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说到光绪皇帝，就不能不从他的父母谈起。他的父亲醇亲王奕儇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生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其母为道光帝晚年的宠妃乌雅氏。在道光皇帝在世之时，奕儇由于年龄较小，因此无缘与两位兄长奕聍与奕?角逐皇储之位，咸丰皇帝即位之后，按惯例，将时年只有十一岁的七弟奕儇册封为醇郡王。
在整个咸丰朝时期，没有记录显示奕儇参与过甚麽政事，他唯一做的就是在上书房读书。其间，于咸丰九年奉旨与时为懿贵妃的慈禧太后的胞妹成婚。（慈禧当时已经开始参与政事，而且以唯一皇子生母的身份得宠，所以笔者猜测，这桩姻缘应该是慈禧从中做媒，咸丰同意！）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避难之时，奕儇曾经上书要求上前线，但咸丰皇帝并未同意这位七弟的请求，而是带他去了热河。
由于咸丰皇帝临终的安排中，将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惇亲王奕綜、恭亲王奕?、醇郡王奕儇。）排除在外，而重用了肃顺等宗室贵族，这就使得两部分人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所难免。同时，又由于肃顺等人的专横无礼，彻底开罪了两宫皇太后，使得辛酋政变的发生成为一种必然中的必然。
在今天历史学家看来，辛酋政变的发生完全是当时两个政治强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的个人表演-----慈禧策划过程，奕?实施行动。但这两人光彩夺目的表现并不能掩盖奕儇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比起能力不俗的六哥奕?，奕儇的确谈不上有多出众，但奕儇这人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为人低调，处事谨慎。他曾经为了教育子孙后代，自拟了一个格言横幅，制成木框，挂在房间显要位置，全文如下:
“财也大，产业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但,这种谨慎的处世之道并不就意味着奕儇毫无心机,相反在辛酋政变中,他的活动不可谓不积极,出主意、跑联络、参与抓捕，样样占全！
在热河，由于奕儇不参与政事，地位较低，因此八大臣对他并不重视，这就为他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
与咸丰对恭亲王奕?的有意疏远不同，奕儇在热河期间不但通过亲信下属和来往密信的办法，和在北京的六哥奕?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在咸丰十年的冬天请假回京，与奕?密切接触。所以，北京的情况，他了如指掌！
因此，当两宫太后与肃顺等人发生重大摩擦，问计于他时，他就可以毫不犹豫的回答：“这件事不是恭亲王奕?根本办不成。”
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公元1861年10月21日）两宫太后让奕儇起草了解除肃顺等人职务的谕旨，慈安太后将其藏于内衣中，带回京城。九月三十日，两宫太后在北京拿出由奕儇起草的谕旨，交给奕?，当众宣示，发动政变。
负责捉拿最令两宫太后痛恨的肃顺的人正是奕儇，他与睿亲王仁寿星夜领兵赶到密云，在半夜闯入其卧室将其逮捕，肃顺被捕时正拥着两个小妾在床上调笑，毫无防备。
政变的成功给了原本根本不能参与朝政的奕儇上位的机会，两宫太后论功行赏，于十月补授奕儇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朴营事务等，其母被尊封为琳皇贵太妃。十一月，命管理火器营事务，又奉命制定章程，负责操练旗营兵丁。十二月，奉旨协助奕?管理神机营事务。同治元年（1862年），奉旨稽查火药局事务，管理崇文门正监督。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加亲王衔，补授阅兵大臣，调补正红旗满洲都统。同治四年（1865年）命其在宏德殿总司稽查同治小皇帝读书，后有命其办理京师防务。十一年（1872年）九月，晋封亲王，其子载恬也被赏给头品顶戴。
在这段时间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慈禧罢免辛酋政变的第一功臣恭亲王奕?的风波。这件事究其原因，除了慈禧过河拆桥的权谋把戏之外，当然还有奕?在与慈禧共理朝政过程中的不善奉承，不知进退。
尽管这些事情今天看来都算不得甚麽严重的冲突，但在慈禧看来，已经大大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因此，慈禧在她亲自拟定的上谕中激烈的指责奕?：“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依仗爵高位重，目无君上……”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与奕?在道光朝与皇嗣无缘以及他在咸丰朝为母争名份丢官联系起来，就很容易得出奕?存在城府不深，处事欠稳重的缺点的结论。
所以，奕?在政坛上的沉浮，并非偶然！
可是这份让奕?丢掉了议政王头衔的上谕却没有说同样权高位重的奕儇半句不是。
奕儇终其一生，慈禧也没说他甚麽。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隋丽娟曾经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由她主讲的《正说慈禧》系列讲座中指出：“慈禧具有自己所独有的能力，那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临危不惧、敢作敢为。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有具备的素质！”
能在这样一个人面前从容进退，就足以让人对奕儇刮目相看！
慈禧后来选择其子载恬为帝，在中法战争中临阵易帅，选择奕儇实际主持军机处，除了她喜好揽权之外，也有这一层原因。
当然还有她的亲妹妹是奕儇的嫡福晋这个关系！
根据慈禧妹妹咸丰五年参加选秀的历史记录，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得了解她们姐妹二人的家庭背景。
这份历史记录写到：“镶蓝旗满洲，恩祥佐领下，原任道员惠徵之女，年十五岁，辛丑七月二十八日生，纳（那）拉氏；原任员外郎吉良阿之曾孙女，闲散景瑞之孙女；原任副都统惠显之外孙女；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
由此可见，慈禧姐妹二人来自一个祖上三代为官的中等旗人官僚家庭，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虽然祖父景瑞一度因吃官司入狱，但很快被释放，并未影响她们的家庭生活。她们的父亲惠徵虽然在咸丰三年因为“携带饷银印信避至镇江”而被开缺，不久病故。但这已经是慈禧入宫当贵人一年多后的事了，对她一家的生活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她们的家境是不错的，她们姐俩是真正养尊处优的官家小姐身份。
某些野史中说她们家庭贫寒的是毫无根据的。
虽然那拉氏在选秀中失利，但凭着姐姐这棵大树却得以顺利地成为了奕儇的嫡福晋，咸丰的弟媳。-------同样是皇室家族中的重要一员！
辛酋政变中，那拉氏与丈夫一样，以皇太后胞妹的身份出入宫廷，充当奕?与两宫太后之间的秘密联络人，“居间传语，厥功甚伟。”
奕儇夫妇的感情一直很好，除了两人性情相投之外，也有奕儇对皇太后妹妹不敢造次的因素。
可以说, 那拉氏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元1871年8月14日）光绪皇帝爱新觉罗. 载恬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岸的醇王府。
当载恬出生的时候，奕儇并没有预料到他能与皇位结缘。
因为他知道，按照祖制，与同治皇帝同属一辈的载恬不可能成为皇帝。
但嗜权如命的慈禧出于自己独揽皇权的政治需要，却违背了这一大清朝传承了二百余年的宗法。
于是历史记下了这样一幕，在慈禧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去世的当天晚上，在决定皇位继承人的碰头会上，慈禧一锤定音，立时年只有四岁的载恬为帝，而作为父亲的奕儇当场“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对于奕儇这一反常表现，笔者的看法是奕儇非常了解慈禧,更了解慈禧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紧抓皇权,让自己的儿子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而自己非但不能父以子贵,反而会因为与皇帝的关系而很有可能成为慈禧打击的对象,一如六哥奕?的遭遇.
更有父子血脉亲情被割断的难言之隐！
但铁腕的慈禧不会想这麽多，她很快下令宫中派出一队人马抬着八抬大轿，将睡梦中的载恬接进了皇宫。从而开始了她持续三十四年的二度垂帘生涯。
对慈禧来说，做出这一完全令她心满意足的决定在身心上当然不会有甚麽负担，但“几人欢笑几人愁。”同是女人，另外两个人就苦不堪言了。
第一个是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
由于载恬是以被过继给咸丰皇帝的子嗣身份而继承皇位的，所以阿鲁特氏就无法按照以往的惯例成为皇太后。
载恬成年之后，必然要成婚立后，这样一来，她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任何名份。
况且阿鲁特氏和慈禧的婆媳关系向来就不睦，当初同治皇帝选后之时，慈禧倾向于刑部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而同治皇帝却偏偏选择了阿鲁特氏，令慈禧大为不快。
更深层的原因是，据野史记载，这位年轻不谙世事的皇后曾经对规劝她与慈禧搞好婆媳关系的人说：“让我去尊敬他，可以；让我去谄媚她，办不到。我是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堂堂正正迎进来的，不是谁能轻易动摇得了得。”
这话传到慈禧耳朵里，让她恨的咬牙切齿，她认为这是皇后在讥讽自己不是由大清门迎入的，而是由贵人一级级爬上来的。这对于一生争强好胜的慈禧来说当然是无法容忍的！
阿鲁特氏的父亲崇琦在同治皇帝驾崩之后，曾经上疏慈禧问教于女儿的归宿，慈禧回答：“皇后如此悲痛，可随大行皇帝去罢。”
这话在旁人听来，感觉不出一点婆媳之情，反而像极了民间传说中阎王宣判阴魂式的冷酷口吻。
慈禧被后人人为的塑造成残暴而奸诈的暴君形象，并不是没有原因！
关于阿鲁特氏的死，野史有记载她吞金的，也有说她是绝食而亡的。
但不管怎么说，她因为走投无路而选择自尽是无可质疑的！
实际上，她也是一个宫廷权争的牺牲品，因为如果按祖制立比载恬晚一辈的“溥”字辈为帝，慈禧将因孙辈即位而被尊为太皇太后，将不能实行垂帘听政，掌握皇权了！
如果皇帝年幼，阿鲁特氏必将以皇太后身份代摄皇权！
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喜好专权，正当盛年的慈禧万万不愿看到的！
这才是她们婆媳之争的实质！
第二个感到痛苦的人是载恬的生母，慈禧的妹妹叶赫那拉氏.
她的痛苦来自于突如其来的失子之痛.
笔者并没有看到载恬被接入皇宫时那拉氏的表现方面的记载,但野史记载说，那拉氏曾经入宫见过载恬一次,母子两人相见之后抱头痛哭.
在亲生母亲的怀抱中, 在血肉亲情的水乳交融中, 载恬恢复了一个四岁孩子真实的一面.
而这一面,竟然是这对母子的生离死别,从此,一直到那拉氏在光绪二十二年去世, 母子都再未能在相见.
