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VS《红楼梦》

乱剑狂刀 · 发表于 2008-12-7 01:00:22

金庸认为小说自身可以介入历史，成为历史发展合力中的一维。《鹿鼎记》即为此而作。一部《鹿鼎记》，就是一部反《红楼梦》。《红楼梦》意在表明现实的社会中什么样的人是失败者，而《鹿鼎记》则要告诉世人现实社会中谁才是胜利者。《鹿鼎记》是超越了《红楼梦》的中国最伟大的小说。《鹿鼎记》诚然是金庸最奇特的一部作品。主人公韦小宝的形象，不但在金庸著作及所有武侠小说中戛戛独造，即求诸整个的中国文人小说，也无有其匹。
　　该书第36回末尾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可以由之而窥见金庸创作该书的动机，却往往被金学家们所轻忽：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其实此事说来亦不希奇，满清开国将帅粗鄙无学，行军打仗的种种谋略，主要从一部《三国演义》小说中得来。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水军都督的故事。实则周瑜骗得曹操杀水军都督，历史上并无其事，乃是出于小说家杜撰，不料小说家言，后来竟尔成为事实，关涉到中国数百年气运，世事之奇，那更胜于小说了。满人入关后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几为明朝之三倍，远胜于汉唐全盛之时，余荫直至今日，小说、戏剧、说书之功，亦殊不可没。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著名论断，即诗是比历史更严肃、更具有哲学意味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总是具有偶然性，而诗却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可然性与必然性来描写的。金庸已经不满足于“描写人性”（《笑傲江湖》后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他认为小说不但可以描写政治、描写历史，甚至自身都可以介入历史，成为历史发展合力中的一维。

　　近百年来，《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巅峰之作已为世所公认。金庸既然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介入历史，能够深刻描写社会，便会很自觉地把《红楼梦》当作他创作所能企及乃至超越的目标。在第50回有一段话：“后人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为御前侍卫，曾为韦小宝的部属，后被康熙派为苏州织造，又任江宁织造，命其长驻江南繁华之地，就近寻访韦小宝云。”忽然提及曹寅，不为无因。不仅如此，为了说明“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的道理，金庸在《鹿鼎记》后记当中列举了哈姆莱特、罗亭直至阿Q等一系列人物。在所列那么多的文学形象中，单单以贾宝玉作为与韦小宝相比较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金庸要把韦小宝当作贾宝玉的对立面来写。一部《鹿鼎记》，就是一部反《红楼梦》。金庸独具匠心地把小说主人公取名为韦小宝，这已经微泄天机之秘。考察这两部小说的主题意旨，其间更存在着惊人的对应。

　　《红楼梦》之作，意在表明现实的社会当中什么样的人是失败者。而《鹿鼎记》要告诉世人的是现实的社会当中什么样的人才是胜利者。从身份上说，贾宝玉生于钟鼎簪缨的贵族之家，衔玉而诞，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有；韦小宝则出身市井，生身之母韦春花是色相已衰的妓女，古语云笑贫不笑娼，韦春花则是一个贫娼，少年韦小宝无疑地处在社会最底层。二人结局更大大不同，他们都是对自己原有阶级进行了颠覆。其实从资质上说，两个人是很相像的，都聪明而不肯用功。贾宝玉固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韦小宝之顽劣不学则尤远过之。韦小宝做得到的，贾宝玉断断乎做不到，贾宝玉所拥有的批判性态度，韦小宝也永远都不会有。对于不得不面对的人生，贾宝玉先是避世，终于弃世；韦小宝则采取的是一种间世的态度：既不是像传统士人如书中顾炎武等人那样积极入世，也不曾像《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消极出世，而是左驾权力，右骖金钱，周旋于不同的政治势力当中，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他们天性相似而后天不同，始终有若参商，实因此二人在现实中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原则之故。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所谓的文化，其实是对人的社会生存和生物生存的压制。这种压制是为了保证人类全体的进步。人的各种基本的本能，如果有追求其自然目标的自由，就不可能发生任何持久的结合或保存。本能所追求的满足，永远是文化所不能给予的。因此，本能因其破坏性力量而必将受到文明的严酷压制。人类逐渐地认识到，追求直接却不稳定的满足未若追求延迟但是可靠的满足。这样就产生了心理机制由快乐原则到现实原则的转变。无论是人类的幼年期还是一些个人的幼年期，都曾有过快乐的阶段。这种心理机制的最终不得不转变实是一巨大创伤。因此，当人类需要向沉淀的记忆搜寻从前的快乐光景时，必定会为失去的乐园而黯然神伤。贾宝玉是一个不肯完成心理机制转变的典型。他坚持快乐原则，几乎是出诸本能地拒绝红尘中的浊气。他在宁国府上房内间看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联，“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第5回）他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实因男子多循现实原则生活。《红楼梦》之源，不是上溯到有史记载的年月，而是溯自鸿蒙初开，文化还未开始压制人类的“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即表明曹雪芹也是对最初的乐园永远企望。

