参谋本部也插手其间。在阪崎斌看来，在甲午战争中，陆奥宗光乃至伊藤博文与军部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的。他写道：“当时我国军人社会的潜在势力非常猛烈，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对之不能控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并认为甲午侵华战争是“并非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是在不能中止骑虎之势才诉诸干戈” （15）。照阪崎斌的说法，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责任并不尽在陆奥宗光，这是很难成立的。事实恰恰相反，在发动甲午侵华战争问题上，陆奥与参谋本部不仅心有灵犀，而且是沆瀣一气的。如1894年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讨论朝鲜形势时，即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参加，共同做出了派兵入朝的决议。当天夜里，陆奥还在官邸专门与川上密谈，研究派兵的步骤，最后共同决定一定要在兵力上压倒中国。据参加讨论的外务次官林董回忆，当晚“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决问题，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 （16）。可见，他们在开战和打败中国的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分歧。外务省与参谋本部，虽职司分工不同，但相互配合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就是陆奥所说的“外交先行，军队后援”（17）。说陆奥“不能中止骑虎之势才诉诸干戈”，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和平外交”说的首倡者是信夫清三郎。信夫同意“二元外交”说，但又进了一大步，提出了“和平外交”说。他认为，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派兵入朝，是为了在朝鲜“维护势力均衡”，是“以和平手段解决时局为第一”。因此，他极口称赞道：“陆奥外交就是这样的和平主义！”（18）此说在日本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并为官方所接受。直到今天，在日本国内，仍有不少学者还在宣扬“和平外交”说。事实是否如此呢，这是需要详加辩明的。
所谓“维护势力均衡”一语，是来自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的自述，是不能信以为真的。因为在派兵规模的问题上，陆奥已与川上操六达成默契，要在内阁会议上打马虎眼，以免持稳健态度的伊藤博文不敢毅然答应派兵。据林董记述，6月1日陆奥曾提前与川上商谈过派兵规模的问题。陆奥担心内阁会议可能通不过他的派兵提案，说：“若一开始就派七八千军队，恐伊藤总理大臣不会同意。”川上出主意说：“可先派出一个旅团，总理大臣知道一个旅团的兵力约两千人左右，大概不会有异议，然而派出混成旅团，实际上有七八千人。”（19）陆奥的派兵提案就是这样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当时，清政府派驻朝鲜牙山的军队还不足4000人，如果陆奥真是仅仅要在朝鲜“维护势力均衡”的话，那么，他用得着派出双倍于清军的兵力吗？显而易见，这是绝对说不通的。
所谓“以和平手段解决时局为第一”一语，见于6月5日大鸟圭介返任时接到的陆奥宗光训令。其实，陆奥同时发给大鸟上述训令时，又附加一项指示：“倘局势紧急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20）虽然两项指示似乎相互矛盾，但大鸟却心知肚明，陆奥把挑起衅端的任务完全托付给他了。因为在他临别之前，陆奥已经亲口对他作过明确的交代：“我们在韩国必须取得优势。这是我们不能等闲视之的最重要的着眼点。我们有即便不得不诉诸干戈在所不辞的决心。因此，在向这个方面前进时，即使因阁下的措施而和平破裂，我将完全为之负责。阁下莫如有过激的思想，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21）大鸟返任后，陆奥还多次发出指示，促使他必须坚决挑起战端的决心。如7月12日的电令大鸟：“目前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13日 又派专人传达密令于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22）种种事实表明，仅仅抓住“以和平手段解决时局为第一”一句话来说明“陆奥外交”的性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信夫清三郎为了证明他的“和平外交”说，还提出了一些根据，其中主要的是两条：
第一，当时日本的军备还不能独立，不足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信夫认为，日本资源匮乏，尤其是钢铁原料短缺，为确保兵器的独立性非从国外购买原料不可，一旦开战，钢铁供应国保持局外中立，则维护军舰、兵器将在材料方面发生困难。所述诚为事实，然这并不能限制日本对外扩张的侵略野心。当日本发动甲午侵略战争时，确实带有很大的军事冒险成分，不用说军备方面尚做不到完全独立，即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严重问题。战争才打了三四个月，一些西方观察家已经觉察到“日本已筋疲力尽了”。等打了半年左右，曾先后在日本和中国担任过公使的德国职业外交官巴兰德（Max August von Brandt）又指出：“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对于日本国家和当政的人们，不要说战败了，即使战争拖长下来，也是十分危险的。”（23）随后，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P.de Poer Trench）也向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edehouse Kimberley）秘报：“尽管日本人强作乐观，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如果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1895年）底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24）由此可见，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确实是在军备不足、政局不稳、财政不敷的困难情况下靠军事冒险取得成功的。