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关于太监——权利得真相
崇祯的幼稚与东林的反扑诛杀魏忠贤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崇祯要辞旧迎新，东林党要报仇雪恨，一场政治清算再所难免。拔出萝卜带出泥，魏忠贤这个大个萝卜底下连须子带泥土足足有一大团。须子是有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泥土是政治上的亲信和朋友，也就是所谓的“阉党”。
崇祯首先斩断了须子：客氏被押赴浣衣局乱棍打死。客氏之子侯国兴及魏忠贤侄子魏良卿被处死。客氏之兄客光先、之侄客璠等发配充军。崔呈秀父事忠贤，是魏忠贤最得力的盟友，因此也被列入第一批重点清除的对象。魏忠贤死后不久，丁忧在家的崔呈秀被削籍，后崇祯又下令抓捕，崔呈秀自知难逃一死，于是在家中与宠妾萧灵犀摆了一桌“送终宴”，痛饮之后上吊自杀，上演了一出霸王别姬的好戏。自杀并不能逃避处分，不久之后，崇祯颁布了魏忠贤、客氏和崔呈秀的罪名，并将他们开棺戮尸，斩首示众。斩断了须子之后，下一步就是清洗那些依附在魏忠贤身上的泥土。具体的做法是“广泛撒网，重点逮鱼”。天启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颁旨，命内阁及部院大臣定阉党逆案，对阉党成员进行一次普查，重点是对“五虎”“五彪”等魏忠贤的亲信进行处理。
魏忠贤是反东林起家的，他身边的“泥土”大都是东林党的对手，因此崇祯清除魏忠贤周围的“泥土”的同时，也简接为东林党报了仇，双方具有共同的利益。为了做好清除阉党的工作，崇祯起用了一批被罢斥的东林党人，于是双方联合起来，对魏忠贤集团进行清洗。天启年间制定的《三朝要典》就像是一个紧箍咒罩在东林党的头上，东林党人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洗涮罪名，进行翻案。然而《三朝要典》是天启钦定的史书，书中还有御制序，想要毁掉就等于否定了先皇的结论，因此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崇祯元年起，朝臣围绕着《三朝要典》的存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崇祯最初对销毁《三朝要典》持审慎态度，随着越来越多与魏忠贤有关系的人被揭发，崇祯感到有必要进行一次大换血，这样就与《三朝要典》存在广泛的矛盾。崇祯在落实一朝天子一朝臣方面的志向越来越大，他的目标不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而是要将这棵萝卜连同他周围的泥土一同铲去。五月，崇祯下令销毁《三朝要典》，并对相关史书进行了修改，为“钦定阉党逆案”扫清障碍。崇祯元年上半年，“阉党”人物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召吉、张纳、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先后去职。正如自杀不能逃避罪责一样，去职也不能逃避惩罚。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崇祯二年正月十七日，崇祯正式下令有关部门确定逆案名单。在东林党人主导下，有关报部门报了三次名单，都被崇祯打了回去，原因是名单人员太少。在打击阉党这件事情上，崇祯己经走到了阉党仇敌的前面。直到第四份名单呈上，崇祯才感到满意，三月十九日，崇祯公布了钦定逆案名单。共七类二百五十八人。分别是：首逆同谋六人，结交近侍十九人，结交近侍减等十一人，逆孳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共十五人，结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前两类人的处罚是论斩；第三类人遣戍；后四类遭罢黜或赋闲在家。“阉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东林党梅开三度，再次兴盛起来。对于“钦定阉党逆案”这件事，大多数人持肯定态度，但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崇祯对东林党的危害认识不清，他广泛打击东林的反对者，为东林翻案的做法在当时并不能取得广泛共识，造**心涣散。有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溜须拍马为官场上的常事，也要惩处。再比如说建祠是经过天启皇帝首肯的，以此为罪名是不妥当的。
明末学者，抗清志士夏允彝对此曾有评论：“此何等而草草罗入，致被处者屡思翻案，持局者日费提防，纠缠不己。迄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当局者之咎矣”。正如夏允彝所说，明朝从此陷入了翻案与提防的内讧中，不能齐心协力共赴时艰，直到明朝灭亡。
南明建立以后，仍旧“纠缠不己”，“日费提防”，不能建立广泛的抗清统一战线，最终“阉党”翻案成功，但此时国家己经成为一片废墟，亡国再所难免。当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不断，此次政治清算运动，使官员们的注意力都转移到政治斗争上来，人心不稳，影响了治国整军。
总之，崇祯清算运动打击面之大，涉及人员之多，历时之长，涉及人员职务之重，史所罕见，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消极影响十分深远。被处理的官员包括外廷和内廷，一大批统治经验丰富的官员被驱逐，辽东战场上的主帅王之臣、阎鸣泰等人也被废弃。这一方面动摇了帝国统治的根基，造成了内伤，明末的乱相，不能说于此没有关系。另一方面，崇祯一朝人才奇缺，后来在对付后金和变民的战争中无人可用，崇祯不得不起用没有经验的新人，以致经济、政治、军事上失误频频。
