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超越《竹书纪年》
2008年10月14日，刚刚结束了国庆长假的清华园显得有些安静，然而在历史系的办公室里却是人来熙往，11位国内文字、考古、历史学等方面的顶级专家学者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到了清华大学，他们中有著名的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和古文字学泰斗、复旦大学的裘锡圭教授。那么，他们今天是为何而来呢？在清华大学临时安排的一间实验室里，桌子上摆满了一盘盘浸泡在水中的竹片，上面书写着一行行古文字。专家们有的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有的聚在一起争论不休。他们都显得很兴奋。
细致谨慎地观摩结束后，专家们写下了这样的结论：“这批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开宣布，2100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竹简是目前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按照考古界惯例，人们把这批竹简称为“清华简”。
消息很快引起国内外文史学界的轰动和关注。那么，这批竹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上面究竟记载了什么样的内容？专家们为何做出这样震撼性的鉴定结论？它又会对众多文史学科产生什么样的巨大影响呢？
事情还要追溯到消息发布的三个月前。
2008年7月盛夏，清华大学已经开始放暑假，平常热闹的校园变得寂静起来。7月15日，历史系的老师们聚在办公室里，个个难掩兴奋之色。早在几个月前，一名清华校友从海外抢救回来一批竹简，今天就是竹简到达清华的日子。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为研究先秦历史倾注了毕生精力，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方面具有卓越贡献。
从海外运到清华大学的这批竹简，吸引了李学勤和所有老师的目光。竹简是用一些塑料布包起来的，共有七包，里面湿漉漉的，还有一部分零散的竹简装在带水的盒子里。
所谓竹简，就是我国古代造纸术发明和纸的普及使用之前的一种重要书写工具。我国的文明史有五千年的时光，可用纸笔书写文字才不到两千年的时间，有五分之三的时间是用石头、甲骨、丝帛和简牍来作为书写工具，而简牍又是这些工具中最为简便的一种。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主要流行于战国至魏晋时期。
此时，暑假已经开始,老师们原本打算对竹简加以基本维护,等秋季开学再展开研究工作。可由于这批竹简经历了较长时间流散,随时都有菌害霉变的危险,于是,清华大学迅速建立了专门的工作室,逐支清洗保护。
如今存世的竹简大多从地下水中被挖掘出土，以湖南、湖北出土的为多，中原地区较少。因为，湖南湖北地区的地下水位较高，水能隔绝空气，不易腐蚀竹简。
被挖掘出的竹简一般会保存在水中，浸泡清华简的液体为蒸馏水。每天，研究者们都会观察水中的竹简是否有霉变。
竹简安放好后，清华大学迅速组织专家展开工作。根据清理中的统计，清华简的数量，连同少数残断的在内，共有2388枚，其中整简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达到46厘米，这个长度相当于战国时代的二尺，专业术语叫做二尺简，最短的仅有10厘米左右，相当于今天人们用的口袋书。简上面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结体精整，看上去仍很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与这批竹简一起到达清华大学的，还有一件漆木容器的残块，上面刻有美观复杂的彩绘图案。老师们经过拼合，显示可能是原来贮放竹简的书笥。在一块残部的侧面，还粘贴着一小段竹简，简上有字可以辨识，加强了容器与简相关的可能性。
由于漆绘木笥残部上有楚国艺术风格的纹饰，李学勤初步判定这批竹简可能出土于战国时期楚国境内。但这仅仅只是一个根据，还需要从文字学的角度进一步加以判断。
文字的演变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过程。西周晚期的籀文，笔画繁琐，书写很不方便。秦统一前的文字，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函谷关以西的秦系文字，即篆书；一是关东六国的文字，汉代开始被叫做古文。
战国中期以后的六国文字，变化很多，往往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诸侯国各有自己的写法。古人趋向减省，创造了许多新的简化字和同音假借的文字。而在秦国，流行着一种笔画更为简洁的俗体字——隶书，与笔画圆转繁复的篆书相比，这样的书写更为方便。在朝着简化、便捷的大趋势下，战国时期的文字书写呈现出自由驰骋、百花竞放的局面。
那么，清华简上的文字究竟是不是战国古文字呢？
经过初步观察和多年考古研究的经验，李学勤基本肯定这是一批战国简。这个结论让李学勤兴奋不已，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震惊。
李学勤先生致力于古文字、先秦史研究已五十余年，参加与主持了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重要简帛的整理工作，这批竹简的出现为什么会让他如此激动甚至震惊呢？
两千年前，战火连绵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王朝——秦朝建立。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秦始皇意识到，他面临的不仅是一个泱泱大国的统治问题，更重要的是民众思想的统一。
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进言，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以法令为教，以官吏为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