所以，用军备不能独立来证明“陆奥外交”不可能具有战争目的，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第二，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陆奥外交”只能致力于和平的目的。信夫清三郎认为，远东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是在英俄对峙的情况下，“中国的利害关系正好同英国一致”，所以，英国不希望中日之间发生战争。俄国垂涎满洲已久，并与法国结成同盟，战争正与之利害攸关。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允许日本采取积极行动”（25）。他的这种分析过于简单化，而且对国际形势的观察采取的是静态的方法，是很难洞悉当时国际风云变幻的原委的。必须看到，在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期间，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在不断调整其远东政策，使远东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日本政府既然决意要挑起战端，又在外交方面纵横捭阖，是完全有隙可乘，以遂其志的。以俄国为例，它在战争爆发前夕的对日政策一直在干涉与不干涉之间徘徊，后决定暂作静观以伺机而动。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用维护朝鲜独立和对中国东北没有领土野心的虚假声明稳住了俄国，直到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戳穿了日本的谎言，才促使俄国转而联合德、法两国对日采取干涉政策。同样，英国对中日冲突的政策也是时有变化的。英国的远东政策的立足点是防俄，所以在英中日的三角关系中，英国虽与日本也有着利益共同的一面，但与中国更有着广泛的利益一致性。正因如此，日本“因担心英清之间存在着相互援助的密约而犹豫”，迟迟未敢贸然挑起战端。后到7月下旬，英国向日本发出照会，“要求上海及其通道附近不要成为战区，证实了英清之间没有任何盟约”（26）。让日本终于摸清了英国的底线，才决定对中国陆海军发动攻击了。在战争过程中，日本又针对英国的惧俄心理，在防俄问题上大做文章，向英国外交部游说，大讲防止俄国人南犯，靠中国是无用的，只有靠日本才行。这就是日本“将英国拉向我们一边”（27）的外交政策。这一招儿果然奏效，使英国远东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了日本，从而英国对日本发动的这次侵略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从调解到支持的转变。所以，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陆奥外交”只能致力于和平目的的说法是十分片面的；恰恰相反，陆奥宗光正是由于深知西方列强各自的利益所在，或采取欺骗手段，或投其所好而将其拉到自己一边，终使日本的既定战争政策得以实现。
“二元外交”说也好，“和平外交”说也好，都是试图证明“陆奥外交”不具有战争的目的，以此来掩饰“陆奥外交”的侵略性质。这种观点在日本长期流行，甚至迄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之际，仍被一些日本学者大肆宣扬。如大泽博明的论文《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与日清开战》，依然对“陆奥外交”作出同样的解释：“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的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准备对清开战并克服种种障碍最终实现开战的过程”（28）。高桥秀直著《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一书，也大讲“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而且它“对清朝一贯是想避免战争的”（29）。由此可见，“陆奥外交”非战争目的说在日本影响之深远了。
需要提及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还出现了对“陆奥外交”的另一种解读，这就是“时代外交”说。此说的提出者冈崎久彦不是一般的历史学者，而是一位日本外交官，历任外务省情报调查局局长、驻沙特和泰国大使等职，故其说特别引人关注。他不同意“和平外交”说，反倒承认“陆奥外交”具有战争的目的，但认为它只是时代的产物。坦言：“‘陆奥外交’是贯穿着冷静而透彻的判断的帝国主义的时代外交。”正是有赖于“陆奥外交”的方针指引，才使得“明治维新以后数次度过生死关头”（30）。
当时，陆奥宗光将强权政治施加于朝鲜政府，也不过“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常例”而已，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冈崎作为一名现任外交官，对他的这位前辈宗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唱颂歌：“在整个日清战争当中，陆奥外交本身就是艺术作品。同时《蹇蹇录》的文章本身也是一个艺术。”（31）竟然宣称：“陆奥外交不仅在当时正体现了帝国主义外交的精髓，而且也是今天日本的选择，甚至是当代日本外交选择的惟一榜样。”（32）像这样对陆奥宗光的侵略外交赤裸裸地歌颂，确实是十分罕见的。所以，有的日本学者对其加以一针见血的批评：“这是不愿从历史上接受任何教训的人的主张。”（33）
