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亲俄亲共到反俄反共的转变过程

明绍宗朱聿键

在我们印象中，蒋介石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是不证自明的，但据近年来蒋介石私人日记的解密和国内外历史学家的发掘，实际上并非如此，蒋介石早年曾信奉共產主义，醉心马列思想。他一生对苏联和TG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本文将通过蒋介石的公共讲话、演讲，他的著作，以及近年来解密的蒋介石私人日记，再结合他的所作所为来探究这个问题。

　　1.早年曾信奉馬克思学说

　　蒋介石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受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中也包括馬克思主义思潮。他不仅看像《新青年》这样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杂志，同时也看馬克思学说著作。在他1923年的日记中多次提到“看馬克思经济学说。”、“看《馬克思学说概要》”。他不仅看馬克思学说，甚至还达到入迷的程度，其在苏俄访问时1923年10月18日日记云：“看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而且对于馬克思主义学说的代表作《TG宣言》，还有《列寧丛书》、《俄国革命史》等他也仔细阅读过，并且“甚觉有益也。”1923年6月9日日记云：“看《法国革命史》，乃知俄国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发明，十之八.九，皆取法于法国，而改正其经验也，然而益可宝贵也。”1925年11月21日记云：“看《列寧丛书》。其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友谊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验之谈也。”（1）

　　而蒋介石早年也并不反苏。在孙中山考虑与TG合作，并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越宣言》后，蒋介石同样对苏俄评价有嘉：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在其亲笔手书《致苏俄黨政负责人意见书》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 “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2）

　　既然蒋介石早年对马列著作学说如此醉心，而且多次表示对苏联的好感和向往，那究竟是什么使他走向了彻底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道路呢？

　　2.访问苏联：看法的转变

　　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带领一个访问团到俄国去访问，此前他多次向孙文申请在此之前，蒋介石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船上他每天还在学俄文，因为他的心中想着终于有机会可以到“共產主义的祖国”去看。但正是9月到11月这三个月的访问使蒋介石对苏联和TG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

　　蒋介石在苏联期间，参观访问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见苏联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听取他们关于苏联的革命经验，并商讨苏联对孙中山革命的支援。

　　二，参观访问了苏联红军，军事学校和军事设施，了解苏联红军，军事学校的组. 织制度和军事装备。

　　三，参观考察了苏联的各级苏维埃Z.F组. 织。不仅访问了苏维埃中央Z.F的各部.会，也考察了有关市苏维埃和村苏维埃的Z.F组. 织，参观了莫斯科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参观了各级苏维埃Z.F的讨论会，并与各有关黨政要员进行了交谈，等等。

　　刚到莫斯科，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代表团受到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的接见，蒋称俄共为“姐妹黨”，在日记中称赞：“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其立国基础亦本于此乎！”。还在有400名红军士兵出席的大会上称赞红军战士，“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在参观军队过程中，他对苏俄的黨代表制度以及苏军武器赞赏有嘉。（3）

　　虽然苏俄在军事以及革命组. 织等方面给蒋留下好的印象，但当蒋介石提出在蒙古库仑（1921年起被红军进占）建立军事基地时，遭到俄国人拒绝（4）。这使蒋认为苏联人并非真诚支援孙中山革命，而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特别对中国边疆图谋不轨，他在自己的《苏俄在中国》——我的游俄感观里是这样说的：“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他到中国来与北京Z.F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但是我与苏俄黨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獨立自由的诚意所在。”（5）

　　不仅如此，蒋介石了解到苏联对孙中山的评价相当低，他在莫斯科共產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做的演讲中赞颂孙中山与三民主义，而却遭到俄国人和留学TG人的嘲笑和批判，这使蒋在心里对TG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6）

　　同时，苏联也给蒋留下了不少负面的印象：参观彼得格勒等地时，感到市况萧条和海军士气低落，“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雪维克的專制獨裁，和战时共產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得出其创痛的痕迹。”（7）而且随着他在俄国的时间长，对俄国社会了解多了起来，渐渐地认为苏俄Z.F“无信”、“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应该是指正在清黨的斯大林）（8）等等

　　回国后蒋介石在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中，讲述了苏俄有侵略边陲的企图，不可对其过于信任。但是，却遭到了孙中山的拒绝，认为其是“未免顾滤过甚，更不适合于当前的革命环境。”（9）

　　蒋介石的意见被孙文漠视，而他在第二年国民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只得作为没有发言权的旁听者与会，虽然被孙中山指名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筹备委员长，但他拒绝就任，而奔赴上海。蒋介石自己说：“我又在本黨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黨份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黨黨员盲从共產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黨不能达成　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于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10）