历经秦王朝焚书一劫，许多著作被焚毁不传，虽然有一部分通过各种途径保存至今，如《今文尚书》、《诗经》、《左传》、《周礼》等等，但这些作品有的存在着年代混乱、文字错讹的问题，有的被后人添加变成伪作，只能用作研究战国的基本史料，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只能依靠仅有的文字记载推测年代事件。
如果这批清华简被证明是战国竹简，那么它上面记载的文字就显得极其珍贵，通过对它的解读，很可能会帮助今人重新发现历史。一扇通往两千年前社会生活的大门似乎正在向我们缓缓打开。
为了进一步求证李学勤的判断，清华大学于2008年10月邀请来自国家文物局、上海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荆州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11位专家，对“清华简”进行了观察鉴定。
专家们认为，这批竹简“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从文字上进行初步认定后，接下来要用科技的手段检测证明。2008年12月，受清华大学的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过数轮校正，得出了这样的数据：公元前305±30年，也就是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多片竹简样本进行检测，竹简绝对含水率约为400%。受清华大学的委托，中国林业科学院也对清华简无字残片和漆绘木笥做了树种鉴定，竹简残片鉴定结果为“刚竹”，木笥残部鉴定结果为“枫杨”。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结果。清华简被鉴定为战国中晚期竹简，它的考古价值和学术价值将不可估量。
然而清华大学的老师们还顾不上兴奋，他们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何保护这批文物？竹简上的菌害霉变怎样才能清除？时值盛夏，竹简每天处在炎热的空气中，霉菌的污染也会越来越严重。时间刻不容缓，接下来的清理保护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研究人员首先对霉变组织进行采样、化验和分析，明确霉菌的性质和种类，制定积极而又稳妥的保护办法，然后进行脱色、拍照等一系列的工作流程。经过三个月的辛苦工作，清华简终于还原了本来面目。经过协商之后，清华大学校方允许我们进入实验室进行拍摄。
竹简盛放在不锈钢盘子里，用特制的玻璃条加以固定，因为竹简本身很脆弱，不能弯曲，更不能折断。每个盘子中都装有蒸馏水，水位高于竹简，这样做是为了对竹简进行饱水，对于木头或竹质的材料来说，没有水分的保护就会严重腐烂，考古界流传着一句俗语来形容：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
为了更好地保存清华简，2008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邀请全国各地竹简保护方面的专家前来座谈，共同商讨保护方案。
经过紧张的保护工作之后，2009年3月，李学勤等专家开始对“清华简”进行第一次最全面、系统的审读。历经三个月左右的初步释读工作，为研究人员今后缀合、编排和释读清华简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是一项艰难的工程，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和挑战，而每次解读出竹简上的一些文字，都让李学勤感到欣喜和震惊。
战国时期的竹简，从形制上可以分成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还有多见的遣策，即随葬物品的清单，也可附于文书类中。书籍是指真正的书，当时是作为阅读，作为一种文化信息的传递，文书相当于今天的档案，由官方或私人记载。
在我国的考古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随葬的书籍或文书，总是和墓主人的身份与爱好有一定关系。随葬品会根据当时墓葬的礼仪制度、宗教性质来决定，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人显然是位军人。而作为随葬品的清华简，它的墓主人又是什么身份呢？
通过初步解读，专家发现，清华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这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内容完全不同。
在我国考古史上，目前存世的战国书籍类竹简主要有三批，1993年在郭店楚墓出土的“郭店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抢救回归的竹书“上博简”，第三批就是这次清华大学收藏的“清华简”。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了804片战国时期的竹简，其中包括16部儒家和道家的篇目，而这16部文献中有13部已经遗失了2300年。这是郭店楚墓中两片记载《老子》文章的竹简，共有两千多字，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老子》文章早两百多年。
一年之后，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归一批竹书，共1200多枚，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诸多方面内容，其中发现一部战国佚书《孔子诗论》，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它的再现为人们认识《诗》的编次、诗的本义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
如今，清华简的出现比郭店简和上博简的意义更为重大，不仅数量最多，在内容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郭店简和上博简以儒、道著作占多数，清华简则出现了大量的书籍，最重要的是竹简中竟然发现了《尚书》的篇章。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谟”、“训”、“诰”、“誓”、“命”六体，所记内容上起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尚书》的内容多是关于上古史的国家政治大事。比如《盘庚》讲述了殷商盘庚迁都；《牧誓》是周武王伐纣前的誓词；《大诰》讲到了周成王即位之初，三监叛乱，周公下决心引兵东征的故事；《召诰》、《洛诰》则讲了周成王营建东都洛邑的事。