在日本国内，最先对“陆奥外交”进行系统研究并揭露其侵略本质的是中塚明。早在1968年，中塚明著《日清战争研究》一书，就曾特列一节对日本出兵朝鲜的意图加以辨析，说明“二元外交”、“和平外交”诸说之虚妄无据，并第一次提出了“开战外交”说。（34）其后，中塚并未就此放下此项研究，而是进一步挖掘史料，做更深入的探讨。他先通过对《蹇蹇录》草稿和不同版本的对比研究，发现陆奥宗光对《蹇蹇录》草稿有不少修改之处，其中暗藏着许多有关“陆奥外交”的信息。为此，他撰写《〈蹇蹇录〉的世界》一书，重点对“日清战争开战与陆奥宗光”进行了论述。根据中塚的研究，陆奥为发动这场战争煞费苦心，他起初一则为寻找适当的开战借口而作难，一则为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干涉而担忧。后到7月间，断定英国正为调停中日冲突不成功而犹豫不决，其他列强也暂时采取观望的态度，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稍纵即逝的难得机会，便立即做出了开战的决定。陆奥在《蹇蹇录》的草稿是这样叙述的：“我认为，使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永远继续下去，最终会成为招来第三国干涉的缘由，因此，设法促成日清两国间的冲突为上策。”于是，7月12日训令大鸟公使：“……现在需要采取断然措施，在不招来外界列强谴责的前提下，可以使用任何口实，应立即开始实际的运动。”中塚明正是在“深入于陆奥宗光反复推敲《蹇蹇录》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这样的断语：“日本是通过强硬的手段达到了日清战争开战的目的。”（35）中塚明在研究“陆奥外交”的过程中，既不带有先入之见，也不受所在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趋时阿俗，而是坚持征实考信，求真纠谬，秉笔直书，力求揭示历史的真相，以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他一面批评“二元外交”说和“和平外交”说是歪曲历史的虚妄之论，一面指出“时代外交”说是死抱住侵略史观而拒绝接受历史教训的人的主张，并在自己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陆奥外交”是预谋战争的“开战外交”。由此可知，中塚能够做到维护史学自身的独立品格，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也正是他的此项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
三 “陆奥外交”对后世日本外交的影响
“陆奥外交”作为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外交的指导，是完全服务于明治政府既定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其目标是要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陆奥曾坦言：“大和民族者，应抛弃日本之日本主义，取世界之日本主义。即以达到同列强对等地位为目标，建立日本的外交方针。”（36）但是，要成为列强那样的国家，就必须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时巧借某个强国之力，以排除其他列强的干涉。在发动甲午战争时，面对远东英俄对峙的现实，陆奥宗光充分地利用英俄之间的对立，既使英俄联合干涉成为不可能，又将英国拉向自己一边，成为日本的支持者。这种“傍强”的外交路线，既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做靠山，狐假虎威，媚强欺弱，乃至远交近攻，正是“陆奥外交”的精髓所在，也是“陆奥外交”在实践中屡试不爽的成功的必要条件。
陆奥宗光身后的历任外务大臣当中，小村寿太郎是公认的“陆奥外交”的继承者。甲午战前，小村曾任驻华公使馆一等书记官并代理公使职务，以其才干受到陆奥宗光的青睐。当年，陆奥即曾有过与英国缔结日英联盟以抗衡俄国的建议，但在他生前未能得以实现。1901年9月，小村就任桂太郎内阁外务大臣后，即开始致力于推进日英结盟，以巩固日本对俄国的外交优势地位。到1902年1月30日，在小村的多方努力下，《日英同盟条约》正式签订，终于实现了陆奥宗光的遗愿。其后，日本一则依靠与英国结盟，一则争取美国的支持，加强了与俄国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控制权的争夺。1904年2月9日，日本海军袭击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通过这次战争，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成了真正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强国。所以，有的日本学者写道：“我国的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陆奥开创的，而有继承和集大成之功者则为小村外相。”（37）
小村寿太郎把“陆奥外交”的实施推向它成功的高峰，这种外交格局一直维持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终被打破。在此期间，日本的称霸野心日益膨胀，不仅吞并朝鲜，而且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动，企图独霸中国。如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山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中国东北，1932年蓄意挑起事端进攻上海，1935年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等等，这不能不损害英、美等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样，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逐渐发生新的变化，其显著的特征是日本开始放弃陆奥宗光“傍强”的外交路线，而最终走上与英、美对抗的道路。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企图一举灭亡中国。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最后是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二战”以后，日本对其罄竹难书的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从未进行认真的反省。日本一些人仍然死抱着“侵略史观”、“皇国史观”不放，妄想有朝一日“重振皇国主义之势”（38）。他们认为，日本的真正教训只是不该放弃既定的“傍强”外交路线。曾先后担任五届内阁总理大臣的吉田茂（1878—1967），即特别赞扬陆奥宗光的“伟业”，并强调太平洋战争日本之失败，乃是背离“明治遗产”、即“陆奥外交”指导的结果（39）。正是吉田茂，于1951年9月8日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将日本的外交又拉回到“陆奥外交”的“傍强”路线上来。此后，日本历届政府并未改弦更张，而是沿着这条路线一直走下去。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多次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曾深受其害的亚洲邻国屡次挑起事端，表明要坚定地走“陆奥外交”的老路，值得世人关注和警惕。
