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戊戌变法潜藏着一个大阴谋
康有为赖以指导维新的思想，本就粗制滥造如前期所言，甲午之后，似张之洞这般较透彻时局者，多因“中国民智未开，既不足与陈高深之义，君权太重，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而退居一隅坐观形势；结果使仅“窃东西洋皮毛”的“康有为辈”成了变法旗手。①所谓仅“窃东西洋皮毛”，虽是李鸿章对康有为的评价，却也相当中肯。康氏学问浅陋，同时代人多有指摘。如叶瀚评价称：“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翁同龢目之为“说经家之野狐禅”……当然，最有说服力，还是康氏得意弟子梁启超的说法：“（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②康氏学说，宣扬“孔子改制”，力求将西方近代民权、立宪思想，与孔儒之学揉为一体。梁启超早年亦沉迷此道，但日后幡然，有着极深刻的反省。梁氏曾毫不留情地批评乃师实属“舞文贱儒”：“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舞文贱儒，……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动思想界之奴性。”③“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此等结习，最易为国民研究实学之魔障。”④因有此种觉悟，梁氏自谓：“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即康有为赖以指导其政治活动的代表著作。http://p.qpic.cn/ninja/0/ninja1406718350/0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对其学术水准评价颇低康党所谓“维新”，更有暗藏“革命”之重大嫌疑康氏“维新”的思想基础如此不堪，其实际行动，自也难免可疑。其最大疑点就是：康氏戊戌年之“维新”，究竟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首先，须知，康党在戊戌年之前，其活动所宣扬者，乃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如康门弟子何树龄曾致信康，“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X裁之家产何足惜！”⑤所谓“大浊国”，显然是“大清国”的隐笔。梁启超亦自承，当日康党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师生）日夕以此相鼓吹”。⑥另一康党骨干谭嗣同，其浓烈的排满思想，也由来已久。谭氏师从欧阳中鹄，师徒间信件往还频繁。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后来披露：“在他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不显明，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经秘密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反清复明**）一类的书介绍给我父亲读。”⑦戊戌前，康党在湖南鼓吹革命，更曾秘密内定谭氏为新政权的“伯里玺天德”（President，总统）。再者，众所周知，康氏在戊戌年，极少就具体的变法事宜，如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怎么搞等等，发表意见。其唯一孜孜不倦致力推动者，乃是请开制度局、请开懋勤殿。所谓“制度局”，按康氏规划：在朝廷设中央制度局；地方设“十二专局”——包括：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具体权力关系是：“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即：中央制度局负责议政，做出决策，地方“十二专局”负责具体执行。所谓“懋勤殿”，亦与此大致相似。⑧如此，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执行权。现存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及地方督抚臬司衙门，则全被架空。这实际上等同于一场极彻底的政变。显然，所谓“制度局”，大有借“维新”之名，以鸠占鹊巢之术，行“革命”之实的嫌疑。何况，在大约同期的另一份折子里，康氏还曾请求皇帝设立“孔教”，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一整套与世俗政权完全平行的神权体系，且规定教首的产生流程及权力运作独立于皇权之外——至于教首人选，康氏在奏折中特别强调：是自己廓清了历代学者之失，“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言下之意，教首之位，非己莫属。⑨此种构思，早已突破了“维新”界限，舍“革命”二字，实难以范囿。http://p.qpic.cn/ninja/0/ninja1406719245/0左：谭嗣同；右：梁启超
注释：①谌旭彬：《痛苦的晚清“西学第一人”》，短史记第208期。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P56-58。③④同上，P63-66。⑤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P863。⑥梁启超：《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⑦欧阳予倩：《上欧阳瓣蔃师书序》⑧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⑨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梁启超有什么资格说他师傅，貌似谭嗣同的绝命诗就是他改的。 复姓东郭 发表于 2014-8-15 18:15
梁启超有什么资格说他师傅，貌似谭嗣同的绝命诗就是他改的。
你还相信改绝命师的鬼话？ 复姓东郭 发表于 2014-8-15 18:15
梁启超有什么资格说他师傅，貌似谭嗣同的绝命诗就是他改的。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516-1.shtml
驳谭嗣同《狱中诗》伪造论
楼主：醉罢君山 时间：2003-07-21 16:23:00
中国许多人，对所谓“正统”的历史教材很感冒，所以也就产生了一种心理，只要见到与教材相左的论调，也不去辩别是非曲折，就鼓掌喝采。这种逆反心理被某些投机的文人所窥破，想想中国十几亿人，有几个有心思去对历史事实进行考证，所以就铤而走险，进行历史大翻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温故戊戌年》一书粉墨登场，该书之种种荒谬，自有历史学家指正，不待我言，这里我只是驳斥书中所言，谭嗣同《狱中诗》系梁启超伪造一说。
（一）始作俑者：台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
