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王作荣
王作荣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是今年6月17日。马英九将一枚“一等卿云勋章”补颁给他。王作荣坐在轮椅上，插着鼻管，无法讲出一句话。他的头发全白了！一个多月后，7月31日，他因肺炎并发症导致的败血性休克病逝在台北，世寿95岁。http://t2.qpic.cn/mblogpic/c48551d017797b063352/460
（资料图：原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台湾“监察院院长”王作荣（1919年2月6日－2013年7月31日）。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3年多以前，我去他位于台北光复南路的家中访问时，他已经脑中风一年，入院治疗后在家休养，属危险观察期。王作荣先生彼时头发尚未完全变白，颇为瘦癯，看上去很精神，拄着一根拐杖，言谈间喜欢挥动右臂，仍给人颇为健硕的错觉。
王作荣在李登辉执政时期，出任“监察院院长”，达到自己政治事业的巅峰。这某种意义上也是李登辉知恩图报的结果，王作荣是他的入（国民）党介绍人，有提携之功。当然，王作荣本人性格耿介，的确适合这个职务，他的资历也不浅，蒋经国时代（1984年）就出任考试委员，此后还担任过“考选部长”。但在“监察院长”任上，他与李登辉关系闹僵，1996年李登辉宣布冻省，王作荣公开批评李登辉有台独倾向，两人决裂。以至于1999年王作荣未能再掌柏台，李则未按惯例颁发“五院院长”卸任后都将得到的“一等卿云勋章”给他。
王作荣去世后，现任“监察院长”王建煊表示，王作荣是李登辉提名的，却因为理念与不合而敢于反对，是一种御史大夫的精神。这句话并不是无原则的恭维。马英九在王作荣生前颁这个勋章，也等于是在打李登辉脸。
王作荣晚年著有《与登辉老友话家常》《爱憎李登辉：戴国辉与王作荣对话录》和《王作荣谈李登辉》等书，批评李登辉为人从政，可见内心深处有相当不谅解。我有时内心也在想，他既然始终对李登辉知恩图报表示感谢，又为何因“统独”理念而与其分道扬镳？
我第一次见王作荣是2008年7月。马英九刚刚扳倒陈水扁，为国民党赢回执政权，我作为来自海峡此岸的观选者，怀抱着一颗新鲜的好奇心，在各种场合打酱油，并依托记者的职业便利，正襟危坐与政坛大佬们天南海北开聊。王作荣就是那个时候进入我视野的。
王作荣当时在《联合报》上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给马总统八谏言”，行文颇为不客气——马英九是他的小字辈嘛。其中提到马英九应参照联邦、欧盟、香港或俄国加盟国模式，拟定方案与大陆进行秘密谈判，再由台湾“公投”加持，公投不成就再谈判，事成则马为中华民族历史人物。他内心深处，无疑是一个“统派”。
我通过台湾记者联系到王作荣的女儿王梅君，知道他那时身体已差，真心不愿接受记者采访，但最后，还是对大陆记者网开了一面。
我对王作荣有两个特别深的印象，一个是他认为大陆领导人在格局上比台湾地区领导人开阔。这和我在金三角访问“反共救国军”老兵，听闻他们批评台湾地区政坛“乱象”，而对大陆社会治理情有独钟时，所感受到的吃惊是一样的。但我觉得，两者的思维底色不同，那些老兵，是威权体制下的产物，他们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他们的认知标准。王作荣则不一样，他的这个论断有对大陆隔阂的成分在，但无涉体制的优劣比较，更多是看不惯李登辉、陈水扁的民粹动员与政策反复。对马英九的批评，则在其两岸政策上的魄力缺乏。
另一个较深的印象是，他认为自己的一生非常失败，没有成功过——虽然他官至“院长”，并自诩文章台湾一流。他是那样自负的一个人，曾对我说“台湾没人比我更懂经济”。这句话由他本人说出，会有怪异的感觉。或许台湾著名经济学家、出版人高希均的评价更容易为我们所接受：“作荣先生是台湾五十年来第一位对财经政策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
他在大学任教授，担任报章主笔，或者在台湾经济腾飞时代，以幕僚身份执笔台湾经济规划，都记录在这个宝岛的转型史中。但让我诧异的是，他一直在追寻一个“明主”，以让自己的现代知识得以充分发挥。他认为自己的最大失败，是未能遇到一个真正施展为国为民抱负的舞台。
他是有浓厚士大夫情结的。廉洁奉公，不搞阴谋诡计，这在台湾自有公评。但他与长官的关系一直不好，无论是早期在“经济部长”尹仲容手下任事，还是晚年被李登辉提拔，都留下一堆口水争执。这曾令我颇为费解。我身边亦有自负而具才华的朋友，但我觉得与王作荣比起来，抛开社会地位的距离，差异更多体现在后者的公心无人能及。颇有古风的王作荣，在我看来更类似于一个“清流”，他的自我期许、抱负和道德感，让他在为人处事中很难容下砂子，而他的清高和爱憎分明个性也会给别人——尤其是长官造成压迫感。某种意义上，与李登辉的分道扬镳，或许可以看作是一个有棱角的士人与圆滑政客，理念冲突的一次大爆发。
和在公务人事上的纷争构成对照的是，王作荣私生活上的重情重义。他对妻子范馨香生前照顾有加，在其1987年逝世后，也一直未再娶，卧房摆设包括他为妻子购买的两箱进口衣料，都搁置原处。
就我个人的接触而言，感受深的是，他认真，会事先看过我的采访大纲，再用笔写出答复提要；好礼，90岁高龄亲自送我到电梯口，并按下电钮。2010年，王作荣在病中第二次接待我之后，我将访问所得参照历史资料写就《台湾“姓资姓社”之争》，并将样刊给他邮寄过去。当时正赶上他2010年11月间二度脑中风入院。但在12月6日，他还是亲笔给我回信，称“大文对作荣过去在台湾之工作有详实及有秩序之叙述，反复拜读，不忍释手，谨此拜谢”。字迹，比2008年在赠书扉页上签名，明显潦草了很多。那一次回信，他又送我几本著作。本来我想写些书评后再与他联系，谁知杂事牵扰，竟一直拖延到听闻他去世消息。内心深深遗憾。
（作者注：王作荣2008年签名赠书）
他似乎是看重自己名节与荣誉胜过一切的人。晚年还耿耿于怀李登辉未按规矩出牌颁发“一等卿云勋章”，亦是例证。只可惜，当马英九蹲下多次唤其“王老师”并补颁勋章时，他已经不能讲话。
和台湾很多年长的朋友一样，王作荣在信中亦称我为“兄台”。今日翻出这封信函，内心突然格外想他。这一段忘年之交，期王老能许我为知己。
【编辑按】范泓先生日前也曾在《大家》撰文纪念王作荣先生，与本文角度有不小差异，有兴趣的读者可移步：
范泓：《“壮志未酬”王作荣》
（责任编辑：余江波） 大陆现在还有真正的士大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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