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之死

马拉多纳刀锋

袁崇焕之死
马拉多纳刀锋    2008-1-9

这是《袁崇焕三大必死之罪》的姊妹篇。自己于该文已经提到袁公三大必死之罪，“专权独断”、“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可是决定袁公命运的是思宗，决定袁公死期与罪名的也只能是思宗。那么为什么思宗于袁公回师勤王时才动手呢？难道是此时袁公才有必死之罪吗？当然不是，仅仅是因为此时是最佳时机。（文中引文主要引自《明史•袁崇焕传》，即《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思宗为什么杀袁公？
这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皇帝首先考虑的是这个国家，及皇权的稳固。而袁公三大罪，都大大触及了千古君臣之大忌，就是臣忠于君之大道。袁公之不臣，于其杀毛文龙时达到顶峰，而思宗最终也是忍无可忍。我个人认同，同时认为思宗也是如此认同，即袁公是忠于大明这个国家的——至少在当时是如此，就是袁公曾经与后金议和也是如此——这已经被袁公率军勇抗后金军队的多次战役事实所完全证明（这也是袁公死后，“天下冤之”的原因；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忠于国家并不代表忠于在位之君主（尽管当时政治伦理提倡忠君就是爱国，然而政治实践却往往不是这样），而这种不忠可以表现在二个方面：即主观有意之不忠，及客观（不管有意或无意都是如此）之不忠。那么我们看到袁公频频要求皇帝给自己以独断辽东军政事务之权力，同时请皇帝不要为朝廷“谤书毁言”所左右时，如何评定其不忠君主之主观性呢？我个人认为，要证明袁公有意不忠于明帝，尚没有足够证据（尽管明史史料已太多）；但他于憙宗、思宗二朝，客观上不忠于君上之事实，早已是天下皆知；正如其“胆略”名闻天下一样。对于历史人物，我们常常难以判断其行为的主观动机（正如曹操是不是想篡汉一样），但不可改变的却是历史事实。因此我们以客观事实来评定历史人物之行为的功过是非，是完全正确的方法论。同时以此事实为基础，运用合理的逻辑来推测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是可以成立的——但这种逻辑推理往往可以产生多个结果，有时候可能产生大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来；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基于完全相同的历史事实也可能如此。因此推论并不是总能够让人信服，而事实却让人哑口无言。因此我于袁公，不论其主观之志，只述其不臣之事实。

为什么此时是最佳时机？
思宗既于崇祯二年五月，见袁公擅诛毛文龙，至此遂立杀公之心。但如何杀他，用什么罪名，却是很头疼的事情。由于思宗在毛文龙死后，“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爪牙伏京师者，令所司捕。”承认了袁公杀毛文龙的合法性。因此要杀袁公必须找到足够的理由，及合适的时机，与合适的方法，以名正言顺，不激起辽东军队叛变等为最高原则，毕竟那是袁公一手控制下的军队。
这个时机很快就到了，那就是后金军队入关进攻中原，严重威胁京师。这次后金军队并没有再来进攻辽东明之诸城，而是绕道蒙古进入中原，直指京师（这证明万里长城之众多隘口太容易被突破了）。袁公遂回师勤王，至京城外驻守；“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思宗虽然强敌当前，却看到了轻易捕杀袁公的绝佳时机，一力士耳。这也有力证明了思宗之欲诛袁公既非当时突生之念，亦非朝议使然；否则强敌当前，国家方倚为干城，何可诛之？如果前面思宗优礼袁公确实出于真心，那么此时袁公千里勤王，思宗更应该是大力褒奖督师才是，何竟至于杀之？袁公自己送上门去（被迫如此），疑忌臣下向来太甚的思宗自然笑纳。