而造成这一切的, 恰恰是她的亲姐姐慈禧。
关于幼年光绪刚刚入宫时的境遇,晚清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曾经在他所写的《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引用过宦官寇连材的笔记借以抨击慈禧。
这篇笔记中写道: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历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威积久，皇上见西后如见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又说：“皇上每日三膳，其馔有数十品，罗列满案，虽离御座稍远之馔，半已腐臭，盖连日皆以原馔供也，近御座之馔虽不腐臭，然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多不能饱，有时欲令御膳房易一馔品，膳房必须奏明西后，西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
寇连材的笔记流传很广，金满楼先生的《女人当国》一书和隋丽娟教授《正说慈禧》系列讲座中都引用了他的回忆，并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慈禧苛待光绪，以求避免他重蹈堂哥同治皇帝的覆辙。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他们依据的资料是慈禧的御前女官德龄写的《灜台泣血记》，其中对光绪少年时的生活是这样描写的：“平常日子，他多分穿的是一件淡蓝色的长袍，上面罩着一件淡红色的比甲。这件比甲是很长的，从肩上一直要罩到脚尖。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黑缎子的围帽，帽顶上有一颗用丝带打就的结子。结子下面，还披着许多像流苏一样的红线，帽子上也有花纹绣着，那是许多金色的长寿字。在当初，普通人的帽子上也是绝对不准用一些金色或黄色的，只有皇上才可以。不过在皇上所穿的便服上，也不大用黄色或金色，只有逢到甚麽大典时候所穿的礼服上，采用这两重颜色为主。在他这一顶帽上，前部正中，还有一颗很大的珍珠缀着。也是平常人所不常有的。他足上穿的是一双黑缎做的小靴，底是白的，就是所谓粉底朝靴了”。
对光绪的膳食方面是这样说的：“他的早餐也是很丰富的。除掉那个照例有的一百样小菜之外，还有许多乳酪、小米粥和松饼之类给他准备着。只要他一坐下，便可以独自大模大样的吃起来了。虽然他只是这麽大的一个小孩子，但一切待侯他的人是觉不敢随便放肆一些的。不但这样，他们还随时提醒着光绪，使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位万岁爷，万岁爷的餐桌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坐上去的。”
读过德龄的《灜台泣血记》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她的回忆在字里行间对被囚禁中的光绪寄予的无限同情，但她对少年光绪生活的这样一番描述，就让人很自然的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她力图客观的描述她在宫中的所见所闻时，头脑仍然是相对比较理智的，并没有被一时的义愤而冲昏。
再从常理上分析，堂堂的大清皇帝光绪连饭都吃不饱，传扬出去，是很有损朝廷形象的。
作为自己亲妹妹的儿子，作为姐姐的慈禧也不能忽视姐妹情。
基于此，笔者还是认同慈禧待少年光绪皇帝不薄这一看法。
当然，慈禧基于同治的教训和她传孝道的考虑，对光绪的管教总体上仍然是严格的。
清朝对皇子以及宗室子弟的教育管理，向来是都是严格的！
据乾隆朝在军机处任职的的赵翼记载，他进宫比较早，百官那时尚没有到，只有内务府的苏拉（满语中杂役的意思）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常常倚着柱子假睡，但这时已隐隐可以望见，有白纱灯引导皇子入隆宗门上学去了。
光绪朝进士何德刚则回忆说：“从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本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三更灯火，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唱，则已回家安歇矣。”
乾隆朝距光绪朝过去了差不多将近一百年，清王朝也已经由盛到衰，进入了一片风雨飘摇之中，但即便这样，皇子及王公子弟早起读书，严格执行作息时间这一传统仍然被继承了下来。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清王朝对皇子以及王公子弟的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
清朝较之明朝，没有出现明武宗那样的荒淫天子以及明世宗那样的道士皇帝，也许原因正在于此！
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元1876年5月14日）尚不满5周岁的光绪皇帝正式上学读书。
在光绪长达将近二十年的读书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的老师翁同和。
翁同和，字声甫，号叔平，江苏常熟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翁心存历任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尚书、大学士等职。翁同和于咸丰六年会试，以一甲第一名及第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后，历任要职，并且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
翁同和与其他帝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对光绪的教育没有拘泥于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纲常名教，而是结合急剧变化的世界大势，引入了新鲜的中外史地和激进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方面的课程。
与当时李鸿章等人正在积极推行的洋务运动和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展开的外交活动相配合，翁同和还从军机处和内阁档案中挑选有关轮船、机器、开矿、海防、海军等方面的内容的奏折进行讲解，并把出使海外的使臣曾纪泽等人的见闻讲给光绪听，使得光绪对洋务运动和世界有了较多的了解。
光绪后来积极推动戊戌变法，与这等思想启蒙不无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翁同和添加这些课程，事先征得了慈禧的同意。
在光绪的教育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务实开明的一面。
虽然慈禧在赴美幼童留学问题上开了倒车，但比较出使外国的郭嵩焘被湖南老家的父老乡亲严厉指责甚至将他的坐船烧毁的遭遇，慈禧这样一个读书不多，久居深宫的妇人倒是显得开明的多了。
从光绪二年光绪开始读书到光绪十二年光绪十六岁开始亲政这段时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得慈禧彻底完成了个人的独裁。
这两件事，一是慈安皇太后的突然暴卒，一是慈禧借中法战争的机会，将主管军机处长达二十三年的恭亲王奕?和他所信任的班底彻底罢黜。而起用了光绪皇帝的生父奕儇幕后操纵军机处。
自从辛酋政变中叔嫂联手搞掉八大臣之后，清庭的上层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三驾马车（慈安、慈禧、恭亲王奕?）共摄皇权的权力格局，慈禧虽然在实际上处理了很多国家大事，但她却不能抛开名份高于她的正宫太后慈安单干，长于德的慈安太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威慑和制约着慈禧。而奕?作为军机处领班大臣，在很多方面（如办洋务和洋人打交道）远比慈禧在行，他也凭此长处在慈安的支持下或明或暗的与慈禧较劲。所以，慈禧对皇权的掌握是有限度的，今人所说的慈禧掌政四十八年，严格的说来应该是她前二十一年与别人共同摄政，后二十七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揽大权。
但这个格局随着慈安的突然暴卒被彻底打破了。
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公元1881年4月8日），年仅四十五岁的慈安皇太后，在垂帘听政二十年之后，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崩逝了。
今天的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都比较一致的认同慈安的死并不是甚麽难解疑案，而是宿疾脑血管疾病突发，抢救无效而逝的。
起病的直接诱因是由于慈禧因病不能上朝，时间长达一年多，而只能由慈安一人打理朝政，而慈安一来对政治毫无兴趣，二来缺少慈禧的理政天赋与能力，这就使她显得十分吃力，不堪重负，很可能因为疲劳过度导致脑出血急性发作。
慈安的过世使得两宫听政变成一宫独裁，恭亲王奕?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之后变得孤立无援，而他自丢掉议政王头衔之后，又素不为善用权谋的慈禧赏识，因此被慈禧赶出军机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但慈禧通过上次的罢官风波，也学精了，她知道，罢免已经在朝臣中积累了很高威望的奕?，必须要过得了舆论这一关。
恰在此时，中法战争爆发，为她实施这一举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在做了二十多年的军机领班之后，此时的奕?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锐气也被消磨的所剩无几，更重要的是，奕?丧失了同治初年与这位寡嫂一争高下的勇气，也开始学着那些世故较深的老贵族官僚们搞起敷衍了事，唯上命是从了。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由于清军在越南与法军交战中全线溃退，导致朝中舆论一片哗然。要求惩办责任人的呼声高涨！
慈禧巧妙的利用了言官的弹劾奏折，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1884年4月8日）发布上谕，将奕?和他的军机班底全部罢黜，改用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军机处，同时，给了奕儇干预军机的权力，让他做起了幕后的首席军机大臣！
而这一天，正好是慈安过世三周年的忌日，曾经在29岁在北京为大清王朝力挽危局的恭亲王奕?，这一天正在清东陵主持慈安太后去世的三周年祭奠仪式，对此一无所知。
他是被慈禧提前打发走的，在后人看来，感觉就像是一场早就策划好的调虎离山计！
同时与二十年前的那次罢官不同的是，这次舆论一边倒的支持这次被史书称为“甲申易枢”的人事变动！
不能不承认，这一次慈禧的权谋玩得很漂亮！
这一事件实际标志着清王朝的皇权完完全全落入了慈禧一个人掌控之中，她可以放手为所欲为了！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光绪十二年，她委派她最为宠信的太监李莲英与奕儇和李鸿章一道，视察了北洋海军，公然打破了清王朝自顺治朝以来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
而与之相对照的是同治八年，同样是她派自己宠信的太监安德海，以采买宫廷织物为由出宫，因为一路上骄横跋扈，侵扰地方，被山东巡抚丁宝帧按“太监不得出宫门，违者就地正法”的祖制，先斩后奏。
当这事传到朝中，恭亲王奕?和慈安太后以及朝臣们众口一致的支持丁宝帧维护祖制之举，慈禧在感到难堪之余，也只好发布两道上谕，斥责安德海“罪有应得！”
两相比较，可以清楚得看到朝中已经没有人能够真正挑战慈禧的权威了。
唯慈禧马首是瞻的奕儇自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光绪十二年，当慈禧为了符合祖制和照顾舆论，假意主动提出光绪亲政的问题时，对慈禧真实意图心领神会的奕儇随即领衔王公大臣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恳请慈禧训政的请愿行动，最终制定了一个被史书称为《训政细则》的“约法三章”，最终将训政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这个细则，规定光绪亲政后，慈禧的听政权，国家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全部保留。
对此，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的《慈禧外纪》这样总结到：“凡太后所用之人，皆有不安之意。恐帝亲政之后，不能保其权位也。以是之故，太后下逾而上奏请延长垂帘之期者甚众。”
不能不承认，这两个外国人，对慈禧和她一手构建的执政班底的利益价值取向，有着比较透彻的认识！
另外，奕儇这样做，还另有想法。
如果慈禧肯将皇权转交自己的儿子光绪手中，那么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
自己将成为事实上的太上皇！
可是他二十余年官场行走的经验告诉他，这不可能成为现实。
因为慈禧不可能主动放权，自己也不可能与她争皇权！
事情明摆着，小叔子争不过嫂子！
十六岁的儿皇帝更不可能是五十二岁的老辣皇太后的对手！
既然如此，为何不明哲保身，得过且过呢？
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公元1887年2月15日），光绪举行了亲政典礼！
按翁同和的日记的记载，这一天天气极佳，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的光绪皇帝在他的眼里“仰瞻天颜甚精彩也。”
亲政典礼之后，紧接着，就轮到光绪皇帝大婚了。
鉴于阿鲁特氏皇后的教训，以及将大清皇帝的血统与叶赫那拉氏家族更加紧密的融合在一起的决心，使得慈禧将已经21岁，且身材相貌平庸的自己的亲侄女那拉氏硬塞给了光绪皇帝。
当然，为了照顾光绪的皇帝的面子，慈禧也走了一回过场。
据野史《花随人圣安摭忆》记载：“光绪十三年冬，西后为德宗选后。在体和殿，召备选之各大臣小女进内，依次排立。与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都督(统)桂祥女，慈禧之侄女也。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即珍妃姐妹）。当时太后上座，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小长桌一，上置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两对，为定选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西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时，即将如意授予德宗，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其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方予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侄女），德宗愕然，即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入选妃嫔，亦必有夺宠之优，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与末列之女，此珍妃姐妹之所以获选也。”