《尚书》的真伪和聚散，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汉人传说先秦时《尚书》共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传说是孔子所编，作为教学的篇目。《史记·孔子世家》也记有“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认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可能出于战国儒生之手。
两千年来，学者们一直在为《尚书》的真伪争论不休。
经过秦朝焚书，五经之一的《尚书》佚散。汉朝初年，一位做过博士的耄耋儒生伏生，凭借记忆默写出29篇《尚书》，用汉时隶书抄写，得以传世，被称为《今文尚书》。此后，汉武帝末年，鲁地的封王鲁恭王扩建宫室，拆除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在里面发现了焚书时隐藏的竹简书籍，出现另一部《尚书》，比《今文尚书》多16篇，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所以称《古文尚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16篇《古文尚书》流散，以后再出现的《古文尚书》都被明清以来的学者论定为伪书。
西汉的《古文尚书》早已湮没不见，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献给朝廷另一部《古文尚书》，他把伏生的28篇拆分成33篇，又从当时的古籍中拼凑文句编出25篇，伪古文与今文共合58篇。为了这本伪《古文尚书》，唐宋以下不知多少学者费尽心思，宋代的吴域、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鷟，至清代的阎若璩和惠栋，历经几个朝代更迭才彻底证明了这部《古文尚书》是伪作。
然而，历史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惊人的转机。在清华简的文字上，历史学家们又看到了新的希望。这批竹简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属于早已湮没的古文尚书，如《傅说四声之命》等篇目。
除此之外，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发现，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这些史籍的出现，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其重要性难以估计。或许，清华简会在将来改变我们已知的历史。
2009年4月13日，清华大学公布了“清华简”入藏后的首批被释读的篇章，首次公布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周文王对武王说的遗言，另一篇是武王宴请伐耆国归来的周公等人的乐诗。这两篇文章都首次面世，对中国历史研究有重大意义。
清华简中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本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全篇共有11支简，每支22至24个字，其中第二支简上有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时对其子即后来的周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是过去没人知道的。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具有哲学意义。这也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的儒学有着共通之处。
另外一篇是周武王时的乐诗，这篇竹简一共有14支，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有找到，但已基本完整。在宋朝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商朝时离商都朝歌不远的小国耆国被周文王所伐，宋朝之后对这个问题出现争论，有了武王伐耆之说，一直以来这两种说法谁都没有获得充分证据。
在清华简的这篇乐诗上，我们为“武王伐耆说”找到了证据。简上记载了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后，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参加者有武王、周公、毕公、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其中有周武王致毕公的诗、周公致毕公的诗等内容，为过去所从未闻见。其中周公所作的一首诗竟然与现在《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诗有关，更是出人意料。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无疑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现。
通过对《尚书》的解读，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远古时期祖先的一些生活气息。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可是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文明一样，越古老的文化在空间距离上就离我们越遥远。远古或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很少，大多带有神话色彩，还有很多未解之谜需要今天的专家学者去探索。