袁公的罪名
要杀这样一个抵抗外敌，颇立战功的名将，当然必须有足够理由；毕竟象“莫须有”的罪名历史上也罕见。罪名好找。为什么后金军队不进攻辽东袁公所守之城，却攻破长城关隘（蓟辽总理刘策所辖，非袁公责任区）直入中原，难道与袁公有什么默契，难道后金军队就不怕袁公军队围魏救赵，直扑后金根据地？再与前朝时袁公与后金和议（擅主而后才报于朝廷）相联系，那么就是中立没有党争之见的朝野之士都可以发生这样的疑问，即袁公是不是“纵敌拥兵”？这个纵敌拥兵是指袁公于关外不主动出击，而主要仅取守势，是为“纵敌”（放纵敌人任其自由发展强大）；而袁公以抗敌为由，专权辽东，统兵十五万，是为“拥兵”（即求自重之私利）。这种“纵敌拥兵”在历史上常见，当然袁公是不是主观有意如此，或者客观就是如此，亦是难定之论。
这是一种怀疑，还有一种怀疑是“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这个性质比前面那个严重多了，是叛国问题，“引敌胁和”！史书用了一个“诬”字，确实用得对。因为当时朝士们并没有任何证据，而只是逻辑推测及怀疑；就是后来思宗于后金逃归大明之太监处得知袁公与后金有密约，也没有任何实质证据（比如条约内容，甚至密约文本等等），这种蒋干盗书式的游戏本来根本没有任何用处。袁公本传载，于密约事“帝信之不疑。”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思宗的表面文章，仅仅是做给外人看的；因为他早就已下杀公之念——而此时皇帝正需要这样的猛料来让袁公彻底无望翻身。倘真有密约，如此绝密大事，怎么会让被囚的明太监知道？明太监无意间得知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等于零；除非对方有意让你知道，就象蒋干一样。
因此朝廷官员既支持对袁公动手，而且至此也有了足够逮捕与审判的法律根据，思宗遂于再次召对时逮捕袁公，下之狱。此时袁公军队力战后金于前，强敌已稍退其兵。思宗杀袁公前，也把他再足足用了一把。火上浇油的还有袁公的政敌，主要就是魏忠贤遗党诸人。天赐良机，岂可错过。袁公的朝廷盟友，大学士钱龙锡因为知道袁公与后金和议，及欲诛毛文龙事，因此二人共同的政敌们，遂乘此机会“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最后的罪名是“崇焕谋叛”， “龙锡亦论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
我们看到最终皇帝（法司只是皇帝意图的执行者）没有定其杀毛文龙之罪，或纵敌拥兵罪等等，而是谋反罪，实在是必然的。法司的判决早就吃透了皇帝的心思。杀毛文龙终不是谋叛，纵敌拥兵也只是推测，都难堵天下人之口（尤其是对一个屡建奇功的功勋重臣）。而这个擅自和议之事实，及逃归太监的口供，则已是足够的证据（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袁公谋叛之罪定矣，而这是一个袁公再有大功也无法逃其一死的不赦之大罪。因此袁公虽然骨子里是因为他专权擅主等政治原因而见杀，表面上的法律问题思宗还是安排的很合法合理的。至少根据法律，袁公已是死路一条，因为这是皇帝自己亲手于召对时抓他的，袁公难道还能遇千古未有之特赦，活着从狱中出来？他既然进去，就必须死，也肯定死——不会让你有任何出来后的反叛机会。
必须说说后金这个反间计。皇太极要用反间计，正如刘邦要用反间计，正如周瑜要用反间计，正如曹操要用反间计一样，都是正常逻辑之事——但关键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反间计，能够成功的却寥寥无几呢？可见主要还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罢了。我认为思宗很可能不是真的认为袁公有叛国之心之行（逃归太监之证词可信度如何，是个正常人都知道），“帝信之不疑”这句话背后的东东很有意思。为什么后人知道这是反间计？当然是有原因的。后世史家修清太宗（皇太极）实录时，才知道是后金行反间计（《明史》于清乾隆四年撰成，故记后金之反间计）。

