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名刹简介
佛教的寺庙又叫庙、兰若、宝刹，如年代久远又著名又可称为古刹或名刹。它起源于天竺，有“阿兰若”(Aranyaka或Aranya)和“僧伽蓝”(Sangharama)两种类型。“阿兰若”，原指树林、寂静处，即在远郊的空闲处建造的小屋，为僧人清净修道的场所，后泛指佛寺。“僧伽蓝”，是僧众共住的园林，又分为“支提”(Chaitya)和“精舍”(Vihara)两种。“支提”一般依山开凿，多在洞窟里，有舍利塔或殿。如王舍旧城的“灵山”七叶窟、毕钵罗窟、提婆达多石室等，传说佛陀曾长年居此修行说法。“精舍”原为讲道场，后为僧众住所，中有殿堂，四周绕置僧房，多建在平地。早期佛教最著名的有两处大精舍：一为佛陀在王舍城(Rajagr-ha)传教时，有长者迦兰陀(Kalanda)以大竹园奉佛，称“迦兰陀竹园”(Kalanda-venuana)；一为佛陀在舍卫城(Sravasti)说法时，有富商给孤独长者(Anathapindika)以金铺地的价格购得波斯匿王太子祇陀(Jeta)在城南的一处花园，作为佛陀说法、驻锡的场所。祇陀太子深受感动，遂将园中林木奉献与佛，故称“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 Vihara)。在中国，“寺”最初并不指佛教建筑。秦代以来通常称官舍为“寺”。《左传》中就有个名叫勃鞮的寺人披官员见晋文公的故事。汉代把供西域来的高僧居住地成为“寺”，从此，“寺”便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通称。此外，还有“庵”，那是女性佛教徒——尼姑居住和礼佛之处。有的文士也喜欢将自己读书或静养之处称为“庵”，并自称“庵主”。在蒙古语中称“寺”为“召”，所以蒙、藏等地的佛寺又称“召”，如“大召寺”、“小昭寺”、“五当召寺”等。另外，因为是达赖是神王，集神权和政权于一身，所以他驻跸是寺庙又称“布达拉宫”。汉族帝王也有将称之为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等。佛教由于源远流长，也是宗派林立。不同教派对佛寺也也有不同称呼：禅宗称禅院或禅寺，天台、华严诸宗称教院，律宗称律院。从功能上还有讲寺（从事经论研究之寺院）、教寺（从事世俗教化之寺院）之别。
一、中国佛寺的类型
中国佛寺建筑秉承天竺佛寺建筑的特点，也分为依山式的“支提”和平川式的“精舍”两种。
依山式“支提”：印度的“支提”式也分两种类型：第一种叫“支提洞”也称“塔庙洞”，凿得深长，昏暗无光，洞顶立一座安葬高僧的陵墓，如半球状，印度僧人常在这里举行宗教仪式，礼拜佛骨。另一种形式叫毗诃罗洞，是为僧人居住而凿的僧房，用于修道、讲学、集会。它体现了印度佛寺的基本特点:神秘，出世，无人间烟火气，与世俗建筑的界限分得一清二楚。而在印度僧人看来，这却是理想的修道之所，似乎只有与世隔绝，面壁远遁，才有希望得道成佛。这两类“支提式”在中国皆有所变化，呈现“中国特色”。中国的“支提”式分为藏式和汉式两大类。藏式则用巨型花岗岩直接砌在山基岩体上，顺山势直至山顶，宫殿覆盖整个山体。内部回廊交错纵横，宫殿、经堂、塔殿、天井、平台等均以石木结构连为一体。加上各种装饰物及雕刻、彩绘等，五彩缤纷，金碧辉煌。典型的有拉萨的布达拉宫及黄教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汉式的“支提洞”多在新月形山脉的陡峭山崖上开凿佛像，或向深纵凿洞用于凿造佛像和藏经，主要分布在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丝绸古道上，如甘肃的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新疆的克孜尔石窟等。另外，像四川乐山大佛，大足石刻，虽无洞穴，也属于这种类型。其中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被称为中国四大石窟。有的洞正中有方形的塔柱或佛龛，如敦煌、云岗等处；有的窟正中后靠壁前雕刻大佛或立或坐，左右菩萨、天王。如龙门石窟中唐高宗咸享年间开凿的奉先寺。有些石窟前面若有空余地亦建寺院。石窟寺的建凿以北朝至唐为最盛，前后共五六百年，其结果是使中国佛教石窟成为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多，分布地区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遗存。后一种“毗诃罗洞”多为自然形成的山洞，一般很狭小，仅供一人容身修炼，讲学、集会的功能基本丧失，但苦修的意识更浓。如少林寺的达摩面壁洞，三祖寺的僧璨面壁洞等。
平川式“精舍”：“精舍”式佛寺也可分为藏式和汉式两大类。藏式“精舍”也是建在山下或城市乡镇上一般为：主殿居中，经殿、佛殿环绕四周，主殿主体建筑分上下两部分：下部用花岗岩砌成干墙，高三至五层，下大上小，最上为平台；上部土木结构的殿堂建筑于平台之上。正脊有法轮、金幡、宝塔、莲盘，垂脊有飞禽、走兽等饰物。主殿一楼正殿有二十根巨柱，支撑大殿三层主体结构。拉萨的大昭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和内八庙，皆为藏传佛教典型的“精舍”式佛寺。
汉地佛教建筑以精舍为主，寺内设置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毗卢殿或藏经楼、方丈室等。东侧有僧房、香积厨、斋堂、职事房、茶堂、延寿堂等。西侧多为接待云游僧人的禅堂等。一些大寺院，门前还有放生池。“精舍”多建在城市街道和郊区，或山脚山间风景佳丽处，将佛寺与园林融为一体。南朝仅梁武帝时佛寺就有五百多所。北朝仅北魏时的洛阳就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州郡有佛寺三万余所。存的名刹如洛阳白马寺，杭州灵隐寺，苏州寒山寺，镇江金山寺，南京鸡鸣寺，宁波国清寺等皆属此类.隋唐时代，佛寺极盛，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祖庭佛寺皆建于此时，如西安大慈恩寺、华严寺，广州六祖寺，舒州三绵阳碧水寺，五台山佛光寺亦皆是“精舍”式。 二、中国寺庙的布局、结构与功能
中国佛寺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精舍”式寺庙。下面着重介绍的此布局、结构和功能。
中国初期的“精舍”式佛寺，初期受印度影响，以塔为中心，周围建以殿堂、僧舍。塔中供奉舍利、佛像。晋、唐以后，殿堂逐渐成为主要建筑，佛塔移于寺外或另建塔院。形成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的佛寺结构。主要有三部分构成：寺庙建筑、佛塔和园林。
1、寺庙建筑
大雄宝殿为寺庙中心主体建筑。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毗卢殿或藏经楼、方丈室等。禅宗有“伽蓝七堂”之说，“七堂”一般是指：塔（安置佛舍利）、金堂（又称佛殿，安置本尊佛。与塔共为伽蓝之中心建筑）、讲堂（讲经之厅堂）、钟楼（俗称钟撞堂，为悬挂洪钟之所在）、藏经楼（一作经堂，为藏经图书馆）、僧房（又作僧坊，即僧众宿舍。分布于讲堂东西北三面，即三面僧房）和食堂（又称斋堂）。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1）山门：佛寺的大门，一般是三门并立，中间是大门，两旁各有一小门，象征佛教的空门、无相门、无作门的“三解脱门”。“山门”两旁常立两位金刚，为鬼神力士形状，职能是充当门卫。印度的金刚力士只有一位，叫密迹金刚。传说佛的五百侍从中，最重要的就是卫队长密迹金刚。他原来是法意王太子，皈依佛教后担当把守寺院大门重任。因为一个力士不符合中国的对称美，所以传入中原后又增加一位力士，一左一右守在山门两侧。
（2）钟楼、鼓楼：进山门之后，有钟、鼓二楼相对。左为钟楼，右为鼓楼。一般早晨先敲钟，以鼓相应；傍晚则先击鼓，以钟相应。汉式寺庙中，专以大钟闻名。如北京的觉生寺，专门铸造一口大钟，日夜定时敲击，得名“大钟寺”，原名觉生寺反不彰显。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描绘苏州城外寒山寺的钟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结果寺以诗传，以致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的游客都专门来寒山寺听夜半钟声。
（3）天王殿：较大的佛寺都有天王殿。进山门之后，两旁的钟楼、鼓楼和中间的天王殿构成寺庙的第一重院落。天王殿正中为袒胸露腹的大肚弥勒佛，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既定接班人。北京潭柘寺此佛左右有幅对联写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大概也道破接班人所具备的条件。有人认为，该佛造型取自唐末五代浙江奉化的布袋和尚。此人名叫契比，号“长汀子”身体矮胖，肚子奇大，经常用竹杖挑一布袋，满面笑容四处化缘。此人能预知阴晴，言人祸福，十分应验，因而名噪一时。弥勒佛的两侧有四大天王护卫，左右各二。据佛教传说：世上最高山须弥山的山腰有座犍陀罗山。此山有四山峰，四天王及其眷属分住其上，任务是“各护一天下”，分别掌管东胜身、南赡部、西牛货、北俱卢四大部洲的山川、河流、森林和地方所以又称为“护世四天王”。他们分别是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穿甲戴胄，左手把刀，右手执矟拄地，也有手执弓矢的；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穿甲胄，持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穿甲胄，左手执矟，右手把赤索也有仅一手持宝剑的；北方多闻天王在四天王中最为突出。他是古代印度教中的天神俱毘罗(Kubera)，别名施财天(Dhanada，意思是“财富的赠予者”)他是北方的守护神，又是财富之神，相当于中国的财神爷。以上所说，都是这几位天王在中国早期特别是唐代佛教画像中的典型形象。宋元以后，特别在明清两代，中国汉族地区佛教进一步汉化，四大天王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风调雨顺”的化身。其中增长天王魔礼青掌青光宝剑一口——职“风”；广目天王魔礼红掌碧玉琵琶一面——职“调”； 多闻天王魔礼海掌混元珠伞一把——职“雨”； 持国天王魔礼寿掌紫金龙花狐貂——职“顺”。
弥勒佛身后大屏风背面为神将韦驮。韦驮又叫韦琨、韦驮天、韦驮菩萨，为四天王座下三十二将之首，是佛教护法神。韦驮背对弥勒佛，面向大雄宝殿，降魔伏鬼，保护佛法。该像为立像两足平立，十指合掌，杵的位置则很有讲究：如果韦陀杵扛在肩上，表示这个寺庙是大的寺庙，可以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三天；如果韦陀杵平端在手中，表示这个寺庙是中等规模寺庙，可以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一天；如果韦陀杵拄在地上，表示这个寺庙是小寺庙，不能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
（4）大雄宝殿：寺庙中心主体建筑。“大雄”为佛的德号，称颂佛如同大力士，一切无畏。一般殿堂为三开间，大雄宝殿则为九五开间，象征如同帝王的“九五之尊”。供奉佛祖释迦牟尼，有一、三、五、七尊不同。通常是三尊，称“三世佛”，中间为释迦牟尼，为现世佛；左边为释迦牟尼的老师燃灯佛，亦称过去佛；右边为弥勒佛，释迦牟尼弟子，亦是法嗣。有“横三世”与“竖三世”之分。所谓“竖三世”即是上述的三座佛，是按时间先后排列的；所谓“横三世”是按空间、地域划分势力范围：中间为婆娑世界教主释迦牟尼佛，左侧为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右侧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尼陀佛。供五尊佛的通称东西南北中五方佛，供七尊佛的是包括释迦牟尼之前的六佛。殿内两侧多塑十八罗汉或二十诸天。此外，寺中常供奉的还有菩萨。菩萨中，属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菩萨最为著名。中国的四大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则分别为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菩萨的道场，这也是中国特色！殿堂内的陈设也业已中国化，如殿外的照壁、牌坊、石狮、经幢、香炉、宝鼎、云板、台座、石灯、祭台、幡杆（藏传有风马旗）等；殿内的欢门、经幡、长明灯、供养台、供具、钟鼓、木鱼、磬、烛檠、蒲团等。
规模较大的佛寺在大雄宝殿两旁还有东西配殿。东为伽蓝殿，供像三尊：波斯匿王(中)、柢陀太子(左)、给孤独长者(右)，两侧常供十八伽蓝神守护寺院；西为祖师殿，专祀该宗奠基与功绩卓著的祖师。
（5）四堂：指法堂、照堂、经堂与讲堂。一些大型丛林都会有法堂和照堂，置于大雄宝殿之后。法堂为禅门演说佛法的地方，如《华严经》卷五云：“世尊凝睟处法堂，炳然照曜宫殿中。”说明佛陀在世时，为了给众生演说佛法，建立法堂，专门用以传播佛教。法堂中央为法座，供高僧讲经说法。此处也是众僧坐禅之所。法堂内佛像已不是主体，不少佛寺不设讲堂，一般就在大雄宝殿诵读经书或举行佛教仪式。
照堂在法堂之后，两堂实际上为一座建筑物的前后两个部分，前者为法堂，后者为照堂。《百丈清规》云：“若住持事繁，不遑上堂，则立僧首座令挂牌，代住持入室普说，皆于是处，故堂内架法座矣。此屋连僧堂邃闇，故高其制，而取敝明，因名照堂”。意思是说：寺庙的“主持”如果事情多，就由级别次一等的首座主持说法，因此不在僧堂（法堂）而在照堂进行，因此设法座。此地在僧堂之后，光线不太好，因此取名“照堂”，希望阳光（佛光）普照之意。这里也是寺庙管理人员如首座向僧人发布消息、处理事务之所。
讲堂、经堂亦位于大雄宝殿之后。讲堂也是讲说佛经的地方。中小型寺院没有法堂，就以讲堂代替法堂。如果有法堂，那么讲堂就置于法堂两侧的厢房内，或者安排在佛殿和法堂之间两跨院之中。寺院是演说佛经、念经、皈依力戒之所。
经堂为藏经之堂和僧众念经之所。它与藏经楼不同。藏经楼是寺院图书馆，用以储藏寺院内一切图书。藏经楼则专门储藏佛教经典，《华严经》曰：“自归于法，愿与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汉式“经堂”与藏式的“大经堂”也有所不同。喇嘛庙里大经堂类似汉式的“法堂”，是高僧说法之所。置于寺内主要位置，开间九到十间，高敞，宏大，可容纳2000多人听讲。
（6）四台：指乐台、拜台、高台、戒台四大台。皆为高台。四台名称不同，功能亦有重合。一般寺院只会建其中一种，而兼其它几种功能。
戒台：一般称戒坛，古印度叫“曼陀罗”，中文译为“坛”。坛建在寺院内地势较高处，台子也较高，为僧众受戒之所。《资持记》云：“法毁尊持。常地莫行。如持秘咒，必结坛场”。古印度的坛场，常在寺院外面东南方建坛场，袛园精舍就是这样布局的。汉式寺院的坛场则建在寺院内空旷之处。南朝齐永明年间，三吴初作戒坛，这是中国有史记载的戒坛之始。唐朝道宣和尚作《戒坛图经》一卷，这是关于戒坛建筑与功能的最早记录。凡是禅宗律宗寺院，皆在戒台前立一石碑，上书“禁荤酒入山门”，称“戒坛石”。
乐台与拜台：乐台俗称“月台”，有的送佛教派又称“拜台”，是寺中在佛前举行宗教仪式时，用来演奏佛教音乐的地方。一般建在大雄宝殿之前，其高度与大雄宝殿的须弥座相平。开间一般是三到五间，形状为方形。正面设一台阶。古刹的东西两侧还有两部台阶。
高台：在寺院独立处建台，该一般在丈二。台上建合院房舍或一组殿宇，是寺内极其尊贵处。主要用来供奉寺内主要佛像，如银川海宝寺，洛阳白马寺。唐玄奘曾在白马寺高台内翻译由印度带来的佛经。
（7）罗汉堂：罗汉是释迦摩尼的弟子，男性僧人。又名阿罗汉，意译为“杀贼”、“不生”等，为明智应礼之人。佛教有的寺院设有罗汉堂，有的还单独建有罗汉院。
寺院供奉的罗汉有多种：最常见的有十八罗汉、十六罗汉和五百罗汉。唯有大型寺院方建，也往往是该寺最有华彩之处，如苏州的西园寺，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四川成都的宝光寺，上海的龙华寺，武汉的归元寺，昆明的筇竹寺等。
（8）禅房：又称禅屋、禅居、禅堂。禅宗寺院以“禅那”为宗旨。“禅那”意谓“思维”或“静思”，也就是需要安静地思考问题，这就需要静居之处，这就产生了禅房。禅房一般在寺院的后部或方丈室附近，修禅人居住之所。
（9）监院、方丈院：监院是寺院的总管，地位仅次于方丈。早期的寺院两者的区别在于：方丈是德高望重学问高深的僧人，该寺院的精神领袖；监院是该寺院的最高行政长官，寺院的实际管理者。唐代以后，对监院的选拔往往既强调有学问、懂佛法，又能认真办事的僧人来充当，监院与方丈的职责开始混同。
方丈院是监院或方丈的正寝之所。一般在寺院的后部单独建一处房屋或院落，作为寺院住持的住所。古代维摩居士之石室为方形，长宽皆一丈，故曰“方丈”。后来的方丈室虽为寺院住持的住所，但并不奢华，面积也不大，据王简栖《头陀寺碑记》，南朝宋孝武帝时建的方丈室，上面盖的是茅草。后来的监院或方丈常在寺院旧房屋中处理公务，一些小型寺院，也不设方丈院，而将寺院内的旁院、跨院作为监院、方丈止息之所。
（10）大斋堂：佛教提倡众生平等，僧人不管地位高低都集体就餐，决不能分散就食，所以众僧人就食处称之为“大斋堂”。大的寺院的灶房大锅一次都可煮饭一石以上，烧菜百斤以上。山西永济县孙常村宋代的的大锅寺甚至还因大锅得名。今河南少林寺、青海塔尔寺等大型寺庙至今还保存有当年的大锅。即使有如此大锅，对于一个有上千僧人的大型寺院，再加上四方慕名而来的云游僧人，即使有几口大锅也不能满足千名以上僧人在一起同时用饭，因此就产生两种用餐办法：一是分成几批用餐，以保证都在一个大斋堂用餐；另一种是分成几个大斋堂，以保证能同时用餐，基本上没有破坏集体用餐的古训。台湾的佛光山和中台禅寺等大型寺院皆采取此法。
（11）藏经楼：有名的寺院大都建有藏经阁，位置在佛寺最后一个院落，常为一座两、三层的阁楼，作为储藏佛经之用。在藏经阁的两侧，设有配楼或配阁。这种做法后来传到日本。不过名称稍有不同，如日本法隆寺、唐招提寺的藏经阁叫经藏，法华寺则叫经库。经藏或经库内俱供奉付大士像，即我国六朝时梁代善慧大夫付翁之像。因为他发明了轮藏方式，曾建立大层龛等藏经方法。另外，阁内还设释迦摩尼像，胁持二菩萨像。有的还供奉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法师像。
（12）碑楼、碑亭、亭台：碑楼是寺院用来安放大型石碑所建筑的楼阁，作用是防止石碑因日晒雨淋而风化破损。造型多为方形，四面开门，中间端放大碑。碑楼顶部为重檐歇山式，与钟鼓楼楼顶样式相似。碑楼一般建在大雄宝殿前面院子的两侧，数量有一对、两对、三对。有的寺院为了不妨碍大雄宝殿的庄严气象，不在前面建碑楼而在前面两侧建碑廊。作用与碑楼相同。
石碑的碑记基本为三类：一是介绍该寺历史，包括初建、重建时间，高僧、官员和文士在此修持、游览及其歌赋；二是刊刻公示该院制度；三是公布四方信士在寺院兴建或重建中布施者姓名及金钱数目。有的寺庙还有图碑，刻录该寺的平面图。如山西平遥的慈相寺，通过其图碑，我们可知宋代该寺的规模和建制。有的千年古刹还把历代石碑包括已废毁的寺庙内石碑集中在一起，形成碑林。凡是大寺、名寺，常请名家、大书法家来撰写碑文。其碑文也就成了文学和书法名篇，如唐贞观二年颜师古撰写的等慈寺碑；唐贞观四年褚遂良撰写的化度寺碑；永徽四年褚遂良撰写的雁塔圣教序，天宝二年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会昌元年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等。