　　1924年3月14日，蒋给黄埔军校黨代表廖仲凯写了封长长的信，将苏俄比作“凯撒帝国主义”：“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黨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黨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TG，而乃国际TG员也。至我国黨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黨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TG为其正统，决不信吾黨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而他同时又斥TG为“俄奴”：“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TG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11）

　　可以说也正是这几个月的苏俄游，使他对苏联和中国TG的看法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蒋介石表示对苏维埃制度很反感，对苏维埃政权开展的各种階級斗争的形式感到不快，认为“在苏联的社会中或是俄共中间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在他看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階級政权的苏维埃政治制度竟然是“專制和恐怖的组. 织，与我们中国国民黨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而 “工人階級的祖国”苏联在他看来是比其前任沙俄更具野心的帝国主义，“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 华. 民. 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12）

　　而对于当时与国民黨合作的TG，他认为其并非真心拥护孙中山和国民黨三民主义，“共黨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论和階級斗争思想来曲解三民主义。只有他们用马克斯主义曲解三民主义，才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黨黨员对三民主义的正确解释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排挤宣传部长戴季陶，及青年部长邹鲁，致使其愤而离粤。”

　　他同时更视TG员为一大潜伏在国民黨内的威胁，认为TG正在对国民黨进行渗透、分化、挑拨离间：“至于共黨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黨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由俄回国之后，共黨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纷歧为借口，来抵销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 “共黨分子对于本黨组. 织，最初并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仅在渗透，第二步就要来分化。所以他在本黨内部，全力制造其所谓「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称，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更加以挑拨离间的工作。如此本黨黨员受了共黨跨黨分子分化挑拨的影响，自相矛盾，互为排斥，而共黨分子才能乘机把持本黨的黨务与民众运动。就在本黨改组成立不到半年之后，赤色气焰就逐渐猖獗，已为识者所深忧了。”（13）

　　尽管蒋介石自访问苏俄之后就对苏联和TG没有好感，但直到中山舰事件和4.12反革命政变之前，他并没有公开地反苏反共，而且他在任黄埔校长时对军校入伍生训话时指出，我们的三民主义和共產主义都是为无产階級奋斗以求生存的……我们要黨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TG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黨员的责任。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而且尽管他对苏维埃政治制度很反感，但苏联军队的建制他却是十分赞赏的，所以仍然主张以苏俄红军为榜样来组. 织培训军队，在军校和军队中建立黨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他说：“军队设黨代表制度，在中国是由我一个人提出来的，黨代表这个制度，是仿效苏俄赤军的办法。”（14）

　　从北伐清黨到“五次剿匪”

　　前文已经论述蒋介石访问苏联后对苏俄和TG看法的转变，而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则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开端。由于中山舰事件迄今在历史上还有很多谜团，而且本文要探讨的是蒋介石对TG的看法，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蒋介石自己是怎样说这件事的：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黨内逐渐分成两派，“其时本黨已经表明其反共态度的黨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一般所谓「西山会议派」。本黨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结，并没有显著的裂痕。但是共黨这时对本黨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积极，挑拨构煽，制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黨黨员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恺及亲共的本黨黨员为「左派」，而挑拨胡汪间之互相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本黨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蒋介石一直强调TG在国民黨之间进行分化和挑拨离间：“共黨这时竭尽其对本黨分化的伎俩，又在其所谓对「右派」斗争之中，更加紧其对汪的包围，而汪亦终受其煽惑，并在共產派压力之下，藉廖案嫌疑关系，强迫胡汉民以出使俄国的名义，离粤出国。于是共黨乃以往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的惯技，转施于汪兆铭与蒋中正之间，制造本黨的另一新矛盾。”（15）

　　而中山舰事件在蒋看来，正是当时的TG员李之龙调动中山舰阴谋暴動所引起的，是苏联和TG要夺权的阴谋：“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TG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命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铺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黨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碍。”（16）

　　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逮捕了李之龙等TG人，包围了苏联顾问住宅和收缴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又借此打击了黨内的敌对右派，随后还对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了《整理黨务案》，提出了一系列限制TG和巩固国民黨黨员的要求，逐渐开始了“限共”，但蒋介石为了取得苏俄的支持表面上仍维持着“联俄容共”。直到众所周知的四一二清黨发生。

　　1926年７月１日，广东革命Z.F在广州誓师北伐。国民Z.F以广东及广西为基地，策略以“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为主，实行各个击破。进兵湖南，攻占平江、岳阳，8月31日，大军集结武昌城下。9月初北伐军向武汉三镇发动攻势，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汉口。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几个月内势如破竹，横扫北洋军阀。

　　虽然苏联顾问们和TG也是北伐的参加者，作蒋介石显然对这群“异类”是怀有敌意的，认为当. 局奉苏联的命令实行农村暴動、分化革命军、破坏北伐。他在《苏俄在中国》里是这样说的：“十一月，莫斯科共產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要当. 局黨徒利用国民Z.F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動中组. 织武力，建立共黨政权。莫斯科为了指挥当. 局，实行其「彻度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易（Ｍ？Ｎ？Ｒｏｙ）和谭平山来到中国……当. 局为了执行莫斯料这一决议……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黨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游民无产者（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分化本黨并离间国民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17）