袁公之死
法司本定之刑是灭袁公三族，共计三百余人；赖有些大臣力请方得免。袁公自己是磔于市。磔就是凌迟，即俗称的“千刀万剐”，一般认为最多三千六百刀。一个大活人被一刀接一刀，慢慢地从身上割下肉来，这种场景实非今人所能够想象。而如果我们知道那时于市中围观的老百姓，人人争食其肉，更非后人所敢与闻矣。《崇祯实录》记录了这一真实历史场景。我看到后世有论者说，此是百姓或有普通民众，亦可能有为袁公政敌之故意安排者，目的是为了证明袁公之谋叛罪，而民心亦共此论。此说实以成立，真要是能够成立，我宁愿相信其中有些人是皇帝老儿派来的，或是毛文龙一派等等，而非袁公其它政敌等（这个矛盾还没到生啖其肉之地步）。
袁公于狱中，写有诗云：“北阙勤王日，南冠就执时。果然尊狱吏，悔不早舆尸。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里面二个典故，且不说它了。“招尤我自知”，袁公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后人也看得明白，袁公之死是必然之事，就看什么时候什么方式什么罪名死罢了。如果他战死沙场，自可永留英名于明史之中，不必与杨镐、熊廷弼等一干人共列诛臣传，而是进入英烈传（尽管思宗心里还是恨得痒痒）。不过袁公自认为“清白”，后人一般也是认为如此——但这是于国家而言。他爱国而不忠君，这正是他的青史留名与必死的原因。
许多人说当时众人争啖袁公之肉，乃是民众愚昧之故。其实不然，因为这种说法是建立在知道他是冤死（即谋叛罪不成立）基础之上，而那时市中围观的百姓有谁知道这是后金之反间计，难道那时有谁能够未卜先知？而袁公议和事实铁证如山，解释为“通敌叛国”也是可以成立。因此当时老百姓们分食的是一个叛国者之肉，于当时完全是出于义愤完全合法合理。

杀袁公不怕关外明军反叛及辽事不济吗？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皇帝不怕杀了袁公后，辽东无人可用吗？显然有个后遗症问题，即杀袁公后关外辽军会反叛吗？另外就是不反叛，那么何人可代袁公，辽事会一落千丈吗？显然思宗是不怕或预测到不会发生重大恶果，或干脆就赌一把。首先思宗判断明军不会反，因为这时袁公军队尚在关内，这支军队既没有根据地，而勤王之师仍在；事出突然，诸将更根本不敢行叛乱之事。如反只有死路一条；更何况后金虎视眈眈，袁公军队不会做玉石俱焚之事，反让强敌坐收渔翁之利。事实证明皇帝的判断是正确的。袁公忠实大将祖大寿与袁公共同进宫，袁公见擒下狱，“大寿在旁，战栗失措，出即拥兵叛归。”其实就是率兵归关外自保，并不是真正叛乱。而思宗不同时逮捕祖大寿，正好说明，他不认为袁公军队会反叛；同时证明他的目的仅仅是除掉袁公而已。如果他真的认为袁公是想谋叛，早就将袁公亲信诸将一网打尽了——一个袁崇焕是不可能谋叛的，他必须得到众多部属的全力支持。
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后金军队虽退离京师，但仍列阵以待，随时准备再次进攻。袁公甫一入狱，后金军队遂再度发动进攻，结果经略满桂战死沙场；不过清兵也是损失慎重，最终退回辽东。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为什么思宗敢诛袁公，他不怕明军败于外敌吗？这个或是皇帝认为袁公并非不可替代之人，或是认为虽天才无双，无袁公亦可一战（即赌它一把）。我个人认为思宗是前者之意，而这也是我个人对袁公军事才能的评价。皇帝老儿到底怎么想，我只能推测，且不管他；只说说自己于袁公军事才能的看法。
一般认为，袁公是位名将，许多人还都说他是天才，而我则支持其本传的说法：“崇焕智虽疏，差有胆略。”这个智主要指袁公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即不夹着尾巴做人，反而多行大不讳之事，公然挑战皇帝的权威；自成独立国王等等。这个“差有胆略”就是有些胆略但并不是特别多特别厉害的意思。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袁公可谓一时名将，但绝对称不得天才云云。
事实上，袁公于守城多有成就，“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乃其代表之作。然兵法云：“五则攻之，十则围之。”此论攻城之难而言守城相对之易。故袁公前虽抗努尔哈赤于宁远城，后亦御皇太极于宁远锦州，取得守城之胜利；但却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后来后金军队从蒙古绕道进入中原，袁公回师勤王，双方激战之下，基本打个平手。这是唯一一次袁公与后金军队之重大野战，其结果证明，袁公在野战中并没有取得对后金军队的明显优势，更无论大胜。因此我的观点（也可能是思宗的想法）是：明可守关外之将多矣，多一个袁公与少一个袁公并没有本质区别及决定性意义——明末需要的是一位野战之战神，于内平李自成、张献忠等叛军既如此，于外抗崛起之后金骑兵也是如此。有袁公之十五万军队驻于辽东，清军亦可越长城而入关内，而竟不惧后路被断，根据地被夺，可见袁公之守辽东诸城于战略意义实在太为有限——如果他还是坚守而不是主动出击的话。这证明当时有袁公于明朝抗后金之军事并非绝对不可少。他死之后，明军亦能够驱逐后金骑兵于关外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其本传曰：“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这句话，我同意前半句“边事益无人”（后来连守城也守不好了），而不同意“明亡征决矣”这半句。明之亡，实际上非亡于清。如无内乱，思宗不会自杀，李自成不会入京；而吴三桂不会与后金军联手对付大顺军队。而此时明虽大内乱，而后金就因为执政集团权力争夺特别激烈之故，还处于内部稳定之时，对关内压力不大。故明若稳定内部政权，后金能否夺取中原政权，根本都是个未知数。我并不认为明是亡于清，而认为是亡于内乱；后金取明而代之，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因此边事不是明亡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内乱才是中原政权的最大威胁。故一个坚决执行防守战略的辽东名将之死（无论他是怎么死的），其实于边事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更谈不上是“明亡征决矣”；这实在太过高估袁公的防守战略及军事才能。事实证明袁公优于守城，而非长于野战（虽然重大野战只有一次，但我们也只好以此战作为讨论根据）。