有的寺院不建碑楼、碑廊而建碑亭，作用与碑楼、碑廊相同。造型亦多为方形，建在台基上，四面为四根立柱，无门，中间端放大碑。碑亭一般建在寺庙前院或后院两侧，左右各一。也有建在寺庙四角，共四个。碑亭整体一般涂成红色，顶部要用琉璃瓦。如皇帝赐的御碑，那就只建一座高大碑亭，放在中轴线上，皇权即使在提倡佛法平等的寺院也是至上。
亭台是供香客和游人休息形状不只是方形，也有六角、八角形 。一般建在前院或后院的两侧。
（13）廊院与群房
廊院：是用回廊组成组成的院落，最早用于民宅和宫殿，后来以用于寺院建筑之中。基本上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周廊式，四面都有廊，主体建筑物围在其中，前后或左右排列为一组建筑，这种形式最为常见，尤以唐代的寺庙为多；第二是断廊式。东西南北四面都有房屋。四面房屋拐角处用用廊衔接，北京和东北的民居四合院多用此种方式；第三游廊式。与断廊的建筑方式相近。区别是断廊的两边有墙隔断，外面看不见廊内。游廊两边没有墙，香客、游人、僧人在廊内可见廊外风景。游廊在寺院内作为常见。第四种是两座殿之间用廊衔接。这种殿又称工字殿。
群房：寺院内，天王殿、大雄宝殿等主要建筑物皆建在中轴线上，僧人生活、工作用房则建在院子四周，或单座，或成排，这类房屋称之为群房。群房主要用途是作客房，用来接待来访者。此外也做办公之用，充当会议厅之类。有的寺院还把群房作为法堂、念佛堂，寺院历史文物陈列室。小型寺院还用来充当斋堂、僧舍等。
（14）斜廊和飞廊：一般来说，寺院的主体建筑都很壮观，配殿则比较低矮、廊子就更低。这在建筑上突出了主殿。但为了形成一个整体或使用功能，设计人员又常常将主殿与配殿、廊子连结起来。两者由于高低不同，所以就构成斜廊。另外，楼与楼之间，阁与阁之间要连接，也必须架廊，架廊离开地面，在空中行走，这就是飞廊。斜廊和飞廊不仅使人们出入更为方便，而且使寺内一组殿宇显得更加气派庄严。这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独创手法在寺庙建筑上的运用。
斜廊和飞廊建筑始于唐代，延续到明清。四川乐山无由寺后部石窟过道中即建有斜廊和飞廊，上面还有两三处浮雕，代表着唐代木构建筑斜廊画面最高水平；西安大雁塔门楣石刻佛殿图上，左右两廊与大殿连接，其曲线十分美观；北京雍和宫大佛殿也建有飞廊。
（15）供养塔：佛殿的佛像前设有供桌，桌上放着香花、时令瓜果、布施箱、佛灯等供物。据《法华经》佛前有十种供养：花、香、璎珞、秣香、涂香、烧香、幢幡、袈裟、技乐、合掌。供养塔就是放在供桌上的小塔，主要由石材雕琢而成，也有用金银铜铁锡制成，高约0.3米——0.6米不等，内置放小型佛像如浙江天童寺、阿育王寺、国清寺皆有供养塔。五台山南禅寺内为唐代供养塔。
（16）放生池：建在寺院山门前，池的大小视寺的规模而定。如福州涌泉寺山门前的放生池，大到要在周围筑上矮墙，防止游人掉入水中。放生池是天台宗智者大师所创立，由香客将购来的鱼在放入水中，以示佛家好生之德。唐代宗乾元二年（759），诏令天下寺院皆设放生池。放生池还能起到贮水作用，可用来救火。设计放生池时就要考虑与泉眼或河流相通，否则将是死水一潭。福建仙游的三会寺，其放生池为全国最大。
（17）经幢：寺院建筑中一种石质立式小品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下面为基座，基座上面为幢身，最上部为出檐。檐子顶端为幢尖（幢刹）。如果幢身为二层、三层，则在每一层加上平座、幢身和幢檐，像三级宝塔一样。幢身上刻有经文，所以叫经幢。经幢皆用石料雕琢而成，没有用木料或其他金属材料的。多为六角形，六面雕刻经文。也有八面的。所刻经文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也有刻《般若心经》、《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也有的经幢上不刻经文，甚至连佛像、图案也没有，这种经幢叫“无字幢”，只起奉献供养品作用，并没有宣经作用。
寺院经幢建筑规模，要视该寺规模、知名度和经济状况而定。大都寺院只有一两座经幢，有的甚至没有，山西洪洞县西山严泉寺经幢多达十六座。经幢一般建在寺院的殿后、殿之旁侧或山路回环处，游客容易忽略。
（18）寺院建筑构件
石狮子：佛教对狮子非常推崇。《景德传灯录》云：“释迦生日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据《智度论》：“佛即是人中狮子。凡所座、床、地，皆曰狮子座”。因此佛寺到处可见狮子作为装饰构件，如山门两侧会有石狮守门，各门枕石上的抱鼓也刻出狮子形象，石望柱、狮头柱、夹杆石、门楣、迟头石、栏板、栏杆柱头、门芯板也多刻成狮子形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北宋开宝寺、仁王寺皆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上，做法事，讲经”。
基座：寺庙建筑物的基础部分，分为基础座和高级座，以显示寺内建筑物的等级和风格。普通座一般用在天王殿。随着院落的进深，基座逐渐升高。大雄宝殿基座通常称为须弥座。须弥山是佛教中“世界中心最高山”。把大雄宝殿置于须弥座上，借助于台基高隆的地势，周围建筑群的烘托，以显示佛殿的宏伟庄严。
屋顶：寺院建筑物屋顶有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等不同样式，其中歇山顶又有单檐、双檐两种。由于寺庙建筑物形体都较为庞大笨拙，因此屋顶利用木质结构做成曲面型以补救。另外，寺庙屋顶的正脊、垂脊、檐角也置有多种琉璃瓦，以增加寺庙的堂皇庄严气氛和色彩。如正脊与垂脊相交处的“大吻”，造成一种张牙舞爪似有将正脊吞下之势，给庞大笨拙的寺庙建筑增添一些活跃气氛。檐角还常排列一对造型生动的小兽。而且小兽的大小数量亦视寺院 的等级而定，最高等级为十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即使提倡众生平等的寺庙也不例外。
石灯：又叫长明灯、续明灯、长命灯，寺院内一个独立小筑。里面置放油灯，香客为祈求佛佑而点燃。油灯放在石质的石灯内点燃，安全不易引起火灾，也避免风雨侵袭熄灭。另外，石灯建在固定位置佛像前端，香客也不会将油灯乱放，可避免隐患。
石灯一般高为2——5米，八角形，有底座。灯柱上常做成龙柱，象征尊贵。如太原北齐时代建的童子寺，山西长子慈林山法兴寺等寺内石灯皆是龙柱。石灯顶部为点灯处。为方形，四面有灯窗，顶部密封上面再饰有装饰物。石灯流传到日本后，称之为石灯笼，多为信士施舍敬造，数量特别多，一些大寺院内，石灯排成数排。
旗杆：我国古代最初用在私人府邸和衙门、军营门前。不同品级，旗杆和旗子的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后移至佛寺，品级的功能已丧失，主要用来挂旗，寺院每逢初一、十五或举办法会，都要在寺庙大门前的旗杆上扯旗。旗杆一般为木制，上部较细，下不较粗，大部分是用黄花松材，下面用夹杆石固定。也有的寺庙用铁旗杆，如陕西宝鸡金台观，陕西汾城天平寺。有的还用石旗杆，如朝阳市内汉藏合一喇嘛庙佑顺寺前就是做工精致的石旗杆。昆明庆竹寺前乃是不惜工本的铜旗杆。
2、佛塔
中国寺庙初期受寺院建筑参照印度佛寺模式，以塔为中心，四周建有殿堂。晋唐以后，殿堂逐渐成为主要建筑，塔被移于寺外或另建塔院。佛塔后来虽失去了寺院中的主体地位，但仍然是佛教建筑中不可缺少的布局，不少名刹亦是以塔著名，如西安慈恩寺的慈恩塔，杭州西湖净慈寺前的雷峰塔，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镇江甘露寺的宋代铁塔，北京北海妙应寺白塔，普陀山普济寺的“多宝塔” 云南大理三塔等。
古印度将塔称作“悉堵波”（STUPA梵文），原义为“坟”，为天竺有地位之人死后的一种礼遇。《长阿含经》卷三：“天下有四种应得起塔，香花缯盖，伎乐供养。何等为四?一者如来应得起塔，二者辟支佛，三者声闻人，四者转轮王。”塔，初为圆丘，佛灭后，舍利入塔，塔遂被赋予佛教意义。阿育王时代，塔始成覆钵式，由台、覆钵、平头、竿、伞五部分组成，并于平头上凿龛，内刻浮雕。塔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浮屠”、“浮图”，由台座、覆钵、宝匣、相轮组成。塔顶的刹是用来埋佛骨舍利的地方。中国化的佛塔平面形状以方形、八角形居多，层数一般为单数。通常由地宫、塔基、塔身、刹组成。中国的塔刹也古印度的塔刹不同，它是佛界的象征，本身就当成佛来礼敬。塔刹上装饰有各种宝，比如莲华（仰莲、覆莲）、受花、覆钵、相轮、露盘、华盖、火焰、圆光、华瓶（宝瓶）、宝珠等。佛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的楼阁建筑结合，演变成为中国式的佛塔，即我们现在见到的多层密檐式楼阁（中国式）刹顶（印度式）建筑。中国化的佛塔建筑，造型多姿，形式多样。全国现有古塔3000多座从造型上看，有楼阁式塔、密檐式塔、藏式塔、傣族塔、金刚宝座塔等；从建筑材料上看，有木塔，砖塔，砖木结构的，石及砖石结构的，琉璃塔，金银铜铁塔等。据文献载，隋以前多为木塔，如东汉的白马寺塔、北魏的永宁寺塔等。山西应县佛宫寺的释迦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木塔。它高达67.1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古代木质结构古塔。后来木造塔多因火灾被焚，砖塔却有幸存的。所以到唐代仿木砖结构的塔代替了木结构的塔，其外形仍保持木塔的阁楼形式。宋出现用铁色琉璃砖砌成的“铁塔”；五代有石塔等。
塔的式样主要有：墓塔、楼阁式塔、密檐式塔、瓶形式塔、金刚宝座塔等。唐代的楼阁式塔，用砖石仿木结构，其门窗、斗拱、挑檐、檀枋、飞头、椽子、瓦陇一如木塔相仿，只是作了改革和简化。现存楼阁式塔还有建于五代末年的虎丘云岩寺塔，建于北宋咸丰四年(公元1001)的河北定县料敌塔，建于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的开封祜国寺塔，建于辽代的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重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的杭州六和塔，以及建于清代的宁夏银川海宝塔等。最早的密檐式塔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建于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塔身外部轮廓为竹笋型的十二角形锥体，在国内是一个仅见的孤例。它共十五层，高约40米。塔身底层特别高大，以上各层间的距离较短，塔檐紧密相叠，似楼阁之重檐。这种密檐式塔由于多为实心，不能登临，故无门窗之设，只有小型假窗作为装饰。此外，唐代和北宋密檐式塔大多是方形，像云南大理千寻塔、西安小雁塔、四川乐山凌云寺白塔等。到了十三世纪，汉族地区又出现了西藏式的瓶形塔，又称喇嘛塔，北京妙应寺白塔就是这种塔的鼻祖。它下面有一个高大的须弥座，座上以莲瓣承托硕大的塔身，形如“封缸酒”瓶瓶肚，圆浑敦厚。塔身上是肚颈，再上有十三层依次锐减的环圈，如承露之盘，塔顶是一个圆形透雕的华盖，饰以铜铃，微风吹动，声响半城。这种塔身形体多变而比例匀称，气势磅礴。扬州瘦西湖白塔也属白塔。
佛塔在东北亚、东南亚也很盛行，朝鲜、韩国、日本的佛塔多仿中国式，以楼阁式塔居多；斯里兰卡的“大塔”(《法显传》卷四)、缅甸的瑞德光塔、老挝的塔銮、柬埔寨的吴哥寺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佛塔等。 3、寺院园林
随着寺院的大量兴建，寺院园林这种新的园林类型也相应出现。它不像寺院，并不追求多少宗教气氛，显示宗教特点，而是受时代美学思想的侵润，更多地追求人间的悦目赏心，畅情舒怀。它兼具了宗教活动之所和园林游赏之地的娱情养性功能，是世界各文明当中宗教文化与园林建筑艺术有机结合的突出范例。
（1）寺院园林的演进及其功能
佛寺从单纯的宗教建筑向兼备园林因素的方向演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佛教逐渐中国化的过程大致同步。寺庙园林的出现与发展，不只是宗教活动场所的外在形式的变化，而且是和本土文化氛围对佛教的濡染以及中国佛教内在精神的逐渐形成相关联的。
“寺”在秦、汉时代原指官署，后演变成佛教建筑的称呼。据传，明帝派出的使者请回了天竺僧人，并用白马驮回了佛教经籍，这一行人初抵洛阳时，住宿在洛阳的一座官署“鸿胪寺”中，然后才建了专供天竺高僧居住的建筑，取白马驮经之义，又沿用了“寺”的称名，遂名白马寺。当时这座佛寺的具体建筑情况，我们无从得知，但从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中记述来看，当时白马寺的主要佛教设施就是佛塔，此外的建筑与一般官署建筑无大差异。主要供外来僧人居住和进行宗教活动。”寺院在东汉时并不多，规模大概也不会很大，因为当时佛教也只是被上层统治者作为神仙方术一类的东西而信奉，并没有普遍的社会影响。
随着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兴盛，寺院大大地增加了，而且其规模从内部设计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时期各阶层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信徒从平民百姓上至皇帝(如梁武帝等)。佛寺不仅数量陡增，而且规模益大，其宏丽甚至不逊于皇家宫室建筑；此外，寺院内部环境和寺外周围环境的处理都有新的面貌。我们从《洛阳伽蓝记》中白马寺的变化可以见其一斑。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的白马寺变化就很大：“浮图前，奈林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人们奉之为神物。又记当时京师语曰：“白马甜榴，一实直牛”。由此可知当时白马寺中种有葡萄、甜榴等植物，有一定的绿化作用。寺院内部空间的处理显示出了一些赏心悦目的成分，它与宗教崇拜没有直接关系，倒是更富有人间日常生活的趣味。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关于景明寺的记述，更能发现其中新的变化——寺内园林与寺外山水辉映成趣，让人悦目赏心：“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繁藻，或青凫白雁，浮沉于绿水”；又有“复殿重房”，“青台紫阁”。——景明寺的选址已是自觉追求形胜景美，类似园林选址，远借嵩山之景，近有青林绿水映衬。这种赏心悦目的环境，是当时人明确意识到的，这从杨街之这段文字间可以感觉到。本为宣扬出世苦修而设的佛教活动场所，在这里糅合进了世俗审美的倾向，佛寺同时也兼具有园林的美感。而佛堂之繁富，又不亚于宫殿，这皇家气派的融人，也是佛寺的世俗化因素之一。这些世俗化、审美化(园林化)的现象出现，和佛教传人后适应本土文化要求逐步演变为中国式的宗教，是密切联系着的。
这个时期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寺庙开始向风景幽美的自然山水区转移。庐山东林寺的出现，典型地代表了寺院走向山林、与自然风景结合的趋向。
如东晋时慧远法师入隐庐山，所创建的东林寺，就与庐山山水融为一体：
远创造精舍，洞尽山荚。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叠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慧远传》）
庐山精舍不异于当时私家经营的山居别墅，具有自然情趣。慧远就在这样的园林寺院中卜居30多年，讲学、结社，影响甚广。寺院向自然风景区的转移也由此开始。中国古代典籍对这类寺园还有不少记载，如：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山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世说新语》)
寇水自倒马关南流，与大岭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岭下，东北流出峡。峡右山则有祗园精庐。飞陆陵山，丹盘虹梁。长津泛澜，萦带其下。(《水经注》卷十一)
唐代，佛教禅宗兴起。这时期寺庙兴造的重点转向了自然山水环境中，寺庙的园林化达到旺盛期，自然风景园式的寺庙园林形态成为主导形态。这时期形成了所谓“佛教四大名山”及“佛门四绝”。“四大名山’’峨眉山、五台山、普陀山、九华山既是佛教胜地，又是优美的自然风景区。“佛门四绝”——台州国清寺、齐州灵岩寺、润州栖霞寺及荆州玉泉寺，也都是兼具园林胜境之美的。其中，国清寺、玉泉寺、栖霞寺都有著名禅师活动过。
唐代城市中的寺院也多以花木培栽和园林之美而受到世人喜受。当时文士们在寺中的吟诗、赏花、登塔观景等活动很多。寺院花木茂盛，环境清幽，在诗文中多有描写。寺院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就成了人们探幽寻趣的好环境了。如长安的慈恩寺，具花木山池之美，其中牡丹和荷花最为人赏爱。韦应物在诗中描绘慈思寺中园林之美。
对殿含凉气，裁规覆清沼。衰红受露多，余馥依人少。萧萧远尘迹，飒飒凌秋晓。节谢客来稀，回塘方独绕。《慈思寺南池秋荷咏》
这类写景抒怀、传达寺院之幽和人的散淡情怀相谐和的诗，还有不少。如韩翊《题荐福寺衡岳禅师房》：“僧腊阶前树，禅心江上山。疏帘看雪卷，深户映花关”。
宋代以后，佛教其他宗派日渐衰落，禅宗成了势力最盛的一派，并将其影响通过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到了社会思想意识的各方面。相应地，禅宗所属的寺庙园林环境又有新的兴造，如杭州净慈寺、韬光寺，庐山归宗寺、圆通寺，南京牛首山幽栖寺等。这些寺庙与其所处的幽美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遂形成中国自然山水园独特的一流。更有宋代诗画家米芾在鹤林寺听寺里禅师说法，并为此寺书写过“城市山林”四字匾额。将佛寺看作“城市山林”，这很显然带有园林欣赏的情趣了。另外，欧阳修主持建造了扬州平山堂，以观览那一带的景色。平山堂在永平寺旁，等于成了寺院的邻园。诗人、画家对寺院环境的美化功不可没。宋代都城南迁至临安(杭州)后，带来了西湖风景区兴建寺院、开发自然环境的高潮。灵隐寺与净慈寺名列“禅院五山”之中，与另外的三寺——余杭径山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一起，成为当时的禅宗名山。(寺)这时期出现“禅院五山”之称，可见当时的风尚是寺院与山水密切结合，山水名胜之地的寺院成了风景区的点缀或景点，所以才以“五山”称“五寺”，寺与山水几乎是合一的。这“五山”都以山水环境见称。
到明代，佛教中心逐渐转移至北京。承宋代寺园成就而发展的寺庙园林，越来越与私家园林趋于相似的风格，讲究景观创造的疏朗、雅致和天然之美，自觉地融人工建筑于山水环境，形成自然天成的园林环境。如北京西北郊的碧云寺、香山寺等，充分利用自然山水之美，适当加以人工创造，用其建筑环境把那一带山水区的美景组织为一个整体胜境。这样的寺园，其精神、风格可以说是直承前几代私家郊野别墅、山居而来的，有浓厚山林隐逸的幽情雅趣。又如北京东郊的月河梵院，更是“池亭幽雅，甲于都邑”。我们看一下对其景物的描绘，就能体会到其间融人着的私家园林风格之美。《天府广记》卷三十七引《月河梵院记》云：
苑之池亭景为都城最。苑后为一粟轩，轩名曾西墅学士题。轩前峙以巨石，西辟小门，门隐花石屏，北为聚星亭，亭四面为栏槛以息游者。亭东石盆池高三尺许，玄质白章，中凹而坎其旁，云夏用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后皆盆石，石多昆山、太湖、灵壁璧、锦川之属。亭少西为石桥，桥西为雨花台，上建石鼓三，台北为草舍一楹，曰希古，桑枢瓮牖，中设藤床石枕及古瓦埙篪之属。草舍东聚石为假山，西峰曰云根，曰苍雪，东峰曰小金山，曰璧峰。下为石池，接竹以溜泉，泉水涓涓自峰顶下，竟日不竭，僧指为水戏。……自一粟轩折南以东，为老圃，圃之门曰曦先，曦先北为窖，冬藏以花卉。窖东为春意亭，……亭东为板凳桥，桥东为弹琴处，中置石琴，上刻苍雪山人作。西为下棋处。……逾下棋处，为小石浮图。浮图东循坡陀而上，凡十余弓，为灰堆山。山上有聚景亭，上望北山及宫阙，历历可指，亭东隙地植竹数挺，曰竹坞，下山少南门曰看清，入看清结松为亭，逾松亭为观澜处。
