徭役夹缝下的民间——两个多世纪前的免费午餐（转）
1912年，也就是距今100年前，一个叫朱友渔的留美博士写出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一书，介绍了清代老人院、恤嫠会、义冢、施棺等民间慈善事业，强调这里头体现了中国人民间互助、民间结社的民间自治精神。处在辛亥革命的风头浪尖上，这位在1951年基X督教控诉运动中首当其冲遭到控诉的中国基X督教领袖人物热切地期盼自己的祖国能够诞生现代民主制度，于是从属于本国传统的善会、善堂中挖掘“自发”的萌芽，希望能够与现代民主拟合。朱友渔的研究是缺乏实证依据的，而100年后的我们很清楚他的期待落空了。像朱友渔那般希望从传统中挖到宝藏或者仅仅是借古讽今的人一直是不少的，比如经济学家陈志武：“中国历史上，清朝税赋为GDP的3%左右，朝廷一年财税等于200万北京工人的年收入，而今年10几万亿的预算内财政收入是5亿城镇居民年收入！ ”可是，一个拥有充分自发秩序的小政府国家，为何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向繁荣呢？
2012年初，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还有一桩非常值得在意的事情是政府接棒“免费午餐”，媒体拼命为这件事鼓与吹，什么“重新审视中国式慈善”啊，什么“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啊，什么“政府与民间的努力形成一种合力”啊，甚至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规模的政府回应，这不仅是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就是欧美一些国家也没有“之说。
而夫马进此书，深钻中国民间慈善这一个社会侧面，已完全足够解答：
1.中国历史上有过小政府吗？
2.中国历史上的自发秩序地位究竟如何？
3.中国古代官僚如何行使干预主义？
4.免费午餐的先辈是怎样的情况怎样的结局？它们与免费午餐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当然夫马进本人并非完全聚焦于此，本书分为三部，第一部讲善会善堂的开端，第二部讲善会善堂的概况，第三部才是结合社会史背景的分析。对我而言最精彩最有意义的自然是第三部，不过前两部绝不是没有含量的，尤其是育婴堂的部分，甚至是足以令人重新认识历史的，只不过我关注的点不在那里罢了。
我必须首先介绍一下前两部内容作为那四个问题的铺垫。善会善堂，乃是民间经营的慈善组织及设施，其中结社的善会在前，成为实体单位的善堂在后，萌生于明朝末年。在它们出现之前，慈善救济事业是由国家经营的，从大约梁朝时有正式机构，在明朝，最为普遍的是官营的养济院。然而，养济院的救济是地域性的、定额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存在极其严重的腐x败，尽管腐x败者从明到清为不同身份的人，其低效率还是一脉相承，完全无法展开实质意义的慈善事业。
善会善堂则不同，它由民间发起创立，往往有明确的章程，也有着明确的救济对象，慈善效率较高，社会名声也很好。其慈善内容带有相当的时代烙印，故夫马进挑选了育婴堂及保婴会、恤嫠会与清节堂来作为代表讲述。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善”泽及枯骨，疏于生人“，与现在所谓慈善区别是较大的，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上海同仁堂托管育婴堂期间，宁可杀鸡取卵地取出育婴堂的生息资本以填补赤字，也不愿折损同仁堂对死人的施棺、义冢等慈善来补贴，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希望把同仁堂带进育婴堂屡兴屡废的悲剧循环中去的考虑。
以上俱是粗略，要回答那四个问题，还得深入到善会善堂的细节中去。