美国的洛沦兹说，亚马逊流域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场风暴。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意思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以掀起轩然大波，造成巨大的分崩离析。蝴蝶效应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我国古代著名的风流才子宋玉在其《风赋》一文中说道：风，起于青萍之末，觉轻渺而欣然；飘荡于八荒四野，拂万物而盘旋；升降于云际本土，志高远而固磐。
如果要给灭亡明朝的大风暴追根溯源的话，我们也能够找到蝴蝶，而且有两只。一只是顾宪成，他是明末党争的缔造者，是内忧的源头。一只是李成梁，他是努尔哈赤崛起的纵容者，是外患的源头。当然，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一两个人就能造成的，但是他们扮演了蝴蝶的角色，是不争的事实。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说完了结局和源头，下面就得谈谈过程了。崇祯在处分魏忠贤集团的同时，对朝中重要岗位重新洗牌，进行得非常彻底。天启年间的内阁大学士七人全部罢斥，换上杨景辰、周道登、李标、钱龙锡、刘鸿训、韩旷，来宗道等七人，组成新的内阁。六部尚书和左督御史也都作了调整。新上来的这些人大多是东林党人或者是亲东林的人。
崇祯没有做过皇太子，远离朝堂，对宫中府中的情况以及群臣流品并不十分清楚，在用人上，崇祯的方针是“两个凡是”：凡是天启重用的人，我都不用。凡事天启看不上的人，我都重用。只要附合这一方针，其余并不重要。不仅朝中“焕然一新”，对于辽东战场，崇祯也换得很彻底，王之臣、阎鸣泰等旧人都被罢斥。刚刚被天启废弃的袁崇焕不仅有东林的色彩，而且是天启看不上的人，完全符合崇祯的用人标准，于是他在第一时间想到了袁崇焕。
话说当初崇祯登基的时候才16岁，在没有祖母没有老丈人的帮助下，独力把魏忠贤斗倒，“天下”大喜过望，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而且崇祯和天启不同，从小就喜欢读书，虽然以前只能在太监的帮助下自学，但一登基就请大臣给他补课，表现的十分谦虚好学，让东林党人一时大快，认为尧舜大治的日子就要在紧密团结在崇祯周围的东林党手中实现了。
当时，崇祯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林党内阁，一时也是“众正盈朝”。内阁的官员们随即向皇帝建议，应该撤销掉东厂这个特务机构，因为这种监视对东林君子们的一种侮辱。崇祯对东林君子的道德操守是很信任的，他完全相信即使没有人监视他们，文官也不会贪污国家的钱，而且会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地职务，所以皇帝欣然批准了内阁地这个建议，解散了大明的国家安全局。
一心要做尧舜之君的少年在解散了东厂以后，又询问他的臣子们，彼此之间还应该如何合作，才能实现他中兴大明的志向呢？东林君子们认为皇帝还应该撤销部署在各地的其他监视机构，比如各省地河道监管。
嘉靖皇帝就喜欢派太监监视治河。因为当时洪水屡治屡犯，所以嘉靖不厚道的怀疑是下面的文官贪污了治河的公款。但是他又苦无证据，所以干脆派太监出去监督治水，这种不信任让文官切齿痛恨，并在隆庆朝成功的将之废除掉。
万历天子一点也不像他懦弱的父亲，反倒更像他不厚道的祖父，所以万历亲政后不但重新派出了太监监督治水还将之大大强化，宣布治水的款项一律要经太监过目。以往发洪水的时候，皇帝拿文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地，但皇帝拿太监却很有办法。万历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处死监督太监。
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但却极大的激发了河道监的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的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因此文官比憎恨嘉靖皇帝更甚的憎恨万历皇帝的这条恶法。
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子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的恶政举了出来。
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子后颁布的，少年天子就认同它肯定是一条邪恶地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子的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地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地河道监督太监。然后——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的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的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的，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没错，你没看错，不是十二万两，而是十二两。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的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地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地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但是，这个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收税了，相反，收银子的从太监变成了海商和官员，而且他们大大的提高了效率，举个例子，天启年间的时候，政府每条船收80两，而禁海令之后，郑芝龙（就是郑成功老爹）每条船收一千两。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地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的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等要钱不要脸的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X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地现象。