叠石为山，接竹引泉，亭台花圃，如此等等，构成一派私家宅第园林风光。而流溢着风雅飘逸之氛围的“弹琴处”，“下棋处”及“竹坞”“看清”等景点，更是有十足的文人园林的韵味。一张石琴，数竿翠竹，这是寺园的文人化的产物。
像月河梵院这样的文人化的寺园，除了必要的一点宗教崇拜部分外，其景区部分已与私家园林(尤其是文人园林)的意境无多少差别，风格上趋于现世的风雅超逸，造景上全面涵纳了私家园林的手法。我国寺庙园林发展到后期，其景境之美早已超越了一般寺庙宗教性质的需要，成为引人人胜的风景名胜地；然而寺庙园林，又和宗教气氛相联系，所以增添了几分佛国的清凉。就寺内(包括寺旁附园)的空间变化看，池水、花木、山石、亭榭等园林因素逐渐发展出来。这大约与早期的舍宅为寺有一定关系，也与后来有意识地进行创建有关。池水在寺中往往兼有宗教功能与园林功能：既有观赏情趣，又可作为放生池进行宗教活动，再加上水中植红白莲花，既给人观赏之乐趣，又增加了宗教的圣洁脱俗气氛。山池亭榭往往相配合。如北京万寿寺，“……方丈后辇石出土为山，所取土处为三池。山上三大士殿各一。三池共一亭，……山后圃百亩，辅蔬弥望，种莳采掇”(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山石亭榭是纯园林性质的因素，它在寺院中主要起了观赏作用。寺中设亭的还有不少处。如鹤林寺有荷香亭、光风霁月亭、南山亭，云林寺有冷泉亭，等等。亭是园林景点观景的重要建筑手段，它在寺中(或寺周围环境中)的大量出现，最能表明中国寺庙的园林化特色。花木园圃在寺中也起了庭院绿化、点缀的功能，并烘托气氛。像《酉阳杂俎》中所记的唐代长安寺院，好几处有禅师们亲手种植的松、竹等，这些植物烘托出一种清幽、高雅的园居气氛。
“天下名山僧占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名刹也促使所在之山成为名山。从寺院园林建筑史来看，建寺于自然山水景区中，由封闭式庭院空间转向与自然山水空间环境相结合，是寺庙园林化的主导趋向。这方面的发展以唐代为一个转折点。早期像庐山东林寺那样的寺庙园林，到唐时十分兴旺。五台山陀山、峨眉山、九华山就被认为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如果以园林的特色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四大公共园林。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圣地，流传许多文殊菩萨的传说，庙中也突出供奉文殊菩萨。这个景区有280平方公里，形成以五个山峰的高大的台为中心的寺庙群，故称五台山。周围庙宇星罗棋布，最多时达260座。元代有60座，明清时有120座，现在留下47座。完全是整体性的五台胜境。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园林。中国寺庙与园林的关系密切，这是十分有力的例证。 普陀山为观音道场，比起五台山来小得多，它是只有12．76平方公里的小岛。可是周围大海的波涛起伏跌岩，波光浩淼，又显得广阔无边。峨眉山是中国园林教的普贤菩萨的道场。峨眉山万年寺原名普贤寺，传说普贤率众三千常住山中。现今佛寺正殿供俸的华严三圣，中供释迦，右胁侍为普贤，多骑白象，另一个即文殊。普贤的普，即遍，贤即行，主管天下行德。所以，四大菩萨为“大行”普贤、“大智”文殊，“大悲”观音，“大愿”地藏，正巧往去中国四个地方。这称作菩萨的选择，当然更是人间的愿望。峨眉天下秀，当然是理想的寺庙景区。峨眉金顶有佛光，诗人记载是“非烟非雾非青丹”，“桥梁宛虹架，楼台疑蜃变。”九华山在安徽青阳县境内，原名九子山，诗人李白进山时发现山势酷似莲花，吟有“天河挂绿山，秀山九芙蓉”的诗句，遂改名九华山。到清代这里有寺庙156座，有“香火之座甲天下”之美誉。
纵观寺庙园林的进展，其园林化过程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寺内逐渐增加了园林性质的因素，或是在寺旁建紧邻的附属园子；二是整个寺院的外在环境的变化，即寺庙向自然山水风景区转移，完全将自身融人自然风景中，成为景区的组成部分。这后一方面成了寺院发展的主流。
寺庙园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促进了我国园圃种植的发展。无论是在栽培观赏植物、实用植物，还是在栽培佛教中有特定含意的植物方面，都有贡献。寺庙植树为了景观，也为了实用。中国禅宗实行“普请制”，僧人一般都得耕作。《百丈清规》在实施中设立了“园主”一职，有了专管园林的职务。禅僧不食晕腥，需要从植物中吸取养分。禅僧过午不食，为了提神，需要饮茶。茶圣陆羽《茶经》就著于佛寺。他评价名茶为“蒙顶第一”就指蒙顶山上智炬寺产的茶，后来成为贡茶。此外，庐山云雾茶、灵隐寺狮峰龙井、普陀佛茶、沩山毛尖均名满全国。文人与高僧品茶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也是形成茶道的源头。这种交往形式促进了禅的发展和禅的中国化。与佛教有关的植物更有一层神圣的意味。比如莲花，中国观音坐莲台，中国佛塔的塔基有莲座，佛教用的最普遍的图案为莲花。六祖禅师慧能在菩提树下落发，他的传法偈起句“菩提本无树”，提及的菩提树被认为印度佛教中的圣树。“菩提”为梵文的音译，意为“觉”、“道”。这种树所以有名，是因为传说释迦牟尼是在树下觉悟的。菩提树就成为佛教中的圣树。现在光孝寺中的那棵菩提树传说是印度智药三藏从印度移来的，其实，那棵树在嘉庆三年即曾因被风刮倒而死，后人又从南华寺剪菩提树枝回来栽上的。实际上，菩提树在我国傣族寺院中几乎每寺必有，傣语中称为“吉祥之树”。由于佛教的传播，必然引起植物种植的交流，途径主要为自南海诸岛及西域传来，就是所谓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比如菠菜，是源自西域颇棱国的蔬菜，新罗茄子则是从新罗(现朝鲜半岛)传人的“如鸡卵”的茄子。足见中国原有的茄子可能是长的，从朝鲜半岛传人的却是今日北方常见的圆形的茄子。
（2）中国寺庙园林类型
中国的寺庙园林随着寺院所在地理环境的不同，可分城市型、山林型和综合型三大类。
城市型：一般位于城市及近郊，寺外无山水等自然风光，园林皆在寺内。其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寺院中的庭院绿化或其他园林性质的经营，如景亭、游廊、山池等；另一种是独立的寺内园林。园内以人工造景为主，其风格和构景特征与私家园林差异不大南北朝时盛行“舍宅为寺”风气，贵族官僚常常将自己宅第捐献出来作为佛寺，如洛阳冲觉寺是北魏清河王拓跋怿的邸宅；河间寺就是河间王元琛的邸宅；广州的光孝寺，就是西汉南越王赵佗孙子赵建得的故居；苏州戒幢律寺所在的西园的是明嘉靖年间太仆徐时泰的宅园，其子工部郎中徐溶舍园为寺，取名复古归原寺。明崇帧八年（1635年），茂林律师住持该寺，宏扬“律宗”，更名为戒幢律寺。原居住的民宅改为供奉佛像的殿宇，宅内的园林则保持原样，成为寺内园林。
城市园林，无论是独立的寺内园林还是庭院绿化或其他园林性质的经营。都很重视本身的庭院绿化。一般说来，主要殿堂的庭院多植松、柏、银杏、桫椤、榕树、七叶树。这类树木树干挺拔，长干虬枝，叶茂荫浓，可以烘托宗教气氛；在次要殿堂、生活和接待用房庭院则多植花卉和观赏植物，有的还点缀山石水景，以体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雅致怡人。不少寺庙均以古树名木、花卉栽培名重一时，这也可扩大寺院影响。
南北朝时代，《洛阳伽蓝记》记载的洛阳六十六所佛寺大部分都提到寺中园林。其中像景乐寺、正始寺、永明寺皆以庭院绿化或景亭、游廊、山池著称：景乐寺是“堂庑周环，曲房连接，轻条拂户，花蕊被庭”；正始寺是“众僧房前，高林对牗，青松绿柽，连枝交映”；永明寺“房屋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唐代长安城内共有寺观195所，分布于77个市井坊内，多以庭院绿化或山池水景称著称。长安贵族多喜爱牡丹白居易的《买花》就曾记载了当时长安人对牡丹的喜爱：“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牡丹价格如此之高，以致一些寺院园林专门培植珍品牡丹以获利。其名刹慈恩寺即以牡丹和荷花闻名。宰相权德舆就曾与御史中丞一到去慈恩寺赏牡丹并互相唱和，其中权德舆的和诗写道：“已见新花出故丛。曲水亭西杏园北，浓芳深院红霞色。擢秀全胜珠树林，结根幸在青莲域。艳蕊鲜房次第开，含烟洗露照苍苔。庞眉倚杖禅僧起，轻翅萦枝舞蝶来。独坐南台时共美，闲行古刹情何已。花间一曲奏阳春，应为芬芳比君子。”（《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名诗人韦应物也有首咏歌该寺荷花的诗，叫《慈恩寺南池秋荷咏》：“对殿含凉气，裁规覆清沼。衰红受露多，馀馥依人少。萧萧远尘迹，飒飒凌秋晓。节谢客来稀，回塘方独绕”。唐诗中有相当篇幅皆是咏歌长安这类城市园林山池花木之美和环境之清幽，如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同苗员外宿荐福寺僧舍》，韩翊《题荐福寺衡岳禅师房》，皇甫冉《清明日青龙寺上方赋得多字》等。当时长安城内水渠纵横，许多寺院引活水来园林，在其中置山池水景，山池之美和花木之盛，是唐代城市园林 最为显著特征。
《洛阳伽蓝记》中的景林寺、冲觉寺、龙华寺、追圣寺、报德寺则皆有寺内的独立园林。冲觉寺在“洛阳西明门外一里御道北”该寺以园内土山钓台著称于世：“土山钓台，冠于当世。斜峰入牖，曲沼环堂。树响飞嘤，阶丛花药”；景明寺则以水景著称：“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兰芷，垂列堦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於繁藻，或青凫白雁， 浮沈於绿水。<石辇>硙舂簸，皆用水功”。 龙华寺、追圣寺、报德寺“此三寺园林之盛，莫与之争”。
宋代以后独立建园的寺庙可以北京大觉寺和承德普宁寺为代表。北京大觉寺始建于辽代，寺后有座独立园林，位于地势较高的山坡上。西南角依山叠石，循蹬道拾级而上，有亭翼然，名“领要亭”。登此亭可以一览全寺风景，故曰“领要”。园的中部建龙王堂，堂前开凿水池，由寺外引入两股山泉。从石雕龙口吐出注入池内。乾隆曾赋诗赞之曰：“天半涌天池，淙泉吐龙口。其源远莫知，郁葱叠冈薮。不溢复不涸，自是灵明守”。早在辽代，该寺即以园林内水景得名“清水院”。该园亦以古树名木著称。参天的古木多为松柏，间以槲、栎等树。如今寺内尚有古树近百株，三百年以上古木十余株。无量寿佛殿前的千年银杏早在明清时代就闻名京师，乾隆亦有诗咏歌。以松柏银杏为主的古树遍布寺内，尤以中路为多。南北两路的庭院还兼植花卉，有海棠、玉兰、丁香、牡丹、芍药等更有多处修竹成丛。使整个寺院郁郁葱葱，万紫千红。承德的普宁寺位于避暑山庄东北，始建于乾隆年间，为著名的“外八庙”之一。寺院为汉藏合一。南部为汉式，北部为藏式。在藏式“大乘之阁”北面，寺院的围墙略成半圆形，以象征世界的边缘“铁围山”。这部分利用山坡叠石为起伏的假山，遍植苍松翠柏，山间蹬道蜿蜒，树木穿插。殿宇塔台布列于嶙峋山石之间，色彩斑斓的琉璃映衬在苍松翠柏间，构成别具风味的山地小园林景观。它把宗教内容与园林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寓宝相庄严于赏心悦目的山光水色之中，运用园林化手法来渲染佛国天堂美景。这在我国历来的寺庙园林中乃是罕见的一例，当然也就弥足珍贵。
城市的寺院园林不仅是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居民的公共活动中心。各种宗教节日、法会、斋会都会有大众参加。群众参加宗教活动，观看文娱表演，同时也游览寺院园林。一些较大的寺庙，其园林会定期或经常开放，具有公园性质，游园活动也盛极一时。如《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民众在宝光寺和河间寺游园的盛况：
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雷车接轸，羽盖成荫。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适性。（《宝光寺》）
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礁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梁王兔园，想之不如也。（《河间寺》）
山林型：我国历来有“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说法，点出了寺庙与山水的密切关系。这类寺庙一般位于自然风景优美的山林村野，山林环境，以自然景观为主，辅以人工造景。使自然山水景区与寺院风景有机结合，构成了宗教建筑与园林环境一体化的风景式园林。这类寺院园林之美就在群山、松柏、流水、殿落与亭廊的相互呼应之间，含蓄温蕴，展示出组合变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
魏晋之际，在浓厚的玄学气氛中，僧侣们仿效老庄的避世和儒家的隐逸，纷纷到山野去寻求幽静清寂的修持环境。在山野建筑佛寺，除环境清幽外，还要符合这样三个基本条件：靠近水源以便获得生活用水；周围有树林以便采薪；地势向阳背风，干燥、温暖，易于排涝。也就是说山林型寺院的建筑，必须把宗教的出世、时代的审美和世俗的生活需求三者结合起来，如东晋印度高僧康僧渊选择的精舍舍址位于南昌城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山川，芳林列于庭轩，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世说新语》）位于安徽寿县城东的导公寺也属于山林型，《水经注》描绘其环境是：“（淝水）流经导公寺西。寺侧因溪建刹五层。屋宇闲敞，崇虚携觉也”。
山林型寺院园林不仅在山林，也多在水边，兼得山水之美。杭州西子湖畔的净慈寺、灵隐寺、韬光庵等禅宗名寺皆属此类。
净慈寺之主山为南屏山，峰峦耸秀，环立若屏。寺位于山之北。宋绍兴九年改名“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净慈寺风景以“南屏晚钟”和“雷峰夕照”著称，也皆与寺院所在环境有关。南屏晚钟亭是西湖十景之一。杭州府志谓：“每寺钟初动，山谷皆应，逾时乃息。盖兹山隆起，内多空穴，故传声独远也。”1702年，清帝玄烨认为清晨的钟声更美，而改叫“南屏晓钟”。净慈寺前有山峰雷峰，上有雷峰塔。每当夕阳西坠，塔影横空，构成佳景。有此寺建筑除天王殿、大雄宝殿、禅堂外，还有园林性质的建筑如听松阁、蒙玉轩、慧日阁等。据寺志记载，寺的主建筑群之外，还有支院如万峰山房，竹阁、石云居等。寺志载描绘竹阁景象的诗曰：“半壁山腰半面湖，危楼径绝杖难扶。”又有诗描绘该寺环境之美云：“禅扉透半弓，小构临幽领。种得碧琅歼，四檐映清影。寒玉当轩除，奇峭态百逞。乍到神已闲，坐深骨俱冷。……红尘既迥隔，白日疑独永。嗒然忽忘言，此中有深省”。
与南屏山净慈寺对峙的是灵隐山麓的灵隐寺。寺创建于东晋咸和年间。宋景德四年，号称景德灵隐禅寺。清代三宝《重修云林寺记》描述其环境之美云：“溯自汉明帝时白马西来，名都梵刹，遂遍寰区，其最胜者莫若钱塘之西湖；西湖诸山又以灵隐为特胜。盖其众山围拱，一峰中断，林石秀萃，云烟万状，中远睇湖光，朗然石铿，洵属东南异境。”灵隐寺环境的胜景如紫竹林、冷泉亭、春淙亭、理公岩等。紫竹林上接韬光，(庵)下临灵鹫，苍松左峙，碧涧右绕，桂竹交加，翠阴茂密。冷泉亭之美，也不逊色。宋释智圆《冷泉亭》云：“亭幽无俗状，清景涤烦襟。砌厌寒流浅，檐分积翠深。晚花闲照影，古木冷垂阴。凭槛不能去，澄澄发静吟”。清人厉鹗在《清绕桥新建春淙亭记》中云：“清绕桥当鹫峰之阴，跨北涧之上，对理公岩之口，桥旧无亭，乾隆癸亥，巨公(即义果禅师)重修云林寺，饬余材剩瓦成之。登斯亭者，仰挹山翠，俯听泉响；炎曦阴霖有所庇，而物色之奔赴，若天造而神输也”。义果禅师有诗描绘灵隐寺的园林美景及寺中僧人的生活、情趣： “人间三伏若炎蒸，一人云林爽气增。翠筱阴森开石壁，冷泉声泻濯溪藤。蒲团竹板形先乐，茗碗炉烟兴更胜。何用他山重策杖，应教于此学南能。”
灵隐寺西北有韬光庵。韬光是唐时一诗僧，他结庵于此，自号韬光，常与白居易唱和。清人常安《韬光纪游集序》中描绘韬光庵山水林泉之美曰：“西湖下北峰之胜，惟灵鹫最奇。游者至冷泉亭，仰瞻林木，下视流水，憩息徘徊，兴尽而返，不复知寺中西折，有曲涧萦纡，层峦绵衍，邃深幽寂之巢坞也。巢坞有庵名韬光。唐代宗时，蜀僧韬光卓锡于此，与郡守白公善，往还酬答”白居易诗中有“师命来伴食，斋罢一瓯茶”之句，即指与韬光之交往。韬光有和白居易诗一首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枕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种金莲。白云乍可乘青障，明月谁教下碧天；城市不堪飞锡去，恐防莺转翠楼前”。这都是山水美景所引发的人文情思。
综合型：即既有山林型的自然美景，又有寺内的独立园林，将自然界的山水美景与寺内的人工构筑结合起来。首先在山野建寺的当属东晋高僧慧远，他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建造庐山第一座佛寺东林寺。《高僧传?慧远传》描绘这所山林型寺院风景之美时写道：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旁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裁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
这座东林寺，既有香炉峰下自然美景，又辅以人工造景：“复于寺内别置禅林” 构成了寺外山水与寺内园林环境一体化的综合式园林。
中国许多名刹的园林多属这种综合性园林。如上面提到的西湖灵隐寺。有冷泉、飞来峰等自然胜景，整座雄伟寺宇就深隐在西湖群峰密林清泉的一片浓绿之中，深得”灵隐”二字的意趣。另外，飞来峰的悬崖峭壁上，还有青林洞、玉乳洞、龙泓洞、射阳洞等洞穴，有五代至宋、元年间的石刻造像330余尊。其中弥勒佛为石窟中最大的造像，也是宋代造像艺术的代表作。除自然景观外，寺内还有庭院绿化古树林木和假山、泉亭等园林性质的经营。寺前的清溪流水沿岸，又构筑成独立人工园林：山泉之间曲径通幽，小桥飞跨，筑有冷泉亭、壑雷亭、翠微亭诸景。唐朝诗人白居易写有《冷泉亭记》来描述这里的景色。
如果说杭州的灵隐寺是南方综合性园林代表，北京的潭柘寺则是北方综合型园林的代表。潭柘寺位于北京西面小西山山系的的潭柘山山坡上。周围共有九座连绵的峰峦构成所谓“九龙戏珠”的地形地貌九峰犹如玉屏翠嶂。山间流水潺潺，翠柏苍松繁茂。潭柘寺始建于晋代，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建是在康熙年间，改名岫云寺，因附近山上有古潭多柘树，故俗称潭柘寺。潭柘寺的布局分为三路：中路为主要殿堂区。庭院宏敞，多植松柏、银杏和柘树等庭院绿化，显得肃穆清幽。西路为次要殿堂区，庭院较小，广植古松、修竹，引入溪流，庭院绿化环境异常清幽，康熙在其中观音殿有联云：“树匝丹岩空外合，泉鸣碧涧静中闻”，题额为“松竹幽清”。东路则以园林为主。茂林修竹，名花异卉，潺湲溪流曲折其间。配有叠石假山，悬为飞瀑平濑。其间散落着方丈院、延清阁、石泉斋等生活建筑，与中路的宏敞肃穆构成鲜明对比。康熙、乾隆借以此地作为行宫驻跸之地。
（3）中国寺庙园林建筑布局和空间处理方式
第一，寺庙园林建筑布局
