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十年砍柴：台湾曾经的媒体与文艺管制
今天许多人对台湾的言论自由予以肯定，或表示出艳羡。但台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对媒体和文艺“无微不至”的管制，但靠管制筑成的钳制言路的大堤，最终被历史大潮冲垮。每个媒体从业者脑中有个“小警总”
文学大家王鼎钧先生，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他在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一个耕读世家。抗战时期进入鲁籍名将李仙洲创办的专门收容山东流亡学生的国立二十二中，这所学校从安徽阜阳一路迁到陕西汉中。王先生在这所学校完成了初中教育，尔后参军成为一名宪兵，1949年5月在上海随败退的大军逃到台湾。从此他笔耕为生，仅仅初中学历的他在文学江湖中博得声名。1950年他进入由国民党中央直接管理的“中国广播公司”，由资料员成长为广播稿件编撰者。
鼎公在其“回忆录四部曲”之四《文学江湖》中，用大段文字讲述了他亲历的国民党对新闻和文艺的管制，至今读来，亦很有趣味。
当时的广播是传播力最强的第一媒体，特别是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广播对本岛和大陆的传播效能远远超过报纸，因此中广由国民党“文宣总管”张道藩兼任董事长。广播播音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在台湾五、六十年代政治肃杀的时期，动辄得咎，播音员、稿件编撰和电台负责人如履薄冰，每个人脑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台湾警备司令部，在所谓的“戡乱时期”是台湾最具权力的暴力机构），生怕出事。
那时候台湾的文宣语言尚遗留一些古文的“雅训”，登在报纸上， 能显出汉字独有的美感，但如果在广播里读出来，就很不是味道，不但难懂，有时候会出现严重歧义。
蒋介石在1949年初迫于多方压力宣布下野，根据1947年1月1日实施的宪法，“总统缺位（无法在任期内继续行使职权，如死亡、辞职、罢免、弹劾等）、或不能视事（暂时无法行使职权，如出国访问，疾病等），由副总统、行政院长等顺位代理总统。”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与中共进行和谈。和谈失败，解放军强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先迁广州，再迁台湾，“代总统”滞留美国。于是乎，蒋介石在亲信们的“呼声”中重新履行“总统”政权，当时媒体的报道口径是“蒋总统复行视事”。
写广播稿的鼎公一看，大惊失色，他想这是当初起草宪法的人和后来御用文宣人士重字形轻读音导致的“错”。“总统视事”和“总统逝世”读音完全一样。电台播送“蒋总统视事”而让听众听成“蒋总统逝世”，这还了得。他马上向领导报告，主管不敢怠慢，立刻打电话给国民党文宣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一听报告，当然明白事情严重性，立即作出决定，以后“总统视事”一律改成“总统复职”，并将这一决定发到各大新闻单位。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纪念日被确立为民国的“国庆日”，电台播送相关新闻时，常常如此表述：“十月十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而听起来很容易误会成“伪中华民国国庆日”，最后改成“是中华民国国庆日”，才不至于出现歧义。
台湾版“清污”
不仅仅对新闻机构，到了台湾后，国民党吸取大陆失败的教训，对“文艺”也加强了监管与领导。由国民党文宣部门主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类似大陆的“文联”），并由“文协”出面，大力提倡“反共文学”，这类文学显然是“主题先行”，歌颂国民党的“忠贞之士”，而将共产党干部脸谱化，塑造成不近人情、残暴凶狠的形象。王鼎钧借用大陆的文艺政策，说这种创作就是“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术，群众出生活”。一些报纸的副刊，靠登载“反共谍小说”来吸引眼球。情节千篇一律是：共党派出美女间谍，色诱党国的男间谍，党国男间谍将计就计，以床上功夫征服了共党女谍，女谍于是反水，将共党的地下间谍组织全盘托出。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经济逐步繁荣，民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于是社会的“享乐之风”开始流行，一些报刊和书籍登载色情小说来吸引读者。——这当然和国民党高层主张“勿忘在莒”的克难精神相违背。于是，国民党高层在文艺、新闻界掀起了一场台湾版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名曰“反三毒”。三毒指的是“红、黑、黄”。“红”是“赤祸”，就是亲共的宣传；“黑”则指新闻界挟媒体公器勒索政商人士；“黄”当然就不必解释了。——可是，上至媒体老总，下至普通百姓根本不买账，逐渐开放的社会里，人们有消费“黄”的权利么，台湾文化与新闻界的“扫黄”不了了之。
挡不住的溪水
国民党在台湾管控舆论的标志性事件是1960年的“雷震案”。著名政论家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因宣扬宪政民主、自由人权，触怒了蒋介石，导致杂志被封，雷震被判刑十年。1970年雷震出狱后，看到当时台湾媒体的言论比自己被捕时大胆得多，当局也无可奈何。感叹自己十年牢“白坐了”。——雷震的牢怎么是白坐呢？如果不是他这样的人牺牲自己去向国民党的舆论管制抗争，言论的空间怎么可能自行拓宽？
雷震入狱后的第二年，逢六十五岁生日，好友胡适手书宋代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相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正是国民党在台湾企图管住文艺和新闻的必然结局。
言论宜疏不宜堵。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就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然而历朝历代总有一些当政者，认为自己是例外，可以做到成功地、长久地“堵塞”。而台湾曾走过的路证明：历史没有例外。 最彻底的 舆论管制就是党包办所有媒体，根本没有杂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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