　　人类的心理机制由快乐原则转为现实原则是被强迫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父亲一手执行的。贾宝玉最怕的是贾政。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贾宝玉尚能按照快乐原则在大观园中生活，因为有贾母元春的庇护。毕竟父亲只有一个，他的权力也就有限得很。韦小宝的母亲是妓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韦小宝自幼在妓院之中给人呼来喝去，‘小畜生，小乌龟 ’的骂不停口。”（第5回）他“在妓院中吃饭，向来只是坐在厨房门槛上，捧只青花大碗，白米饭上堆满嫖客吃剩下来的鸡鸭鱼肉。菜肴虽是不少，却从来不会跟人并排坐在桌边好好吃过一顿饭。”（第2回）韦春花的特殊身份为韦小宝引进的是泛父。所有的人都能够行使父亲的职能，以致韦小宝尚未来得及品味本能被压制的创伤就完成了由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的转变。在保存自己这一点上，他几乎是不学而能。在韦小宝摆脱了泛父阴影后未久，他即获得了代父陈近南。（第44回：“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作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坚持现实原则，在他是理所当然，故此方能一次次地履险如夷。

　　贾宝玉是贵族，韦小宝则是小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为的是表达他对于行将灭亡的贵族的不绝哀歌。金庸则意图告诉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中，只有小人才会获得煊赫的成功。《红楼梦》的基调是女性化的，充满了自恋的情结，而隐藏在《鹿鼎记》背后的则是历史的睿智。《鹿鼎记》是一部反《红楼梦》，它的基本精神是男性的、爱仁的，表达了金庸对于人类全体的历程和现状的悲悯。它不是对《红楼梦》的续貂，而是完全超越了《红楼梦》的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鹿鼎记》中反映的历史，便是人类文明社会永恒的历史。它产生在20世纪，但它决不仅仅属于这个世纪，它的影响乃在恒远之将来。

　　《红楼梦》是对现实世界的高度概括与象征，而《鹿鼎记》则重新建构了我们的世界。《鹿鼎记》真正做到了让现实模仿艺术，却不是相反。譬如，从王朔身上，我们便见到了《鹿鼎记》中刘一舟的影子。

勾陈 · 发表于 2008-12-7 18:37:51

鹿鼎记作为老金最后一部小说肯定不会是一部YY小说这么简单。
老金当时名利都有了，他是想突破一下的，仔细想想会有点东西！

启蒙访客 · 发表于 2008-12-7 19:15:46

没得一比

经士 · 发表于 2008-12-7 19:52:56

拿鹿鼎記比紅樓夢，好比紅樓夢比金瓶梅一樣，無法比，不在一個檔次。

乱剑狂刀 · 发表于 2008-12-18 03:37:12

引用第1楼勾陈于2008-12-07 18:37发表的 :
鹿鼎记作为老金最后一部小说肯定不会是一部YY小说这么简单。
老金当时名利都有了，他是想突破一下的，仔细想想会有点东西！