“清华简”初步释读结果公布后，引起了文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各种观点讨论十分热烈。《光明日报》国学版还专门开辟“解读清华简”的专栏，刊登学者们讨论“清华简”的相关论文。
据公布的数据，如今初步解读的《保训》简和乐诗简加起来一共是25支简，这一数字与“清华简”2388枚的总量相比，只占了约1%，然而仅仅是现在公布的这些内容就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么，我们可以想像，“清华简”的其它部分还会有多少珍本秘籍？它们又将给学术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动呢？
现在，两千多枚“清华简”被安全地存放在保护室里，这里恒温恒湿，研究人员每天都密切关注着竹简是否有什么细微的变化，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它们就像一段沉寂已久的历史的证词，期待着在人们的解读下启开历史久远的大门。
根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安排，“清华简”的第一册整理报告将会在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正式出版。也许，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清华简”的价值才会更多地显现出来，而借助着一根根穿越了千年时光的竹片，更多的古代中国奥秘会渐渐揭开，我们也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走近我们的祖先，与他们对话。
清华简：改写历史的钥匙
“这次挖到了个历史学家”、“简上有很多惊人、震撼性的发现”——虽然距初次见到“清华简”已经10个月的时间了，76岁的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李学勤仍然难掩激动之情。他向记者一再强调:“我初次看到这批珍贵竹简时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2008年7月15日，一批约2000枚珍贵战国竹简由清华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购得后捐赠入藏清华大学。按照考古界的惯例，这批由清华收藏的竹简被称为“清华简”。之后，来自国家文物局、上海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荆州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11位专家，对“清华简”进行了观察鉴定。李伯谦、裘锡圭等历史、考古名家参与鉴定后得出结论，这批竹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可媲美“孔壁中经”与《竹书纪年》
竹或木制作的简，是纸发明以前我国用以书写的主要材料。一枚一枚的简，用丝绳编连起来，就称为册。简册上面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和墨写成的。“清华简”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10厘米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口袋书’这么大，这样长度的竹简在以前还从未发现过。”李学勤告诉记者，这批简中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文字大多精整，很少潦草，多数至今仍非常清晰。此外，“清华简”有的还有鲜红的格线，所用颜料是不是朱砂，还有待分析。
李学勤说，经过半年多的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05正负30年，即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与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根据初步鉴定这批竹简内容丰富，大多为涉及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典籍，而且内容大多在目前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未曾见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这批竹简在简牍形制与古文字研究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在现代考古史上发现数量最多的战国竹简之一，经过保护整理，估计能够整理出竹简1700多枚。”李学勤表示，战国竹简在现代的发现最早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只有零散的出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两次发现了大量的战国竹简，分别为800枚和1000多枚，但都比这批“清华简”的数量少得多。“它们足足可以与中国学术史上的两次重大发现，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孔壁中经’和西晋时期在今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竹书纪年》相媲美。”
由于“清华简”上的文字类似楚国文字，再加上同时入藏的，据说为同时出土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上有楚国艺术风格的纹饰，专家们初步判定“清华简”应该出土于古代的楚国境内。至于“清华简”上文字的具体内容，作为古文字专家的李学勤说，目前还不能全部读出来，“战国文字太难了，不容易解读出来，因为那一时期每个诸侯国的文字都不同，所以，破译它们的难度并不亚于解读商周时期的文字。”