一般人恐怕想不到，后来与光绪演绎出一段令人可怜又可叹的恋情的珍妃，竟然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光绪的妃子。
纵观这幕慈禧一手导演的选后戏剧，光绪不过乃一慈禧操控的提线木偶而已，尽管历朝历代皇帝的初次婚姻基本都是皇父皇母们的包办代替，可是身为帝王的光绪却没有了他的亲叔叔咸丰皇帝搞选秀，挑美人，妻妾成群的那种“高质量”的性生活自由！虽然慈禧正是凭此发迹，由一个普通的秀女变身成了晚清的吕后！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慈禧才为了亲侄女能够平安上位，统率六宫，防止其他人与其争宠。她也就不惜撕破刚开始时温情脉脉的面纱，强行来一次乱点鸳鸯谱！
选后之后，就是光绪的大婚典礼了！
按清朝皇家规制，皇室家族要向皇后的娘家送大礼，同时要备办婚庆所需要的各类物品。
在古代中国，皇室婚嫁，人们往往都只能用“奢侈、铺张、排场”这样的词语来形容！”
实际上按文献的相关记载来看，这些婚庆物品，种类之多，档次之高，数量之大，设想之周，充分显示了皇家的辉煌气派！
这里，笔者仅仅列举一下为皇后大婚预备的朝服，让各位看官感受一下慈禧这位亲侄女所享受的奢华与气派：
“各种朝服、朝褂、朝裙、龙袍、龙褂51件，其中有一件明黄江绸绣五彩宝龙珠金棉朝袍，上缀正珠21013颗，珊瑚豆3354件，米珠208颗，金结125件，各色真石410件。另一件石江青绸绣五彩金龙珠宝夹朝褂，上缀正珠23033颗，珊瑚豆4182件，金结150件，各色真石478件。还有一件石青江绸绣五彩金龙宝珠夹朝褂，上缀正珠1546颗，珊瑚豆354件，金结29件，各色真石89件.”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1889年2月26日）大婚礼成，这一天光绪皇帝派出的迎亲团持节至皇后邸行奉迎礼，迎皇后凤舆入宫。
根据清宫史学家李鹏年先生的计算：“光绪皇帝这次大婚，总共所费折银550万两！”
李鹏年先生接着分析到：“据清朝军机处挡案记载，光绪十五年直隶顺天府、大名府的粮价，以谷子、高粱、玉米三种粮食计算，平均每仓石计银一两四钱六分。如每人每年按二石计算，计折银二两九钱二分，光绪大婚所耗用白银五百五十万两，按当时粮价计算，可购买四百万石粮食，足够一百九十万人吃一年。”
而北洋舰队以“定远”为首的七艘主力舰，耗银亦只有800万两。
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之后，清王朝暂时已没有了内忧之虑的话，那么觊觎中国领土与财富的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已经成了清王朝一刻都不能忽视的严重外患！
特别是东邻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国家蒸蒸日上，侵略扩张的野心也随之大大膨胀。
日本的首要目标，就是近邻朝鲜和中国！
中国加强国防建设的任务，变得非常迫切！
人们经常批评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导致甲午战败！可是看看光绪大婚的铺张浪费，就可以明白，北洋海军建设的经费需要，始终比不上慈禧等人的醉生梦死般生活的物质要求！
光绪皇帝的大婚结束之后，慈禧开始着手归政。
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公元1888年7月27日），慈禧降懿旨，明确表示将于第二年的二月（公元1889年3月），正式归政。
在这份懿旨当中，慈禧明确提到：“两年以来，皇帝几于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益，深宫甚为欣慰。”
显然，慈禧对光绪的表现感到满意，因此决定让他亲政！
同一天，光绪下发谕旨，表示不敢不遵慈训。
之后，根据慈禧的懿旨，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公元1889年1月2日），上一奏折，就归政的有关事宜，拟定了一些条目，史称《归政条目》。
这个《归政条目》得到慈禧认可，懿旨：“如所议行。”
与两年那份《训政细则》相比，这个《归政条目》有四点改变：
一是光绪召见时大臣使节时，慈禧不在不再垂帘。
二是奏折的批示权全部交给光绪皇帝，慈禧不再看折批示。
三是光绪亲自监督考试。
四是各衙门引见人员，由光绪接见，“请旨遵行。”
从这些改变来看，慈禧表现出了归政的诚意。
同时，慈禧还针对御史屠守仁要求皇帝交出批阅奏折的权力，由慈禧继续进行训政的上奏，作出了将其罢官，永不叙用的决定。
这一事件，足见慈禧归政决心之坚决！
可有女皇之实而无女皇之名的慈禧真的打算交出皇权吗？
事实上，慈禧对权力的渴求并没有一丝的削弱，但多方面的复杂原因，让她不得不作出了这个看似艰难的决定。
首先，大清王朝的历史上，妇人干政并无传统，在慈禧以前的历代皇后、皇太后，均谨遵祖制，绝不过问国事，即便偶尔出现机遇，（比如康熙初年的孝庄太皇太后。），也是遵守前朝皇帝的遗命，决不干政！
而到了咸丰这一朝，由于咸丰在指定顾命大臣的同时，赐给皇后钮钴禄氏一方“御赏”印，赐给皇太子载淳一方“同道堂”印，由生母懿贵妃代为掌管，同时规定，皇帝的谕旨，起首处盖“御赏”印，即印起；结尾处盖“同道堂”，即印讫。只有盖上这两方印，才能证明所发谕旨已得到皇帝的批准，否则则是无效的。
这是在法理上对妇人干政给予认可！
正是因为谕旨不盖上这两方印就不能生效这个原因，让慈禧在法理上有了策划政变的本钱！
所以，同治朝出现妇人干政，能为大多数朝臣所认可，而未出现以维护祖制为目的的大规模的反对浪潮（比如安德海事件。），原因正在于此！
而且，年幼的皇帝也无法打理朝政，也只能由成年长辈代劳。
可是慈禧更清楚，她不可能明目张胆的打破沿袭两百多年的祖制，在光绪皇帝成年之后，继续把持朝政，那样，将把她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实上，在亲儿子同治皇帝到了亲政之年，慈禧已经撤过一次帘子。
其次，多年的理政，让慈禧备感疲惫！
翻阅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长期的理政生涯，让三驾马车（慈安、慈禧、恭亲王奕?）都感到不堪重负，乃至病倒去世。
实际上，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的时候，慈禧就因为疲劳过度生了一场大病，导致长达一年多时间不能上朝，而只能由慈安一人处理朝政，正如前文所述，慈安因此积劳成疾，突发脑中风而去世。
而奕?在中法战争前也曾大病一场，病愈后精神变得萎靡不振，对法战争前期之所以表现不佳，最终被慈禧罢官，于此也有直接关系。
现在，甩掉包袱，“无官一身轻！”，因为对处理朝政感到疲劳的慈禧来说，无异于天大的喜事！
那么，慈禧归政是否就意味着她彻底失去了对朝政的控制呢？
答案当然否定的！
在后世史家眼里，搬进颐和园的慈禧依然牢牢掌控国家大政方针。
自同治初年开始两宫垂帘算起，在很多人眼里，慈禧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最高决策人，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慈安更像一个象征性陪衬人物，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就曾记载：“东宫见大臣，呐呐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
慈禧的威望就在这种潜移默化中逐步积累起来了！
虽然，同治三年那篇罢免奕?的三百字的谕旨，错别字多达十一个，让人很难认同慈禧的能力，但年轻时的慈禧很爱学习，比如她曾命人编写了《冶平宝鉴》一书，并不时安排学识出众的大臣进行讲解，誓如光绪的帝师翁同和就曾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共十五个专题。
按历史记载，慈禧学习态度是认真的！
以上这些铺垫，大大提高了慈禧处理政务的能力！
到了归政之时，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练，慈禧对朝廷政务的处理已经是游刃有余，并且在全国范围之内构建了一个完全听命于她的班底，王公大臣们已经完全习惯于在老佛爷的统治下办事，并且在个人身家利益上与她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她运用权谋的水平在晚清的确可以说是在清皇室中最高的，所以她才能够击败肃顺、奕?等比较强大的政敌！
至于光绪，她可以根本不用去考虑这个外甥儿皇会对她构成甚麽威胁。
所以，出于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以及一大批对慈禧言听计从的朝臣对她的忠诚，慈禧感觉自己完全可以在游山玩水的闲适生活中有效的干预朝政，而且还不用担心对自己身心造成损害！
如果这样来理解，就会感觉慈禧的归政是很自然的。
归政后的慈禧仍然牢掌大权！
光绪十六年，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儇去世，时年51岁。
奕儇对慈禧一向惟命是从，他主管军机处和海军衙门其间，所干得唯一一件可以称得上的大事，就是以在昆明湖恢复水师水操为名，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
当然，这是一件被后人骂而让慈禧高兴的事！
奕儇的过世，反而使得“亲爸爸”慈禧对光绪的管控更严了。
光绪十八年三月二日（1892年3月29日）借已经去世的光绪生父奕儇金棺奉安园寝的机会，慈禧发布懿旨居然安排了光绪帝十天的行止。
懿旨曰：“四月二十一日醇贤亲王金棺奉安园寝，皇帝于十九日办事后，亲诣园寝行礼致祭，是日驻跸颐和园。二十日，亲诣寓门外恭送后，还西苑办事。二十六日，皇帝于办事后驻跸颐和园。二十七日，亲诣园寝行礼，仍驻跸颐和园。二十八日还西苑办事。”
奕儇主管军机处7年，其实就是当了7年慈禧的傀儡。
而现在作为亲生儿子的光绪连送别自己老子的行程都得让慈禧太后来安排，这位皇帝一样逃不出作小傀儡的命运。
作为旁人的光绪帝师翁同和，看在眼里，也只能怨在心里，他的日记中一句“现在国事一切照旧。”透露出了他对慈禧揽权的不满和无可奈何！
这种情况的延续，使得清庭上层逐渐形成了分别以慈禧和光绪为核心的两个官僚集团，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后党和帝党，两派纷争的实质，依然是对皇权的争夺！
延伸来讲，有点类似于当今西方国家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权争，因为帝党的成员大多为一些无权无势的清流人物，实际就是朝廷中一批专门弹劾人与事的言官，他们大多出身翰林或御史。
而后党成员则为掌握实权的在京的部院王公大臣和地方督抚藩司，他们与慈禧一道，决定着大清朝的政治走向！
慈禧大力提拔她所亲信之人，自然会让一部分人的升迁之路充满荆棘，让他们感到不满，而他们改变命运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大力向慈禧靠拢，另一条则是把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而光绪自然也想在中央与地方培养自己的班底，无奈处处受到慈禧限制，于是乎帝党形成了。
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则是两派角逐的一个爆发点。 中日两国矛盾由来已久，焦点就是朝鲜问题。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朝鲜爆发了兵变，兵变部队驱逐了当权了国王李熙的王妃闵氏（就是韩剧中所说的那位明成皇后。）
这时朝鲜大臣金允植、鱼允中正在中国天津，随即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张树声求援，请求派兵平定叛乱。
直隶总督张树声遂派庆军统领吴长庆前往朝鲜平定叛乱。
朝鲜事变，在朝鲜史料中，被称为“壬午事变”，对中国而言实在算不得甚麽大事件，可是一位后来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人物却藉此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他不失精彩的个人表演！
他就是北洋军事集团的缔造者，一代枭雄袁世凯！
祖籍河南项城的袁世凯身材不高，曾经参加两次科举考试，均落第，于是放弃了功名，凭着嗣父袁宝庆的关系，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在山东登州投靠了淮军统领吴长庆（吴长庆和袁宝庆乃是拜把兄弟！），充任营务处会办。
第二年，就赶上了朝鲜事变爆发！
回顾袁世凯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可以发现当时还是个小人物的他的确在为国谋划，甚至还因此得罪了日本。
朝鲜内部的政争实际是王妃闵氏和国王李熙生父大院君李镇应的权力斗争。
清军支持闵氏一派。
袁世凯随吴长庆一到朝鲜，就设计抓捕了大院君李镇应，同时，剿杀了作乱东学党。平息了事件！
清政府在嘉奖平叛有功人员时，袁世凯被吴长庆列为首功，由李鸿章、张树声会奏褒奖。袁世凯奉旨为同知用，并赐花翎顶戴。
清军在朝鲜平定“壬午事变”之后，吴长庆部奉旨留驻朝鲜，成立了驻朝清军司令部，吴长庆为最高统帅。
吴长庆应袁世凯请求，整顿军纪，并委派袁世凯全权督察军纪。
袁世凯的角色相当于驻朝清军司令部的参谋长！
朝鲜方面，国王李熙也邀请袁世凯担任军事顾问，负责整顿军备，操练军马。
袁世凯担任朝军军事顾问后，按清军规格草订制度，编选壮丁，又鉴于王室地位孱弱，先建立国王的御前卫队，然后再组建镇抚军，用以加强国王的武备力量。
朝鲜国王李熙对袁世凯的作为很满意，于是敦请他移居朝军的总司令部----三军府居住，以便就近指挥和督练朝鲜军队。
这样，袁世凯实际代理朝军最高统帅一职！
袁世凯由此与朝鲜的王公贵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经常一起喝酒、看戏。
通过袁世凯的努力，一支5000人的德式新军被训练出来了。
而做到这一切的袁世凯时年只有26岁，说他年轻有为，并不为过！
后来到他负责小站练兵的时候，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与北洋水师那些择优而录，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世界海军第一强国的英国的海军学院里喝过洋墨水，能讲一口流利英语，堪称大清帝国军界精英的北洋水师那班军舰管带（舰长）相比，半路出家，投笔从戎的落第儒生袁世凯在入朝前从来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军校教育，也缺少在官场行走的从政经验，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朝鲜如鱼得水，居然演变成了东汉班超式的人物，迈出自己走向个人辉煌历程的第一步！
后来的甲午战争中，这批“帝国之花”被清王朝无能的上层一误再误，最终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全部凋谢了，留给后人的只有深深的惋惜，严肃的思考，还有无尽的悲伧！
而袁世凯不仅练出了中国第一支完全仿效西方体制的军队-----北洋军，还成为了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比较袁世凯和他们的不同遭遇，的确耐人寻味！
反思了这段历史的笔者也曾困惑青年袁世凯怎样做到这些的？思前想后，也只能得出他天赋过人的结论！
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着一句俗话：“天生我才必有用”看来也可以套在袁世凯身上。
而朝鲜正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现“才”的空间。
世人皆知清王朝在中日甲午之战中惨败，割地赔款，可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此前在朝鲜曾经挫败过日本。
而立功的人正是袁世凯！