善会善堂的成立与初期经营，确实是民间生员、绅士自发组织的，即便是要向官府作申请，一开始受到的干预并不大，官府也不太乐意参入。然雍正二年，皇帝看到北京广宁门外普济堂由民间经营的情况不错，于是欣然发出上谕，令各省总督、巡抚”劝募好善之人……照京师例，推而行之“。无论雍正本人是否热衷于此（夫马进认为他并没有这个兴趣），底下的官僚都有不少是相当澎湃地投入了慈善运动的，比如天津拿康熙年间的育黎堂改名普济堂，比如福建强令所有州县设立普济堂，实在不行的便有拿养济院混过去的。最为夸张的是河东总督王士俊，虽然他搞这事时已经是雍正十二年了，但他可以搞成限令山东省”一个月内，鸠工庀材“。到雍正十三年，河南已建普济堂129所，山东建131所，再加上育婴堂，是毫无疑问的慈善大跃进。这些善堂成本几何？两个省都耗费了数万亩田地、数万石粮食、近十万两白银，如此巨额资本，如此短暂的时间，可以想见背后百姓的苦难。
这让我联想到第四个问题，至少其所谓的大规模政府回应，并不是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不过，古代善会与免费午餐，存在一些特别突出的差别：
1.古代虽也有一成立就乞求官营的善堂，但基本上与地方官打交道，直接上达中央的，是由于皇帝对民间的探索而非主动寻求；
2.即使发了上谕，本身也并没有以政府财政操办慈善的意图；
3.免费午餐的负担不会以富绅的徭役形式出现，即没有半接管这种干预形式，要么民间，要么养济院。这一条是最为重要的差别，也直接涉及前三个问题，所以有必要细说下去。
苏州普济堂由民间绅士轮流担任董事，我们来看一个董事任满一年后写的《司普济堂一周期满》诗里的第一首：
建堂养茕独，推广皇仁慈。董以殷实户，所期实惠施。经费统一周，民销官算之。郡守至幕府，辗转校簿迟，吏胥乘其间，吹毛而求疵。善果不可为，归咎于官司。官乎岂任咎，立法本无私。譬如牧牛羊，须校刍粟资。拱手听牧人，朘克何由知。废法诚不可，补救宜随时。
该系列诗的第二首中还有”畏堂如畏虎“这样的句子。整个诗是非常滑稽的，说明自己的苦，却又称不能废这个法，政府来补贴补贴吧。为何要说这话？原因就是普济堂每年皆有巨大的赤字，而慈善事业哪敢让它破产？董事必须自掏腰包来填补这个空缺。这便是中国富绅身上甩不掉的徭役，不止于此，到了民国，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要建爱国铁路，也是强令各地绅士入股的，这一入，就是个无底洞。
我们经常见到关于土豪劣绅避税的说法，对于国家的税，绅士阶层确实有规避可能，但较之平民更大的优势大概还是对徭役的规避。的确，在有力出力之时，政府会选择找穷人麻烦，但在有钱出钱之时，那便是逼迫富人更为划算了，甚至，对前一种情况，也会选择逼迫绅士负责交出壮丁的模式来进行，这一切都是政府出于降低统治成本考虑的结果。
那么，富绅阶层因此比一般民众背负着更重的政府压力吗？倘如此，中国便不会有早熟的城市化现象了。绅士们有利用政府干预牟利吗？这个问题在善会善堂方面也出现了有趣的反映。
这里的突出案例是杭州的善举联合体，作为清代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杭州的大型慈善机构形成一个由善举总董统率的联合组织，其职能所涉很广，除了养老院、清节堂、育婴堂之类，能让今人提起特别兴趣的我以为有：提供免费教育的义塾、提供免费医疗的施医局、免费救生的救生船、提供无息小额贷款的借钱局、提供免费渡江的义渡、负责西湖清淤的浚湖局和救火义集。在夫马进引述的资料里，这一切归一个叫丁丙的善举总董统管。
如果没有前文的暗示，很多人大概会对这样的私人慈善想入非非了，可是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这一切都需要成本，譬如借钱局，它只存在了七年，并且每笔贷款上限为2000文，贷款还需要保证人，这样也造成了2400千文的坏账。