这本书，大概是出版于七十年代，这本书对《温故戊戌年》作者影极大，这里我引用一段文字：“这本不足三十万字的历史报告文学只是因为作者读了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早在一九七0年写的史学专著，才毅然改写成这个样子的。这以前，他笔下的康有为依然是圣人一般无暇，和百年来多少写戊戌年的作品没什么两样，是那本发黄的《戊戊变法史研究》改变了这一切。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是黄彰健的书出版了近三十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你根本用不着学过历史学，只要你还有健全的头脑，就能辩别出是非曲直了。
黄彰健在这本书中，有一章，叫《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那么黄彰健有什么证据说明谭嗣同的《狱中诗》是梁启超伪造的呢？他声称找到了证据，这个证据是来自什么历史资料吗？或者来自什么档案？时人笔记？都不是，他找到了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叫《绣像康梁演义》，听这名字，想必与公园说书的没有什么差别，这本书出版于1908年，距谭嗣同牺牲十年整。这本《演义》描写到六君子受刑时，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口吟了两首诗，第一首我就不抄了，第二首是这样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黄彰健见到此诗，觉得与谭嗣同流传下来的狱中诗颇为相近，便认为这是谭嗣同的原诗，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一个搞历史的，最起码要知道史料的真伪与可靠性，这类艺人混饭吃的绣像小说，竟然也堂而皇之进入历史资料范围，不可不令人怀疑此公的水平了。既然硬要将此作为史证，那绣像小说所写的，那可是林旭的诗，而不是谭嗣同的诗，但黄彰健又要取绣像小说里的诗，又不肯承认小说中所说的是林旭写的，这其中取舍的理由是什么？我想中国绣像小说象是数量不少，一部《三国演义》怕又能作出不少历史翻案。现代还有电影了，记得《东方不败》中，主人公一时兴起，吟起“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诗句，我看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毛X东是否有抄袭东方不败君的嫌疑？
（二）铁证如山：《留庵日钞》的发现
本来对黄彰健这种志在竦人听闻的结论，也不值得一驳。但是既然有结论，总有许多人哪有空闲与兴趣地考证事情的真伪，所以寻求更有力的证据，也算是有必要。1994年发现当年，也就是戊戌年的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中有记录谭嗣同的狱中诗，日记中记道：“二十五日，晴，入署。……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里记录的谭嗣诗狱中诗，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与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引用的诗是一致的。
那为什么黄彰健与张建伟会怀疑梁启超窜改谭嗣同的诗呢？我引用一段文字：“这首诗却泄露了戊戌的一个秘密，所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笔，用墨水改写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说白点，黄彰健以张建伟无非认定康梁是所谓的“小人”，谭嗣同的诗泄露了大秘密，所以梁启超窜改了谭诗。说句实话，对于此二公的超级想象力，我还不得不有几分佩服，我想即使是秦桧的“莫须有”罪名，也要逊色三分，为什么呢？秦桧人家还算老实，说明是“莫须有”，而此二公，却将根本不存的事，说得活灵活现的。本来历史谎言不难揭穿，只是商品社会下，有几个百姓家会为此事去考证一番？这正是他们大胆行骗的本钱。
黄彰健毕竟还是在学历史的，所以面对强有力的证据，他也不得不认败。在《留庵日钞》发现的第二年，即一九九五年，他发表了《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认错了：“由唐烜《留庵日钞》所记，可以证明‘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未经梁启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说。”梁启超为什么能得到谭嗣同的原诗，根据《留庵日钞》可知，谭诗确实是写于狱壁之上，所以往来狱卒相互传送，一时间就该诗就不翼而传，唐烜本人的纪录也是从他人口中得知的。
（三）无知还是装傻：《温故戊戌年》
《温故戊戌年》一书，成书于一九九五年之后，也就是黄彰健对谭诗伪造案被迫认错之后，但《温故》一书，仍然沿用黄彰健在七十年代的《戊戌变法史研究》，却无视1994年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的发现，已经证实伪造说的不成立，其至连黄彰健本人也认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建伟仍然固执己见，原因何在？
我分析下来，不外两点：（1）无知：《留庵日钞》的发现，是近年来戊戌变法研究一个比较重要的成果，加上黄彰健本人最新的文章，《温故》的作者，可能没有接触到这些情况，所以他还是沿用了三十年前的非常不可靠的推测，而且把推测当作事实。（2）装傻：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大些，因为很明显作者是黄彰健的支持者，竟然漠视他较新的文章，这点不太好理解。但是既然全文基调已定，所以势必在选材上，选择对康梁不利的文字，所以还是冒然采用旧说，以图蒙骗过关，事实上我在网上，已经看到无数的人被蒙骗了。所以我不惮烦琐，以求正视听。
（四）“两昆仑”是什么？
对于谭嗣中的“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两昆仑”是什么意思，史学家们众说纷纭，有说是康有为·大刀王五，有说是罗升·胡里臣，有说是王五·萧一山，有说是唐才常·王五，有说是康有为·唐才常，有说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等，五花八门，但大多没脱离一种看法：两昆仑是指两个人。
我有不同的看法，谭嗣同两昆仑并非指两个人，而是指人品之巍巍高大。“去留肝胆两昆仑”，可解为，无论选择流亡，或者选择留下来英勇就义，其雄肝义胆的人格，都如昆仑山一样巍巍耸立。我这种解释的依据是，谭嗣同被捕前说的一句话：“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这句话记于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中，“无以酬圣主”这句当不是谭的本义，这个先放着不说。“行者”与“死者”，就是“去”与“留”，不同的选择，一样的志向，不同的结局，一样的人格。这种精神，如同高耸的昆仑，傲视群伦。
注1：《温故戊戌年》一书我没有亲见，间接引自他人的评论材料，如有出入，请告知于我，我当改之。
注2：文中两段引文自“康有为的神话-----读《温故戊戊年》” (傅国涌 )
注3：为消除“伪造说”在网上的流行，欢迎转载本文。
有些东西是推翻了之后，你才能细心细做。。这个变法不完整，但的确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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