由于朝鲜那时仍为中国藩属，中国充当朝鲜的保护国，在清庭看来乃是正常的。
可是一心向外侵略扩张的日本就不这样看了！
因为日本打算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
而打算的第一步，就是在朝鲜同治阶层中培养一批亲日派。然后伺机发动政变，在朝鲜建立一个亲日的政权。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朝鲜以洪英植、朴孝泳为首的亲日派发动政变，胁迫国王李熙、王妃闵氏等移居景轱宫，同时诛杀老臣，请日军入宫护卫。
当时统率庆字营的袁世凯（此时驻朝清军分别由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三人统领）毅然决定拥兵勤王，他说服了主张先请示北洋大臣的吴兆有，并以自己所部为中路，以吴、张二人的人马左右支援，进攻政变者及日军，经过交战，日军为清军所败，清军夺回了被亲日派所劫持的国王李熙。日本公使见败局已定，遂在公使馆自尽！
清朝和日本在朝鲜的竞争由于袁世凯的果断和指挥得当而暂时占了上风！
日本当然不会善罢干休，因此向清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清政府派去朝鲜调查的的官吏吴大徵、续昌以袁世凯官卑职小，轻启战端为由将责任完全归咎于袁世凯。
在其后在天津举行的中日谈判中，由于清政府的退让，清政府承认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袁世凯成了此次事件的元凶。
随吴大徵、续昌回到天津的袁世凯受到了李鸿章的训斥，只得告假回家。
光绪十一年夏天，清军由朝鲜撤回国内，同时决定将原本被软禁在保定的大院君李镇应放回朝鲜。
由于此时朝鲜仍然由大院君的政敌王妃闵氏一派掌舵，北洋大臣李鸿章鉴于这一情况，决定由袁世凯担当此任。
本来王妃闵氏对大院君回归极为不满，因此唆使国王李熙据派使臣迎接，由于袁世凯提出了抗议，李熙不得已亲率文武到南门迎接。
在送回大院君的同时，袁世凯还干了另一件事。
此前，李鸿章曾经派遣德国人穆麟德当朝鲜的宗税务司，但此公却为俄国牵线搭桥，把俄国公使引荐给国王李熙，俄国人提出，由俄国人来训练朝鲜新军，保护朝鲜。
鉴于穆麟德吃里扒外，李鸿章不得不撤去他的职务。
穆麟德心怀仇恨，投靠王妃闵氏一派，献计抵制大院君，并拉拢俄国介入朝鲜事务，闵氏非常欣赏他，允许其在王宫自由行走。
得知此事的袁世凯，立即迫使国王李熙撵走了穆麟德。
顺利完成任务的袁世凯在回国后被李鸿章所赏识，李鸿章奏请朝廷对袁世凯以道员用，赏加三品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派袁世凯为驻朝交涉通商事宜。
第三次赴朝的袁世凯已经和初去朝鲜的那个小武官身份大不相同了，作为被李鸿章赏识并亲自委派的外交官，他在无形中已经成了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特别顾问！
而这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列强开始插手朝鲜，都想在这块未开发的殖民“处女地“分一杯羹。
朝鲜内部亲俄派，游说国王接受俄国保护，李熙被说动了心，开始倾向于俄国。
清朝得知朝鲜此动作，指派袁世凯调查此事，袁世凯立即召见朝鲜诸大臣质问此事。
由于国王李熙不敢得罪清朝，因此他一方面派大臣到袁世凯处谢罪，一方面惩戒了亲俄派。
朝俄之间的外交活动，就此搁浅。
袁世凯在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也向李鸿章提出了各种策略。
其中最主要的是：“乘朝鲜内廷不振，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各国列强也还没有深入，我大清国应彻底收拾朝鲜，建为行省。”
还有：“索性大开门户，让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同时进入朝鲜，共同协商保护之问题，以免日本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
这里姑且不论他这些建议是否能够实行，呼声是否有意附和国内的舆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朝鲜至少还看不出这位被后人称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有任何的媚日卖国的汉奸言论。
作为袁世凯顶头上司的李鸿章显然没有这位下级的雄心和热情，他想得只是依据条约，维持现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是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东学党起义，日军乘机以镇压起义为名大举入朝。占据了朝鲜的京城。
由于袁世凯在朝鲜积极协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因此大部分东学党想杀了他。
由于袁世凯曾经捉拿过大院君李镇应，因此大院君也恨不得借日本人的手除掉他。
由于袁世凯曾经在朝鲜击败过日本人，因此日军的大举入朝对他来说也绝非佳音。
进入朝鲜京城的日军，公然在清朝公使馆门前架起大炮，炮口直指使馆主楼。
袁世凯在朝鲜的处境，危如累卵。
袁世凯见势不妙，最终找个机会逃回了中国。
值得一提得是，在朝鲜春风得意的袁世凯娶了一位朝鲜佳丽同时也是一位贵族之女的闵氏作三姨太，在被困使馆期间，袁世凯的对外联系全依仗这位三姨太多方周旋，因为她是朝鲜女人，出入使馆并不为人注意。
随着日军的大举入朝，中日甲午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那么，此时远在国内，人身安全有保障的慈禧和光绪，对战争又是持一种甚麽样的态度呢？
从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九日，光绪连下四道上谕，内容基本一致，要当时全权负责外交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加强战备，不可对日心存侥幸。
而对李鸿章指望西方列强调停的外交活动，光绪则认为是“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明确指出李鸿章不可对西方列强的外交斡旋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这些上谕可以看出，光绪是坚定的主战派！
帝党官员与光绪看法一致。
六月初十日，御史张仲炘上疏指出：“……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夫所调停者，不过分为保护，如越南故事耳。不意李鸿章办洋务数十年，乃甘堕洋人之术中而不知悟也。”
言下之意，李鸿章沉迷于洋人的外交骗术，根本不了解西方列强的险恶用心！
光绪和帝党官员的这些看法，和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看法是一致的，赫德评论道：“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
同时，赫德对战争的前景也做了预测，他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必将倾全力于一役，它成功的算数很大。清政府方面难免又用它的老战术，实在败多胜少。”
作为旁观者的外国人，赫德对中日双方的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他的眼光应该说是看得比较准的！但作为大清王朝实际最高决策人的慈禧可就没有这样的高瞻远瞩了，有学者这样评价她：“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金满楼先生则说：“慈禧并没有做大事的抱负……原因还在于慈禧这种“女人当政”的心态-----她不是皇帝，也没有进取心，最多只能守成。”
正是在这种心态作用下慈禧对中日战争进行了指导和干预，也正是因为这种心态，她一开始并没有把区区弹丸岛国日本放在眼里，所以，在战争的开始，她坚决主战！
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公元1894年7月16日），光绪召见全体军机大臣，向他们传达慈禧意图：“懿旨亦主战。”
第二天，光绪在毓庆宫书房上课时对老师翁同和说：“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
看来慈禧不仅主战，而且态度还不是一般的强硬！
对战争蓄谋以久的日本终于在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元1894年7月25日），以袭击中国运兵船和护航军舰为发端，正式打响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一枪。
光绪二十年七月一日（公元1894年8月1日），对日本的挑衅忍无可忍光绪帝正式发布宣战诏书，对日宣战。
平壤之战是中日两军交锋的第一场大战，双方共投入总兵力计约3万人之多！
其中清军投入1.3万多人，日军出动1.6万多人。
结果，以清军的失利而告终！
平壤之战失利的影响是巨大的，此战过后，清军拱手将战争的主动权让给了日军，战场亦由朝鲜转移到了中国境内。
关于中方失利的原因有很多，这里不在一一列举，而着重谈一下入朝清军统帅的问题。
按清军的计划，后期一共有四支清军入朝参战，
其中三支是李鸿章嫡系淮军的人马。
包括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统帅的盛军，共13营6000人。
四川提督宋庆所统帅的毅军，共4营2000人。
高州镇总兵左宝贵所统帅的奉军，共9营4000人。
以上三支清军合计1.2万人。
作为早年与湘军一道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主力，脱胎于地主团练武装的淮军战斗力自然不容小视。况且西洋枪炮早已装备操练多年，在武器装备方面与日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而且统兵的三将卫汝贵、宋庆、左宝贵均系能战敢战之人。
作为清军守卫平壤主力部队，就是以这三支部队的大部在加上从朝鲜牙山回撤的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统率的芦榆防军（该军也是淮军。）
清政府调这麽多精锐部队入朝，拉开的架势在后人看来，应该打算与日军放手一搏的！
但奇怪的是，从四军入朝的七月到八月下旬，朝鲜前线的清军却连一位统一调度指挥各军的统帅都没有。
其实清庭早已开始物色统兵大员，但因为种种原因，却无法及时就位。
问题的关键在于参战主力乃李鸿章嫡系淮军（或者说是他个人的私家武装！），如果由一非淮军出身，或者与淮军关系密切但威望不够的将领来执掌帅印，将很难驾驭部队！
由于这个原因，朝廷提出的几个候选人选湘军宿将刘锦棠、山东巡抚李秉衡、四川提督宋庆（宋庆虽在旅顺驻防有年，但历史上和淮军没有渊源。）都无法入主帅帐。
其实当时，的确还有一位“根正苗红”正宗的淮军嫡系宿将可堪此任。
他就是曾经在台湾领军抗法，战功卓著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与李鸿章同为安徽人的刘铭传早在攻打太平军、清剿捻军时期就已经是淮军的一员骁将，多年的东征西讨，刘铭传可以说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李鸿章选择他，从理智上说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但刘铭传并不是一个毫无头脑的鲁莽武夫，他经过再三考虑，最后选择称病不出。
在后世史家看来，刘铭传拒绝出山的原因有二：
一是刘铭传认为朝廷并不真正重视他，他认为，作为曾经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朝廷请他出山，应该明确发出诏谕起用，才是朝廷对待臣子的礼仪。而朝廷仅仅是遣人游说，显然对他是一种轻视的态度。
第二条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刘铭传认为朝廷并无久战之心，仗绝对打不下去，既然如此，何必去趟这趟浑水呢？
刘铭传的这个考虑应该说是比较有预见性的，后来事态的发展，应验了他的这个看法。
在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李鸿章在八月下旬草草委派叶志超为诸军总统。
而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叶志超谎报战功。
原来，当清军在朝鲜成欢与日军交火之后，叶志超非但不支援，反而率军北上，一路数次谎报战功，称日军死亡有三千内外。
清政府信以为真，传令嘉奖，并赏银2万两。
李鸿章顺水推舟，任命叶志超为诸军总统。
被列强骗得团团转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这一次又落入了自己下属美丽的谎言陷阱。
所以，面对那些奸诈老辣的日军将领和日本政府大员们，他就更加难以应付了。
本来按李鸿章的本意，要在战争中最大限度的保存自己嫡系淮军的实力。
可是他连这个也无法做到，苦心经营多年看家本钱-----北洋舰队最终全军覆没了。
这样一位统帅，的确很难让军事行家们评价为合格。
在官场上八面玲珑的李鸿章，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如此黯淡无光，是否是应了那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老话呢？
平壤之战中，叶志超在关键时刻的临阵脱逃，让清军损失惨重，仅损失的军火辎重物资一项，折合的白银就在1000万两以上！
叶志超的表现除了让人感觉到他对李鸿章和朝廷不知恩图报之外，更让旁人感觉李鸿章信任叶志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昏着，再加上北洋舰队在海战中的损失惨重，令震怒的光绪帝下旨给予他“拔去三眼花翎，（）黄马褂。”的处分。
而在帝党官吏们看来丢城失地的李鸿章，此刻给予撤职查办的处分，亦不冤枉。
因此，他们群起上疏弹劾李鸿章，要求临阵易帅。
可是另一个人可就不这样看了。
这个人就是慈禧太后！
一开始以强硬主战派面目出现的慈禧，按理应该支持帝党要求。
但现在，慈禧却不打算处置李鸿章。
这是因为，慈禧此时对战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主战变为主和了。
而导致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既有清军初战失利，让慈禧不敢再轻视日本，也有由此带来的信心动摇，对战争前途的不看好。
当然也有正逢她六十大寿，不想让战争扫了她的兴的缘故。
而李鸿章此前一直在进行外交努力，力图依靠外交手段制止日本。
对日议和，他肯定是当人不让的人选。
基于这个考虑，慈禧对李鸿章采取了保的态度！
慈禧先下一懿旨抚慰李鸿章，紧接着，她派翁同和去天津，向李鸿章探询外交斡旋的可能性。
慈禧走出的第二步棋是利用复出的恭亲王奕?推动议和。
本来奕?的复出是帝党强烈要求的产物，为了让慈禧回心转意，重新起用十年前被她亲手罢免的恭亲王，帝党以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文庭式为首，翰林院57人联名上疏，要求起用奕?！
当然这个上疏是光绪帝在幕后授意搞的。
光绪帝也和帝党的官吏心思一致，期望这位六叔能够像年轻时那样，保江山社稷，建非常之功！
联名上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慈禧重新起用了奕?。
可与帝党想让奕?统领三军，与日本一决高下的主张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是，慈禧是想给李鸿章找个帮手，加强外交活动，促成议和。
而此时已经63岁的奕?在度过了十年饮酒赋诗的闲适生活之后，早已没有当初锐意进取的雄心壮志，官场上的几度沉浮也让他明白对他一向抱有很深戒心的慈禧此次之所以重新起用他，决不是给他一个建功立业的机遇，而是利用他在外交事务方面长袖善舞的特长，希冀顺利完成慈禧想要达到的目的---------对日议和。