杭州善举联合体的资金来源最大一项是靠捐，这是征收厘金时的附加税，大约占联合体收入的三到四成，是来源于国家的资金，其余资金则由各行会捐助。夫马进提出了14个行会中米业、箔业、锡业、木业通过善捐的途径来维护行会本身利益的证据。例如在同治年间，杭州郊区各镇出现了不经过长安镇米行中介而私下进行买卖的商人，于是米业行会便向政府提出提高米捐率，作为隐含的条件，政府得严加管制斛夫，使其“不许隐匿……善捐”，这实际意味着买卖必须经米行进行。在光绪三十年，又进一步提高米捐率来换取更为严厉的市场管制。这种以善之名的做法在对付有执照却不在行会控制内的商人时也有运用，不细讲。夫马进推测，此类情况在其他行会进行善捐时也存在，即善捐是一种换取公权力支持本方利益的筹码。至少可见的所有此类事宜，都是请求地方官出面主持的，可见中国行会的支配力来源。不过，行会的这种投入是有风险的，未必得到收益，如盐业行会在太平天国前曾每引捐银五分，太平天国后则完全停捐，丁丙屡次对官府陈情，自己也前往甲商间游说，厮磨硬泡，也只求得了加上每引五、六厘左右西湖养鱼费在内的每引银两分的捐助。这是因为“兵后盐业，迥非从前可比”，善捐于盐业行会没有什么好处了。
尽管有这些资金，善举联合体的亏空还是频繁又严重，其实，同治四年被绅士们推选出来的善举总董并非丁丙，而善举联合体的“上级挂靠部门”盐运司则考虑经费问题，举荐了家底雄厚的丁丙。到光绪二年，赤字已超过万千文，差不多一年就要填进去近万两白银，再富都耗不起，这就有了前面讲到的丁丙讨捐。讨捐结果令丁丙失望之极，他坚决向盐运司请辞，盐运司也终于不得不通过杭州府召集绅士，选举下一任总董。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杀人游戏，绅士们推出了缺席会议的两人为总董，而那两人得知消息后自是拼命推辞。耗了一年，最后只得定为包括丁丙在内的八人负责制，最主要的仍然是丁丙在负责。
在这里可以发现，很难把中国的行会与西欧中古行会扯到一起，我曾经提过一个问题，中国古代行会，多为商会，而西欧中古行会，多为“工”会，这有什么意味？中国都市行政，自上而下的官僚大权在握，行会依附于官，对上负责，承担的是政策的高风险，利益不可以被摊得太散；西欧自治城市，行会权力来自公共秩序，必须获得社会支持，16世纪的英格兰市民，往往学徒期满就有公民权，相当于1/3男性拥有政治权利，也近似为每家庭有政治权利（学徒、仆役隶属家庭），行会利益更为稳定，但不可以太集中。如果前文所述的米业行会在英格兰，就很难想象能够把斛夫、零售商排除在外，而由少量中介坐拥利益。
那么，前面的三个问题均已回答得差不多了，这样的一个东方专x制国家，是小政府的吗？是没有充斥干预主义的吗？是会容许自发秩序壮大的吗？
一直以来，人们都太在意税收的结果，而往往忽略税收的过程，有人甚至说，中国未来也能征到北欧的占GDP40%以上那样高的税。我提供一个出乎很多人印象的例子：18世纪后期，法国的税收占国民收入比例，还不及英国的一半，但当路易十六苦于财政危机要加税时，便惹出了大革命。集权政治不尊重地方和民间的权利，其征税造成的损耗，是远远大于代议民主政治的。前文所说的“GDP3%税赋”、地方对商业只征收厘金的大清国便是个典型。如今的免费午餐，政府是以财政投入进行参与的，为何当今政府比清朝政府慷慨？是因为税收现代化吗？假如你关注去年的群体事件，你大概能想到，我国税收还谈不上现代化。然而，我国正在经历一番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童装税”“缝纫机税”“摆摊税”也能托起一个20%增长的财政来，不考虑腐x败，免费午餐的负担倒不算重——这却也只是个开始，尤其等经济增长放缓到一定地步，“财政危机倒逼政治变革”的时候，这一系列免费极可能成为转型中国背不动的大山，并成为地方权利提升与税收现代化的死敌。因为历史已经表明，慈善是非常难以破产的，何况普及全国进行官营的慈善，只不过现在不会逼迫一个富豪来填补这个无底洞而改由全民进行罢了。
虽然民营慈善与官营暧昧不清是历史传承，在这里还得指出一个失传的传承：清朝人信奉无征不信，所以善会善堂会出版征信录，将详细的账目供给捐助者查对；另外，他们也接受媒体监督，《申报》就经常批评上海善堂的一些做法，善堂方面则发文进行解释，一般讲究证据而不是姿态。这种良俗还反过来影响到了对政府的看法，有文人就提出过，希望政府也拿出征信录来，虽然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恐怕也有别于如今姿态甚高的免费午餐了。 过分宣扬过去的美好，对于今天政府自我涂脂擦粉，没有帮助，所以今天人很难接触到过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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