中国寺庙建筑整体布局方面，为了突出严格的宗教空间，布局上常采用宫廷式的基本格局，对称规整，重点突出，比较沉闷、单调。而寺庙园林作为补救，往往在尽可能保持宗教空间基本格局或基本维持宗教空间中轴对称的同时，结合具体的地形与景观条件，表现出灵活多样的布局形态。主要有以下几种灵活布局:
院落式布局：即寺院保持为相对独立的院落，其旁附设一个园子；宗教空间与园林空间相对独立，同时又有联系和沟通，这样从整体上就具有了园林效果，可满足游赏的需要。如扬州大明寺、苏州寒山寺、成都文殊院等。这类寺庙有些类似于私家宅园住区与花园区相对独立，但又有联系的格局。在院落式布局中，两种空间之间有时以不通透的界面作为联接；有时又采用通透的界面如漏花墙等使两种空间相渗透、宗教气氛明显冲淡，园林效果强化了。像成都的文殊院、扬州大明寺属于前一种情况；苏州寒山寺属于后一种。
廊院式布局：以宗教主建筑三大殿的中轴线格局为核心，在各建筑间以回廊连接穿插，呈不对称的通透的廊院空间，并在院内点缀花木山石。这种布局既基本保持了中轴对称的宗教空间格局，又渗透融入了园林因素，增加了轻松、灵动的园林气氛。昆明太华寺就是一例。太华寺的三大殿依山势形成中轴线格局，而轴线两侧的次要建筑则是不规则形态布局。在这些建筑之间有曲折回廊连接，自然成灵活的各个院落。西院山池，花木掩映；东院借外景——滇池，湖山如画。分院的景物空间与中间主殿这一宗教空间联系自然，相互和谐，成为寺、园一体的环境。
天井式布局：这种布局是以建筑群围合成天井小空间，随地形变化，层次丰富，有含蓄、幽静之美。如杭州虎跑寺的水院，就是利用两组建筑群结合天然泉池若干，围合成情趣各异的天井水院。
散点式布局：这是园林游赏功能最为突出的一种。它运用在地形变化大、自然山水条件优越的地方。在这里，宗教建筑空间与山水园林空间的界面消失了；宗教空间格局完全被突破了，只根据地形变化和景观特点，自由散点布置建筑。这样，建筑完全融人了山水中，建筑的构景、观景功能十分突出。属于这类布局的寺庙建筑比较多。如峨眉山寺庙建筑群的布局，因宜山水，自由布置，给人以柳暗花明、渐人佳境之感。既有雄伟的报国寺，又有清幽的伏虎寺，幽深的洪椿枰，奇异的清音阁等，游人或香客一路上步移景异，迂回曲折，最后才能到达金顶，期待着观赏到“佛光”、“云海”等奇妙景象。
从上述布局方式可以看出，寺庙建筑的整体布局，根据不同的地形环境，以灵活多变的手法，协调了宗教功能与园林功能，是寺庙园林化的重要途径。
第二，中国园林空间处理方式
整体布局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寺庙个体建筑空间的园林化处理。在这方面，主要是要打破个体宗教空间的孤立、封闭、沉重之状态，加强空间的流动感与连续性，加强个体宗教空间与外部自然环境的交流、融合，从而产生园林气氛。常见的处理方式有：
以游廊、围墙、天井、庭院等为纽带，把独立分散的个体建筑空间串联起来，以此造成它们之间的过渡与呼应，产生空间的连续感，具有了可游性。昆明圆通寺大门内，有两进院落，两院落间以华丽的牌坊贯通联系，院落后有通透的敞殿，殿两侧有回廊与水榭和大殿相连，中间环绕一泓清潭。这样的既相对独立又自然联系的空间，引导人们由此及彼，边游边赏。
以曲折的布局增加个体空间之间的流动感。如昆明曹溪寺入口处理就是极好的范例。山门偏居一侧，门后的横向小院改变了游人的行进方向，发生了空间上的转折。转过前殿，两边的爬山廊又一次引导游人改变行进方向。这样几经转折，就使个体空间之间有了流动感。
加强内外空间(建筑空间与外部自然空间)之间的渗透、融合、交流，以打破宗教建筑的沉闷、肃静感，从而产生明快灵活的园林环境。漏花窗、敞廊、敞厅等是常用的手段，可以借此把单纯的宗教空间与园林化的建筑空间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如峨眉山清音阁的大雄宝殿，背依山崖，面前两江交汇，自然风光十分优美。于是，大雄宝殿正面完全敞开，与敞廊相贯，围以“美人靠”，并让户外的石阶插入殿内。这样一来，内外空间、建筑与自然景色交流、贯通，这宗教建筑也就成了赏景佳处了。表面看减弱了宗教气氛，实际上因游人的增加，也加强了宗教的影响力。
以植物点缀于个体建筑空间中，也是使其园林化的手段之一。如峨眉报国寺厢房把绿化引入室内，使内部空间生机盎然。乐山大佛寺崖壁石室内的盆景吊兰与崖上的藤罗垂蔓交相辉映，构成园林氛围。
寺庙建筑周围自然环境的园林化处理，是寺庙园林化的又一重要内容。这方面主要包括寺前香道的处理和对周围自然景点的组织与利用——即运用园林手段，变朝山拜佛的香道为景观序幕，变自然景物为园林景观，创造出寺庙外部的园林环境。最典型的是宁波天童寺前有二十里松林作为前导，园林成了进入佛国境界的前导部分了。灵隐寺前也有六七里的云松。还有佛寺依山而建，常用背山面水的方式，面前暖和，背山可挡住冬天北风，而山的坡度可凿成台阶，加以树木，则成景观了。
变寺前香道为景观序幕，就是充分利用人寺前香道上的自然环境特点，把沿途纯自然状态的散乱景致，组织成曲折幽邃、节奏明晰、景观丰富的园林序列空间；香道也就成为前导性的观赏路线，激发起游客进一步寻幽探胜的兴致，成为引人渐入佳境的序幕。
在寺庙规模较小、香道比较短的情况下，为了取得引人人胜的效果，常采取曲折和隐蔽的处理手法，形成层次丰富的景观导引路线。辽宁千山龙泉寺香道，沿幽静的溪谷蜿蜒曲折而上，绕过巨石，亮出了隐蔽性的头山门。山门后面又有一影壁，障阻了游人视线。再往前走，绕过“法水常在”的巨石碑刻，迂曲之中，才见到绝壁下的二山门“龙泉洞天”，洞门前还有一影壁掩映。穿过此洞门转折前行，才见到前面层层叠叠的殿宇，十分壮观。
一些远离通衢大道的庙宇，更能充分地利用寺前香道的长距离，用景观建筑点缀其间，组织、整理自然景致，使其形成完整的序列。这类佳例不少，如峨眉伏虎寺、乐山大佛寺。乐山大佛寺香道，就构成了几处起伏变化的景观，如同一轴山水长卷。凌云寺(大佛寺)位于三江交汇的凌云峰上，前山绝壁临江，风景壮美。于是寺的香道不取后山平缓的山路，而是在前山绝壁上凿出，再点缀以建筑小品，充分借取、突出了自然山水的绝妙处，构成起伏变化、渐渐推向高潮的景观效果。在香道始点，有雄奇的“凌云山楼”。穿过山楼门洞进入前山香道，先是一段狭窄的空间：石阶两旁，悬崖和高墙形成半封闭形态，整体氛围呈抑制性。到人工砌筑的“龙湫”崖洞，空间更加收敛，似乎在酝酿着什么。再往前去，视线豁然开朗——这里一侧崖壁上刻有“回头是岸”，另外一侧则是崖下无际的江水，空间十分开敞；远处峨眉群峰朦胧天际，气势十分雄壮。游人至此，莫不在前后空间的过渡与强烈对比中感到一番惊喜和赏心悦目。过了这段路，又经过一段山崖林木相夹的半封闭状的空间，便来到“龙潭”景点。此处空间又呈开放状——一边是人工开凿的峡口，崖上水帘飞下，另一边是绝壁临江，风格奇丽。“龙潭”过后，经过一段绿荫摇曳、由暗到明的路，便来到“耳声目色”一处，绝崖上刻着这四个大字，崖下江水滔天，十分险峻，空间再次开放。由此转过山路，经过突出于崖上的弥勒殿，转至“雨花台”处，前面在高崖陡壁相夹的收束空间中现出了凌云寺山门。至此，游人的视线被纵向收束的空间凝聚到了山门上，欣赏心理上也经过峰回路转、抑扬开合的前导而达到了高潮。这种几经起伏才出现的高潮景点，园林效果很强烈。乐山大佛寺就这样利用香道作为导引，组织了一个有声有色、变化生动的景观序列。
寺庙周围自然环境是园林化的另一内容，它充分利用寺周围的构景素材，通过对周围自然景物的组织、裁构，使其成为寺庙园林环境。镇江金山江天禅寺、苏州虎丘剑池等都属这方面的佳作。金山寺独踞江中孤峰之上，气势雄伟，景观壮阔。它充分利用了地势之便，主体建筑东向布置，并依山势高差层叠错落而建，既雄浑统一，又能让人在不同空间层次上饱览视点各异的江水景观。整个寺庙建筑不是在平面上展开，而是突出立体层次的变化，充分利用孤峰雄踞江中的环境特点，与之取得协调。这样，金山寺与其周围的山水环境共同组成了一幅山水园林图画。苏州云岩寺对虎丘剑池这一绝佳自然景观的利用上，也很有妙趣。为了突出剑池池水澄碧、陡壁如削、藤萝垂挂的清幽之美，并使幽谷外的千人石广场与谷内清幽环境形成相互映衬、互不干扰的格局，这里采用了池边筑一高墙、中开月洞门的手段，把剑池分隔为一处相对独立的景观空间。月洞门上题为“别有洞天”，引人人胜。待游人步入洞门，果然是另一种天地，如人深山巨壑一般，崖壁间题刻有“风壑云泉”四字，崖上虹桥飞架，崖底池水明净。这里，一墙一门之功不可小视，使自然景物有机地融人寺庙园林环境。寺庙园林还流传不少佛教传说。比如，名僧竺道生曾在虎丘向石头讲经，因生动传播佛法，连石头也点头称是。现在尚留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
上述园林化处理是中国佛教圣地独具的特色，是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后又影响了日本佛教建筑及园林。它与代表中国佛教精神核心的禅宗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与印度佛教形成了鲜明对照。 三、中国佛寺的美学内涵
中国寺庙，明显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庙宇，它体现着我国传统的对称、和谐等美学原则和权利制度；体现着中国大众的人生信仰和追求，散发着中国士大夫的人文情思。其美学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儒家文化，以及与代表中国佛教精神核心的禅宗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1、佛寺的总体布局体现儒家礼乐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崇高美、对称美的典型体现
礼乐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它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是以血缘为基础，等级为特征。表现为尊卑分明，长幼有序，恪守其份，各安其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各阶层之间又讲究宽容、融通，追求一个安定、和谐的大一统局面。表现在日常生活起居上，就是四合院建筑。这种封闭而内向的四合院：正房坐北朝南居中，东西厢房陪衬在侧，主次分明的格局，毫不含糊地界定出家庭成员的长幼、尊卑、嫡庶。结构上方正划一，井然有序，界限清晰，是严守伦常、各安其分的象征。其间又有回廊相通，漏窗、花墙隔而未断，使整个四合院成为一个整体，理所当然被奉为封建礼制建筑的样板，维护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纽带。上至帝王宫殿、王府宅邸下至士农工商房舍，无论是恢宏壮观、气派十足，还是狭小简陋，都是大大小小，色色种种四合院的延伸和扩大。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首先是建筑伦理上的中国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秩序、稳定的审美心理。汉地佛教的布局尽管种类多样，不拘一格，其发展趋向却是愈来愈讲究章法，规范，大大小小的佛寺也是一座座造型规模不同的四合院：围绕中轴，左右对称；先殿后堂、主次分明：以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本寺主供菩萨殿———法堂———藏经楼这条南北纵深轴线来组织空间，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大多是正面中路为山门，山门内左右分别为钟楼、鼓楼，正面是天王殿，殿内有四大金刚塑像，后面依次为大雄宝殿和藏经楼。东西配殿则有伽蓝殿、祖师堂、观音殿、药师殿等。僧房、斋堂则分列正中路左右两侧。东侧是寺院的主要生活区，包括僧房、香积橱(厨房)、斋堂(食堂)、职事堂(库房)、茶堂(接待室)等。西侧是“旅馆区”，为接待四方之来者的客房。
佛法虽然提倡众生平等，但寺庙建筑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森严的等级观念。如建筑基座亦分为基础座和高级座，以显示寺内建筑物的等级和风格。普通座一般用在天王殿。随着院落的进深，基座逐渐升高。大雄宝殿是佛寺中最重要、最庞大的建筑，一般殿堂为三开间，大雄宝殿则为九五开间，象征如同帝王的“九五之尊”。大雄宝殿则置于须弥座上，借助于台基高隆的地势，周围建筑群的烘托，以显示佛殿的宏伟庄严。就连屋顶作为装饰物的檐角小兽，其大小数量亦视寺院的等级而定，最高等级为十个。至于帝王的家庙，如西安的慈恩寺，北京的万寿寺，更是一种皇权的象征。
佛寺建筑又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讲究和谐、融通，强调补救的美学特征。寺院园林，无论是城市型、山林型还是综合性，都是对寺院建筑的补救、调和，将佛殿的巍峨、严整、佛像的庄严肃穆与大自然的生动流畅、活泼气韵沟通和融合，让严整规范的寺内建筑与寺外活泼自然的山峦、流水相互呼应，一正一散、一敛一放、一宽一严、一张一弛，使中国寺院既有典雅庄重的庙堂气氛，又极富自然情趣，且意境深远，展示出组合变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宛若一曲前呼后应、气韵生动的交响乐章。另外，寺内建筑格局既强调独立严整，又重视沟通和融合。这在中国佛寺的几种布局中皆有体现。如在院落式布局中，苏州寒山寺就采用通透的界面如漏花墙等，使两种空间相渗透；在廊院式布局中，以游廊、围墙、天井、庭院等为纽带，把独立分散的个体建筑空间串联起来，以此造成它们之间的过渡与呼应，产生空间的连续感和整体感，如昆明圆通寺有两进院落，两院落间以华丽的牌坊贯通联系，院落后有通透的敞殿，殿两侧有回廊与水榭和大殿相连，中间环绕一泓清潭。这样的既相对独立又自然联系的空间。天井式布局，则是随地形变化，层次丰富，有含蓄、幽静之美。如杭州虎跑寺的水院，就是利用两组建筑群结合天然泉池若干，围合成情趣各异的天井水院。至于散点式布局，更是运用寺院所在地地形变化大、自然山水条件优越的优势。在这类布局中，宗教建筑空间与山水园林空间的界面消失了，宗教空间格局完全被突破了，只根据地形变化和景观特点，自由散点布置建筑。
就连寺庙建筑的设计乃至装饰，也都体现了通过补救来达到整体的和谐，如屋顶的设计。由于寺庙建筑物形体都较为庞大笨拙，因此屋顶利用木质结构做成曲面型以补救。如正脊与垂脊相交处的“大吻”，造成一种张牙舞爪似有将正脊吞下之势，给庞大笨拙的寺庙建筑增添一些活跃气氛。檐角还常排列一对造型生动的小兽。这都是刻意严整板滞的寺庙建筑增添一些飞动和活泼。另外，寺庙屋顶的正脊、垂脊、檐角也置有多种琉璃瓦，殿内屋梁、檐下的彩绘，也都是为了增加寺庙的富丽和色彩。
2、寺院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之美
寺庙，尤其是名刹，本身就是一座文物。在国家公布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寺庙及相关设施约占一半。它们各自以自己独特优势，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有的以历史悠久、某个方面第一独占鳌头：如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庙——白马寺，中国第一位佛教信徒刘英建造汉地最早的佛寺——阿育王寺，正史记载的最早寺庙——浮图祠，中国第一位比丘尼净俭建造的第一个比丘尼寺——竹林寺，中国最古老的木结构高层楼阁——独乐寺，最早来中原传教的菩提达摩面壁之所少林寺，中国现存最古的佛塔——嵩岳寺，川西第一丛林——昭觉寺，北方最大的佛教丛林——红螺寺，东南第一禅林——天童寺，岭南第一——南华禅寺，昆明现存最久的寺庙云南藏传佛教寺庙之首——噶丹松赞林寺，贵州佛教的第一丛林——弘福寺，北京地区最早的寺庙——潭柘寺，藏传佛教最大的寺庙——哲蚌寺，现存最大、最早的藏式佛塔——白塔寺等。
有的以佛教尤其是禅宗祖庭闻名，如：中国禅宗发源地——戒台寺，现存唯一的中国佛教禅宗之源——华林寺，中国佛教净土宗发源地——东林寺，华严宗祖庭——陕西户县草堂寺，华严宗祖庭——陕西户县草堂寺，华严宗祖庭——陕西户县草堂寺，华严宗祖庭——陕西户县草堂寺，华严宗祖庭——陕西户县草堂寺，净土宗祖庭——陕西西安香积寺，曹洞宗祖庭——浙江太白山天童寺，黄檗宗祖庭——福建福清万福寺，临济宗祖庭——河北正定临济寺，南山律宗祖庭——西安西明寺，密宗祖庭——西安青龙寺，密宗祖庭——西安青龙寺，法相宗祖庭——西安慈恩寺，华严宗祖庭——西安华严寺，杨歧宗祖庭——湖南萍乡普通寺，三论宗祖庭——南京栖霞寺，净土宗祖庭——西山西应县净土寺，天台宗祖庭——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净土宗祖庭——山西交城玄中寺等。
有的则以选址和建造的奇特壮美著称，第一种是将寺庙建在山洞内，称为洞内寺院。如北京梅花山下的天泉寺，山西吕梁山的兴佛寺建在洞内，属于洞内寺院。洞内建佛殿，可以产生一种地面上没有的若明若暗朦胧感，再加上灯烛光的摇曳，燃香的飘渺，更能产生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兴佛寺建于明代，平面三间，歇山顶，殿前尚有两座小型厢殿，洞的西侧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准备再建一座佛殿。第二种叫做河上寺院。如河南嵩山龙泉寺，一条河流穿寺而过，大雄宝殿就建在河上。佛在殿中，殿在河上。佛国梵音不断，河水滔滔不绝，自然更有一番情趣；第三种是河套寺院。河套是指成大半圈的河道，在这大半圈内的土地上建筑寺院，称之为河套寺院。如新疆吐鲁番的交河故城，山西阳城润城，皆是建在河套中的小城，其中的寺院即属河套寺院。出入寺院，要靠小船来往。外人不能随便出入寺中。寺院显得格外安静，便于修持。当然也更安全。还有的寺院建在孤岛上，如镇江金山江天禅寺，焦山定慧寺，温州瓯江将心江心岛上兴庆寺、龙祥寺，舟山群岛普陀山寺庙群等，其静修环境又超过河套寺院。有的寺院建在瀑布之前，如河南修武县百家岩寺，建在百家岩石壁的前端，石壁犹如一面陡峭的石墙，形成天然的屏障。山顶的瀑布从石壁的两端悬垂而下，飞洒于山门之前，整个寺院笼罩在瀑布之中，成为名闻遐迩的瀑布寺院。有的寺院建在山顶，上摩苍穹，与天国接近；居高临下，又显得无比崇高，显示佛国尊严。因此有条件的寺院，往往都会在山顶建寺。有的则分别在山顶、山腰、山下建寺，称之为上、中、下三院。峨眉山顶的金顶寺，山腰的万年寺，山下的报国寺；九华山山顶的天台寺，山腰的百岁宫，山下的化城寺皆是如此。另外五台山、吕梁山、崆峒山、琅琊山等也都有山顶寺院。有的寺院建在山腰，如北京灵鹫峰灵鹫寺，交城石壁山玄中寺，太行山百家严寺等。此处建寺的好处是：进寺时往往沿着山溪溯源而上，全寺藏于绿树红花之中，不到峰回路转处，不见寺院；但如站在寺中，则山下田园风光尽收眼底。山腰寺院最著名的当属悬挂在北岳恒山金龙峡西侧翠屏峰的半崖峭壁间的悬空寺。该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始建初期，最高处的三教殿离地面90米，因历年河床淤积，现仅剩58米。整个寺院，上载危崖，下临深谷，背岩依龛，寺门向南，以西为正。全寺为木质框架式结构，依照力学原理，半插横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紧联。仅152.5平米的面积建有大小房屋40间。其布局既不同于平川寺院的中轴突出，左右对称，也不同于山地宫观依山势逐步升高的格局，均依崖壁凹凸，审形度势，顺其自然，凌空而构，看上去，层叠错落，变化微妙，使形体的组合和空间对比达到了井然有序的艺术效果。有的寺院建在山间峡谷乃至裂缝中，两边皆是陡峭的山峰，更显得气象森严。如河北井陉县苍岩山福庆寺，建在大山裂缝中。两侧均为高陡的绝壁。从下斜上为千步石阶盘旋而达山顶。石峰间有座跨谷凌空的单卷大石桥，高达70多米。桥面上建有一座佛殿，为砖木混合结构，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九脊歇山顶，上复琉璃瓦，四周还有回廊。从下仰望，宛如一道彩虹横亘于两山之间。有的佛寺利用自然的土台建起高台寺院，如山西平顺县原起寺，义州奉国寺，大同善化寺，朔州崇福寺都属于高台寺院。在高台建寺院，高敞干燥，亦产生居高临下的崇高感。有的寺院专门选择在江、湖、河边，便于香客交通往还方便，也有地势开阔，空气新鲜之长处。这类著名的寺院有长江边的安庆迎江寺，鄱阳湖口石钟山的报恩寺，钱塘江畔开化寺，黄河边上的蒲州普救寺等等。