由此，对慈禧用心洞若观火的奕?一上来就外交互动为主，而对日作战方面的安排则没有任何建树。
根据历史记载，从奕?正式复出的九月初一日到慈禧六十大寿的十月初十日，奕?的活动基本是在联络各国驻华公使，争取他们出面进行外交斡旋，而在战事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议。
奕?这样做，当然是他明白慈禧不想因为战事的缘故影响她的六十寿辰，力图以议和快速终止战争，而把精力放在庆贺自己的寿辰上。
奕?这一回做对了！
事实上不止是奕?，包括光绪都不敢在祝寿这个问题上轻易招惹慈禧，因为站站爆发后，光绪有感战事紧张，曾经授意翰林院侍讲张仁黼上奏请停办点景（根据慈禧授意，慈禧由颐和园进宫的沿途道路要进行装点，以增加喜庆气氛。）,但慈禧闻听后，对大臣们咬牙切齿的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这样，光绪和大臣们也就只能按着慈禧的步调，按部就班的组织庆寿活动。
虽然后来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慈禧被迫做出让步，于九月十五日暂停了点景活动，但从九月二十一日到十月十六日，清廷中央的王公大臣一直都忙着为慈禧进行没完没了的庆寿活动，花去了大量的精力以及人力和物力，两相比较，战争似乎并不存在一样。
作为光绪皇帝，虽然在内心对战事吃紧的非常时期组织这样的活动有所不满，但出于对母后的孝道，他依然尽心尽力！
翁同和记载：“十月十二日，皇极殿宴近支王公，上（光绪帝）亲进舞，卯正三刻（早6时45分）入宴。”
为讨母后开心，光绪皇帝亲自跳舞助兴，其献孝之心，可见一斑。
但慈禧并未因光绪的一片仁孝而改变她一意主和的态度。
早在九月中旬，慈禧在召见以奕?为首的军机大臣时，就摆出了一副坚决主和的姿态，而帝党的翁同和、李鸿藻虽然慷慨论战，但此时的慈禧已经听不进去了。
翁同和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
慈禧这样做，固然有不想因战争影响她的六十寿辰庆典的原因，但她自己的另一层考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慈禧看来，极力主战，以清流人士为主构成的帝党一派长于清议空谈，而不善谋划算计，因此对他们不能器重。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朝中坚决主战的清流人士张佩伦被慈禧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福建督办海疆事宜，结果张佩伦在马尾海战中，一听见炮响，就落荒而逃，吓得竟连鞋都跑掉了，最后只好由亲兵拖着走。
张佩伦到福建前线之前，还在朝廷上慷慨陈词，指斥别人卖国投降。
结果一上前线，却给别人抓得小辫子，贻笑大方。
也许就此在慈禧眼里，清流人士的形象一落千丈！
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慈禧所看重的李鸿章和起用的恭亲王奕?可以说是当时清庭王公大臣中仅有的真正比较通晓国际外交事务的两个人，要搞议和活动，就非得用他们不可。
而以清流人士为主的帝党虽然在奏疏中不乏清醒之见，可是在战争问题上，却也拿不出扭转战局的良策。
翁同和日记中的一句话概括得很清楚：“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也。”
这是说皇帝对自己非常倚重，但自己才识有限，无法为皇帝分忧解难。
不仅如此，十月初三日翁同和和李鸿藻在隆宗门外遇到奕?，身为朝廷重臣的二人竟然痛哭流涕，祈求奕?挽救危局。
翁同和和李鸿藻，两人当时一个时年64岁，一个时年74岁。
而三十四年前，当英法联军攻陷天津之后，咸丰皇帝和皇后钮钴禄氏等后妃哭成一团，无计可施，唯有当时只有25岁，身份还是懿贵妃的慈禧却很冷静得站出来说：“事情到了这份上，哭也没用。恭亲王办事果断坚决，不如把他找来商量。”
上面这个记载，见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作为作者的恽毓鼎由于同情光绪，在书中并无刻意美化慈禧之词，因此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比较这两条记载，笔者认为，假使让帝党出来主导中日战争，很可能只会把局面搞得更坏。
当然，笔者并不清楚慈禧当时真正的考虑，但一意主和的慈禧为了全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已决定向消极抵抗的帝党开刀了。
实际早在慈禧派翁同和去天津，向李鸿章探询外交斡旋的可能性的时，作为帝党骨干的翁同和就向慈禧表示只做来回传话，对议和一事不作明确表态。
显然，翁同和不愿意被人指为卖国求荣的千古罪人。
而帝党的其他成员如日讲起居注官文庭式等人则不断得指摘弹劾后党的骨干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人。
帝党成员的这些做法，自然会令慈禧反感。
慈禧对帝党的打击，首先是从后宫开始的。
十月二十九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军机大臣，商讨前方战事，言语间出人意料的突然将话题转到了久居深宫，少闻政事的珍、瑾二妃身上，指责她们“有祈请干政的种种劣迹”，并当场下懿旨，将刚刚由嫔晋妃的珍、瑾二妃降为贵人。
说起来，慈禧惩治珍、瑾二妃倒也不是没有原因。
根子就在于珍妃为捞钱而串通内宫一些太监卖官一事。这个把柄已经被慈禧抓住了。
珍妃卖官，当然目的是为了自己个人的享乐，就如同婆婆慈禧的物质追求一样！
在外人看来，封建帝王和他的妃嫔们的生活当然是锦衣玉食、奢靡浪费。
那么还用的着干这种事吗？
总得说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慈禧六十寿辰的庆寿活动，根据一本名为《藏园群书提记》的野史记载，此次庆寿活动共花费白银700万两，其中国库支出共计400万两，京官捐出121万两，外官捐出167万两，两淮盐商捐40余万两，就连宫女太监也要捐银子！
另外，为了张灯结彩制造喜庆气氛，红的绸缎用去十万匹，红的地毯用去了五十万尺，真是奢华之极！
这些支出大大超过了战争中户部拨付给前线清军的总的军费开支250万两。
中国民间有句古话，叫“坐吃山空”，已处于衰败期，离自身的寿限只剩18年的大清王朝，财政上早就捉襟见肘，甲午之战中，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就奉命向外国银行大举借款，而以中国海关关税作抵押。
所以，借债维持统治的清政府虽然靠勒紧裤腰带让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潇洒走一回！”，可是假如要天天这样折腾，肯定承受不起！
况且清廷内宫早有规制：皇后每年得饷银不超过千两，妃子每年只有三百两。
所以，清庭内宫的妃嫔们，尤其是那些地位相对低下，无权无势，已经过世皇帝的遗孀妃嫔们，生活上常常入不敷出，一些人甚至私下里做些针线活，偷偷叫太监带到宫外换取些零用补贴。
被选入宫的珍妃、瑾妃姐妹虽然转眼之间变成了皇帝的妾侍，住进了金碧辉煌的深宫大院，有太监宫女前呼后拥，地位与日常开销远高于一般的民间女子，但她们也不得不遵守这早就流传下来的规制！
前面说过，天性开朗活泼的珍妃在最初的选后仪式中并非光绪所中意的对象，可入宫后，容貌远超姐姐瑾妃的她竟然赢得了光绪皇帝不同一般的宠幸-----按宫廷规定，她应该在天亮前离开皇帝的寝宫，但光绪皇帝却突破了这层藩篱，让她整天呆在自己的寝宫！
由于珍妃在花钱上不会算计，因此手头经常不宽裕，又没有别的发财之道，于是便想到了利用她得宠于皇帝这一有利条件，受贿卖官！
于是珍妃私下串通了几个比较有权势的太监，鼓动他们一起谋划此事。
经济利益上的共同需求，让他（她）们一拍即合。
由于珍妃是主子，地位最高，因此受贿所得一部归她，其余由其他参与之人分肥。
据野史记载：有一位叫鲁伯阳的，想谋个“上海道台”的官职，一次托人送给珍妃4万两黄金，因而珍妃在光绪面前为他求了这个官。
这些事就发生在慈禧太后的眼皮底下，想要瞒过她真是难上加难！
本来这种事，慈禧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所宠信的太监总管李莲英也经常干，因为精明的李莲英清楚，只要掌握好分寸，老佛爷不会追究他的。
可是在前方战事吃紧，国难当头的这种特殊时刻，慈禧不顾皇室的体面，把这种家丑事放到朝堂上来讲，当然是用它来当做打击光绪和帝党的一发重磅炮弹。
在处分珍、瑾二妃的同时，慈禧还处死了珍妃身边的总管太监高万枝。用以警告珍妃。
紧接着，慈禧将珍、瑾二妃的堂兄礼部右侍郎志锐调派到乌里雅苏台（在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担任参赞大臣。
志锐，字伯愚，满洲镶红旗人，光绪六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八年春，因为他与珍妃的关系，被光绪提升为礼部右侍郎。
做为珍、瑾二妃的堂兄的礼部右侍郎志锐也是帝党的骨干，此前多次向光绪上折，批评李鸿章、军机大臣孙毓汶等慈禧的宠臣，而且情绪激烈，言辞犀利，慈禧对他早有不满，此次让他到远离京城的蒙古任职，无疑是彻底禁止他在战事问题上大发议论。
慈禧打击帝党的第三手是裁撤满、汉书房。
作为光绪皇帝理政之余学习的地方，两个书房有不少负责管理服务的官吏，这些人从政见上说也是帝党，光绪为了为主战观点造声势，便指示他们多批评朝廷主和大臣，多上主战条陈，结果书房几乎变成了主战派的大本营。
现在，慈禧由主战变为主和，书房人员并未及时察觉，仍然积极主战，自然难逃霉运。
结果，满书房被撤，汉书房由于奕?的请求被勉强保留下来。
慈禧在打击帝党的同时，由于对奕?在前一阶段的表现感到满意，因此在十一月八日，授予奕?为首席军机大臣，全权放手主持议和事宜。
此时，前方战局已经急剧恶化，在此前的十月二十七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到了京城！
作为清政府“经营凡十有六年，糜巨金数千万，船坞、炮台、军储冠北洋”的样板面子工程，号称东方第一的旅顺要塞，仅在一日之内就告失陷，除了给光绪、慈禧以及军机大臣们以极大的心理震撼外，也预示着恶化的战局已经不易挽回了。
危难时刻，以奕?为首的军机处也拿不出甚麽有效的应对之策，这让亲眼目睹这一切的翁同和感到“愤虑填膺，恨不速死。”
这种情况下，加强外交活动也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早在十月十三日，清庭即派员赴天津通知李鸿章，要他“设法以期了结战事”。
李鸿章经过考虑，决定派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先期赴日摸底。
而此时的日本政府，正因为日军的胜利而趾高气扬，而在谋求取得更大的战果，当然还不会打算考虑和谈。
在这种情况下赴日的德璀琳理所当然的吃了日方的闭门羹。
时间到了十一月的中旬，随着日军兵锋逼近清王朝的陪都奉天，连原来主战的帝党也开始倾向于议和了。
这是由于他们承担不起祖陵被毁坏的历史责任！
作为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二代皇帝皇太极的陵寝均在奉天，再加上努尔哈赤追封其父为皇帝，也为其建陵。
这三座陵寝合称关外三陵。
而清朝历代皇帝均恪守“孝先天子而先天下守众山陵”的祖训，即宁肯不要天下，也要守好先人的陵寝。
慈禧和光绪以及翁同和等军机大臣们当然清楚这个祖训，也知道关外三陵被毁坏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甚麽。
于是，清廷降低姿态，派张荫恒、邵友濂东渡日本，再次求和。
而这一次使臣的遭遇也并不比上次德璀琳受到的待遇好多少，日方以二人权力不够为由，拒绝开展和谈。同时甚至不准二人接收发出电报。
对清政府来说，这种待遇无疑是一种羞辱。
对此，尽管慈禧感到愤愤不平，以至于在朝堂上说出了：“战事屡挫，今使臣被逐，势难迁就，竟撤使回国，免得挫辱。”这样激愤的言辞，但面对日军在战场上的强势，也就只能忍气吞声。
一向在宫廷权争上游刃有余的慈禧，在两国交兵之事上一筹莫展，并不令人意外。
作为久居深宫的妇人，对军事一窍不通应该说是很正常的。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高级指挥谋划层面上，慈禧此时手中除了李鸿章、奕?两张牌之外，再无可用之人。
如果说咸丰、同治年间，在腐朽的八旗、绿营军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丢失半壁江山，满人将领难当大任的情况下，清庭还能依靠曾国藩、胡林翼等一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官吏凭着“卫道、血诚、忠君”等儒家封建思想意识办团练武装，异军突起，奇迹般的翻盘的话，那麽在三十年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廷已经不可能第二次撞倒这样的大运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在于慈禧、光绪二人！
慈禧在十年前的中法战争中，罢免以奕?为首的军机处，改用以礼亲王世铎前台领衔，醇亲王奕儇幕后坐镇的新军机处，就被后世史家批评为一个大错误！
因为新班子虽然在处理政事上完全做到了按慈禧的眼色行事，但在综合素质上却较之老班子相差甚远！
慈禧的这种举措固然让她以个人好恶决定人事安排的领袖意志得到了充分表达，也迎合了朝野上下问责的呼声，但同时也让人体会到，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知人善任、唯才是举的“有道明君”。
其实，作为封建统治者，身边有一批善于逢迎的奴才也很正常，但如果身边从上到下都是这样的人，而没有真正能够干实事的人才，那也决非甚麽好事。
同样的毛病在光绪身上体现也很明显！
光绪皇帝因为顺应时代潮流，勇于推行变法，受到后世的倍加赞扬，因而被笼罩上了一层殉道者的美丽光环。似乎一切的恶都成了慈禧的罪过，应该摊在“老妖婆”身上。
这种人为的修饰与历史事实不符。
姑且不论光绪纵容珍妃受贿卖官的事，仅看光绪被以擅长高谈阔论的清流人士为主的帝党所包围，而身边缺少像奕?这样比较务实能干之人的情况，再结合前面谈到的甲午战争中帝党的无为表现这些基本事实，就可以得出此时已经亲政八年的光绪皇帝在用人问题上碌碌无为这一基本结论。
光绪的用人，同样糟糕。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公元1895年2月8日），随着北洋水师大本营刘公岛的陷落，清政府苦心经营十六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了。
北洋水师的覆没标志着日军完全掌握了制海权，完全消除了来自海上的后顾之忧。
而清政府面对海战的完败，陆战的节节失利，又找不出任何应对之策的情况下，就只能被日本政府牵着鼻子走了。
刘公岛陷落的第十天，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日本致电居中调停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提出了必须割让土地的苛刻条件。
面对日方的咄咄逼人的姿态，清廷方面从正月二十二日到二月初八日，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最终的结果仍然是由李鸿章担任出使议和大臣，而光绪皇帝口头上给予了他割地的权限。
而前段时间积极主和的慈禧，面对日方开出的割地赔款的议和条件，却采取了称病不出，推辞不见光绪和诸大臣的作法。放手让他们做决定。
二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抵日本马关，开始了对日谈判。
作为战败国一方的代表，李鸿章的处境可想而知，不仅在谈判桌上被日本的严苛条件所逼迫，而且还在会场外被日本人小山本太郎枪击所伤，差一点丧命。
李鸿章遭此横祸，再加后来屈辱签约，使得他在离开马关时发誓：“终身不再踏上日本半步。”
后来他游历欧美，回国途中，途径日本横滨港时，需要转乘招商的局轮船才能回国，因此必须要上码头，但李鸿章回忆往事，遂坚决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搭起一块跳板，冒着坠海的危险背着他从跳板间走过去。