注：
（1）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下卷，原书房，1933年，第375页。
（2）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257页。
（3）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东ァジァ近代史の转换点》，岩波书店，1973年，第83页。
（4）《林董回忆录》，平凡社，1970年，257页。
（5）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57页。
（6）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卷27，东京，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53年，第422号附件三。
（7）Yan Nish,Britisb Docu ments on Foreign Affair Repov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 Vol.4, Sino-Japanese War, 1894,Bethasda,University Pnblication of America, 1989,P.111.
（8）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0—71页。
（9）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大连出版社，2001年，第10—11页。
（10）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卷27，第942号。
（11）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60—461页。
（12）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卷28，第666号。
（13）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59页。
（14）陆奥宗光著、中塚明校注：《新订〈蹇蹇录〉》，岩波书店，1994年，第365页。
（15）阪崎斌：《陆奥宗光》，博文馆，1898年，第256、161页。转见中塚明：《〈蹇蹇录〉の世界》，东京，みすず书房，1992年，第204—205页。
（16）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55页。
（17）此语见《蹇蹇录》的草稿，后被陆奥宗光删掉。见中塚明：《〈蹇蹇录〉の世界》，第111页。
（18） 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77—78、83页。
（19）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第107页。
（20）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9页。
（21）《林董回忆录》，平凡社，1970年，第257页。
（22）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68—69页。
（23）《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第69、79页。
（24） Yan Nish,Britisb Docu ments on Foreign Affair Po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 Vol.5, 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P.55.
（25）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第63—64页。
（26）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第75—76页。
（27）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132页。
（28） 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と日清开战》，《熊本法学》第73号（1993年）。
（29）高桥秀直：《日清战争への道》，东京创元社，1995年，第305—306页。
（30）冈崎久彦：《战略的思考》，中公新书，1983年，第31—34页。
（31） 冈崎久彦：《陆奥宗光》下卷，PHP研究所，1989年，第261、270页。
（32） 中塚明：《〈蹇蹇录〉の世界》，第223—225页。
（33）中塚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开战与“陆奥外交”》，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 社，1995年，第319页。
（34）中塚明：《日清战争の研究》，青木书店，1994年，第110—126页。
（35）中塚明：《〈蹇蹇录〉の世界》，第66、134页。
（36）阪崎斌：《陆奥宗光》，第341—342页。
（37）信夫淳平：《小村寿太郎》，新潮社，1942年，第7页。
（38）猪木正道：《吉田茂的执政生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第48页。
（39）中塚明：《〈蹇蹇录〉の世界》，第15、2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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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14 17:0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