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国的历史和文化

齐天大圣

　　
　　一
　　
　　巴国，是指以姬姓巴王族为主体，并包括版图内的其他族群，在先后以陕东南和四川盆地东部及鄂西为中心，而其四至因时而异的地域范围内所建立的国家。
　　
　　在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代，古代文明的一些要素开始在峡江巴地出现，成为巴地古代文明的曙光。到商周时代，早期青铜文化开始在渝东长江干流地区萌芽，昭示着早期文明的起源。东周时期，由于巴国文明的南移、进入与推动，巴地的青铜文明进入全盛时代。
　　
　　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巴国，是指与西周王室同姓的姬姓巴国。早在殷商时代，巴国已见称于世，殷墟甲骨文称为“巴方”，是商代很活跃的一个方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西土之师东伐殷纣王，巴师充当前锋，勇锐无敌，歌舞以凌，致使殷人前徒倒戈，对西周王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所以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分封宗姬于巴，成为最早受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之一。在西周的外服诸侯制中，巴国班列男服，对周王室有职有贡。其职守为镇抚南国，捍卫王室，其贡献主要是农产品。《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在春秋时期仍“班侔秦、楚，示甸、卫也”，甸即甸服，“治田入谷”之义，卫即“卫服”，“为王捍卫”之义，甸、卫于是成为巴国对周王室的职贡所系。
　　
　　春秋时代，王纲解纽，诸侯逾制，巴国“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但在周王室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急剧膨胀，图谋东出汉东，扩张江汉，因而一度与楚结成联盟，扫荡江汉间小国。后来盟约破裂，巴、楚反目为仇，数相攻伐，巴慑于楚之锋芒，被迫放弃汉水上游的故土，南下长江流域，转入渝东长江干流和四川盆地东部，重建统治。
　　
　　战国时代，巴在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五易其都，先后在江州（今重庆）、垫江（今重庆合川）、平都（今重庆丰都）、阆中（今四川阆中）、枳（今重庆涪陵）建立都城。巴国五次迁都，都同当时政治军事局势的急剧变化直接相关，每次迁都都更加远离战场。到战国中期，随着楚国军事力量向长江上游的大力推进，巴国在渝东长江干流的版图几乎完全被楚鲸吞，巴王室只得退保阆中，而将渝东重镇枳交由巴王子据守。尽管如此，也终究不能阻挡楚国沿江西进的凌厉攻势，更不能阻挡强秦的统一步伐。公元前316年秦国平蜀后，移师东进，取巴之重镇江州和阆中，俘虏巴王，巴国由是灭亡。
　　
　　按照巴国历史的发展，巴国疆域的历时性变迁大体上是：商周时代，据有汉中东部；春秋时代，向大巴山东缘发展；春秋末叶，举国南迁长江干流鄂西、渝东之间；春秋战国之际，渐次进入长江、嘉陵江、渠江、乌江之间的渝东地区和四川盆地东部，并兼有与鄂、湘、黔相邻之地。
　　
　　巴文化的基本特点：一是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多刻铸在青铜器和印章上；二是巫鬼文化异常发达，以致在四川盆地东部和鄂西尤其三峡地区形成一个颇引人注目的巫文化圈，传奇甚多，来源甚古，与众不同；三是乐舞发达，人民能歌善舞，其青铜乐器以于为重器；四是崇拜白虎与畏惧白虎信仰的共生和交织；五是具有丰富而源远流长的女神崇拜文化传统；六是“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等等。
　　
　　二
　　
　　巴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楚国、蜀国、秦国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关系。
　　
　　巴、楚在西周一代均为周王朝的南土之国，两国间分布着大批百濮人的群落。到两周之际，随着百濮人的衰落和大批远徙，巴、楚关系开始获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春秋时代，“王者之迹息而《诗》亡”。随着大国争霸时代的来临，巴国也积极向外拓展疆域，扩张势力。由于巴国地处汉水大巴山之间，北限诸夏，西阻蜀、秦，而东面濮人势力正衰，“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因此其领土扩张，只有向东一途。而要渡汉水而东，就必须首先与雄踞江汉的楚国交好，打通东进之路。《左传?桓公九年》（前703）记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交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邓。”巴欲东出襄阳而请楚为中介，这已经显示出巴欲与楚交好的明显意图。楚武王应巴国之请，欣然派使与巴使同聘于邓，也表明了楚国愿与巴国进一步合作的意向。这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便促成了巴、楚两国政治军事联盟的产生。