上述各具特色的寺庙又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保存了我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文物。寺庙文化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天文、地理、建筑、诗歌、绘画、书法、雕刻、音乐、舞蹈、文物、庙会、民俗诸多方面。
以文学而言，中国历代皆有大量描绘咏歌寺院和僧人的诗篇、游记，以及庙记、碑记、佛像记之类的记叙文和应用文。至于一些寺院、僧人为主体或背景的戏剧小说，更是不可胜数。著名的《西厢记》就发生在著名的河边寺院普救寺中。吕蒙正的故事就发生在荐福寺写荐福碑的过程中。以唐诗而言，有关寺院、僧人的诗篇不下千首：或是描绘寺院、佛塔的宝相庄严，或是抒发登临游览时的感受，或是表达听到晨钟暮鼓的内心感悟，或是记写与僧人的交往寄赠，其中相当一批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如王维拜访净土宗祖庭——香积寺写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诗中不仅描绘了这座深山古寺的幽深静寂。而且着重抒写由目睹深潭产生的人生感悟喻指：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略宁静之幽趣。其中描绘古刹周围环境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二句，精妙绝伦，历代被誉为炼字典范。唐代宗大历年间著名诗人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则为我们留下中国第一位比丘尼净俭建造的第一个比丘尼寺——竹林寺的最原始资料：“苍苍竹林寺，渺渺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诗人通过掩映的竹林和远处传来的杳杳钟声，为我们描绘出竹林寺山林园林清远幽渺的境界。再通过一个夕阳下头戴斗笠的僧人向竹林寺走去，创造出一幅恬淡又高远的意境，从而成为中国山水诗作中不可多得的佳篇。至于中唐诗人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更是脍炙人口，以至成为苏州一景，赶在除夕夜前往寒山寺听新年钟声，也成了日本游人的雅兴。至于游记，如唐代李翱《题峡山寺》，宋代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承天寺夜游》、《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黄州安国寺记》、《大悲阁记》，苏舜钦的《水月禅院记》明代袁宗道的《极乐寺纪游》，张居正《游衡山佛寺记》，清代洪亮吉《天台山游记》，现代朱自清的《潭柘寺戒坛寺》，皆是中国散文中名篇。如张居正描绘莲花峰下方广寺前悬泉飞瀑壮美景色，十分精致：“西行四十里，得方广寺。方广在莲花峰下，四山重裹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响泉，声彻数里，大如轰雷，细如鸣绞。幽草珍卉，夹径窈窕，锦石斑驳，照烂丹青。盖衡山之群，高称祝融，奇言方广。张岱《西湖梦寻》卷五记西湖外景之一“胜果寺”云：
胜果寺，唐乾宁间，无着禅师建。其地松径盘纡，涧淙潺潘，罗刹石在其前，凤凰山列其后，江景之胜无过此。出南塔而上，即其地也。宋熙宁间，有寺僧清顺住此。顺约介寡交，无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栗馈者，受不过数斗，盎贮其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笋之供，恒缺乏也。一日，东坡至胜果，见壁间有小诗云：“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问谁所作。或以清顺对，东坡即与之接谈，声名顿起。
寺园幽静清雅的环境，成了文人与禅师酬唱的理想之地。他们共同的意趣是寺庙园林环境不断开发的内在根据。
寺院也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于一身的综合美术馆。书法方面如前面提到的唐人颜师古撰写的《等慈寺碑》；唐贞观四年褚遂良撰写的《化度寺碑》；永徽四年褚遂良撰写的《雁塔圣教序》，天宝二年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会昌元年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外，还有高僧怀素草书《自叙帖》，柳公权《金刚经刻石》，欧阳询《化度寺碑》，褚遂良《孟法师碑》、《伊阙佛龛》，李邕《麓山寺碑》《法华寺碑》《元人吴镇《草书心经碑》等。
雕塑、绘画方面：东汉明帝下诏在新建的白马寺绘制的《千乘万骑群象绕塔图》，这是中国寺院壁画的肇始。唐代“画圣”吴道子一生所作的绘画，大都为寺院壁画，仅在长安和洛阳的寺观就有“三百余间”之多。他的《送子天王图》线条飘逸“吴带当风”，他的“执炉女”能“守其神，专其一”，简直是“窃眸欲语”。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山西云冈、洛阳龙门被誉为我国四大石窟。其寺观壁画，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宋元，其中又以敦煌莫高窟和克孜尔石窟为最为著名。历十一朝代不断修造而成的莫高窟，至今尚存492个洞窟，壁画约四万五千平方米，是我国最大的绘画宝库，而云岗和龙门石窟是雕刻的最大宝库。敦煌莫高窟中北朝窟内壁画四壁上层及顶部画飞天及天宫伎乐，下层为药叉等，中部除千佛外主要画本生和姻缘故事。新疆拜城县一带古称龟兹，是古代西域诸国中的一个大国，“丝绸之路”北道交通的一个重镇。该县克孜尔乡东南千福山的绝壁悬崖下，石窟绵延约8公里。大同善化寺的九龙壁，大华严寺的观音像，苏州西园的千姿百态五百罗汉像，九华山月身殿的金刚力士和护法韦驮像，杭州灵隐寺 释迦牟尼像，俱是雕塑艺术的珍品。
在文人画中，佛教人物画也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三国吴国的曹不兴，是文献记载中知名最早的佛像画家，如世传的《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就最早出自他手。他“或绘卷轴以供礼拜，或图寺壁以助庄严，所作大佛像有的高达5丈，气魄恢宏，庄严妙相，仰之弥高，令人肃然”对佛教东渐起到一定的推动。从此，佛像便盛传天下。他被誉为“佛画之祖”。曹不兴的再传弟子顾恺之，他画的维摩诘像，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态”。他在建业（今江苏南京）瓦棺寺所画的维摩诘像，“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盈，俄而得百万钱”。六朝时梁朝张僧繇所绘佛像，吸收天竺国（今印度）绘画上的“晕染法”，在金陵一乘寺画“凹凸花”，并设”青绿诸色，”创造一种富有立体感的新画技，使观者“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乃平”被称为“张家样”，为雕塑者所楷模。隋代少数民族画家尉迟乙僧善画宗教故事。有《降魔变》、《千手眼大悲》、、《弥勒佛像》、《佛铺图》、《佛从像》、《罗汉朝天王像》、《胡僧图》、《外国佛从像》、《大悲像》、《明王像》、《天王像》等。在表现手法上，他将西域和中亚艺术的表现形式，与中原地区传统的绘画技法相结合，使唐代的绘画艺术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唐人窦蒙评他：“澄思用笔，虽与中华道殊，然气正迹高，可与顾（恺之）陆（探微）为友，”说明他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唐代吴道子弟子卢楞伽尤擅佛像、经变，画过许多壁画，肃宗乾元初(758)在成都大圣慈寺，曾画《行道高僧像》数堵，颜真卿题字，时称“二绝”。宋代赵希鹄说他曾见卢画《十六罗汉图》衣纹“真如铁线”，非李公麟所能及。传世作品有《渡水僧图》，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六尊者像册》现藏故宫博物院。五代后蜀邱文播亦擅山水人物、佛像神仙、牛。孟蜀时，新都乾明禅院《六祖》，汉州崇教禅院《罗汉》，紫极宫《二十四化神仙》，皆文播笔。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僧人大画家是南唐画家巨然，作有《秋山问道图》；五代另一位高僧贯休亦是吴越著名诗僧和画僧。尤其善画罗汉，曾用水墨画法在其所居的龙华道场画了十六个罗汉和一幅佛像、二幅菩萨像。画上，巨大的岩石萦绕着云雾，虺节的苍松盘绕着古藤。而佛、菩萨和十六位罗汉的相貌都古岸异常，跟别的画师画的不一样。今藏于日本高台寺。北宋名家范宽的《雪山萧寺图》为其代表之作。画中表现大雪覆盖下的深山幽谷，点缀以古寺、关隘、寒泉及行旅情节等，构图上不同于其他作品。画中山石树木直现于幅前，不留空间，让观赏者觉得有一股寒气袭来的身临其境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李公麟的《华严经变相图》、《观自在菩萨像》等，皆注重注重内心的刻划，体现了他杰出的艺术才华。刘松年传世之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醉僧图》，为唐代“草圣“怀素和尚画像：画一枝虬曲古松；一葫芦挂于枝杈。青藤缠绕树身，松下坡石旁坐一僧，坐于石凳之上、解衣盘礴、乘兴挥毫。怀素头呈微仰之势，似不经意地提笔挥毫，颇有“信手拈来皆文章，下笔不惑皆妙墨”之神采。他微微翘起的右脚，好像正在轻轻摆动，将他那放浪形骸的性格特征更加明显。《天女献花图》、《罗汉图》等也解释佛像画，亦被称为“院人中绝品”。
被视为绝世珍品的佛教雕塑绘画除汉唐两宋外，历代皆有：如元代颜辉藏于日本知恩寺的《铁拐仙人像》、《蛤蟆仙人像》至今仍被日本视为国宝。赵孟頫\《红衣罗汉》图卷，亦是画中绝品；其妻管仲姬亦善画佛像，其《山楼绣佛图》、《长明庵图》等皆为绝品。她曾在湖州瞻佛寺粉壁上绘竹石图，高约丈余，广一丈五六尺。其晴竹新篁，为其首创。明代蒋子诚，江宁人，初工山水，后悔其习，改画佛道人物，画佛像观音为有明第一。当时他的人物画与边景昭的花鸟画及赵廉画的虎，被称为“禁中三绝”，蒋子诚之后，则有其弟子阮福海、胡隆。胡隆工画道释、神鬼，为名家所推重。宣德中，倪端、顾应文以道释入画院，其他如歙县人丁云鹏善画白描罗汉，吴廷、张仙童亦以道释罗汉名。僧人心越禅师有《寒山、拾得》、《蚬子和尚》、《世尊出山》、《达摩》等图，木庵禅师有《达摩渡江图》。清代弘仁与髡残、石涛、朱耷为“画坛“四僧”。髡残《报恩寺图》、《云洞流泉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现的是他晚年居地南京城郊牛首祖堂山幽栖寺一带的景致。尺幅不大，但具有宏伟壮阔的气势繁密的山石、林木与空疏的云、水、天构成疏密明暗的变化，颇得幽深高邈之致。运笔施墨张驰有度，粗犷娴熟，浓淡墨相宜，干湿笔相生，全图一气呵成，堪称髡残的精品佳作。石涛《莲社图》图画的是晋代高僧惠远等在庐山白莲池畔结社参禅的故事。
另外如佛教音乐《天心月圆》、《观音菩萨偈》、《观音行愿曲》（童声）、《药王度母心咒》、《大悲咒》、《弥陀偈》、《八圣吉祥颂》等；佛教舞蹈：《莲花净土》《菩提自性菩提自性 本来清静》、《六字真言颂》、《菩提》《千手观音》俱缓歌缦舞，舒展凝重，让人摒弃杂念，心底澄清。
佛寺一向是当代文化活动的中心，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日为纪念释迦牟尼佛诞辰的“浴佛节”，农历七月十五日超度亡灵的“盂兰盆节”，以及三月三、九月九、腊八节等农历节日，寺庙都会举办庙会。庙会实际上是一个大型集市，古往今来民间工艺和民间曲艺在庙会上都得到了很好地展现．热闹的庙会把寺庙的旅游推向高潮。寺庙举办庙会之期，你可以观看民间艺人的杂技表演，可以跟随善男信女们烧香礼拜。可以挑选古色古香的传统物信和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在此你领略的是浓浓的生活气息和地方风情。可以咀嚼到公共文化的内蕴。 3、寺院宗教气氛和佛殿宗教仪式散发出 人文精神和由此而生的悲悯情怀
寺院不仅是集建筑、文学、雕塑、绘画、书法于一身的综合美术馆，更是人们心灵休憩和精神慰藉的重要场所，去除烦恼的清凉地。参拜朝圣，游憩寺院、寄身丛林也是改恶向善、戒妄惩贪的途径之一。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尤其是在遭遇挫折、彷徨无助的时候，自然想到寺院。明代的杨慎是位著名的才子，诗书绘画篆刻无所不能无所不精，曾任翰林修撰，却因妄议朝政，被廷杖革职，流放云南，充当一个驿站的驿丞。生活地位的巨变和人生理想的破灭使他回心向佛。他在大理寺看到佛教各胜，深有共鸣。“自念放逐以来，值此佳游，真如隔生事矣。他的《游点苍山记》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名篇。其中有段描写他在“应乐”峰帝释寺深夜听到天乐的情景：
壬辰登帝释寺，松萝苍翠，固止宿焉。夜中静默，聆丁东琳琅，如琵琶笙萧，又如琴瑟。有顷而寂。旧闻兹地夜聆天乐，故名其峰曰“应乐”。中溪曰：“岂山腹空洞，万窍遵响耶?’”予曰：“如此则不应有作止也。”僧曰：“世传空中陨石上有帝释像，今所奉者是已。帝释为天主中最尊，故有天乐随之。”予曰：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言，此亦世外事，不可以臆见度其是非也。
听到释迦牟尼的天乐，冥冥之中似乎听到凡人听不到的“天乐”，这对身处放逐之中的杨慎自然是极大的心灵慰藉。宋代如璧禅师有首诗，描绘杭州灵隐寺春淙亭给他的心灵慰藉，禅心与幽境融成一体：“小轩容膝趣清深，只有溪风夜月侵。……他日幽人同佳致，茂林修竹似山阴。”（《次韵灵隐小轩》）义果禅师也有诗描绘灵隐寺中僧人的生活、情趣：“人间三伏若炎蒸，一人云林爽气增。翠筱阴森开石壁，冷泉声泻濯溪藤。蒲团竹板形先乐，茗碗炉烟兴更胜。何用他山重策杖，应教于此学南能。”——能在这样的胜境中安恬自适、神逸尘外，南禅的境界就在其中了。
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中的僧人，其思想、情趣颇类似于玄学之风下的文人逸士。他们乐道于自然山水之间，以精神的恬淡萧散为适。这从慧远写的《庐山略记》中就可以把握到。在这篇记中，慧远欣赏周围的自然环境，字里行间流露出在山水间所获得的精神上的怡畅。其中描绘寺院环境曰：
所止多奇，触象有异。北背重阜，前带双流。所背之山，左有龙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与寒暑相变，盈减经水旱而不异，寻其源，出自龙首也。南对高峰，上有奇木，独绝于林表数十丈；其下似一层浮图，白鸥之所翔，玄云之所入也。东南有香炉山，孤峰独秀起，游气笼其上，则氤氲若香烟；白云映其外，则炳然与众峰殊别。将雨，其下水气涌出，如车马盖，此龙井之所吐；其左侧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鸟之所蛰；西有石门，其前似双阙，壁立千余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鸟兽草木之荚，灵药万物之奇，略举其异而已耳。
这里，作者的目光是欣赏喜爱自然的，他的心灵与自然亲和、融洽，正如当时那些名士表现出的情怀一样。事实上，慧远所结交的名士也的确不少，包括谢灵运这样的山水诗大家和宗炳这样的山水画大师。不难想见他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庐山略记》的精神与风格和谢灵运的《山居赋》中的描绘十分接近。《山居赋》也是满怀热爱地对周围山水环境做了全方位的描写，并在这种看似纯客观的描绘中流溢出一种超逸、萧散的情怀。山水不仅是客观的存在，更是诗人和高僧心目中共同的寄托精神的理想天地。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精神可以超脱尘俗中的束缚，忘情地沉浸在澄澈和安宁中。在这点上，名士高僧是一致的，并且是相互影响的：名士在对庄玄之道的体认中吸收了佛家万法皆空的意识，形成了对淡泊隐逸的尚好；而僧人在佛理视尘世如梦幻的彻底出世观念中，也融进了名士悠游山水的简淡情趣，以山水间的宁静之境为超尘忘俗的解脱。 融合了玄理的这种佛教意识，是中国佛教的特色，或者说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生活节奏加快，商战险恶，官场纷争迭起的今天，有更多的商家官员到寺院去闭关、修持，在庄严佛殿、神圣佛像下自勉自戒，在晨钟暮鼓声中自省、自醒，在在潭影寺月下涤去尘垢和杂念。民众们不论是参加各种修行活动，或是在佛前瞻仰、礼拜，都能获得再出发的力量，所以寺院就像人生的加油站，是希圣成贤的学校，也是善友往来的聚会所，到佛教寺院参访参观游览、进香朝拜，除了眼观耳闻之外，庄严的殿宇、宁静的气氛、祥和的梵唱、慈悲的教义，尤其能带给人心灵上的净化、精神上的鼓舞、思想上的启发，对社会人心产生一股道德的自我约束力，无形中带来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因此具有端正民风，安定人心之功。佛寺往往又和名山大川相连。寺内园林和寺外山水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境界，它即有大自然的雄伟又有宗教的庄严感，同时它们两者本来都有的神秘感，因互相叠加在一起更显出大自然和天国的神秘。山林的风声，溪水的淙淙声，佛教音乐的幽雅，静穆调和在一起，能使人近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暂时解脱的境界，也许只是短暂的感受，也令人久远地神往，这种心理上的安慰满足了实实在在的人的精神需要。
佛教的轮回说，地狱变相也能产生劝诫作用。据《唐朝名画录》载，吴道子在长安景云寺所画的《地狱变相图》，运用夸张变形的手法，笔力饱含动怒的情感态势，使“变状阴怪”的鬼神如真地从壁上跃下，让观者脊腋淌汗，毛发森立，惧罪修善。中唐段成式在长安赵景公寺，曾看到吴道子所画的这幅地狱变相，感到“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耸”（《酉阳杂俎》）；北宋黄伯思曾见过吴道子的这幅地狱变相图，认为图中虽“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旁之像；而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栗，因之迁善远罪者众矣”。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赵景公寺老僧说吴道子《地狱变相》画成后，“都人咸观，皆俱罪修善，两市奢沽，鱼肉不售。”一些屠夫和渔夫观此画后都为之改业，怕因为杀害了生命，将来会在地狱中受到报应。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也有类似的记载：“尝闻景云寺老僧传云，吴生画此寺地狱变相时，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之而惧罪改业者往往有之。”可见佛教艺术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慑力。