　　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黨后，中国TG领导的南昌起义等多次武装斗争，蒋称之为“城市暴動”，在他看来也都是听令于苏联而策动的：“南昌暴動失败之后，莫斯科仍然指使当. 局策动广州及其它都市暴動。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動是由纽曼及爱斯拉（ＧｅｒｈａｒｔＥｉｓｌｅｒ）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他们提出的口号，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面包」与「土地」。他们同样组. 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而后，蒋介石Z.F以俄国领事馆是“俄共间谍策动叛乱的基地”为由宣布与苏俄断交：“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戡乱的时候，即已当场捕获俄国副领事及其助手。叛乱平定之后，查获秘密文件，更证明俄国领事馆及其商业机关就是俄共间谍组. 织和策动叛乱的根源。国民Z.F乃于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销各地的俄国领事馆，并勒令各地的俄国商业机关停业，乃即宣布与俄国绝交。”蒋对外宣称：“试观中国各地之俄领事馆，事实上等于第三国际之支部，同时亦为中国TG阴谋之巢窟。”（18）

　　对于TG当时发动农民的武装起义，他是深恶痛绝的，认为那是“杀人放火”和“制造仇恨”：“TG所谓「红军」的任务，就是杀人、放火、勒索、筹款，和煽惑群众。而其政治纲领就是「杀地主，分田地，武装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他的工具……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佃户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同时他痛斥TG破坏中国的家庭和伦理道德：“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的黨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 织，而确立其控制……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TG诱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黨役使的唯一方法。”他再次又将当. 局与苏俄连在一起说：“当. 局匪徒对民众残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于俄共不只是毫无逊色，而且可说其是青出于蓝，变本加厉的了。” （19） 据其子蒋纬国回忆说：“我父亲跟我说，共產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人性。”（20）

　　在一次演讲中，他痛斥TG所领导的打倒资产階級建立无产階級專政、实现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以恨为动机的”，是绝对不适合中国的： “俄国人民因为受專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階級充满了愤怒和怨恨，TG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階級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余各階級，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21）

　　他认为共產革命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观、民族性相反的：“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22）

　　而且他也反对馬克思的階級学说，认为中国社会不能搞階級斗争：“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階級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階級也不过粗具階級的雏形，階級的对立，既不明显，階級的利害，自然没有什么冲突，階級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階級的利益，打倒别階級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階級的利益，打倒许多階級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階級的区别，不应该以階級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这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TG的階級革命不适于中国。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階級斗争。”（23）

　　在他看来，TG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革命只不过是以民众为工具而已：“至于夺取民众，乃是以民众做工具，不是以民众做本位。以民众为工具，实在是残酷和卑污的行为，不适于宽厚和平的中国民族，前面都曾经说过了。综上所说，就是階級斗争武装暴動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24）

　　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其后的宁汉合流，使中国TG从此走上了建立自己的武装以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澤東、朱德等人在南昌各地起义，建立根据地，并在江西建立苏维埃。蒋介石自奠定南京国民Z.F以及中原大战后，也腾出手来进行“剿匪”，他在1930年10月10日，于南京发表《告全国同胞文》，指出 “肃清匪共”为当前要务之一，开始了先后的五次“剿匪”。

　　在他看来，这一小股TG比盘锯在关外的日本强敌对中国前途威胁更大，似乎由TG统治的话中国人民就会陷入比被日本占领更甚的水深火热之中，他 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TG，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他更将“剿匪成败”和“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我们晓得历史，无论那一个朝代差不多都有土匪，尤其是每当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即国家正要由乱而治的时候，土匪格外要扰乱得凶，历史上每遇到这种局势，国家的治乱兴亡，全系于剿匪的成败，如果当时的Z.F能将匪寇剿灭，国家便可安定稳固下来，而能生存发展于无极，如果Z.F不能将匪剿清，国家便日益陷于危乱贫困而转趋衰弱，以至于灭亡，我们现在所处之环境，正是如此”（25）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界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运动，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需安内”的政策，继续其“剿匪”。而对于学生及社会各界的爱国运动，他认为那本是爱国运动，但却受TG所利用，为共產国际所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传活动，“挑拨地方军与中央军的感情，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孤立国民Z.F与中央军，让TG得以生存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的叛乱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TG在抗战阵营的背后，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Z.F，控制中国的目的。”（26）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一致抗日。而在蒋看来，张和杨是与TG勾结已久的： “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黨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黨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议的杨虎城，其与共黨勾结更深。”（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