李鸿章此举当然是他的性格使然，但也让人看到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中所播撒下的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血性烙印。
但这已是后话了，此时的李鸿章还得继续痛苦的熬下去。
尽管出现这样恶劣的外交事件，但清廷竟然并不打算中断谈判，原因很简单，相对于战场形势的紧迫，和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李鸿章的性命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远在国内光绪，此时一心想着速成求和，因此给李鸿章所定的和谈基调是在不主动罢议的前提条件下与日本讨价还价，基本目的仅仅是减轻赔款割地。
这一点在清廷给李鸿章的电报谕旨中讲的很清楚：“……不可畏难避谤，废弃于半途，致误大局。是为至要！”
这样一来，李鸿章也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作为早已被后人冠以“卖国贼”的黑帽子，并被无数人口诛笔伐的李鸿章，作为后人的笔者在这里无意为他做没有必要的辩护，而是想指出，李鸿章作为封建臣子，他所有的决定都是在得到光绪皇帝谕旨首肯的前提下做出的。
李鸿章最后于三月二十三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就是因为光绪皇帝三月二十日的一封谕旨电报中明确指示：“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尊前旨与之定约。”
条约既定，就待双方皇帝批准了。
日本天皇于四天后的三月二十七日，就批准了条约。
而清政府方面，战与和的争论却并没有停止！
早在战争刚爆发之时，作为英国驻华公使的欧格纳就曾向中国方面指出：日本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制约使它不能久战，所以初战一定要谨慎，不可急于决战。
意思就是让中国方面做好和日本打持久战的准备，用中国深厚的战争潜力来拖垮日本！
现在主战派正是大力支持这一观点。
在前线督战的钦差大臣刘坤一就指出：“在我只须坚韧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奴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圜之计。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是为现在制倭要著。”
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则指出：“各国见我待日本小邦且复如是，不能不启瓜分蚕食之心。……一与议和，不出一年，我遂不能自立矣。”
这些前线将领的考虑与欧格纳的看法不谋而和，反映出持久抗战对策的客观实际性和可行性！
更重要的是清军虽然在陆战和海战中连连失利，也出现像叶志超、方伯谦等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之辈，但总体上看，大部将领和下层士兵均能顽强拼搏、奋勇杀敌，虽连遭失利，但士气却并未因失败而消减。
而且，清军虽经历数月苦战，败多胜少，接连丢城失地，但既未出现部队成建制投降瓦解的现象（北洋水师残部最后投降是在弹尽援绝，炮台全部失陷，舰船不堪再战，退路已断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如国民党军那样大批投敌当伪军的情况，更能说明日军的猛攻和暂时得势并未摧跨清军前线将领与士兵的抵抗意志！同时还应该看到，像类似丁汝昌、左宝贵这样的高级将领死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事例的并不罕见，也显示了清军虽然在指挥以及体制等诸多方面明显落后于日军，但战斗力和潜力却仍然不容低估的事实！
对前线将领而言，久经战阵的他们自然很清楚这些情况，以往的战争实践也让他们对“胜败乃兵家常事”的道理有比较深的领悟！这也是刘坤一等人提出坚持抗战的信心之所在！
主战派在提出持久作战的同时，还提出了迁都之策，因为“万一江海卒謦，据高御下，尚可运筹徐理。”
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文庭式进一步论述道：“不顾恋京师，则倭人无所挟持。俄王保罗之败法主拿破仑第一，空都城予之，是良法也。”
陕西巡抚鹿传霖则认为：“我皇太后、皇上暂时西幸，以避敌锋，犹胜于听其要挟不能自存。而各军知乘舆已发，无内顾之虞，更可专力放胆，纵横荡决。”
然而这些真知灼见却无法左右慈禧个人的小算盘，尽管慈禧在前线战事吃紧的情况下曾经命人准备骡车，并有一度有逃亡山西太原之意，但再三斟酌之下，还是决定议和，并说：“西逃亦可，但无以服肃顺之心耳。”
这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慈禧并不反对西逃，但出于强烈的自尊心，她又不愿意学被她击败的政敌肃顺那样与咸丰皇帝北狩热河。
国家危难之际，慈禧还居然表现出这样的小肚鸡肠，的确令人难以高看她。
这样，清政府决定屈膝投降，割地赔款！
光绪在批准条约之前也曾犹豫不决，但由于他也对继续抗战的前途悲观失望，又找不到战与和之外的其他出路，那也就只能吞下这枚苦果了！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公元1895年5月2日）光绪幡然批准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清王朝第一次签订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光绪的祖父道光皇帝和叔叔咸丰皇帝都曾经这样“不得已而为之”。
这也许是慈禧和光绪皇帝能够接受赔款两亿两白银，割让台澎和辽东半岛这些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的原因之一。
但这一次，号称“天朝大国”人口土地面远超对手的清王朝，败于维新变法不足三十年，历史上只能向中国俯首称臣的东洋弹丸小国日本，意义可就大不相同了。
最关键的是，它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刺激了西方列强的无休止的野心和贪欲，他们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作为清政府和中华民族，则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酷生存危机！
甲午中日战争还标志着清政府推行了三十余年的“徐图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此等事实连洋务派自己也不避讳，清廷中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就坦白到：“老夫办了一辈子的事情，一是练兵、二是海军，如今看来，这些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够真正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徒有其表。”
李鸿章的这段话可以作为洋务运动最好的墓志铭！ 国家的危难也让所有的有识之士忧心冲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公元1895年5月2日），也就是光绪批准《马关条约》的同一天，在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以广东人康有为为首，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敦请光绪皇帝仿效日本与西方，推行变法。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咸丰八年（1858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早年曾去香港，接触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后来在广州开办了“万木草堂”专门传播教授西学，培养了像梁启超这样著名的饱学之士，但他在仕途上却不甚顺利，直到签订《马关条约》的1895年才中了进士，被授予侯补六品工部主事。
在今人看来，刚刚入仕的康有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上一没有资历和人脉，二没有从政的经验，不可能很快有甚麽大的作为。
但另一方面康有为不愧是一位不错的教育家和出色的宣传鼓动者，他为了宣传他的变法主张，与其学生梁启超等人四处上下奔走，不断呼吁，发动上书请愿，已经在朝野上下的官员士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引起了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的注意！
翁同和不顾自己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一品大员的身份，屈尊亲自登门拜访康有为，但未遇，康有为回谒，二人会谈，长达5个小时，两人有了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之感。
翁同和与康有为此次历史性的会见，为康有为建立了一条可靠的直达光绪皇帝的言路与沟通渠道，使得康有为在理论上有了把他的变法主张从空想转变成现实的可能。
而对翁同和来说，此时的他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认识到“徒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
这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之有从政治体制上着手变革，才是真正的自强之路!
对于为官已有三十载，时年已65岁高龄，过去坚定的信仰孔孟之道与封建伦理纲常的大儒兼封建臣子的翁同和而言，思想上能做出此等转变，的确很不容易！
与荣禄等守旧大臣的专横傲慢与夜郎自大相比，翁同和对人才的重视和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无疑是那个时代的许多的朝廷高级官吏所欠缺的！
但由于守旧大臣的阻挠，康有为的变法之路依然艰难曲折，他在屡次上书投递无门的情况下，遂离京回到广州，继续讲学。
这一去就是两年的时间，直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公元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山东曹州府巨野县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派兵强占胶州湾，夺占青岛炮台的消息传来，深为国家前途感到担忧的康有为，再次赴北京上书递折，恳请光绪变法！
这一次上折又被守旧派阻挠，无法及时送达光绪皇帝。
康有为在沮丧之余，正准备收拾行装南归广州之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公元1897年12月11日）凌晨，翁同和在刺骨的寒风中，亲至康有为在北京的居所，在极力挽留的的同时，当面向康有为提出了亲自在皇上保荐他的主张！
对于在漫漫长夜中看不到希望的康有为来说，翁同和的举动无疑有了雪中送炭的特殊意义！
翁同和的这一番表白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此时康有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他小小六品工部主事的身份，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他俨然已经成了维新派的一面旗帜！有人就描述到：“康工部有为五次上书，为大僚所隔，未达九重，原文传布，登沪上报章，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
而光绪皇帝这时恰好也接到了给事中高燮曾的上书，奏请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并请加卿衔出洋。
言官的奏请和老师翁同和的保荐让光绪皇帝对小人物康有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本打算亲自接见，但最后还是接受了皇叔奕?的建议，命总理衙门大臣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公元1898年1月24日）接见康有为，询问有关变法之计。
这一天，总理衙门的西花厅里坐了五位位高权重的大臣，都是当时清廷中响当当的人物！
他们是大学士李鸿章、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邢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恒。其中翁、廖二人又兼任军机大臣！
五个人都是清一色的朝廷一二品大员，而康有为则只不过是小小的六品工部主事！
他们对话的内容，根据历史记载，主要是围绕该不该变法和如何变法展开的，五个人当中，荣禄是标准的守旧派，一上来就先提出了“祖宗之法不可变”这一与康有为思想针锋相对的观点，其后又在接见未结束之时，先行拂袖而去，其傲慢与偏见，表露无遗！
由于其他四人多少有些维新思想，而且确实也想听听康有为这位被舆论所热捧的小人物的见解，因而会见才没有以不欢而散而收场！
接见的第二天，作为五大臣之一的翁同和向光绪皇帝汇报了全过程，由于翁同和此前早已和康有为持相同立场观点，而且非常欣赏康有为的才气，因此他的效用很大的话语权完全倾向于康有为，使得光绪帝感到六品工部主事康有为的确是一位可用之才，遂决定用阅折的形式进一步考察康有为。
这次接见在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空前的，它实际上反映出了国难当头，民间草根力量空前团结一致，积极推动变法的坚定态度，以及清廷面临统治危机，不得不图谋自救的无奈抉择！
阅读了康有为自撰并呈送的《日本变政考》与《彼得大帝变政纪》的光绪帝，内心被其主张所打动，感到必须下决心变法挽救社稷。
但变法毕竟是一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重大举措，同样也绕不开清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对此心知肚明的光绪皇帝明白，自己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若慈禧不允，变法之举，恐终成儿戏！
那麽慈禧对变法究竟是何种态度呢？
据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纪》记载，慈禧对请示的光绪皇帝表明了她的态度：“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
慈禧这个表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她赞成变法，二是她主张在不违背祖制的情况下，有限度有节制的变法。
应该说，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方面去考察的话，慈禧这个表态并不很令人意外。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慈禧虽为女流，学识有限，也没有曾国藩等士大夫读书人那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但过人的权谋天赋，也让她在为政之道方面表现出了冷静务实的一面！
历史上慈禧一上台主政，就不顾满人亲贵的反对，打破祖制，坚持重用曾国藩等汉臣，最终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她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得意之笔。
同治元年，27岁的慈禧亲自组织对官员的考核，罢黜一批不称职的官吏，提拔了像左宗棠、潘祖荫等能吏！