另一方面，佛教教义尤其是净土宗和禅宗又强调佛国并非超然物外，渺不可寻，而是一切普通善行的必然报答，是辛苦恣睢的生命历程之后的自然归宿。所以净土信仰在中国大行其道，净土宗认为只要一心念佛，百年后便可顺利得到佛的接引。禅宗的出现更是表明了信仰与生活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不需要一切繁琐的教义仪式，不必出家不必苦修也可成佛，并且，成佛也就是不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超脱的境界，也就是成佛。长沙开福寺大雄宝殿石柱对联:“斋鱼敲落碧湖月，觉觉觉觉，无非觉觉；法钟撞破麓峰云，空空空空，色空相空，总是空空”。还有人们熟知的潭柘寺弥勒佛两边的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更实在提倡一种空融和忍让，摒弃固执和纷争。佛寺常见的一些提倡普度众生、修身养性的一些楹联，对人生皆有劝诫和教育作用，如：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登菩提。（合肥明教寺）
何须管他妙谛三千五千，只要懂诸相非相即是了；不必问我玄关四百六百，但凡知即心即佛便成功。（龙泉寺大雄宝殿）
看云卷云舒随意，心事无牵即般若；听花开花落无声，万缘放下便涅槃。（集福寺大雄宝殿）
爱心念五洲济物度人无量寿；慧眼观三界 悲天悯世阿弥陀（口岸寿佛寺）
你眉头着什么急，但能安分守贫，便收得和气一团，常向众人开口笑； 我肚皮这般样大，总不愁吃虑穿，只讲个包罗万物，自然无事放心宽。（成都宝光寺）
大肚皮，千人共见，何所有，何所不有？开口笑，几时休息，无一言，无一不言。（台湾江祗园）
此如来大肚包容，把世间事全化成无边佛法；是菩萨满心欢喜，将兜率宫尽做作毗卢道场。（泰州白云寺）
双手把大地山河搓圆、捏扁、撕碎了，灰洒空中，浑无实相；一棒将混世魔王打死、救活、唤醒来，举头天外，尽作道场。（泰州白云寺弥勒殿）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切莫放年华虚度；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可晓得脚步留神。（泰州开化禅寺）
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泰州光孝寺最吉祥殿）
六道众生，皆因贪生瞋、瞋生痴，漂流于黑风队里，何时见妙明真性；三世诸佛，无非戒生定、定生慧，磨炼到皓月场中，直入下如来宝藏。（泰州光孝寺）
大梦忽闻钟，任教烟雨迷离，人当醒眼；浮生真似雁，看到天花欲坠，我亦回头。(湖南衡阳雁峰寺)
明窗啜茗时，半日闲，三日忙，须勘破庭前竹影；画船携酒处，衡山月，嶷山雨，冷思量城外钟声。（王闿运题湖南衡阳雁峰寺）
花圃菜畦锄岁月，药炉茶铛炼春秋。（湖南衡阳花药寺）
敷弥天云，飞大地雨，琉璃宝瓶中原无一滴。净眼闲观，但在孤峰独往；入针尖影，转邻虚藏，藕丝香乳里摄尽万缘，神威自震，不教钓艇空归。（王夫之题湖南衡阳别蜂庵）
杨妃春色，西子秋波，妆成媚态娇容，问今世有几双醒眼；林下樵唱，溪边渔歌，弹到高山流水，恐古来无二个知音。（湖南湘阴杨林寺）
拨开乌云见青天，千百年林莽迷离，复睹庐山真面目；坐揽江山看胜地，一二点尘埃不见，好沿泉水悟真心。（广州双溪寺）
尘梦未醒人自若，江山无恙我重来。（广东博罗罗浮山庆云寺）
何处寺飞来，天与开天留佛住；此间尘不到，我非观我自心清。（徐琪题广东清远飞来寺）
云里钟声，云外泉声，昼夜喧流，如是法论普转；岭南粤秀，岭西独秀，江山佳气，都为福地来朝。（广东肇庆鼎湖山鼎湖寺）
聚公等三五名流，相与斫脍衔环，问世界中何物是愁，几时才老；破人间万千尘劫，又何梵香煮茗，况园子里佳花如笑，好鸟频啼。（张南山题广东肇庆鼎湖山鼎湖寺）
吏隐访遗踪，半世功名春梦里；思陵观夕照，万家烟火晚炊时。（广西桂平西山龙华寺）
听来暮鼓晨钟，声声觉悟；对此禅灯宝像，面面圆光。（广西桂平西山洗石庵）
春梦一场空，回忆嘉州，应记联床听夜雨；大名千古在，本居兜率，何妨侍砚宠朝云。（四川乐山凌云寺）
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与己何所不容。（四川峨眉灵岩寺）
翠竹黄花皆佛性；白云流水是禅心。（吴擎题四川峨眉山报国寺）
大慈大悲，本百千万亿化身，斯为大士；观人观我，无色声香味触法，是谓观音。（昆明翠湖莲花禅院）
吾道非耶，岂复出山为小草；此生休矣，乃知阅世尽空花。（陈小圃题昆明昙华寺）
莽乾坤能得儿时闲，莫辜负半日逢僧，共话沧桑堪小憩；好光景不愁无处觅，最难是万家生佛，关怀涂炭故群黎。（昆明玉案山筇竹寺）
两手把大地山河捏瘪搓圆，洒向空中毫无色相；一口将先天祖气咀来嚼去，吞在肚里放出光明。（舒藻题昆明玉案山筇竹寺）
吉祥琼树是双林，此处有鱼跃鸢飞，恍忆宝池征悟境；璀灿莲台成九品，何时看水流花放，庄严净土证禅心。（李鸿祥题云南玉溪双林寺）
目道湖光千树雨；万山明月一声钟。（李成林题云南通海秀山涌金寺）
结大欢喜缘，只这笑呵呵，收拾囊中宝物；除真烦恼障，看他腹坦坦，鼓吹世上春风。（阚祯兆题云南通海秀山涌金寺）
退后一步想，能有几回来。（云南宾川鸡足山祝圣寺）
高阁高悬，低阁低悬，僧在画中看画；远峰远刊，近峰近刊，人来山上观山。（杨慎题云南巍山圆觉寺）
还有些佛塔的碑铭记，如苏轼《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书正信和尚塔铭后》、《广州东莞县资佛寺舍利塔铭》、《石塔戒衣铭》。
4、佛塔的美学内涵
佛塔在起源地印度是保存僧侣遗骸的墓塔，如阿育王时代的山奇大塔，以穹庐形的墓体为主体的建筑物，四面有门，塔外又有石栏围绕，上面雕刻着佛教的图案。此外，在印度佛教建筑中，主要的形态便是石窟寺。建造石窟，在古印度十分盛行。中印度的阿旃陀石窟是印度石窟寺的代表。这组石窟群是在峭壁上开凿出的近30个殿堂式的石窟，石窟中有雕刻和壁画。主要开凿于公元六七世纪印度佛教鼎盛时。阿旃陀石窟群的建筑形式分为支提窟和毗诃罗窟两类。支提窟中间雕造塔柱，(舍利塔)供佛教徒顶礼膜拜。可见支提窟相当于礼拜堂。毗诃罗窟相当于僧房，是僧徒居住、修道的地方。此类洞窟中间是广场，四周围以僧房，广场中间有列柱。在古印度佛教建筑中，舍利塔与石窟是主要形式；舍利塔更是中心的建筑形式，石窟中也以它为中心。
舍利塔在中国演变成与民居及园林建筑中的楼阁相结合的形态。除了贮藏高僧舍利外，更多的具有可供观赏乃至登临的性质，因而世俗化也审美化了。后来塔更成为寺庙园林环境的构成因素之一。它在我国寺庙中的位置也由中心逐渐后移，或另建塔院，其作用往往是标志宗教空间并兼供游人观赏。这与印度舍利塔作为中心崇拜的对象不同。由于功能的改变，中国古塔讲究装饰美。这种中国古典美的形成，既与其本身的结构形体、色调有关，又与周围环境中的空间、其他建筑群、自然景物等密不可分，由此形成或高华宏丽，或静穆深沉的意境，给人不同的审美享受。
在整体造型上，像北京房山万佛堂花塔、河北正定花塔、曲阳修德塔、井陉花塔、山西蒙山花塔无不玲珑别致，如簪花仕女亭亭玉立，长裙曳地。塔的上半部密布着佛龛、佛像、菩萨、动物等雕刻，似锦衣缀满玉石，月夜看去，扑朔迷离，蕴涵着一种细腻温馨的美。而敦煌千佛洞佛字湾的花塔上半部建成层出不穷的莲瓣式，如巨形花束盛开，又似冲天的灯烛燃烧。 古塔是构成环境美的一个重要部分，一座古塔，以其雄伟壮丽、精巧隽秀的身姿，屹立在山峰之上，点缀在山川之间，寺庙之内。使山川显得跌宕起伏，错落有致；极大地丰富了山川的空间层次。使寺庙显得气势、宏伟，富于变化。现在许多公园，如合肥的包河公园，芜湖的赭山公园，铜陵的天井湖公园，乃至新建的居民小区建筑群内，都有意设计一座玲珑小塔，以丰富空间层次，使公园和民居增添别样风韵。
从塔内部构造和装饰来看，不论木塔、砖塔，还是石塔、琉璃塔，其斗拱、藻井、塔基、塔身皆施以彩绘图案，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雕梁画栋的特有风貌。如苏州虎丘塔和杭州六和塔，借以其斗拱、藻井的彩绘著称；河北定县南门的料敌塔，则以塔内壁画的宗教故事闻名。塔身外部装饰上则更为绚丽灿烂，像万部华严经塔、赵城广胜寺飞虹塔、南京栖霞山舍利塔、辽阳白塔、辽宁北镇崇兴寺塔，都以精湛的高浮雕著称，使塔的形式美的表现力得到丰富和加强。另外，金刚宝座塔和花塔尤其富有装饰美的特色。金刚宝座塔源于印度的菩提伽耶塔，传入中国后大大改观，首先提高了塔的基座，使之成了塔身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受秦汉以来高台建筑影响的结果。塔基的发展，保证了建筑物的稳固，也使塔显得彪炳庄严。塔基上的小塔群犹如陈列于高台上的艺术品。塔座和塔身的装饰雕刻中，掺入了大量的喇嘛教题材和风格，结构严密和谐。全国各地以山西古塔最多，有580多座，占全国的近五分之一。其中如建于金代的浑源县圆觉寺塔平面呈等边八角形，密檐式，高30米，九层，全部砖砌，造型别致，轮廓秀美，是现存金代砖塔之杰出建构。该塔塔身装饰丰富而绚丽：
基座有五层砖雕图案，第一层：狮子、角花、兽面。这些图案粗犷、概括，有浓郁的北方少数民族艺术风格；第二层：立体仰莲花瓣四层，充分显示了佛塔不同于其他塔的特征；第三层：乐伎和舞伎人物数十个，以及转角处的几个作扛顶状力士。乐者手中拿着的主要是弹拨、吹奏和打击乐器，他们边奏边舞，喜乐欢快；舞者舞姿矫健、腰身柔软、脚步轻盈，随身起伏翻飞的飘带，使人物动感十足，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力士雕刻得虽然简约，但身姿、体态、动作、表情却刻画的十分准确。赤裸的略显肥胖的上身，说明他们力大无比；左手和肩、头顶着塔檐，右手撑着膝盖，紧锁双眉，嘴角下弯，表明他们非常吃力，也说明塔是很重的；第四层：仿木作斗拱，支撑着塔檐；第五层：仿木门、窗。塔的东南西北四向是门，南向为真门，可进入塔内。另三向是装饰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面是装饰窗。又一组斗拱支撑着又一层塔檐。紧接着是七层密檐直指塔顶。塔顶层墙体又转宽缓，使塔身疏密有致，缓急相宜，给塔作了一个完满的收顶。塔顶上是美丽而特殊的塔刹。刹顶全部由铜件构成。最下设束腰刹座，刹座铜柱由下而上依次是仰莲、相轮、宝盖、圆光、宝珠，最上是一只铜制的飞翔状凤凰，人称“风候鸟”，该鸟可随风向旋转，起风标作用。装饰绚丽的古塔昂然鹄立于朔漠的白云蓝天之上，重楼起雾，飞阁流丹，显得分外瑰丽。
古塔之美还在于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诗歌类型——咏塔诗。其中著名的诗篇，如杜甫的《与诸公登慈恩寺塔》、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王安石《登飞来峰》、苏轼《泗州僧伽塔》等在描绘佛塔的高峨壮美以及登临纵览所见的同时，都意在抒发某种情思，表达着某种人生哲理，如杜甫《与诸公登慈恩寺塔》：“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慈恩寺是唐高宗作太子时为他母亲而建，故称“慈恩”，建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塔是玄奘在永徽三年（652）建的，称大雁塔，共有六层。大足元年（701）改建，增高为七层，在今西安市东南。此诗是诗人同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几位好友同登长安慈恩寺塔所作。此诗作于天宝十一载（752）秋天，安史之乱三年之前。此时唐王朝表面上还是歌舞升平，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杜甫以他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和政治上特有的敏感，已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因此在诗中除了描绘佛塔的尊崇和登楼所见外，着重抒发面对烈风而生的百忧，公开抨击唐玄宗在骊山与杨贵妃日夕宴饮，荒于国事：“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最后两句“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更是对当时文恬武嬉，各为身谋，不恤国事的尖锐批判，从而成为千古名句。同行的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诸位诗人也皆有登塔诗，记叙描绘中亦间发感慨，如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抒发登览佛塔所产生的归隐之念：“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但与杜甫这首登塔诗相比，不如杜忧深虑远，杜甫此诗堪称压卷之作。不过岑参登塔时有所见所感产生的淡泊之念、澄清之四倒是佛塔登览常见之效果，如苏轼登《泗州僧伽塔》时的感慨：“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明人郑清之的《咏六和塔》：“经过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卧旧林邱。”文天祥被俘押送北上，过梅岭时描绘他听到晨钟暮鼓、佛林塔影时的感慨：“越王台下路，搔首叹萍踪。城古都招水，山高易得风。鼓声残雨后，塔影暮林中。一样连营火，山同河不同。”（《出广州第一宿》）黄昏，雨霁，寒林，塔影，暮鼓声声，一切都融为一体，构成一幅“山河破碎风飘絮”凄绝画面，衬托着孽子孤臣。暗淡灰凉心境。情景交融的角度来说，此诗绝不孙逊于《过零汀洋》。有的登塔诗还意在阐发某种人生哲理，千古以还，仍放出理性光辉，如王安石《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只有登高，才能望远，王之涣《登鹳雀楼》已经告诉了我们；但身在最高层，浮云就不能遮蔽，流言蜚语就无法伤害，则是王安石这首登塔诗诗所告诉我们的。据说梁启超在十一岁时曾登过新会当地熊子山凌云塔，写过一首《登塔诗》：“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表现了这位政治改革家从小就有种探求精神。
与咏塔诗相类的还有塔记和塔铭。除了上面曾提到的书法之美外，记载的内容也是当时社会文化等方面珍贵的历史资料，碑记、碑铭作者心路历程的再现。如《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简称《多宝塔碑》），由岑勋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题额。碑文记述多宝塔的建造始末：禅师楚金深夜持诵，身心俱静，恍然如见宝塔，中有释迦分身，因此发愿建塔。玄宗捐赠大量钱财，并颁赐塔额。此塔建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安史之乱三年之前，杜甫登慈恩寺塔同一年。记中提到玄宗捐赠大量钱财，并颁赐塔额，不仅使我们知道佛教在盛唐玄宗时代昌盛，也知道玄宗的荒政，也不仅是杜甫在《与诸公登慈恩寺塔》所批判终日在骊山作乐和文恬武嬉，也表现在佞佛上的大量耗费。由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的《玄秘塔碑》则记载了会昌元年(841)十二月前佛教受到唐代帝王尊崇的情形，为唐武宗“会昌灭佛”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唐德宗信佛：“德宗皇帝闻其名（指灵骨安放在玄秘塔的安国寺大法师端甫）徵之，一见大悦。常出入禁中与儒道议论。赐紫方袍。岁时锡施，异於他等。复诏侍皇太子於东朝”；其子唐顺宗也崇佛：“顺宗皇帝深仰其风。亲之若昆弟。相与卧起。恩礼特隆”；顺宗的长子宪宗也崇佛：“宪宗皇帝数幸其寺。待之若宾友。常承顾问”。这位高僧的弟子上千，而且处于高位：“注纳偏厚弟子。比丘比丘尼约千余辈，或讲论玄言，或纪纲大寺。修禅秉律，分作人师五十。其徒皆为达者”。
甘肃武威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简称西夏碑，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字数最多的西夏碑刻，为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夏天祐民安三年（1092）地震时，护国寺（原名大云寺，西夏时改名为护国寺）前该佛塔被震倾斜，古夏皇帝与皇太后下诏重修，天祐民安五年立此碑记事。元灭西夏后，“西夏碑”被当时的有识之士砌碑亭封闭，才得以保存。碑文记前凉张天锡始建护国寺塔数有灵验，至西夏天祐民安四年(1093)修复因地震而倾斜的塔身之功德。文末列修塔之功德人员姓名。尾题“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正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张政思书并篆额。该碑对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官制、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国名、帝后尊号、佛教盛况等均具极重要价值。
著名的碑记还有《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共二石：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褚遂良书；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撰文。十几年后由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文字内容用唐太宗撰写《圣教序》），刻制成碑文，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或《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又名《七佛圣教序》；杭州六和塔左侧有《敕赐开化之寺》石碑，是南宋碑文。塔后高台上，有清乾隆皇帝游塔时手书的六和塔塔碑。历代文人中则以苏轼所作的塔铭最多，有《石塔戒衣铭》、《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广州东莞县资福寺舍利塔铭》等。真实记录了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境遇下的心路历程。
5、寺庙园林的禅思
古寺名刹多建于名山秀水之间，佛教徒于幽静清寂的寺庙园林间修持，最利于清心虑，万法归一。老庄的避世、儒家的隐逸与大乘教的空观契合在一起。尤其是始于菩提达摩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五祖传至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也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它强调强调心性的运用，以明心见性为宗旨，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特点在于其高度的理性化，几乎完全没有神学气息。名山秀水的山光水色，寺庙园林的静谧幽邃，自然有利于禅和子的静修与明性，做到“定慧一体”，使 山水、园林的自然美境界与禅的精神理想契合。如在庐山创建中国第一个自然园林寺院东林寺的慧远，就是看中了山林美景对修持和静虑的巨大助力，这在前面引证的慧远《庐山略记》中已提及。慧远还有首《游石门诗》，谈到山林美景如何触发了他的禅思和顿悟：
超兴非有本，理感兴自生。忽闻石门游，奇唱发幽情。褰裳思云驾，望崖想层城。驰步乘长岩，不觉质有轻。矫首登灵阙，渺若凌太虚。端坐运虚论，转彼玄中经。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