袁公之死冤与不冤
我认为袁公之死，既可谓其冤，亦可谓其不冤。说他冤，是因为他以谋叛罪而死，而修《太宗实录》时发现的清档案已经证明了袁公秘约通敌说是不成立的，而他就是因为这个才被加上谋叛罪名。故我称因谋叛罪而死乃其冤。说他不冤，是因为袁公专权跋扈，有三大死罪于前，遇到思宗这样一位多疑猜忌之皇帝，袁公如能善终倒非常理。故我说，袁公之死实乃不冤，可谓咎由自取，不足太为惋惜。
其本传云：“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然而历史事实是，袁公死时，众人分食其肉；这证明当时至少有许多人认为他就是一个叛国贼。老百姓如此，就是许多朝臣也是如此。当然同时也有许多民众，还有朝臣通过对袁公生平事迹进行分析，认为袁公谋叛说与搞敌事实存在很大矛盾；但就是这些认为袁公冤杀者在当时也无法推翻那个通敌证据（如和议事实，最为重要与关键的就是明太监的证词）。因此明史这个“天下冤之”实与史实不符，当时认为袁公该杀的人在朝在野都多的是。此史书之作者乃是用后来昭雪后的情况来描述当时还是证据明显（当然还不是铁证；但亦已足够）情况下，朝野对袁公之死的反应，委实是一大败笔。
若是太史公在世，必大书特书袁公磔于市，及民众分食其肉之历史场景。中国史家中，个人认为只有太史公才可能会这样写，而其它人基本不可能；这就是“良史”与“作史者”的区别与高下所在。故我说，袁公之死总的来说根本不冤，可以说自取其死。因为他挑战的是君君臣臣的根本制度。前后二位明朝皇帝，于袁公都可谓优礼有加，倚为国之干城；然袁公不以汉之卫青为榜样，而竟成唐之藩镇之将；其死固宜矣。明之二帝，于袁公则无不君之处，反是多有厚恩重用；袁公于君上，则近于无视。辽东明地明城明军，俨然已是袁公独立国王矣。如此军阀不除，则君实难为君，国或难可为国（谁能够知道袁公之无君，会不会发展到真正之叛国地步）。为袁公之君者，实难；唯诛之而后方可得安寝。

袁公之历史地位
毫无疑问，袁公是位民族英雄。不过这位民族英雄并不是一个好臣子，而是一个无视君上者。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军阀。当然军阀同时可以是一个民族英雄，同时可以是一位廉洁高官；正如三百年后之民国不少同样的历史人物一样。必须同时记住的是，明末有许多民族英雄，只不过成功程度之不同而已。袁公守城有功，已属难得。若称其军事天才云云，亦不免拔之太高，不足取也。
必须看到，袁公的死主要归咎于自己，即思宗杀他在政治上、在法律上都有足够的合法合理性（当时反间计还没有被揭穿）。后人多论其冤，实不然也。吾曰：袁公该杀。其三大必死之罪，袁公岂可逃乎？一个人光爱国是不够的，光有才能是不够的，光有廉洁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守法；在帝王时代，他还必须尊君；更何况明帝于他太厚。袁公之功，若于它罪，或可让其免于一死；然袁公无君无上，思宗必欲杀之，其死亦不为冤。关键就是袁公之专擅与思宗之疑忌根本就是水火不可容。