在恭亲王奕?和大学士倭仁关于开办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的争执中，她站在奕?一方，挫败了倭仁阻挠开办同文官同文馆的企图！
当曾国藩和李鸿章会衔上奏，奏请派幼稚学童出洋学习，她也大胆的批准了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可以称得上划时代的举动！
虽然后来因为这些学童在国外的剪辫易服之举，让慈禧开了倒车，召回了这些学生，但也不能因此否认她对洋务运动的支持。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甲午战争导致中国割地赔款的惨重损失，以及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掀起，使大清面临亡国的现实威胁，以及日本变法自强后与过去判若两人的巨大反差，也不可能不对慈禧有所触动！
在旁人的回忆著述中，慈禧在不同场合多次向人表白，称“变法乃素志”，“必须做到自强，但是现在外国欺我太甚，我所以十分焦急。”
而且，与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中指责慈禧一向反对新法，血腥镇压维新派大相径庭的是，作为光绪帝党官员的苏继祖在其所撰《清廷戊戌朝变记》一书中记载，慈禧曾经保护过遭受顽固派攻击的光绪帝和康有为！
正是由于历史上支持洋务运动思想的延续以及现实威胁的两重因素作用，让慈禧同意了光绪的尝试变法的主张。
作为实际行动，慈禧同意了康有为奏请光绪请其下旨诏告天下，正式宣布变法的建议。
但另一方面，作为大清江山与“祖宗之法”的坚定卫道士，慈禧也不会容忍变法危及到她几十年来竭力维护的大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体制和她一手调配打造，对她唯命是从的人事体系格局，因此，她为光绪皇帝设定了变法不得违背祖制这个前提条件！
所以，老谋深算的慈禧为了防止局势的发展脱离她的掌控，预先采取了一些预防性的防范措施。
就在光绪正式诏告天下宣布变法开始的第四天，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元1898年6月15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四道谕旨，对光绪和维新派的举动划地为牢，加以严格限制。
第一道谕旨是罢免光绪的老师，也是康有为的忠实支持者，已经在朝效命三十二年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同和！
按一些学者分析，翁同和是因为守旧派大臣荣禄、刚毅等人谗言以及恭亲王奕?临终前在慈禧耳边的吹风指责引起慈禧警惕而被革职的。
翁同和的去职对刚刚才开始的维新变法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一个政治经验丰富，阅历不浅的政坛老臣，翁同和的沉稳与老成持重无疑是光绪和康有为最欠缺的。同时，就光绪来说，时年只有27岁他在很多方面还是欠缺火候，不少事情仍然要依赖这位陪伴教导他二十余年如同慈父般的恩师指点迷经。
现在翁同和的突然离去，再加上一向约束光绪行为的皇叔奕?的去世，使得缺少驾驭大局能力的光绪只能完全按照康有为设计好的步骤来推行变法，使得变法逐渐脱离理性的轨道，变得激进毛躁！
最重要的是，翁同和的开缺回籍让双亲都已去世（光绪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于光绪二十二年去世）的光绪皇帝失去了最后一道护身符，在后来由于帝后矛盾激化因而产生的争斗中，稚嫩的光绪自然不是老到的慈禧的对手，最终落得个被囚瀛台的悲惨下场。
对此，当时有评论家指出：“翁如不行，戊戌政变，或不遽作，翁必有术焉以调和其间。”翁同和后来在他的日记中也说：“老臣如在，必不任决裂至此。”
慈禧的第二道谕旨是重申收回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
以前，慈禧归政光绪，按清朝祖制，归政之后，凡太上皇或皇太后有赏，应该由皇上代奏谢恩，大臣不得直接见太上皇或皇太后。
现在慈禧收回此权，二品以上大臣就须向她谢恩，意图不言自明，这是昭示大小官吏，国家的人事任免大权是掌握在我太后手里。
慈禧的第三道谕旨是诏告天下，在秋天由光绪陪同她到天津检阅当时清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北洋军。
作为检阅军队这样重要的国家大事，从古到今，只有真正掌握军事指挥权的人才能为之，慈禧这种行为自然是向旁人说明国家的兵权稳稳的操在她的手中。
第四道谕旨是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
荣禄，字仲华，别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其人善观风色，长于逢迎，因此深得慈禧宠信，光绪二十一年升兵部尚书，二十二年升任协办大学士，二十四年又被任命为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并入值军机处，成为军机大臣。
现在慈禧任命自己的这位宠臣为直隶总督，目的就是加强对京城周边的控制，为将来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作准备。
慈禧通过发布谕旨，向朝中大小官吏彰显了她才是大清皇权的最高主宰，也无疑向踌躇满志的光绪和维新派发出了一个强烈的示警信号！
但这些并没有引起一心向往变法的光绪与康有为的足够重视，当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见康有为，两人言谈甚欢，光绪完全被康有为的崭新理论所吸引，于是任命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允许他直接向皇帝上折，而不必经都察院代转。
这次会见标志的被后人称为“百日维新”的变法运动在实际操作上的正式开始。
按后人的统计，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正式诏定国是到八月六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光绪共发布变法诏书180余道，在朝廷和民间都产生的巨大的反响。
如果我们按照慈禧给光绪定下的“但不违祖宗大法”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就可以发现光绪的举动已经远远越过了这条红线！
举例来说，光绪的180余道诏书中有一道语出惊人的诏书，它要求全国的臣民将留在头上的发辫剪掉。
众所周知，兴起于东北的满族一直保留着男子剃发的传统，清军入关之后，因为强制剃发，人为向其他民族推行这一特定的民族习惯的问题，还导致了血腥的民族冲突与严重的屠杀行为！
现在，光绪皇帝居然用诏书的形式，一夜之间这一传承几百年、清朝历代皇帝皆身体力行的传统予以废除，除了给人他行事激进的感觉之外，还让人觉得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违背祖制那样简单，而是一种彻底的叛逆行为！
当然，光绪诏书中废八股、办新学、练新军、鼓励民间办厂、搞科学发明这些措施，都是顺应当时的世界潮流的，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面这些举措，相当一部分都是洋务派所主张的，甚至有的连守旧势力也是赞同的，比如荣禄就曾上奏慈禧，主张大练新军、整顿军备，得到了慈禧的赞同。再比如恭亲王奕?早在同治初年一手创办的教授西方科技文化的同文馆，也是得到慈禧首肯的。
真正引起守旧派对光绪和维新派仇视的，是七月十四日，光绪发布的进行官制改革的诏书！
根据这道上谕，京师和地方的一批作用不大的闲散衙门将被裁撤。
淘裁冗员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如此大刀阔斧进行改制，裁撤如此多的办事官员，引起的社会波动与人心晃摇，也就可想而知了！
根据野史《梦蕉亭杂记》记载：“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撼，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太仆寺一应事件应归兵部，事隶车驾司。……当待该寺查看情形，詎寺中自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阒其无人。匪特印信文件一无所有。即厅事户牖均以拆毁无存，一切无从着手。”
光绪的官制改革触及了一部分官僚切身利益，势必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
这样一批原本对新法并无不满的官吏，也开始仇视新法，走向了光绪和维新派的对立面！
据野史记载：“竟有老近昏庸之堂官，懵懂无知之司官，焦急欲死者，唯有诅谤皇上”。
不单如此，光绪还不顾慈禧先前将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收回的谕旨，毅然罢免了以礼部尚书怀塔布为首的六位堂官！
事情是这样的，礼部一位名叫王照的六品主事官员，上折奏请光绪皇帝出国考察日本，并痛斥大臣守旧。
而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则对王照的行为进行压制，先是将王照的折本退回，接着，在王照闯入礼部大堂引光绪谕旨要求递送之后，怀塔布等人在王照的折本之外又附加了弹劾王照的折本，对王照加以攻击。
正兴冲冲的推行变法的光绪当然不会容忍对王照的攻击，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在和他所推行的现行政策唱对台戏！
出于震慑守旧派的考虑，光绪做出了将以怀塔布为首的礼部六位堂官罢免的严厉惩戒决定！
而慈禧面对光绪硬性突破她事先颁布谕旨的行动，面对怀塔布等人在颐和园对她的当面哭诉，暂时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出人意料的未大动干戈。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慈禧还对光绪做了让步，批准了光绪新任命的六位礼部堂官!
这可以算做光绪和维新派的一个胜利！
光绪受此鼓舞，接着任命了几位维新派人士为四品军机大臣章京，具体参与谋划变法事宜！
但慈禧也不能不考虑因此而带来的后果-----这有可能使她几十年来一手架构的人事体系格局出现松动乃至崩溃的局面！
因为这个原因，慈禧借着光绪到颐和园请安的机会，明确表达了她的不满：“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仔细品味慈禧的这番话，可以感觉到帝后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罢官事件而达到水火不容的程度，慈禧实际上采取的是温言规劝，希望光绪能回心转意，不要因为外人康有为而乱了家法。
而野史的记载中，光绪的回答是：“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光绪打算坚定的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而不愿轻易退缩。
而在慈禧看来，这番言词，不仅在礼节是对身为皇太后的她的大不敬，并且公然宣称要变更祖制，这对变法伊始就告诫光绪“但不违背祖宗大法”的慈禧来说，完全是火上浇油！
口头规劝的无效，让慈禧下决心开始策划行动，她密派内务大臣立山、怀塔布等七人密赴天津，找直隶总督荣禄商讨对策！
但慈禧此时仍然对光绪网开一面，没有立即禁止他推行新法。
作为帝党官员的苏继祖在他撰写的《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对慈禧的做法是这样理解的：“然推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变法当变不当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也。不过明目达聪，仅寄见于诸王大臣，以为诸王大臣皆曰贤，则天下皆曰贤矣，诸王大臣皆曰可杀，则天下皆曰可杀。今见皇上锐意变法，而赴诉失德者，纷来哭诉，无道者日至，则当初暂假事权之美意，激成骄敌纵恶之机心，故以为非废立皇上，逐杀新党，一概归复旧制，不足以按天下之心，不足以存宗社之守，于是有八月初六之变矣。”
苏继祖的看法很明确，指出慈禧一开始是同意光绪变法的，中间甚至容忍了光绪罢免怀塔布等人，但随着变法的推行，越来越多人在她耳边吹风，说光绪与维新派的坏话，使得她感觉到局势已经越来越脱离她的掌控，为了维护祖制，她最终实施了政变！
那麽究竟是甚麽原因使慈禧下决心痛下狠手，处置光绪这个她一手扶植起来的儿皇帝以及康有为等维新派呢？
导致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是维新派误信谣言，以为慈禧要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
早在慈禧四月二十七日发布定于秋天到天津阅兵的谕旨之后，就开始有谣言在朝野流传，说慈禧要借阅兵之机废掉光绪！
随着变法的推行和阅兵之期的临近，这个传言越来越喧嚣尘上。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个谣言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慈禧牢牢掌握着皇权，这在她四月二十七日发布的四道谕旨中体现的很明白，至关重要的兵权、人事权、立法权都紧紧握在她手里！
其次，各省握有实权的督抚大员均唯慈禧马首是瞻，对光绪颁布的变法诏书，除湖南巡抚陈宝筬认真实行之外，其他督抚均将诏书视之为一纸空文。消极抵抗之意，表现的非常清楚。
再次，慈禧的权谋水平在晚清政坛无人能比，能力远远超过光绪的肃顺都败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慈禧手下，现在恰好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光绪就更不是六十三岁老佛爷的对手了。
最后一点是，从后面的事态发展来看，慈禧发动政变，也仅仅是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传达口谕，光绪就变成了一具政治僵尸！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这个谣言的确是一个天大的政治玩笑！
可是维新派却不折不扣的把这个玩笑当了真，康有为在他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就明确说：“谋定于天津而行废立。”
这样，维新派在紧张焦虑之余，不得不决定采取应对之策。
康有为等人反复思考之下，决定先抓兵权，保护光绪和自身。
可是当时，康有为等人与掌握兵权的统兵大员们基本没有甚麽关系，唯一有些关系的，就是曾经参加过康有为创办的研究西方学说的强学会，与康有为有些交往，现在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了。
袁世凯自甲午战争爆发前回国之后，因为在朝鲜的经历，被清廷委派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军。
康有为担心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决定先派人试探一下。
在最初的试探中，袁世凯摆出了一副与维新派立场一致的嘴脸。
康有为却没法了解袁世凯的真正心思，高兴之余，向光绪举荐了袁世凯。
光绪于七月二十六日，也就是离戊戌政变发动还有十天，光绪发布上谕，召袁世凯入京晋见。
作为袁世凯顶头上司的荣禄，将这一切都密报了慈禧。
老到的慈禧当然明白光绪召见袁世凯的含义，她对新法不干预的态度自这一刻起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七月二十八日，当光绪按惯例去颐和园请安之时，慈禧一言不发，神色异常，这让光绪在受到惊吓之余，清楚“自知有变”。