这首《游石门诗》是东晋隆安四年仲春二月，居住东庐山的众僧同游石门时集体创作的。石门在其庐山精舍南十多里处，因双石高竦，其状若门，故得其名。正是在山水之间，慧远感受到了一切俱冥、宁静无求的虚空境界。正是在怡然恬淡的游赏间谈玄悟空的方式“端坐运虚论，转彼玄中经”，使他彻悟：“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诗前有序，具体记叙了这伙三十人的僧群集体游览山林之乐：“释法师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于是交徒同趣三十余人，咸拂衣晨征，怅然增兴。虽林壑幽深，而开涂竞进；虽乘危履石，并以所悦为安”。这种乐道于山水间，冲豫自得，品赏吟咏，畅神怡兴，显然已非印度佛学理趣和佛教徒生活的来面目，表现出的已是开始中国化的佛学理趣和中国式的佛教徒生活色彩。
寺院园林美与禅家精神的浑融为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禅师往往在山水、园林的自然美境界明心见性，与禅的精神理想契合感悟。自然山水、园林环境在禅者心目中，即是精神境界的同一物，它是世间的净土，是自在、自由的所在；组成这个环境的草木、山水，一切都自然而然，无不随其性而存在。山水自然昭示着那至深的存在之“道”，它无言而默化。禅师们是最深切地贴近自然、体会自然之道的人。《五灯会元》卷十中记载惟正禅师平日并不谈禅，只是在与大自然的契合中明心见性：
(师)夏秋好玩月，盘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达旦，率以为常。九峰韶禅师尝客于院，一夕将卧，师邀之曰：“月色如此，劳生扰扰，对之者能凡人?”……有问曰：“师以禅师名，乃不谈禅，何也?”师曰：“徒费言语。吾懒，宁假曲折?但日夜烦万象为敷演耳。言语有间，此法无尽，所谓造物无尽藏也。
惟正禅师随性而为，不理睬世人的眼光而“自若”，确实是体现了禅的不为物迁、不为世累、随缘放旷而保持心性宁静不移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与禅师对自然景象之赏爱一致。月色是如此美妙，自在而澄静，可体会到这种超越世俗事务纷扰的人，又有多少呢?而禅者的精神与溶溶月色是如此契合!因此，山水含着妙道，只有心中虚空宁静的人才深刻地体会到。而有限的言语，又怎能说明这微妙的体悟呢?禅师也就只好沉默，任自然万象去敷演其大道了。
太白山天童寺，为禅宗五山之一。天童寺三面环山，山峰耸翠，绵延不断。临济宗的创始人希运禅师所在的黄檗山寺，境界幽邃。明人吴钟峦《游黄檗山记》中描绘山寺周围的山林美景：“逾陵涉溪，境渐以深。可十余里，数折至山。……寺在翠微，松竹森蔚，望之已居然胜境矣。人寺群峰回合，梵宇庄严。”明代该寺主持隐元琦禅师有《小溪十咏》，其八云：“送客一溪流水，接人几片闲云。去住无拘无束，何妨分而不分。”《其二》中亦有“坐卧一溪环绕，不知几变沧桑”之句，表达出禅者的清幽平淡、恬静自在之精神与寺景气氛相交融，十分生动，也道出了禅心与山水的无间融洽。
山水自然、园林环境与禅师、禅境就是这样和谐地融成一体。由此，寺庙园林化的原因和过程也就可以得到深入理解了。我国现存历史遗留下来的园林，寺庙园林的数量比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加起来的总数还多。寺庙园林分布的范围又特别广阔，它们又各具特色，所以，中国寺庙园林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禅的思想对印度佛教理论的演变，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它将出世解脱转化为即世超然的态度。这样一来，佛教所谓“觉悟”，在中国禅师这里，更多地着上了精神自由的色彩——在不完全背逆人生世俗之常的情况下仍可以获得自由无碍的心性。原先印度佛教的离世苦修、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式在中国禅这里变成了“不即不离”、“即俗成真”了。关键在于心性无染。以无染之心而面对世间，就能自在而不失本性了。行动上的自由、随缘与心灵的清净、无尘，只有在自然环境中才能最充分地实现。山水园林环境的氛围是与禅的精神自由最为圆融一致的。
其二，禅和子在幽静的山林建筑寺院，决非只是为了求清静而已。对于“天下名山僧占多”这一独特现象，一般理解为：寺占山林主要为了求得清净无扰，保持佛门净地的修行环境不被尘俗纷扰。然而，从禅的精神实质来看，这样理解还不足以把握这一现象的深刻内涵。 禅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是大有深意的彻底中国化了的禅佛教，是融摄了庄、玄精神在内的，绝对排除分别取舍和人为造作，纯任本心本性的适意人生哲学。正如百丈怀海这样一位为禅宗订立清规的重要禅师所云：“放出沩山水牯牛，无人坚执鼻绳头，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自由。”又云：“幸为福田衣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以这样的根本精神而择自然山水间为居处，是很自然不过的。任他世态万变、人情沉浮，禅家只站定在“我”的清净本心之内，无执无挂，一如清风、白云、青山、绿水般本然圆满。禅与自然，是在生命的本真深处契合的。《五灯会元》卷五论船子德诚禅师的一段话，更能体悟纯任本心本性的适意人生的禅宗内涵：
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节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于药山，与道吾、云岩为同道交。洎离药山，乃谓二同志曰：“公等应各据一方，建立药山宗旨。予率性疏野，唯好山水，乐性自遣，无所能也。……”遂分携。至秀州华亭，泛一小舟，随缘度日，以接四方往来之者。时人莫知其高蹈，因号船子和尚。……师有偈曰：“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德诚禅师为了追求类似道家绝对自由的“逍遥之游”，不惜与同道好友道吾、云岩分手，让他们去开宗立派，自己则“泛一小舟，随缘度日”。他的佛偈“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可以说是对六祖慧能“菩提并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最好阐释。
山水景物本身无知无情，不能与人沟通，但人在悠游山水之间时，能够获得明澈虚静、悠闲自在的情怀，从而感悟人生的乐趣和永恒的道理。因此，山水似有情有趣，能给人以声色之外的玄妙理趣。由“无心合道”而“道遍无情”，是后来牛头禅的重要思想，所以有“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之说。禅的自然合道的精神，有很浓的庄玄色彩，它最容易在寺庙的园林环境中参禅悟道。以后有人献宅为寺，寺本来是居民的家园，当然会令崇拜者生出亲切的感受。中唐以后，到山林建寺风盛行，为禅开辟了广泛的生存空间，从景观方面说，增加了野气、逸气，自然之色成为重要成分，这符合禅要求信众发扬自性的要求。这样的变化，隐含了禅的发展轨迹，显示了新的禅意。《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和《高僧传》、《续高僧传》中记载了许多高僧在静寂优雅的寺院园林中参禅悟道的故事：
南岳衡山掷钵峰下有座磨镜台，这里古木参天，清幽秀丽。当年，怀让禅师就是在这里以磨砖为镜来启悟马祖道一的。《五灯会元》中记述了这一佳话：道一当时是在此苦修坐禅。怀让见他还算有悟性，但需要给他点启发，于是便拿块砖在他面前的石上磨。道一见了，就好奇地问他磨砖做什么，怀让回答：“磨砖为镜。”道一惊讶问道：“磨砖怎能成镜”?怀让随即回答：“坐禅岂能成佛?”道一闻言即悟。这段语录生动地体现着禅宗自然合道、见性成佛的宗旨，也是对印度佛教离世苦修、不食人间烟火原教旨的彻底背叛。
宋《高僧传》还记载了一个南台寺不语禅师的故事。南台寺在衡山祝融峰的不语岩，不语岩下边有一个宽两丈多的石洞。洞壁上刻着“不语挂锡”四字。《南岳志》说：过去南台寺有个和尚经常在这里打坐，终日不语，自号不语禅师。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灶里的火种熄灭了。于是他在晚上提着灯笼，踏着积雪到南岳上封寺去求火种。上封寺的僧人对他说：“大师灯内有火，何必相求?”不语禅师恍然大悟，作偈道：“早知灯有火，饭熟几多时。”这是对禅宗“顿悟”说的生动解说。
衡山南天门下有座丹霞寺，环境清幽。丹霞寺是丹霞天然禅师所建，故又名天然禅寺。据《五灯会元》、《指月录》记载。天然出家时先是投奔在石头门下，在石头那里剃度的。后来石头叫他去拜谒马祖。到了马祖处，未行礼，便径直人僧堂，骑坐在圣僧塑像的头颈上，寺内众僧哗然，惊动了马祖。马祖出来一看，原来是三年前曾来此要求落发的人，他大喝一声：“吾子天然!”从此，天然的法号就此定下。此后他云游四方，曾在洛阳)慧林寺驻锡。有次天寒，他就劈殿内木头佛像烧火取暖，并不以为忤。这真是体现了禅宗呵佛骂祖、自性是佛的精神。今丹霞寺正殿的门额上刻有“七一遗址”四字，也包含着禅的“顿悟”故事：唐贞元年间，襄阳有一个姓庞的居士(名蕴)，来南岳拜会天然和尚，两人默然相对。庞居士在地上用树枝画了个“七”字，天然和尚看了看他，只在“七”字下写了个“一”字作答。庞居士顿时省悟，领会到这是叫他“见一忘七”，也是“万法归一”之意。
润州(今镇江)的鹤林寺，是唐代玄素禅师住过的地方。旧名竹林。寺在黄鹤山下。唐开元、天宝间，得法于牛头山的玄素禅师，归主其地。僧徒日众，始改律院为禅寺。玄素禅师留下了不少佳话。一日，有屠夫礼谒，请玄素禅师去他的住所办供，玄素欣然答应。众人都十分惊讶。玄素却说，“佛性平等，贤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复何差别之有”?这真是体现了中国禅“佛法平等，见性成佛”的精髓。
普陀山的海天一色胜景更能促使禅宗教徒的体悟，明释道贞《礼普陀诗》云：“攒峰峭壁势排空，大海中间山最雄。……潮声夜落龙吟外，天籁时闻僧梵中。何必辛勤寻解脱，耳根触处即圆通”。在这样的天然胜境中，耳闻目睹，即是天机，只须直会其道就是了，何需着意苦求解脱呢？这大概也就是禅师们喜爱落脚于自然山水环境中的根由吧!
纵观寺庙园林环境与处身其中的禅者的精神体悟，我们可以发现：寺庙园林天然、清幽的风貌，与禅的精神境界有着紧密的关联；自然山水(包括园林化了的寺院环境)与禅者的心灵是十分融洽的。可以说，寺院的山水园林环境是禅的精神境界的对应(或者说外化)。寺庙园林着重强调“静”、“幽”、“隐”的艺术风格。通过竹林小景、松林山径、假山门框等分隔景色，以期逐步引人进入寺庙园林特有的清幽佳境。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禅者，既在一定程度上不背逆人生之常情，(山水逸乐)而又能超然于世俗人生的功利、欲念之视野外，保持宁静无求的心境，淡泊怡然的情怀。禅师在山水间怡神畅怀之时，亦即超尘而感悟本然清净的心性之时。乐山乐水与明心见性在禅者这里是一致的。
其三，寺院园林也是禅宗教徒与雅好山水、崇尚恬淡虚静的名士沟通交流之所，使禅学得以进一步深化和发扬。
六朝时代，名僧名士之间不仅思想相通，常在一起谈玄义、论佛理，而且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间所表现的风度上也十分接近。许多高僧也即是名士风范的楷模。如支遁就是这样一位集名僧名士于一身的人物。他与谢安、王羲之等玄学名流们一起交游于山林，“出则渔弋山水，人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真可谓风流洒脱。当时的名士呢，也乐于仿效僧人的超然世外的风度，在清谈玄理时喜观坐蒲团、持麈尾，显得与俗众不同，悠然世外。值得注意的是，像支遁这样的高僧，常与士大夫一起游于山川之间，这种生活方式定会对当时及后来的佛门弟子造成影响，竞相仿效。如此看来，比支遁稍后的慧远创庐山精舍，一住就是30余年，前面已谈到他的《庐山略记》的精神与风格和谢灵运的《山居赋》中的描绘十分接近。这就不是偶然的个人尚好了，乃是时风所致，有着深厚的精神土壤。寺庙与山水风景的融合，是符合玄风影响下的佛教徒们的精神需要的，是雅好山水、崇尚恬淡虚静的名士风流在僧人生活中的表现。
禅宗哲学从兴起到成熟的过程，与寺庙园林的兴盛与发展，是大致同步的。这点我们在唐宋乃至明清的寺庙园林状况中可以看出。不妨说，禅宗与寺庙园林同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禅宗是中国佛教的精神核心，寺庙园林则是禀承这种精神的中国僧众的理想天地。成熟了的中国禅彻底超越了语义的层次，“不立文字”而“直指本心”，达到了十分自如的境界。禅师与山水自然，就更融洽而浑然一体，寺庙园林也就达到了一个高峰。
姑苏城外寒山寺，是禅宗教徒与雅好山水、崇尚恬淡名士沟通交流的典型代表，寺院夜钟和周边的枫桥渔火，诗人的名诗名句所道出的感悟，皆使禅寺进一步扬名天下，皆使禅学得以进一步深化和发扬。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就是描绘该寺环境及秋夜氛围 枫桥渔火，禅寺夜钟，夜泊枫桥的人，闻禅院钟声，这一瞬间，虚空的禅境映衬着人世的奔波牵累，使人顿悟禅心。枫桥与夜钟，也就成了寒山寺境界的标志。其中枫桥周边的清幽美景能使人断绝尘俗之念，《吴郡志》云：“枫桥在阊门外九里，自古有名，南北客经由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宋代禅僧释英有诗云：“晚泊枫桥市，冥搜忆旧游。月明天不夜，江冷水先秋。岸曲依渔艇，林低出戍楼。堪嗟名与利，白了凡人头”。唐韦应物《游寒山寺》曰：“心绝去来缘，迹在人间世。独灵秋草径，夜宿寒山寺。今日郡斋闲，思问楞严字”。僧人对名与利的嗟叹和摒弃，诗人亦因泯绝尘俗之念而对寒山寺情有独钟，僧人和诗人的禅思因寒山寺、枫桥而沟通和交融。禅寺夜钟，是与枫桥夜泊相配合而成就寒山寺园林环境气氛的又一因素，同时也是引人悟人禅境的因素。《吴郡志》说：“今吴中僧寺实夜半鸣钟，或谓之定夜钟。”寺外枫桥既为南北旅人往来必由之地，夜半钟声在游人听来就别有滋味。明代唐寅《姑苏寒山寺化钟疏》中有偈云：“姑苏城外古禅房，拟铸铜钟告四方。试看脱胎成器后，一声敲下满天霜。”好一个“一声敲下满天霜”!大有迥然尘外之气氛。据寺志，王士稹曾舟泊枫桥，路过寒山寺，夜已曛黑，风雨杂还，摄衣着屐，列炬登岸，径上寺门，题诗二绝而去，时以为狂。王士禛诗中有“独听寒山夜半钟”之句。夜半钟声，能使人猛然间斩断杂念而恍然悟到另一番境界。禅师与钟声的轶事也不少。如《五灯会元》卷十三记曹山本寂的一则禅话：“师闻钟声。乃曰：‘阿耶阿耶!’僧问；‘和尚作甚么?’师曰，‘打著我心。’僧无对。”《传灯录》卷廿三，双泉道虚：“僧问：‘洪钟未扣时如何?’师曰：‘绝音响。’曰：‘扣后如何?’师曰：‘绝音响。”’一声洪钟，超绝声闻色相之外，能使人心神澄静，舍妄归真，皆是由钟声而生禅意。
金山寺也有禅宗教徒与名士沟通交流的这类佳话。金山寺是江南又一名寺，在今镇江金山西麓。宋真宗时赐号“龙游禅寺”。其佛印了元禅师为南岳下第十一世传人。他是苏轼的好友。有一次，苏轼将到这里，致书信于他说：“不必出山，当学赵州上等接人。”禅师得书迳来迎，苏轼笑问，师以偈答曰：“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山门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干都是一禅床。”苏轼抵掌称善，使苏轼这样的雅士称赏的，正是禅家的那种洒脱自如，超越名相的境界。文士与禅师之间的这类雅事，无疑充满了神思妙趣。而周围的山水环境，更为这类雅事赋予一层尘外之韵。正是山青水碧、满目空旷、清幽的自然环境，涤除了世俗的纷扰和心中的杂念，赋予了禅师们如风云般行止自由的生活与无牵无挂的情怀。境“清”心亦“清”，浑然忘世，空灵无缚。禅僧还常表现出文人雅兴，乐于与文人们一道，或品茗问答，或漫步闲吟，趣味悠然。宋代诗人黄庭坚有《登金山》诗，就是描叙他在寺内和僧人一起品茗弹禅的情形：“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人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 燕寝清香与世隔，画图绝妙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房牖，处处煮茶藤一枝”。
润州(今镇江)的鹤林寺，有古竹园，乃苏轼曾经种竹于此而得名，又称苏公竹院。有天玉宝华堂，是米芾听聪禅师讲禅的地方。相传米芾居京口时，时过鹤林寺，听法于聪禅师，大为倾心，又爱鹤林寺松石沉秀，于是对禅师说：“我与鹤林有缘，后当为护法。”米芾宅在鹤林寺养老堂后，曾手书“城市山林”四字匾额(后为人取走)。以“城市山林”来概括鹤林寺的环境，足见其闹中取静之神邃。寺西有万杉冈，杉为寺僧手植。水景则以莲池为胜，有爱莲池、白莲池等。寺内爱莲池则是周敦颐读书于此寺时凿池栽莲的地方。周敦颐那篇《爱莲说》与鹤林寺的爱莲池分不开。松竹之幽，荷池之雅，是构成此寺园林环境的主要因素。明人刘汝弼《鹤林寺访履中上人》有句云：“菡萏红御雨，松篁翠攫云。嗒然机已息，相伴鹤成群”。幽清寂远，物我两忘。 附录：
一、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名单（142座）
北京
广济寺，相传创建于金代。现为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
法源寺，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修建。北京市内现存最古名刹。现为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地。
佛牙舍利塔，原名“招仙塔”。辽咸雍七年（1071）丞相耶律仁先之母郑氏为安置佛牙舍利建造。1900年被八国联军炮火所毁。后塔基中发现佛牙，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于旧塔基西北重建新塔供奉，为中外佛教徒朝礼及宗教活动胜地。
广化寺，建于元代。为北京名刹。现为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通教寺，北京市著名尼寺。解放后一直为北京市尼众学修及宗教活动场所。
雍和宫，创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雍正三年改成今名。乾隆九年（1744）改建为喇嘛寺院。建筑壮丽宏伟，宫内万福阁有著名的檀香木雕大佛立像，为有中外影响的蒙族喇嘛庙。
西黄寺，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与东黄寺并峙，当时为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修造。内有班禅额尔德尼六世坟塔──“清静化域之塔”。“文革”前为班禅驻京办事处管理，接待西藏来京喇嘛。
天津
大悲院，清康熙年间（1662─1772）建造。为天津市佛教协会所在地，佛教徒主要宗教活动场所。
河北
正定县临济塔院，建于北朝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540）。唐大中八年（854），我国佛教临济宗开宗祖师义玄驻锡此寺，逝世后建塔。为我国及日本佛教临济宗重要祖庭。
承德市普宁寺，清乾隆二十年（1755）为蒙族四卫拉特部创建。仿西藏三摩耶庙制。为与蒙族佛教徒有关的重要喇嘛寺院。
山西
太原市崇善寺，唐代创建。太原市著名古刹。山西省佛教协会所在地。
大同市上华严寺，上华严寺建于辽清宁八年（1062）。为山西省著名寺庙。
交城县玄中寺，建于北魏延兴二年（472）。为净土宗的发源地。日本佛教净土宗及其系统各宗派均奉为祖庭。国内外影响甚大。