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清华简”专家鉴定组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和古文字学泰斗、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作出的评价。而作为整理考释“清华简”的主要负责人，李学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要全面了解“清华简”的内容还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开始清洗竹简时起，在观察间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些还确实是惊人的。李学勤介绍说，“清华简”目前发现的一些内容珍秘，在历史上久已失传，堪称惊人。其中，整理出来的第一篇简书《保训》，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周武王时的乐诗，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据介绍，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保训》全篇一共有11枚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枚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据介绍，《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所包含的中道思想还很有哲学意义。
继《保训》后，“清华简”最新发现的是周武王时的乐诗。“这更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李学勤向记者介绍说，这篇竹简一共有14枚，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有找出来，但基本已完整。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李学勤特别解释说，关于“西伯戡黎”，《尚书》中曾有记载，但在《左传》、《史记》等史书中，都认为这是周文王时候的事，到了宋朝，学者们开始对此有所怀疑，但始终未得其解。而在“清华简”上，我们明确读到这件事发生在武王八年。
此外，众所周知，“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因为乐经在焚书坑儒中的亡佚而仅剩“五经”。令人欣喜的是，这篇竹简恰恰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极有可能是乐经的篇目，“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得有重要性。”李学勤说。
李学勤还向记者介绍，在“清华简”中还发现了编年体的史书，记载了很多《左传》、《春秋》、《史记》等上面没有的史事。此外，这批竹简中还有很多内容，似乎与《国语》、《仪礼》、《周易》等典籍中的内容相似，这有待将来进一步深入探讨和释读。
《尚书》失传千年后可能“复活”
“完全破译这些竹简，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李学勤告诉记者，由于“清华简”内容丰富，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因为忙于前期保护处理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详细检视。但从已有的检视结果看，“清华简”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发现了失传的《尚书》篇章。2000多年来，国人从未见到过的一些真本古文《尚书》篇章可能就在这些竹简之上。
由于历史流传的散佚，今天研究“经史”的学者并没有见过真正的“古文尚书”。《尚书》既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位列六经之首，一直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相传先秦时期孔子删《书》为百篇，但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大多遗失。至汉景帝末年，又在曲阜孔子后人宅屋的墙壁中发现焚书时隐藏的竹简书籍，里面有16篇古文《尚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16篇《尚书》流散，如今看到的古文《尚书》已被明清以来的学者论定为伪书。
“真本古文《尚书》很可能因为‘清华简’的发现和破译而‘复活’。”李学勤告诉记者，“清华简”中发现的多篇《尚书》均是焚书以前的写本，这些内容和历史上传下的伪古文《尚书》不同，在传世今文《尚书》中没有收入，它们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其文献价值不可估量，毕竟这可是两千年来首次出现真正的古文《尚书》。
“通过这批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焚书之前一些宝贵的文化遗存，也可以进一步理清先秦时代一些模糊和部分在今天还存有很大悬疑及争议的历史问题。”李学勤说，目前只是一些初步的研究和判断，研究这些竹简需要漫长的时间，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给每枚竹简进行红外摄影这样的基础性工作。”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国忠告诉记者说，根据近些年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依靠照片进行的，而最后的整理报告，更需要有高质量的图版。因此，对竹简的拍摄有比较高的要求。一部分不够清晰的简，必须采用红外线摄影等方法拍摄，尽可能使文字显现出来。李学勤也强调说，简的清理保护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应该以多学科结合的方式来探索和实施。尤其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是否脱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都须极为慎重地考虑。“如何保护得更好，本身就是一项科研课题。”李学勤说。
清華簡
清華簡是2008年7月由清華大學校友捐贈給母校的一批竹簡，其被鑒定為戰國中期偏晚的重要文物，其中記載有相信為《尚書》的部分內容，以及周武王時期的樂詩。目前尚在整理研究中。清華大學為此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並承諾資助相關學者。目录 [隐藏]