当时感到斯文扫地的官员就向万历提出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X色的衣服又该如何。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的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的无赖打败了。
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遗憾的是老天爷反应比较慢，崇祯年间北方仍然是连年灾荒，而且后金仍然还在活蹦乱跳的作乱—— 打仗，赈灾都要钱。
由于崇祯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加农赋并非从崇祯朝开始，万历朝虽然把农税定为农民大约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但万历还是加了总额共计五百万的辽饷。不过万历、天启两朝，一旦某省出现天灾，朝廷就会减免该省地赋税。
崇祯天子意图励精图治，可惜手中严重缺钱，于是就规定各省赋税一定要实收，不许地方官拖延耽误.同时崇祯和东林内阁认为应该显示出新朝气象，决议清查各省积欠流弊，以图把以往历朝落下的缺口都补上。
以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地赈济。
到了崇祯元年，皇帝的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的收赋税。
明朝建国初期，陕西各军镇地军粮、武器、被服都由军镇自筹，进入小冰河期以后，主要由万历收来地杂税进行补贴。现在内币的源头既然近乎枯竭，东林党某些天才遂建议按照一条鞭例，把这笔赋税平摊给陕西灾区的农民，折合每亩收两钱银，少年天子批准了这个票拟。
明朝建国初期，朝廷在陕西的区设马政，专门画出草场以备养马以备军用，到崇祯元年地时候，陕西马政在纸面上应该有战马、挽马五十七万匹，但事实上 ……连一具马骨头都没有，草场也早已经退化消失。
万历朝期间，军马主要靠内币地矿税的收入来购买.泰昌朝东林党废除了矿税后，老农出身的魏忠贤不敢在贫苦的农民身上打主意，所以就密令东厂侦查文武百官谁家有钱，然后通过赐给紫禁城骑马权地方法来收集马匹。
打X倒了万恶的魏忠贤后，东林君子立刻将这条不得人心地法令废除，可是剐了魏忠贤并不能在陕西凭空造出五十七万匹马来，但九边军镇却都还需要马匹供应。东林君子不是老农出身，他们没有魏忠贤那种小农意识，东林内阁首先把马政荒废的责任推给了魏忠贤，然后告诉皇帝现在之所以养不了马.乃是因为马场都被陕西地“刁民”霸占去种田了，所以他们建议皇帝按一条鞭例，增加陕西每亩五钱银来买马，崇祯准了这份票拟。
当年张居正时期，明朝地宗室人数就已经大大增加，张居正为了省钱就只给额定供给地八成。等到了要钱不要脸的万历亲政后，部分宗室他只肯给五成甚至更少，而且万历天子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不给起名字所以不给钱地方法。在他主政期间，有些明朝远房宗室一辈子都得不到正式赐名，所以也吃不到皇粮，东林党建议用加赋的办法来补上部分宗室所需，崇祯同意了这个票拟，陕西因此又多了一份加赋。
此外，东林党号称要给陕西治水增产，按一条鞭例——而且，东林党认为给甘陕军镇运输粮食地费用也不该完全依赖盐引——
还有——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地陕西省，天子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地农民定的地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
一系列天才的理财政策下来，加上政府没有钱赈灾也没有钱给军户发兵饷，于是百姓纷纷自力更生，军队纷纷哗变，主动走上了通往梁山的不归路。
其中日后我们众所周知的，崇祯元年，高迎祥反，崇祯三年，张献忠反，李自成反——
顺带一提，崇祯对反贼这些人观感一直很好，大明朝自朱元璋起的传统就是造反肯定是官吏逼的，人民都是善良的，于是每次崇祯都强调“流寇亦朕赤子也” ，一律要求只要肯招安就必须免罪，连烧了朱家祖庙的张献忠也不例外，因为他也知道农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招安这些人同样需要钱，于是，在发现招安之后也只能像以前一样饿肚子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纷纷玩起来打输了就投降，投降了再起义这个把戏，流寇越来越多，而且，令明政府郁闷的是，镇X压这些刁民同样需要钱，而且是更多的钱——在很快的把万历和天启留下的那点家底掏空之后，在中原遍地烽火之后，东林党再一次抛出了另一个命题——内库肯定还有钱！
最后告诉大家 明史是清朝修的，所以崇祯，一个亡国之君被说成明君，而天启，守国之君却被说成木匠皇帝，更可笑得最后易发降清的东林党誉满天下，而陪皇帝殉国的太监却成了乱臣贼子。
早就怀疑“大明亡于万历”是无耻谰言！ 庆西门 发表于 2015-3-26 14:36
早就怀疑“大明亡于万历”是无耻谰言！
那都是清朝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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