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篡位证据说起

己所不欲

己所不欲  2008-1-4

《三国志》记三国之人之事，《后汉书》则录后汉（即东汉）历史；由于三国承后汉，故于朝代之交，双方记载颇有重复之处。然叙同一人同一事，二书又多有不同矣。本文仅主要例举魏武帝曹操事迹之于《三国志•魏纪》与《后汉书•献帝纪》之不同处为例，以浅略说明二史之笔法。
《魏纪》：“天子以公领冀州牧。”《献帝纪》：“曹操自领冀州牧。”
《魏纪》：“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献帝纪》：“曹操自为丞相。”
《魏纪》：“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献帝纪》：“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魏纪》：“汉皇后伏氏，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献帝纪》：“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
《魏纪》：“天子进公爵为魏王。”《献帝纪》：“曹操自进号魏王。”
《魏纪》：“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严巨讨斩之。”《献帝纪》：“耿纪、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
《魏纪》：“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献帝纪》：“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其它前书讳，而后书直言者亦不少，如董承、孔融等死。这个比较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看到，《魏纪》是完全为魏武帝讳；如仅观此书，我们看不到多少太祖篡位的明确证据。然而再读《献帝纪》，就知道曹操自领冀州牧、自为丞相、自立为魏公、自进号为魏王；这些都是铁证如山，太祖终是逃不脱逼君篡位之恶名，尽管他自己没有（也可能是来不及坐上）皇帝宝座。
那么陈寿为什么要替武帝讳（这也是为整个魏政权之合法性讳）；他本为蜀汉旧臣，于魏亦非显贵？其实这完全是因为他著此书时乃在晋代之时。晋受禅让于魏，魏如为篡汉者，则晋政权之合法性就要受到重大怀疑；同时晋代魏的路子，几乎跟魏代汉的路子完全一样；也是司马氏为丞相，进晋公、晋王，然后就是禅让云云。因此陈寿不得不为之讳。而后汉之人之事虽在三国之前，但范晔著《后汉书》却在宋（南北朝之宋），二者著史已相距百余年；已隔二朝；晋既已亡，后之史家自不必亦不当为之讳，以还历史以最大的真实性。
范氏固可誉之，承祚亦不必多责之；否则就是求全责备于一人。齐之三史直书“崔杼弑其君”，二人竟见杀；取其直笔精神则可，不必太过提倡如此行为。书史，可于其时书，就可后世书。其时书有其时书的写法，后世书有后世书的写法；主要就是讳与不讳而已。当然如齐三史者，即时书史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后世再写就怕有史料流失之弊。
史书史家之讳，自孔子著《春秋》之“天王狩于河阳”等例起，就已经存在。为贤者讳，为尊者讳，这是二大基本原则。前者不必待言。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个畏大人，包含有明哲保身的意思在内（当时亦是对权力本身的抽象敬畏）。我们不要简单认为明哲保身不好，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标准就是“义”等。如陈寿之讳，既无违义，又可保其身；其实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即在义与真实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我们知道，《三国志》对魏太祖多有隐责之处，如叙及荀彧、崔琰等名臣高士之死时就有程度不同的指责等等；这证明了承祚确实是求实之史家。有些关键地方，他是写不得也，不是不想写。
因此我们共观此二史，不仅仅知道曹操难逃篡位之名；亦可知二史笔法之如何不同；再深究下去，更可知二史为何有如此之不同。再说下去，就是“偏信则暗，兼听则明”的魏郑公名训了（虽然他是后来人）。我们读史，必读正史，亦当读野史笔记等。于朝代交替之际，更要读前代史，亦必须读后代史。学者们当然都是如此做的，除非他有意回避不同史料。关键对于一般历史爱好者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显得很有必要性。
许多人喜欢历史，但其中也有许多人很少读史书原著，无论正史还是稗官野史。通过二手三手乃至网上不知N手的文字来了解和研究（业余爱好者中也有不少喜欢如此者），那就离其人其事之本来面目就甚远了。

鹤鸣九皋

如何读史？楼主所言，确实是至理，确实必须读原著，及相关研究著作等等。虽然我于曹公没有什么太多反感之处，主要就是枉杀贤人多了些。但要想否认他没有篡心，确实于事实不符。他自己虽然没有当皇帝，但自进魏公魏王之举，难道证据还不够充分吗？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心远·清心堂

范晔的后汉书虽然秉笔直书，但陈寿毕竟去魏不远，所以在叙述史实时在经过程序方面比范晔更详细完备。
楼主引用的范晔文字失之于太简。

大眼巴喬

一句话 情势所逼 时事造人 谁一开始就取代之心 孙文也是知晓太平天国之事 才真正冒出取天下之心

云手法

曹魏代汉，符合马克思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