1 歷程
2 參見
3 引注
4 消息來源
5 出版
[编辑] 歷程
“清华简”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此批竹簡應是盗墓者盗挖後流散海外的。後來該校校友赵伟国於香港將其购回，并於2008年7月15日捐予清華大學入藏。按惯例，这批由清华收藏的竹简被称为“清华简”。同年10月初，对竹简的第一阶段保护清理完成，其年代估計為公元前約三至四世紀；據清華大學宣布，它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重要文物，大多在迄今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还没有见到过，其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同年12月受清華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的无字残片样品作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年份是：公元前305±30年，即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
第二階段工作由2008年11月起至2009年1月12日清點保护，並於同年3月開始初步释读研究的第三階段工作。為進一步整理研究，清華大學2009年4月25日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简称出土文献中心），其主任由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教授担任，並同时宣布清华简最终确定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共14支，還有個別殘斷之處沒找出來外，基本已完整。李教授指出，這批竹簡既有歷史價值，又有文學意義。書簡中第一批整理出的簡書為周文王臨終時對其子發的遺言；原文没有篇題，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而最新的发现，是周武王時期的乐诗。他表示，“有的诗竟与《诗经·國風·蟋蟀》一诗有关，前所未见，令人惊奇”，並稱竹簡上恰恰記載戰國時期的勸酒樂詩，可能與本已失傳的《樂經》有關係。
「清華簡」來源目前尚不明瞭，也未見清華大學公布科學鑒定結果的細節。無字殘片的碳測定無法排除使用出土竹木材料偽造古簡的可能性，而這種現像確實發生過。姜廣輝教授等學者對「清華簡」《保訓》篇內容已提出強烈質疑。姜教授指出周文王在位期間沒有稱王，與內容矛盾。此外，該篇中的「昔舜舊作小人，親耕於歷丘」不符合傳統說法，因為天子微時應作「躬耕」，上述寫法屬於明顯的錯誤。篇中文句與現存古代文獻有許多雷同之處，有抄襲嫌疑。
2010年底出版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ISBN 9787547501788 )。包括以战国时期楚国文字书写的《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九篇文献。
清华简：很可能改写中国上古史
去年7月，一批竹简通过校友捐赠流回清华大学，根据考古界惯例被称为“清华简”。经鉴定，这批共2388枚的竹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初步研究显示记载着失传 2000多年的《尚书》、周武王乐诗等，据称全部解读完成后有可能改写中国上古史。昨晚，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做客武汉大学珞珈讲坛，讲述“清华简”的来龙去脉。接收“清华简”——
“我永世不忘的一天”
“2008年7月15日是我永世不忘的一天。”据李学勤介绍，当天装载着竹简的塑料箱通过海关抵达清华大学，一开箱大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在流转海外的过程中，持有者大概为了卖个好点的价钱，用竹片把竹简托起来，但是他们用的竹片没有经过消毒处理，搞得竹简上全是霉点。”清华师生用最小最软的画笔洗掉霉点，把竹简泡入无菌水里。由于最长的竹简有48厘米，中心还定制了 70个盘子来存放竹简。
清洗过后，研究人员将泡在水里的竹简拍照用于研究。“我们把数码照片放在投影上，一条条地读。但是不能久看，第一是费眼，第二是这东西太好了，看了容易心情激动，所以每天只看半天。”李学勤讲得很风趣，“连看了3个月才粗读了一遍。”
学者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这批竹简时代清楚，成于战国中晚期，碳14测定结论是公元前305±30年；第二，这批简的性质是书籍，主要的记载属于经部，还有诗、书、礼、乐的内容。
释读“清华简”——
部分记载可能会与“曾国”有关
“清华简”中整理出来的第一篇简书《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即后来的周武王)发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另一篇周武王时的乐诗记载着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
最为激动人心的发现是失传2000多年的《尚书》重新面世。《尚书》是夏商周三代各种重要历史文献的汇编，据说孔子时代有一百篇之多，后由于秦始皇焚书大部被毁，汉朝初年只有29篇通过学者的背诵默写流传下来。在“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焚书以前的写本，有些有传世本如《金縢》、《康诰》等，但竹简文句与其多有差异，更多的则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它们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大意义难于估计。
李学勤还讲到，其中近150支竹简是一部编年史书，记载了从西周初年到战国早期的历史事件，填补了这方面史料的空白，其中有些记载很可能会与湖北“曾国”(曾侯乙编钟即来自曾国国君墓)有关。
定位“清华简”——