于是光绪连发两道诏书，一明一暗，令康有为等维新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而康有为等人先接到光绪的明诏，先是饮酒唱曲，唉生叹气。并不积极想办法，继而面对光绪的发出垂危呼救的密诏，只能“跪读痛哭”，最后决定铤而走险，派谭嗣同前往游说袁世凯，策动其起兵勤王。
按照计划，康有为等人决定袁军入京之后，一半围颐和园，一半保护皇宫，同时劫持慈禧，加以囚禁。
维新派决计不顾一切的拉袁世凯上船，保护光绪。
袁世凯在接待了深夜来访的谭嗣同，得知其来意之后，感到光绪及维新派势单力薄，决定不参与此事，但又不好明确拒绝，于是一通花言巧语，将谭嗣同打发了回去。
袁世凯在来京期间，曾经三次被光绪召见，光绪鼓励他“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明确挑明要求袁世凯直接听命于皇帝。
但老于世故的袁世凯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在九月二十日最后一次被光绪召见之后，袁世凯决定出卖维新派，当夜他返回天津之后，连夜找荣禄，将维新派举事之计合盘托出。
荣禄随即将之密电传给在颐和园的慈禧。
勃然大怒的慈禧立即在第二天返回宫中，正式发动了戊戌政变！
面对慈禧的淫威，傀儡皇帝光绪束手就擒。
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谕旨，宣布训政！
在严厉训斥审问了光绪之后，慈禧又在八月初八日让百官质询光绪，使得光绪威风扫地。
审问结束，慈禧将光绪囚禁于中南海瀛台。
同时，慈禧下令抓捕维新派人士。
康有为、梁启超由于行动较早，得以逃脱。而被捕的以谭嗣同为首的著名的“戊戌六君子”，在戊戌政变后的第七天即八月十三日即在北京菜市口被当众问斩。
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
对于变法，袁世凯曾经在光绪召见时进言：“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既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
袁世凯说出了一个事实，也就是光绪和康有为等人变法措施制定匆忙，脱离实际，不具备可操作性！
而对于政变，帝党官员苏继祖则评论说：“一念之差，又不择人，贸然以刀柄付之，致我圣主有倒悬之危，谁之咎哉？”
苏继祖明确得出结论，认为政变是由于维新派在政治上不成熟，在事实上并不存在阅兵废帝阴谋的情况下，盲目的付诸武力，把矛头指向原本并不反对新法的慈禧，结果偷鸡不成赊把米，反而使得光绪身陷囹圄！
作为胜利者的慈禧当然对光绪充满了一肚子的怨气，正如她在发动政变之时斥骂光绪的那样“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
在囚禁了光绪之后，完全失去对光绪信任的慈禧开始考虑废掉光绪，另立新君。
但由于外国公使的干涉以及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的明言反对，立新君一事告吹。
在这种情况下，做为慈禧宠臣的荣禄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即先为光绪皇帝建储，策立大阿哥。
阿哥在清代宫廷一般指皇子，大阿哥是指皇长子，即有继承皇位权的皇子！
慈禧采纳了这个办法，挑来拣去，选中了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
既然溥儁被立为大阿哥，那麽光绪皇帝就有随时被废除的危险。
载漪的福晋是慈禧的亲侄女，再加上载漪兄弟在戊戌政变中告密有功，得到了慈禧的赏识。因而溥儁得此殊荣。（但这个大阿哥是一标准纨绔子弟，一心吃喝玩乐，不求向上，到后来慈禧不得不将其名号革除，赶出宫去。）
但西方列强驻北京外交机构同样对此持强烈抵制态度，这就使得慈禧和载漪很尴尬，进而产生了对西方列强的反感。
另外，由于西方列强保护了被慈禧痛恨，被清政府通缉的要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使得慈禧更加怨恨西方列强。
史书记载，当得知英国保护康有为之后，正在用餐的慈禧气怒之下将一只价值连城的玉壶摔的粉碎，且挥舞着拳头高喊：“所以志也。”
从现代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列强这些举动的确是干涉中国内政！
恰逢此时，义和团在京津山东一带兴起，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
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一部分，外国教会势力自鸦片战争以来发展很快，由于教会和教民依仗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地方官吏轻易不敢过问，导致下层普通百姓对教会与教民的仇视之余，被迫自发团结组织抗争，而义和团作为民间结社自卫的秘密组织，也开始了反教会与教民的斗争。
关于义和团的是非，当代中国学术界有很多争论，笔者这里不打算专门的讨论，而只想说明，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国难面前，义和团运动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必然，它反映出清政府无力保护自己臣民避免洋人欺凌的情况下，下层百姓对自身权益的一种自我保护方法。
一开始，慈禧是对义和团主张剿灭的，但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人出于自身利益而仇洋的考虑，在慈禧面前开始鼓噪“义民无他心，可恃。”
而慈禧出于对洋人保护维新派和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的愤恨以及对义和团喊出的“扶清灭洋”口号的欣赏，再加上载漪等人的支持，决定改弦更张，转而支持义和团。
于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日（公元1900年6月6日）慈禧发布的上谕中称：“……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是同仁，不分教、会。”
慈禧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实际上是对义和团行为的一种肯定。
由于义和团的不断对外国人的攻击，五月十四日，八国联军两千人以西摩尔为首，从天津乘火车强行进京。
而清政府方面，自五月二十日到五月二十四日，连续召开的四次御前会议，讨论义和团和洋人的事情。
第一次会议上，针对有朝臣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上奏，慈禧正式就义和团的问题做了表态：“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
前面提过，义和团反洋教正好迎合慈禧对洋人干涉中国内政的逆反心理，慈禧基于这一考虑，选择了对义和团的有限支持。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在实际上变成大清皇权象征性的符号的光绪皇帝，一改在以往朝会上从不发言的习惯，积极发言表达自己的忧虑。
光绪的意见是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而反对与洋人开战。
他针对慈禧提出的“今中国积弱已级，所仗者人心耳”的看法明确指出；“人心何足恃？只益乱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巨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
光绪的认识应该说是比较清醒的！
但慈禧很开拿出了她的底牌，在第二次会议上她公开宣布，以及获得情报，洋人要代收中国钱粮、代掌天下兵权，要求划出一地专供皇帝居住等等，因为此等苛刻条件，因此她决计“……一战而亡，不犹愈乎。”
这个由江苏粮道罗嘉杰传来的外国公使照会还有一条慈禧因为避讳未说，那是叫她归政。
但实际上照会是假的！
而五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裕禄接到洋人的最后通牒，令他立即交出大沽口炮台，却是实实在在的最后通牒。
由于这两个原因，使得慈禧下决心将在京洋人使馆人员全部驱逐，同时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元1900年6月21日）正式向十一国宣战。
战争的结果应验的光绪的看法，清军与义和团在支撑了一个多月之后，最终抵挡不住八国联军的猛攻，全线崩溃！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公元1900年8月14日），北京沦陷！
慈禧在慌乱之下，带着光绪、隆裕皇后、端王载漪、刚毅等人少数人仓皇出逃。
临行之前，慈禧下令太监总管崔玉贵处决了光绪的宠妃珍妃。
珍妃在戊戌变法中因为积极参与其事，也被慈禧所憎恨，因而被囚禁在景祺阁北头一个单独的小院，被严禁与外界接触，被关在小屋里的珍妃吃饭、洗脸都是由下人从窗户递进去，由慈禧派遣的两个老太监轮流监视。
珍妃是名副其实的被关进监狱囚禁！
而根据《宫女往谈录》中老宫女的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七月二十日中午，慈禧命令崔玉贵在未正（14时）时刻召见在珍妃，让她在颐和轩候驾。
珍妃被崔玉贵和颐和轩管事太监王德环一起带到了慈禧面前。
按崔玉贵的说法（这件事是崔玉贵对老宫女口述的。），当时除了他和王德环之外，就只有慈禧一个人。
在处死珍妃之前，慈禧与珍妃有如下一段对话。
慈禧：“洋人要打进城来了，外头乱糟糟，谁也保不定怎麽样，万一受了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列祖列宗。你应当明白。”
珍妃：“我明白，不会给祖宗丢人。”
慈禧：“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珍妃：“您可以避一避，可以让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慈禧：“你死在临头，还敢胡说。“
珍妃：“我没有应死的罪！”
慈禧：“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慈禧：“皇上也就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去，来人哪！”
崔玉贵和王德环两个大男人连推带搡，把弱女子珍妃推到了顺贞门内的井里。而珍妃自始至终让这要见皇上。最后大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这口慈禧淹死珍妃的水井后来被后人称为珍妃井。
而光绪被慈禧挟制西狩，在得知珍妃已死的消息后，光绪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在当时随慈禧一同西遁的怀来县令吴永的眼里，光绪“发长至逾寸，蓬头垢面，憔悴已极。”
西行过程中，吴永仔细观察记录下的光绪行为则是：“宫监对于皇上，殊不甚为意，虽称之为万岁，实际不啻为彼辈播弄傀儡。德宗亦委靡无仪表，暇中每与诸监坐地作玩耍，尤好于纸上画成大头长身各式鬼形无数，仍拉杂扯碎之；有时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袁世凯）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套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盖其蓄恨于项城（袁世凯）至深，几以此为常课。”（吴永：《庚子西狩从谈》）
光绪儿童般玩耍的举动，或者说明他的无可奈何，也或者是表明他在慈禧淫威之下自我解嘲式人生态度！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元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十一国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八月五日（9月17日），各国联军退出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元1902年1月7日），慈禧、光绪回到北京，光绪再次被打入冷漠孤寂的瀛台。
从这时到1908年的7年时间里，慈禧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囚徒光绪的监视管理，光绪除了如同一块招牌一样在每日早朝时被拉来出来在群臣面前亮相之外，他的存在已经没有其他任何的意义！
光绪自幼就因为离开双亲而导致照管不周，以至于体弱多病，戊戌政变之后 ，肉体精神备受慈禧折磨，加之珍妃之死等外界因素作用，健康状况自然每况愈下，虽然慈禧向全国征求名医诊治，也无济于事！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二刻三分(公元1908年11月14日午后6时33分),光绪驾崩!
而这一段时间, 作为掌控实权的慈禧虽然不得不顺应潮流,推行新政甚至宪政,让评论家认为“中国真正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但由于清政府已经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所以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因为推行新政得到缓和,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渐成气候,因此可以说慈禧的新政并没有达到她挽救祖宗基业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晚年的慈禧还在不经意间培养出了袁世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大军阀,正是袁世凯在慈禧去世三年后,给了已经日薄西山的清王朝致命一击,把已经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最终送进了历史的坟墓!
假若慈禧太后九泉下有知,真不知道曾经打垮过肃顺、奕?等强大政敌，镇压过戊戌变法，曾经严厉对群臣指出：“他（光绪）若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乎？……”的她会作何感想？
后记
根据历史上的经验，一般在强势女主的卵翼之下，弱势的皇帝命运大多不怎
麽不好，同时才干上也难说突出，他们往往因为权力之争被女主所压制、囚禁
甚至处死，比如汉代的吕后、北魏的文明太后，唐朝的武则天等。就光绪来说，
一直生活在慈禧淫威下的他也没有能够逃出这个历史宿命！
作为慈禧一手册立、一手培养的儿皇帝，光绪在戊戌变法之前无疑是一个
规矩仁孝、对慈禧俯首贴耳、言听计从的“好孩子”。但在戊戌变法中，光绪为
了推行自己的政策，不惜违背慈禧的“长官意志”，另起炉灶，最后与母后慈禧
事实上分道扬镳！
虽然这是封建专制体制下，历代皇家宫廷无法避免的戏剧节目，但从中国古
代流传几千年的“百善孝为先”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角度看去，却无疑是一场真
实的悲剧。
但当时中国处于新与旧的激烈碰撞，黎明到来之前的前夜，光绪推行变法放
在当时整个世界潮流之内看无疑是得人心的进步之举，这就使得他与慈禧之间传
统的皇权之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尽管他的变法在很多专家学者看来毛躁而不成
熟，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他力图将国家带出灾难，迈向富强的出发点，而他不顾个
人安危，誓死推进变法的勇气也让历史的天空中那颗名叫光绪皇帝的星星在后人
眼中变得明亮了许多！ 女妖乱国 原创文章，楼主好辛苦。 楼主可以出长篇小说了。 能不能多分几段，看得累。 看到一半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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