五台山：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殊像寺，罗 寺，金阁寺，广宗寺，碧山寺（广济茅蓬），十方堂，黛螺顶，观音洞。五台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传教传为文殊菩萨道场。是汉、蒙、藏族佛教徒共同朝礼的圣地。以上各寺，均为五台山寺庙古建筑群中著名的有影响的重要寺院。
辽宁
沈阳市般若寺，清初高僧古林智禅师创建。沈阳市著名寺院。辽宁省佛教协会所在地。
沈阳市慈恩寺，清天聪二年（1628）创建。为东北著名寺庙。
吉林
长春市般若寺，建于1922年。长春市主要佛教寺庙。
长春市地藏寺，1926年尼僧祖圆建造。长春市主要尼众寺院。
吉林市观音古刹，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建。为吉林市佛教徒宗教活动中心。在东北及香港等地佛教界中，有一定影响。
黑龙江
哈尔滨市极乐寺，1923年创建。为哈尔滨市著名佛教寺院。
上海
玉佛寺，创建于清光堵八年（1882）。寺内供缅甸玉雕释迦牟尼说法像和涅盘像。上海市著名佛寺。现为上海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静安寺，建于三国时吴赤乌年间（238─251）。为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古刹。
龙华寺，始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247）。寺前有古龙华塔。为我国著名历史古刹。
沉香阁，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建。为上海市著名佛寺。已故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应慈法师道场，对国内外有影响。
圆明讲堂，已故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法师1934年创建。在东南亚侨胞及港澳同胞佛教信众中有一定影响，是上海佛教重要寺庙。
江苏
南京市灵谷寺，建于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为有中外影响的名刹。
南京市栖霞寺，南齐永明七年（489）创建。隋吉藏在此创立我国佛教三论宗。为国内佛教四大丛林之一。
苏州市西园戒幢寺，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为江南名刹。
苏州市寒山寺，创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传唐高僧寒山、拾得曾到此寺。唐人张继《枫桥夜泊》咏此寺诗，脍炙人口。为著名六朝古刹。
苏州市灵岩山寺，东晋末年（五世纪中叶），太尉陆沅舍宅为寺。为近代我国有中外影响的净土宗道场。
镇江市金山江天寺，东晋时建。为近代国内四大禅林之一。
镇江市焦山定慧寺，建于东汉兴平年间（194─195）。为我国佛教江南名刹。
常州市天宁寺，唐初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建造。为江南有名大丛林。
常熟县虞山兴福寺，建于南齐延兴至中兴年间（494─502）为江南著名寺院。
南通市广教寺（大圣寺），建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位于狼山。为长江下游名山古刹。
扬州市大明寺，建于南朝刘宋大明年间（457─464）唐开元年间律宗著名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前，住持此寺。为中日佛教文化关系史上著名古刹。具有国内外深广影响。
邗江县高明寺，隋代创建，清康熙三十八年重建，赐额“高明寺”。该寺为我国禅宗道场，与镇江金山寺、成都文殊院、新都宝光寺并称禅宗四大丛林。
句容县隆昌寺，又名慧居律寺，位处宝华山。相传开创于南朝梁代（502─557）。明神宗赐额“护国圣化隆昌寺”。数百年来是禅宗首刹。近代影响最大的传戒道场。
浙江
杭州市灵隐寺，相传为东晋咸和三年（328）印度高僧慧理创建。为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禅宗从林。在宋代列为禅宗五山之一。日本古代高僧觉阿上人等先后曾在本寺参学，与日本佛教有很大关系。
杭州市净慈寺，周显德元年（954）吴越王钱缪建。为禅宗五山之一。与日本佛教临济、曹洞宗有很深历史渊源。寺后有宋高僧如净禅师坟塔，日本佛教曹洞开宗祖师道元即受学如净。为日本临济、曹洞宗广大信徒向往朝礼之地。
宁波市七塔寺，唐大中十二年（858）建。为浙东历史悠久的佛教名刹。现为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鄞县天童寺，晋永康元年（300）始建。宋代以后，我国禅宗著名高僧长翁如净等人相继住持此寺，为禅宗丛林的重心。日本佛教临济宗及曹洞宗均以天童为祖庭。
鄞县阿育王寺，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始建。日本古代来我国求法高僧多数曾住此寺。称为我国佛教禅宗五山之一。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
新昌县大佛寺，建于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寺内有“三生石佛”。为国内外佛教徒瞻礼胜地。
普陀山：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普陀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传为观音菩萨道场。普济、法雨、慧济，世称普陀山三大寺。与日本佛教曹洞宗、临济宗有历史渊源。
天台县国清寺（包括智者塔院），隋开皇十八年（598）创建。智 于天台山开创我国佛教天台宗，此寺为我国天台宗根本道场。日本佛教天台宗及日莲宗均以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还有很多佛教宗派均与我国天台宗有直接或间接的渊源。
天台县高明寺，始建于唐天祜七年（910）。明代天台宗著名的传灯大师复兴天台宗，于此新建天台祖庭。
天台县方广寺，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建，绍兴四年重建。原有上方广，中方广、下方广三寺，现上方广已废。为天台宗著名寺院。
温州市江心寺，唐咸通（860─873）时建。为浙东著名古刹。
安徽
合肥市明教寺，建于唐代宗大历（766─779）年间为合肥市有影响、规模宏大的古刹。
安庆市迎江寺，建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寺内有著名的振风塔，为长江中下游重要古刹。
潜山县乾元禅寺，系南朝梁武帝（503─547）时高僧宝志禅师所建。为禅宗著名古刹。
滁县琅琊寺，唐大历（766─779）年中建造。是安徽省著名古刹。
芜湖市广济寺，建于唐乾宁（894─897）年间。世称“小九华”，国内外来朝九华山的一般必在此烧香设供，有较大影响。
九华山：化城寺，肉身殿，百岁宫，甘露寺，祗园寺，天台寺，旃檀林，慧居寺，上禅堂。九华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传为地藏菩萨道场。以上各寺均为九华山名刹。
福建
福州市涌泉寺，创建于唐建中时（780─783）。为福州著名五大禅寺之一。
福州市西禅寺，唐咸通八年（867）兴建。为福州著名五大禅寺之一。
福州市林阳寺，创建于五代后唐长兴二年（931）至后晋（936）间。为著名福州五大禅寺之一。
地藏寺，创建于南朝梁武帝大通元年（527）。为福建著名古寺。
闽侯县雪峰崇圣寺，唐咸通十一年（870）建。为福州著名五大禅寺之一。
厦门市南普陀寺，始建于唐代。为闽南著名佛教胜地。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
莆田市广化寺，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历史悠久。国内外有影响。
莆田市囊山慈寿寺，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建。为福建省著名古刹，在海外佛教徒中有一定影响。
莆田市光孝寺，始建于宋元丰八年（1085）。为闽南规模宏大著名古寺。
福清市万福寺，唐贞元五年（789）建。为日本佛教黄檗宗信众向慕朝礼的祖庭。
泉州市开元寺，创建于唐垂拱元年（685）。是闽南佛教著名大寺。建筑宏伟，规模为国内禅林所罕见。中外知名，对台湾及海外侨胞佛教徒有较大影响。
晋江县龙山寺，建于隋大业十四年（618）。闽南名刹，内供奉有巨大木雕千手、千眼观音立像一尊。为闽南及台湾信教群众所尊奉。自明代寺僧肇善至台湾鹿港修建鹿港龙山寺后，在台湾各地相继建有大量龙山寺，与晋江龙山寺有密切关系。
漳州市南山寺，建于唐开元年间（714─741）。闽南著名古寺。
宁德县支提华严寺，宋开宝四年（971）建。由于佛教华严经中有“不到支提不为僧”之说，历代僧侣云游多至此寺。为福建历史名刹。
江西
九江市能仁寺，创建于南朝梁武帝时（502─547）。为江西名刹，九江三大丛林之一。
九江市东林寺，东晋太元九年（384）慧远创建的道场。后世尊慧远为佛教净土宗初祖。为净土宗重要祖庭。
永修县真如寺，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为云居山历史悠久名刹。
吉安市青原山净居寺，始建于唐景龙三年（709）。唐代高僧禅宗七祖青原行思禅师道场。
山东
济南市千佛山兴国禅寺，为以北魏、隋代石刻佛像所在地、著名的千佛山首刹。
青岛市湛山寺，1932─1935年建。原办有湛山佛学院，培养僧才甚众。因此，国外沿用湛山寺之名修建的寺庙甚多，影响较广。
河南
洛阳市白马寺，东汉永平十一年（68）创建，为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座寺庙。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在此译出我国第一部汉文佛典《四十二章经》。今尚存有摄摩腾、竺法兰墓。为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寺庙。
登封县少林寺，建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我国佛教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此创立禅宗，为我国禅宗各派的共同祖庭。在国内外有深远影响。
湖北
武汉市归元寺，清顺治十五年（1658），佛教禅宗、曹洞宗祖师白光创立。为长江中游名刹之一。
武汉市宝通寺，兴建于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是武汉市四大丛林之一。
黄梅县五祖寺，唐咸享年间（670─673）佛教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兴建，是有中外影响的禅宗重要祖庭之一。
当阳县玉泉寺，隋开皇年间（581─600）隋文帝为佛教天台宗祖师智 修建。与灵岩、栖霞、国清并称为天下丛林四绝。
湖南
长沙市岳麓山寺，建于西晋泰始四年（268），是历史悠久的著名佛寺，被称为“湖湘第一道场”。
长沙市开福寺，五代楚王马殷（907）建。殿宇宏伟，为著名佛教古刹。
南岳祝圣寺，唐肃宗时（756─761）建。当时高僧承远于此宏扬佛法，为南岳著名古寺，信徒朝礼之地。南岳佛教协会所在地。
南岳福严寺，南朝陈光大元年（567）高僧慧思所建。慧思又称南岳大师，是天台宗智 的师傅。寺旁磨镜台，是六祖慧能弟子怀让传法于马祖道一的著名遗址。
南岳南台寺，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503─519）。陈高僧海印、唐无际大师希迁道场。日本曹洞宗尊为祖庭。
南岳上封寺，原为道观，隋大业年间（605—618）易观为寺。在祝融峰顶，为南岳名刹。
广东
广州市六榕寺，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大同三年（５３７）。为佛教禅宗六祖唐代高僧慧能道场，广州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曲江县南华寺，建于南朝梁武帝天监三年（504）。是唐代高僧佛教禅宗祖师慧能道场。现寺内尚保存有慧能肉身像和宋雕五百罗汉像，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
乳源县云门寺，五代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佛教禅宗文偃禅师创建。并在此开创云门宗，为著名云门宗祖庭。
肇庆市庆云寺，唐代高僧智常禅师创建。唐鉴真东渡日本曾经此地，弟子日僧荣睿即在此去世。1963年中国佛教协会为纪念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及两国佛教徒历史友谊，立有荣睿纪念碑。
潮阳县灵山寺，唐贞元七年（791）著名高僧大颠创建。在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中有较深影响。
潮州开元寺，建于唐开元（713━741）年间。在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中有较大影响。
广西
桂平县洗石庵，广西区著名古刹。
四川
成都市昭觉寺，建于唐贞观（627━649）年间。号称四川第一丛林。为著名唐、宋高僧临济宗祖师休梦及克勤先后驻锡之所。寺内现有克勤禅师坟。日本佛教临济宗传自我国，与昭觉寺有较深关系，视此寺为其祖庭之一。
成都市文殊院，始建于唐中和四年（884）。为四川名刹。我国佛教禅宗著名的四大修持场所之一。省佛协所在地。
新都县宝光寺，始建于东汉，唐僖宗（874━888）时重修并建塔。清代以来，成为四川著名禅寺。
乐山县乌尤寺，创建于唐，为著名的佛教寺庙。
峨眉山：报国寺，万年寺，洪椿坪，洗象池，金顶。峨眉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称为普贤菩萨道场，晋时佛教即已盛行于该山。以上各寺为峨眉山有影响的重要寺院。
重庆
重庆市罗汉寺，宋治平（1064━1066)年间建。重庆市著名禅宗丛林。重庆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重庆市慈云寺，唐代建。重庆南岸著名寺庙。
梁平县双桂堂，清顺治十八年（1661）著名高僧破山明禅师创建。为川黔一带著名丛林。
贵州
贵阳市宏福寺，建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高僧赤松住此。黔灵山为西南佛教名山，与南京栖霞山并称。该寺为黔灵山名寺。
贵阳市黔明寺，建于明末崇祯年间。贵州著名佛教丛林。贵阳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云南
昆明市圆通寺，建于唐代蒙氏。云南名刹。云南省佛教协会所在地。
昆明市筇竹寺，建于唐贞观初（627━）。云南古刹。寺内有著名五百罗汉塑像。
昆明市华亭寺，元代延 年间（1314━1320）建。云南著名佛寺。
宾川县鸡足山：祝圣寺，铜瓦殿，鸡足山为云南佛教名山。过去号称有七十二寺。祝圣寺，明嘉靖中（1522━1533）建。铜瓦殿，明正统间（1436━1449）建，铸铜为殿。均为鸡足山名刹。
陕西
西安市大慈恩寺，创建于隋开皇九年（589）。为唐玄奘三藏法师翻译佛经的译场。玄奘创立我国佛教法相宗，此寺为法相宗祖庭。日本佛教法相宗亦以此寺为祖庭。
西安市大兴善寺，创建于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隋唐盛时为翻译佛经的国立译场。其中，以唐开元年间来华的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了大量佛教密典，贡献最大，称开元三大士，盛宏密教。日本高僧弘法大师空海师事不空弟子惠果，回国后建立真言宗。该寺是有中外影响的重要古刹。西安佛教协会所在地。
西安市卧龙寺，创建于汉灵帝时（168━189）。为著名各宗并宏的道场，是西安历史悠久的古刹。
西安市广仁寺，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是西安著名的唯一的藏密黄教佛寺。为清代蒙、藏族喇嘛、活佛往来内地，经由西安驻锡的重要场所。
长安县兴教寺，创建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为玄奘三藏法师塔院，玄奘弟子窥基、圆测塔并列左右，称慈恩三塔。是国内外佛教徒瞻仰朝礼有重大影响的古刹。
长安县香积寺，建于唐神龙二年（706）。为唐代高僧我国佛教净土宗祖师善导大师塔院，净土宗祖庭。日本佛教净土宗亦奉为祖庭。
长安县净业寺，建于隋代（581━618）。为创立我国佛教律宗（南山律）的唐代著名高僧道宣律师的道场。历代尊道宣为律宗开祖。净业寺为律宗祖庭。
户县草堂寺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始建。是我国佛教史上在翻译佛经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鸠摩罗什大师译场。三论宗奉罗什大师为开祖，草堂寺为祖庭。日本佛教三论宗以此寺为朝礼圣地。
宁夏
银川市海宝塔寺，东晋时，夏主赫连勃勃（406━419）建。宁夏著名寺庙 二、全国某项名列第一的佛寺
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庙——洛阳白马寺
中国第一位佛教信徒刘英建造的佛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王殿，
中国第一位比丘尼净俭建造第一比丘尼寺——烟台竹林寺
禅宗始祖达摩面壁的河南登封少林寺
现存唯一的中国佛教禅宗之源——广州华林寺
藏传佛教最大的寺庙——拉萨哲蚌寺
政教合一的藏式寺庙：拉萨布达拉宫
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诞生地：青海湟中县塔尔寺
华严宗祖庭之一：户县草堂寺
华严宗祖庭之二：长安华严寺(已颓圮)
净土宗祖庭：西安香积寺
曹洞宗祖庭：宁波天童寺
黄檗宗祖庭：福清万福寺
临济宗祖庭：河北正定临济寺
南山律宗宗祖庭：西安西明寺
密宗祖庭：西安青龙寺
法相宗祖庭：西安慈恩寺
杨歧宗祖庭：湖南萍乡普通寺
三论宗祖庭：南京栖霞寺
净土宗祖庭：山西应县净土寺
日本净土宗祖庭：山西交城玄中寺
天台宗祖庭：浙江天台山国清寺 三、各具特色的寺院
山顶寺院：九华山山顶天台寺
山腰寺院：恒山翠屏峰半崖峭壁上悬空寺
峡谷寺院 ：井陉县苍岩山福庆寺
洞中寺院：北京梅花山下的天泉寺
河上寺院：河南嵩山龙泉寺，原建在河上的大雄宝殿就建在河上
孤岛寺院：镇江焦山定慧寺
瀑布寺院：河南修武县百家岩寺前塔
高台寺院：朔州崇福寺
江边寺院：安庆迎江寺 四、佛教四大名山
四川峨眉山金顶
山西五台山中台
安徽九华山天台正顶
浙江普陀山
参考资料：杜继文《佛教史》、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薛林平《中国佛教建筑》、张驭寰《中国佛教寺院建筑讲座》、曹昌治、罗哲文《中国古代建筑：佛教》、周维权《中国园林史》、陈友冰《《应用美学》、《文化专题电视系列片：中国寺庙》、互联网。
陈友冰编写 天下名刹数少林，因为方丈释永信把它变成一个准备上市的公司。少林寺的基本面最好，业务收入、利润、资产负债率、宰客蒙骗率、门票暴涨率、算命收费率、上香功德费收入。。。。都在全国数第一，股票看涨，逢低可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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