　　
　　从《左传?桓公九年》所记巴、楚联师伐邓之役可以看出，两国军队协同作战，以楚将为统帅，分巴师为两队，将楚之精锐横陈其间，以佯败诱敌，然后回师夹攻，大获全胜。此役标志着巴、楚联盟的形成。
　　
　　巴、楚结盟后，多次联合出兵，征伐汉水流域诸国，并有北进中原的意图。《左传?庄公六年》（前688）巴、楚联师伐申（今河南南阳北）。申国是周宣王分封的南方军事重镇，直接控扼着南方诸国进入中原的咽喉。巴、楚伐申，表明了两国共同的政治意图，这也是巴、楚联盟所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
　　
　　巴、楚联合作战的最重要成果，是灭庸之役。《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庸人率群蛮叛楚，麋人率百濮将伐楚。楚与庸战，七战皆北。危难之时，巴师、秦师驰援楚师，迫使群蛮叛庸从楚，反败为胜，从而合围灭庸。此役，楚不但占领了庸国以西地，“群蛮率服”，而且还为后来的疆域大扩张奠定了广阔的后方。巴国则从陕东南扩张至鄂西北，占领庸之故地，深入到大巴山东缘，并取得了庸之鱼邑（今奉节），得以染指四川盆地东部，为日后南下转入四川盆地东部造就了立足基地。
　　
　　但巴、楚联盟的目的在于利用对方力量，作为本国扩张的工具，造就本国的区域霸权，这种性质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联盟的暂时性、不稳定性以及各种松懈的关系。早在《左传》庄公十八、十九年的伐楚之役中，即已初现裂痕，但并未破裂。当数十年后楚国危难之际，巴师紧急驰援，共同灭庸，也是显著例证。
　　
　　巴、楚联盟于公元前477年彻底破裂。《左传?哀公十八年》（前477）记载，巴师伐楚，围鄹，楚大军迎战，大败巴师于鄹。此后，巴、楚政治和军事上的联合再未见诸史载，表明巴、楚联盟已不复存在。
　　
　　巴、楚联盟的破裂，正如这个联盟的形成一样，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就楚而论，自武、文以后，发展迅速，灭国数十，其势与春秋之初已不能同年而语。此时，楚要实现扫荡江汉、吞并汝淮的目的，进而北上中原，更为霸主，就必须连同虎踞汉以西的巴国一并予以荡平。对巴而言，本欲借助于与楚联盟实现其东出汉水进而建立区域霸权的战略目的，但事与愿违，不但一个赫赫楚国阻断了巴的东进之路，而且楚还日益暴露出独霸江汉之心。在这种形势下，原为消灭江汉间小国从而抗衡中原而存在的巴、楚联盟，已经失去了它继续存在的基础，其崩溃已是在所难免。
　　
　　由于巴以倾国之师伐楚而惨败，难以复原，面对步步逼凌的楚国攻势已无法抗衡，这就决定了巴在汉水大巴山之间已无法立足的严峻局势，致使巴国不得不弃土南迁。《华阳国志?巴志》说：“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巴国势力最终从汉水流域消失了。
　　
　　巴、楚联盟不仅是两国共同谋求区域霸权的工具，也是直接作为中原诸夏集团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巴虽与周同姓，为汉阳诸姬之一，但春秋时代已被诸夏视为南夷，楚则是中原诸夏“尊王攘夷”所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因此这个联盟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也是与诸夏对立的一个政治军事集团，伐申即其显著表现。巴、楚联盟与当时中原诸夏的各种同盟，在形式上有若干共同之处，如有中心、有统帅、有共同的作战部署、有相互支援的义务，等等。其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原诸夏集团的同盟以“尊王攘夷”为旗帜，而巴、楚联盟决不朝觐周天子，没有丝毫“夹辅周室”的影子。这也正是对其性质的极好说明。
　　
　　战国时代，巴、楚“数相攻伐”。虽两国王室之间尚存婚姻关系，楚师也曾驰援巴将军蔓子以救巴乱。但其间婚姻已远非昔日的政治联姻，而楚之援巴，又必须以巴献城池作为代价。这时的巴、楚关系，本质上取决于各自的根本利益。因此尽管时有往来，却不能丝毫减弱两者间生死存亡的战争。巴为拒楚，在长江一线连置三道防线，即弱关（今湖北秭归县境）、江关（今重庆奉节县境）和阳关（今重庆长寿县东南）。但巴势既已一蹶不振，而楚正值蒸蒸日上，长江天险根本不能阻挡楚师西上的步伐。到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从鄂西清江流域到渝东今奉节、云阳长江干流的大部分地区已尽数纳入楚国版图，而楚之前锋业已深入到巴国的腹心之地。巴国在失去江关以后，东方大门完全向楚敞开，而在失去阳关以后，更是无险可守，不得不再度将其国都沿嘉陵江北移至阆中（今四川阆中），愈益远离长江战场，以避楚国的咄咄兵锋，其势已从根本上削弱了。
　　
　　巴、楚由于长期交往，相互间都受到深刻影响。战国时楚郢都内有巴人聚居之区，名曰“下里”，下里巴人唱的歌，郢都不少楚人能够听懂，并能和而颂之。《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巴人之歌能在楚都引起成千上万人的共鸣，说明楚文化曾受巴文化的一定影响。而战国时代巴地又多楚风，《华阳国志.巴志》：“江州以东，其人半楚，姿态敦重”，风俗文化上接近楚人，受到了楚文化的熏染。