沧海桑田

楼主两文长篇（《袁崇焕三大必死之罪》和《袁崇焕之死》）的结论似乎在说袁崇焕是不守法不忠君的军阀，所以该死。我读了心寒无言以对。

袁崇焕曾写过一首诗《边中送别》。当您在写这文章时，可曾想过他当时做这首诗的处境和心境？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马拉多纳刀锋

趁着近来与友人论袁崇焕之际，把这个历史名人之死系列中的一篇写了出来，应该是第一篇吧。以前倒有过半成品。同时希望论坛诸公，也同样写一写历史名人，毕竟孩子是自己的好。我向来是不怕献丑的，因此只要有空就尽量多写一写的。

马拉多纳刀锋

我从来都是敬重其爱国之诚的，这点永远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也是南明、清及今之后人给他平反，最终给予崇高荣誉的根本原因。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往往如此。人都是其不同的社会角色，比如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为师为友等等，因此不同的角色当中，他的各有其表现。而决定他最后盖棺之论的就是综合因素了。

马拉多纳刀锋

然亦不必如此“招尤”。他之死，确实主要是咎由自取。他杀毛文龙，历数十二斩罪。如以此标准来论，袁公自己也是必死无疑。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明之二帝于袁公不仅仅是礼，而是给予辽东生杀予夺之大权，优遇有加。朝野皆多议论。而袁公忠于国，而不忠于君上，早已是铁证如山，亦非一日矣。
袁公不唯谨慎，而务意求功求权，最后竟杀总兵这样的事情也敢擅为，不死何待？秩序永远是需要的，如果现在出来这种情况，做领导的又怎么敢用呢？

沧海桑田

引用第4楼马拉多纳刀锋于2008-01-11 10:53发表的 袁公求治心切 :
然亦不必如此“招尤”。他之死，确实主要是咎由自取。他杀毛文龙，历数十二斩罪。如以此标准来论，袁公自己也是必死无疑。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明之二帝于袁公不仅仅是礼，而是给予辽东生杀予夺之大权，优遇有加。朝野皆多议论。而袁公忠于国，而不忠于君上，早已是铁证如山，亦非一日矣。
袁公不唯谨慎，而务意求功求权，最后竟杀总兵这样的事情也敢擅为，不死何待？秩序永远是需要的，如果现在出来这种情况，做领导的又怎么敢用呢？

袁崇焕杀毛文龙，先斩后奏是有特殊原因的，並不是为了什么独霸或不忠。真正想独霸或不忠的反而可能会是毛文龙！满清的历史档案就有几封毛文龙写给皇太极的信。您为何不提？说袁崇焕不忠于君，楼主可否拿出有力的历史证据再详细些的说明？另外，对于毛文龙，朝鲜人的反应是“椴岛之无益于中朝而有害于我国久矣，今若因此能使撤归，则幸莫大焉”，您有想过为什么吗？就写这么多，供您思考。

naiyuan0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是正确的。袁公遇到一个混蛋皇帝，无能加倾轧的同僚，无知的民众，袁公必死！

naiyuan0

我认为：搂主说：明朝需要一位野战之战神，是不确切的，就是一位野战之战神，到辽东也无回天之力，到了崇德年间之后，农民起义已严重冲击了明王朝的统治，让一位统帅在关外与皇太极进行野战，明王朝没那份财力，也没那份能力，简直是痴人说梦，袁公能做到如此，实属不易！

naiyuan0

崇祯皇帝刮袁公于市，民众啖其肉，每读到此，我总感到无尽的悲哀，袁崇焕，一个廉洁的好官，赫赫有名的名将，民族英雄，死于皇帝的猜忌，同僚的倾轧，民众的愚昧，惜乎袁公，悲乎袁公！就这一点，明王朝必亡！

己所不欲

楼主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当时袁公反叛证据足够，时人多有以为其确实谋叛者，“天下冤之”其实不是历史事实。
当时许多清流名臣也是认为袁公有必死之罪的，这个史料昭然；并不是只有皇帝及魏党等认为袁公谋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