确实
称之为武侠也忒不恰当
架空历史吧

匿迹鲸 · 发表于 2008-12-18 08:40:39

可比性不大，评价过高

勾陈 · 发表于 2008-12-24 22:37:41

《鹿鼎记》是一部奇书，有人称之为反武侠小说，有人称之为政治小说，厚厚五卷，以清康熙初年为背景，用一个虚拟的人物描绘出中国政治文化下官场百态。书中主人公韦小宝成为混得开的代名词，而韦小宝的老婆之一双儿成为众多金迷心中头号老婆人选。金庸笔下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是病态的，因此才有韦小宝的飞皇腾达；金庸笔下的女性理想色彩浓重，男人某些时候都会幻想得到一个呼之则来，没事闪开，能解决问题不要报酬还无怨无悔的伴侣，双儿就是这样的角色。
　　智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与俄划界，历史上确有其事，按照教科书的说法，这都是“封建盛世”发生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影响……康熙、吴三桂、明珠、索额图，甚至包括吴六奇，《清史稿》皆有传，一个个道貌岸然，很严肃很周正。金庸要开中国历史的玩笑，便让一个小混混来到清朝，成为这些事件的亲历者或旁观者，让韦小宝跟这些历史人物交往，借助韦小宝的活动，借助韦小宝的成功，达到反讽的效果。
　　康熙登基，清入关尚不到三十年，官场已经承袭了前朝风格，满洲大员跟汉族官僚没什么不同，都要靠揣摩上意、溜须拍马生存发展。索额图、康亲王、明珠等结交韦小宝，可不是因为韦小宝人品如何高尚、学问如何厉害，只是因为他离权力轴心最近，对皇帝的动态和心思了解最多。韦小宝不学无术，厚黑学是一等一的，他与朝中大员结交，互为奥援，共同挖公家的墙脚。康熙也利用韦小宝与朝廷大臣的关系，通过韦小宝，为自己的行政方针铺路。韦小宝在官场打滚，老于世故，应付头脑简单的武林人士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就连老奸巨滑的神龙教主也被他耍得团团转。韦小宝的政治经验一方面来自于他的世俗智慧：花花轿子人抬人，朋友多了好办事。另一方面，则是从他第一位结义大哥索额图那里学来的。查抄鳌拜家产，索额图教会韦小宝侵吞公款，后来韦小宝遇事拿不准时便会去索额图那里讨主意。
　　历代皇帝都会要求手下官员做清官，做能臣，康熙也不例外，然而，让康熙郁闷的是，朝堂上都是一些墙头草，鳌拜当权时，没有人敢弹劾；吴三桂权势鼎盛时，朝内收了贿赂的，都会为吴说好话。他最得用的人，竟是一个小滑头。但这个小滑头，比官场老油条们讲义气，危急时刻，还会为小时候的兄弟挡剑。韦小宝与索额图们不同的是他身上尚有三分江湖气，他佩服那些忠烈义气志士，与天地会的人交往，便多几分真心，对师父陈近南，有发自心底的热爱。韦小宝看重吴三桂手下杨溢之，因为杨是条汉子。康熙亲政后，与韦小宝的朋友情分越来越淡，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为何？专制体制下，义气这玩意不合时宜，皇帝要的是能办事的奴才，而不是跟自己平起平坐的朋友！官场实在太坏，官员贪污的同时，能给老百姓做一点实事，就算好官。所以韦小宝离开台湾，台湾百姓居然舍不得他。
　　江湖气与官场格格不入，康熙喜欢韦小宝讲义气，却不能容忍他的其他身份。江湖是一个游离在集权之外的边缘地带。作为集权首脑，康熙自然要除之而后快。而处在边缘的江湖，总有人蠢蠢欲动，觊觎中心位置。表面上看，江湖与庙堂，针锋相对，仔细看去，两者本质相同，在组织文化方面尤其一致。天地会不是民主机构，也是总舵主说了算的地方，总舵主的徒弟，虽然不怎么得人心，照样能做青木堂的香主。陈近南不是江湖莽汉，他在台湾也是肱骨大臣，提拔韦小宝本意是为平息青木堂事件，让韦小宝过渡一下。神龙教内部就更乱七八糟了，老哥们仗着历史上的功绩，对教主不那么敬重。神龙教主便利用年轻的夫人和新培植的力量剪除革命勋旧。这套把戏在中国历史上一次次上演，虽然戏路老套，却常演常新。神龙岛上的政局说白了就是狡兔死走狗烹的戏码，可叹神龙教众还把责任推在苏荃身上。韦小宝被卷入神龙岛内讧，他对神龙教印象极差，去下三滥的地方不好带天地会的兄弟，就带神龙教的人去。因为神龙教的人在豹胎易筋丸控制下，早没了做人的尊严（跟日月神教有点像）。韦小宝游走在几个团体之间，不用学会三种生存法则，朝廷有大小，混法无差别。要比较政治到底进步了多少，看看韦小宝现象的分布情况很能说明问题。
　　韦小宝这个人物身上有底层游民的奸猾，有江湖侠士的义气，有衙门贪官们的城府，也有大人物的气量。他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明白溜须拍马不是真本事，倾心结交有真本事的人物，绝无嫉妒之意，所以，每次遇险都能化险为夷，与其说是运气好，不如说韦小宝平时功课做得到位。相比之下，郑可塽小肚鸡肠，杀死陈近南，自毁长城。
　　比起阿Q，韦小宝是另一类国民性的代表，伶俐混得开，所以有很多人追捧。一些时时准备走捷径的“世故人”幻想成为新时代的鹿鼎公，却不想想自己是否有韦小宝的眼光、气量和自知之明。
　　

精测组 · 发表于 2011-1-15 15:41:03

写得好，勾陈也评价的好。
说句题外话，实际上，从文学价值来说，金瓶梅并不逊于红楼梦，甚至还略有超越。只是在主旨立意上，红楼梦更深刻些，能将其美学悲剧性拓展到极致，可惜的是结局部分遗失了。
金瓶梅则结构更完整，败笔之处在于结尾的宿命论，这是作者才学品味和思想境界差别造成的，是历史局限。所以实在可惜，中国当时没有发生文艺复兴类的思想变革。

亦非台 · 发表于 2014-5-13 22:24:05

可比性不大，评价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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