　　
　　巴人的文化也明显地影响到楚王族或公室的文化。其中最显著的两个例子，一是楚的“万舞”源自巴人板楯蛮的“巴渝舞”，一是楚之屈宋文学汲纳了大量巴文化的口头文学。而巴文化对楚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巴人的巫鬼文化在楚地的长期风行，盛而不衰。
　　
　　巴、蜀长期为近邻。商代巴方活动于陕南，与蜀之北方据点毗邻。两国共同参加武王伐纣，周初均受分封，地域仍相毗邻。在汉中，东部属巴，西部属蜀。杜宇王蜀时，以其进步的经济文化东传巴地，“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古蜀文字也东传于巴。虽然战国初巴国入主四川盆地东部，与蜀相敌，但事实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友好关系不能割断。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巴文化与蜀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以致渐趋同一的发展趋势，最终形成为后来学者们所盛称的“巴蜀文化”。
　　
　　战国时期，“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是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巴受楚、蜀夹击而远交于秦，显然有借助秦势以制约西方蜀国和东方楚国的意图。秦与巴交好，则是因为巴有劲卒，又据长江天险，足以因之“浮大舶船以东向（伐）楚”，将巴作为伐楚的战略基地。巴国企图在强秦的羽翼下抵制蜀、楚夹击，却根本不可能指望有所奏效，相反只能是巢倾卵覆，自取灭亡。周慎王五年（前316），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苴求救于秦。秦决计灭蜀取巴，遣大军伐蜀。冬十月平蜀，紧接着，秦移师东进，轻取巴之重镇江州和阆中，俘虏巴王，巴国由是灭亡。
　　
　　三
　　
　　巴国境内分布有廪君蛮、濮、、苴、共、奴、獽、夷、蜒等族群，其中的廪君蛮和人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
　　
　　廪君蛮是兴起于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佷山）的一支族群。传说在没有君长而信奉鬼神的时代，武落钟离山原有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等五个族群，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生于赤穴，其馀四姓皆生于黑穴。五姓相约掷剑，看谁能掷于石穴中，大家就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之，众皆叹。五姓又相约各乘土船，谁能在水面上浮起，大家一定奉以为君。这次仍然只有务相将土船浮起，其馀四姓都沉于水中。于是五姓共立务相为君，称为廪君。廪君部落集团形成后，迅速走上了发动对外战争的道路，其武力扩张的方向，是从夷水至清江的盐阳，以争夺那里的食盐资源。当时清江食盐资源为当地的母系部落首领盐水神女所控制，廪君集团来到盐阳，随即便与盐水神女展开大战，战争残酷惨烈，“掩蔽日光，天地晦冥”。战争进行了十馀天，廪君终于用计破敌，射杀了盐神，将盐源据为己有，并在夷城建立起君长统治。据历史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廪君集团原先并无以人祭祀的习俗，只是当廪君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出于神化廪君的需要才产生出来的，借以表达廪君蛮君权的神圣性。
　　
　　賨人是板楯蛮的别称，是四川盆地东部的土著族群之一，古居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天性劲勇，刚勇好舞。武王伐纣时，板楯蛮随巴师伐纣，历史记载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板楯蛮前歌后舞，就是后来有名的巴渝舞。西周初，周人为纪念武王伐纣而创作的“大武舞”，其动作设计即是取之于巴渝舞。从西汉初汉高祖刘邦下令将巴渝舞移入宫廷，至隋代而止，巴渝舞成为了历代皇朝朝廷的宗庙祭祀大曲。巴渝舞在民间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在西南地区长久保存下来，形成了诸多流派。江南地区的“盾牌舞”，湘西地区土家族的“摆手舞”，四川盆地东部巴人后裔的“踏蹄舞”，都是巴渝舞的变体。
　　
　　
　　
　　
　　
　　
　　
　　
　　
　　
　　
　　
　　

齐天大圣

引用第1楼释三昧于2009-05-03 16:24发表的  :
巴、楚、吴都是先秦时期的蛮族国家
和诸夏不同
是谓南蛮

不对，我上月才去过重庆巴国城，看过巴国历史文化和出土文物。像铜剑及其他武器还有乐器杯皿等都和春秋其他国家一样，确实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并非蛮族国家，朋友若有兴趣，可来巴国城观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