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财富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清华简”学术价值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可以改写中国上古史。昨天学生们问起了这个问题。
目前存世的文献竹简主要有3批,即1993年在郭店楚墓出土的“郭店简”和抢救回归的竹书“上博简”,还有就是“清华简”。李学勤表示，“郭店简”(出土自湖北荆门市郭店)以及“上博简”，以儒家和道家典籍为主，包括《老子》三篇等，在文化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与上述两批简不同，“清华简”所载内容属于学术思想的并不多，其中有一段像是孔子说的话，但还不能确定，“清华简”大量内容是反映上古史的，将为了解中华早期文明提供大量资料。
“清华简”部分研究成果公布后，部分学者曾对解读成果和竹简价值提出质疑，此前有媒体曾报道称“记者采访过程中多次遇到专家拒绝就‘清华简’发表看法的情况。‘清华简’仿佛笼罩着一层迷雾”。
对于“清华简”的价值，李学勤坚信不疑，他表示，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与解读，就是对该文明留下的经典进行传承和再发现，近年国学的大热，缘于全世界对中华传统文化认知的需要，“我们要做的就是研究整理一套经典的东西。清华大学的校领导一再表示，‘清华简’并不是清华所有，它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财富，我们将尽快出版整理研究报告，把资料提供给学界共同研究。”
竹简出土地仍然是个谜
李学勤披露信息令竹简来历更加神秘根据此前媒体广泛报道，“清华简”系“清华校友赵伟国境外拍得后捐赠”，但李学勤教授昨天的说法却有所不同，给“清华简”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
李学勤介绍说：“我们最早收到关于这批竹简的消息是在2006年底，消息说竹简当时已经流失海外，曾有学者看到过关于这批简的一点点材料，但消息被湮没在一堆伪消息中，并没有引起重视。当时看到的材料太少，学界很难判断这批简的真伪，也很难追溯它们的来源。
“持有这批简的人也不敢公开兜售。后来我们的一位校友得到了这批文物，并请专家到香港看了一部分标本。经过专家判断，竹简具有收藏价值，这位校友就把竹简捐赠给了母校。“按照这位校友的意愿，他是匿名捐赠的。2008年7月15日，这批竹简进入海关，送到了清华大学。”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今年5月李学勤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作了类似表述：“竹简来自境外，具体来自谁或哪个单位尚不清楚，也不知道这批竹简是怎么流失到国外去的，可以透露的是，捐赠人是一位清华大学的校友。”
记者查阅了2008年10月清华宣布收藏这批竹简时各大媒体的报道，清华大学当时的说法全部是“校友赵伟国境外拍得后捐赠”。清华大学刘国忠教授也曾向媒体介绍：“2008年7月15日，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成功拍下竹简，将其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
此前清华大学介绍“清华简”时对“校友赵伟国”都是一笔带过，如2008年11月《北京青年报》报道就称：“清华大学没有对外透露‘清华简’的流散过程、购买价格以及捐赠者赵伟国的一些情况。”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媒体报道经常提及的“清华校友赵伟国”系民营企业“北京健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来对清华“累计捐赠约5000万元”，2009年6月出任清华著名校办企业紫光集团总裁，拉开了持续至今的“紫光重组”的大幕。
“清华简”是否出自湖北？
李学勤：我们确实不知道
根据媒体的广泛报道，有专家曾表示“清华简”可能来自楚地，比如湖北、湖南这些地方。李学勤教授昨日就此表示，“清华简”出土地很难判断，至于流散过程清华方面则不好调查。
有专家此前曾表示，由于“清华简”上的文字类似楚国文字，再加上同时入藏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残部上有楚国艺术风格的纹饰，判定该批竹简应出土于战国楚国境内，大约也就是今湖北、湖南等长江中游地区。这一信息经媒体广泛报道后，引起了许多湖北读者的兴趣。
昨日，一位大学生提问：“能否从文字的字形和语句的文法来判断这批竹简出自我们湖北？”李学勤回答：“大家肯定关心这些竹简是什么地方出土的，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没法调查，只能根据经验推测是出自楚地，但由于学界目前对楚和其他六国的文字掌握得不够，尚无法明确判断，所以还是叫战国楚简为好。”
那么，从国内已经出土的竹简所用竹料和竹简制式，可否帮助判断竹简的出土地？李学勤告诉记者，清华大学曾委托中国林业科学院对“清华简”的无字残片做过树种鉴定，结果为“钢竹”，“‘钢竹’的范围很大，无从判断。”
清华大学方面是否曾联系过湖北或湖南等地公安部门尝试调查一下这批竹简可能是从哪里、什么时候流散出去的？对于记者提出的这一问题，李学勤表示：“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调查。”是否存在调查之后会被文物出土地追讨的担心？李学勤表示：“这不是学术问题，我无法回答。”
不过，在讲到关于“清华简”的研究结论时，李学勤表示：“经过测定，这批竹简成于公元前305±30年。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批竹简出自湖北，那么它的制成年代是在白起伐楚(公元前278年)之前。” (本文来源：新华网 ) 这些古物怎么跑到海外的？他们又是如何保存的？ 很好，很有价值。但是真伪到现在都还辨不清? 引用第6楼失语者于2011-02-14 11:26发表的 :
很好，很有价值。但是真伪到现在都还辨不清? http://www.qmhistory.cn/images/back.gif
要伪造一片内容孤立的竹简容易，但要伪造上千片内容相关的竹简基本上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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